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东西方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东西方论文,视野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1-0012-09
东西方民族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问题是“全球化的民族问题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列宁的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也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但并未专门对这方面的问题作批判性探讨。由于东西方民族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问题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开展对这方面问题的批判性探讨，不仅有助于为全面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民族问题系”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而且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一
在国外学术界，对东西方民族主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始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基本完成，民族发展问题越来越凸显，从而使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霍布斯·戴维斯的《朝向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帕尔塔·查特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吉尔·德拉诺瓦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就是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代表作。
探讨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楚东西方民族主义间的区别。就这方面的研究而言，帕尔塔·查特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关于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区分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民族主义，“一种类型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另一种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这两种类型都建立在接受一套共同体标准的基础上，这一标准是用来衡量各民族文化发展情况的”。不过，构成这一标准的观念及其“思想来源基本都来自西欧。法国和英国作为文化、政治、经济的领跑人，并可能因此受到羡慕和妒忌，但是在它们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同时，在‘认为自己已经高于其他民族’的西欧，出现了‘国际礼让’。结果，当民族主义在西方其他国家出现时，尽管根据领跑者设定的标准，它是弱势意识的产物，但能感觉到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已经武装起来，竭力去达到那些标准。……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文化上借用外族的文化来武装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对普遍标准的接受使人们产生了对弱势的认识，但从根本上看，普遍标准本身并没有被看成是和民族文化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东方’民族主义出现时的情况是，‘人们才刚刚被拖入一种迄今为止对他们而言还是陌生的文明中，他们的祖先的文化不适应于世界性和日益占优势的标准的成就和优点’。他们也按照西欧先进民族推行的全球化标准判断出了本民族的落后状况。但在这里有一点很特殊，即他们也认识到这些标准来自外国文化，本民族传承的文化并不具备使自己达到那些标准的必要条件。因此，‘东方’型民族主义意味着从文化上‘重新武装’这个民族，要改造它的文化。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异族文化，因为这样民族将会失去自己的特性。因此要尝试去复兴民族文化，使其既适应进步的需要，同时保留其特殊性”。① 在帕尔塔·查特吉看来，由于东方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上述的不同，东方民族主义自身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深层矛盾：“‘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它模仿，因为它接受外国文化所设定的价值观。但它也拒绝，‘事实上有两种拒绝，而这两者又是相矛盾的，拒绝外国入侵者和统治者，却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也拒绝祖先的方式，他们既被视为进步的阻碍，又被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因此这个矛盾的进程同样令人困扰。”②
帕尔塔·查特吉关于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区别的观点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认为西方的民族主义没有内在的文化冲突③，而东方的民族主义则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化冲突。因为，近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主义是在与西方民族主义的碰撞中产生的。对于东方各民族来说，这种碰撞最初是以不自觉的、被强迫的形式出现的。而对西方民族主义来说，这种碰撞带有整体上的强烈的侵略性。进而言之，东方的民族主义，其形成和发展的路径是极为崎岖复杂的。它对被模仿的对象是既模仿又敌对、既学习又拒斥。持上述观点的国外学者不仅仅是帕尔塔·查特吉一人，他们对东西方民族主义间文化差异的探讨是有意义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局限性，即把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差异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差异”。实际上，“文化差异”不能在最终的意义上解释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差别，恰恰相反，东西方民族主义间的文化差异要由东西方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的演变来解释。东方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复杂的文化心理绝不仅仅是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自觉的问题。例如，对东方民族主义来说，“学习什么”、“拒斥什么”以及“学习”与“拒斥”间关系的特点等，将会随着东方国家在世界历史范围的发展和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关系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如果说还有不变的，那只有一点，即追求本民族在世界中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对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东方各民族来说也会有所差别。
文化矛盾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决定的，从纯文化的角度是解释不了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文化矛盾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文化矛盾不是自生的，而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在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先优势，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实现全球范围的殖民化政策的直接产物。因此，东方民族主义内在文化矛盾是通过东方民族和国家在与西方民族和国家的非对称的交往中产生的。可见，所谓“既模仿又敌对，既学习又拒斥”，其根源并不在于东西方民族主义的文化差异，而在于东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交往的不平衡性。当这种不平衡交往反馈到民族精神领域的深层，才形成了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而言之，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文化矛盾不是由于其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文化差别所致，而是由其与西方民族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所致。“既模仿又敌对，既学习又拒斥”，正是东方民族主义对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文化反映。如果不对造就东方民族主义内在文化矛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加以深刻剖析，那么东方的民族国家就不可能真正探寻到强盛之路。因为，就文化而论文化，东方的民族主义永远摆脱不了上述文化矛盾，从而也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着两类“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一类是强烈祈望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能够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中国虽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文化强大，等等。另一类是把西方文化视为先进文化的一般，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具有普世意义。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在试图使作为东方民族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的中国民族主义从上述文化矛盾中摆脱出来。然而，在当今东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不对称的状态下，这两种努力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因为，前者必然导致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后者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就前者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强盛是需要以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强大为支撑的。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并没有错；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也没有错。但如果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在世界上还不强大，其在文化上却很强大；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能够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代，一个民族文化的强大，其标志主要有二：一是对当代世界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世界对一种民族文化是否认同，其标志主要不在于是否尊重这种民族文化，而主要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二是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重要贡献，并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制约世界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强大”的这两个主要标志是不可能脱离开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支撑的。脱离开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支撑的“民族强大文化”，脱离开“对当代世界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并在一定的意义上制约世界文化的发展”的“民族强大文化”，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后者而言，西方文化中的确包含着许多当代先进文化的成分和要素，不过，西方文化不是先进文化的一般，更不是什么普世文化。例如，自由主义无疑是属于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中也有反自由主义的文化流派。此外，有的西方文化流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曾演变为法西斯主义文化。这说明，西方文化的内部也是有差别的，不能统而论之。
国外学术界有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前世界冲突的主体是政治和军事，而“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体是文化（或文明）。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的亨廷顿。目前，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在我看来，虽然“冷战”后文化的矛盾的确越来越凸显，但它并不是冲突的根源。理由是：其一，“冷战”结束后，地区性军事冲突出来没有间断过，军事实力仍然是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重要依据，军事实力依旧是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其二，“冷战”结束后，凸显的不仅仅是文化矛盾，各种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也同样越来越凸显出来。而文化矛盾往往就是各种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曲折反映，虽然文化矛盾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三，文化矛盾的凸显是相对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全面的军事对抗而带动的全球性的军备竞赛的格局的消解而言的。在这种格局中，文化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因为它突出的是直接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政治控制。这样解释并不是说冷战时期没有文化矛盾，而是说，“冷战”期间被遮蔽的文化矛盾，在直接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政治控制结束后爆发出来。尽管如此，文化矛盾归根结底是不同民族和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利益方面的矛盾所致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纯粹的、脱离了民族和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文化矛盾是不存在的，当然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脱离了民族和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文明冲突。所以，即便是亨廷顿本人后来也对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他不承认“反恐”和对伊战争是“文明冲突”就是一例。
二
近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主义之产生，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这种冲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近代西方主流文化（人们称之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一类是近代西方非主流文化（如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思潮）的冲击。对于东方民族主义来说（至少对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前者的冲击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
东方民族主义在文化上产生的背景是与殖民文化分不开的。殖民文化可分为“野蛮的殖民文化”和“温和的殖民文化”。这里所说的殖民文化是“野蛮的殖民文化”，即一个民族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向另一民族强行灌输、迫使其接受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其内部纯粹自生的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要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个民族通过正常交往而自然而然地汲取的外来文化就不属于殖民文化。无论“野蛮的殖民文化”还是“温和的殖民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接受一方是“去主体化”的。当西方文化以“野蛮的殖民文化”的形式与东方民族文化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东方的民族主义就产生了。东方民族主义一经产生就遇到了自身排解不了的矛盾：一方面不得不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壮大自身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必须要抵御文化的殖民化；一方面不得不作为学生来学习，另一方面又必须作为保卫者来反抗。这种矛盾使东方的民族主义在其内部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因为，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保卫什么，怎样保卫？这在东方民族间以及东方各民族内部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和政党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当然，因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殖民化程度的不同，上述矛盾在东方各个民族中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东方民族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它必然要分化为不同的形态，这就形成了东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虽然“东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统一的称谓也有其一般的特性，但这种一般的特性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凸显出来（如在遭外来势力侵略等情况下）。这对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如此。
由于殖民文化归根结底是为殖民者对殖民地长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统治服务的，而东方民族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合理之处，所以，东方的民族主义一经形成，它在其文化上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西方文化和本国文化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西方文化的侵略性与合理之处似乎总是处于相互否定的状态，从而使东方民族主义在对待西方文化与本民族文化间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心理：一方面，要用从近代西方文化中“拿来”科学、民主和自由来批判腐朽的、独裁的国内统治以及作为支撑着这一统治的旧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抵抗外来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的过程中对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自由”采取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防范态度，并试图把本国文化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由此，“文化认同”问题就产生了。时下人们常说民族主义在文化上就是“文化认同”，一般说来这并不错，但要加以补充和说明，以进一步揭示“文化认同”的本质。所谓“文化认同”，并不简单地是民族身份的认同，它在其本质是要实现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和发展。所谓“文化认同”的深层含义就在于此。所以，亨廷顿关于“文化认同”就是搞清楚“我们是谁”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找到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路径，那么“我们是谁”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我们是谁”只是“文化认同”的表层，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继续存在和发展是“文化认同”的深层。至于怎样实现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停留于“文化认同”的表层只能产生文化保守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的逻辑结果必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民族文化陷入“认同”危机。
在文化冲击中，近代西方非主流文化（如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思潮）对东方文化的冲击与前一种冲击的性质完全不同。用时下比较时髦词语来说就是“现代性”冲击和“后现代性”冲击的区别。如果说，第一种冲击在其文化上给东方民族带来了难以摆脱的特定矛盾和困惑的话，那么，第二种冲击就给东方民族带来了摆脱这种矛盾和困惑的希望。不过，这种冲击的效应和程度在东方各民族中也是不一样的，至少对中国冲击的程度就很大。这里以最初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为例。
作为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逻辑上的继承者和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科学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产生了巨大的、持续的冲击力，进而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其根本原因在于：首先，马克思主义与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文化心态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使在矛盾和黑暗中摸索的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可以指引他们走出黑暗的“真理的火炬”。对先进的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激进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作了科学的批判，这就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文化上获得了批判、抵御殖民文化和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冲击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又使先进的中国人获得了按照时代发展规律和趋势重构中国文化的科学指导思想。其次，马克思主义与先进的中国人急切探寻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文化心态相契合。不仅马克思主义关于没有阶级、剥削、压迫和人人都有高尚情操与充分自由，同时个人的和社会的生产力都充分发展的未来社会的论述，对处于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严重的物质匮乏困扰下的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它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指明了实现人和社会彻底解放的道路。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功能满足了深深地积淀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文化心理中对“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理想社会的追求。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流在以后的发展中就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虽然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使中华民族从上述矛盾和困惑中真正摆脱出来。中华民族从上述矛盾和困惑中真正摆脱出来，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华民族自身的经济、政治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进而言之，就中华民族自身的经济、政治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结构的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间的关系而言，前者是“第一性”的。中华民族自身的经济、政治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结构的变化程度和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冲击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在以往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更注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批判的一面，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它所强调的汲取“资本主义制度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一面。这种忽略，给中华民族后来的长远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危害。
三
正确把握东西方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碰撞的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是全面认识“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及其相互间关系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环节。东西方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碰撞的形式和内容会随着双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交往的变化而变化。
近代意义上的东西方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碰撞的形式和内容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殖民化阶段。这主要指从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民族主义文化交往的过程，其时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化阶段”并非指这个时期传播的都是殖民文化，而是就当时东西方民族主义文化交往的总体性质来说的）。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东西方文化交往在总体是建立在以西方对东方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基础上的，故东方民族一方面在军事和政治的抵抗运动中批判其落后的原有文化和试图汲取西方文化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抵御西方殖民文化并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来彻底改造传统文化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局限性。
二是非殖民化阶段，其时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所谓“非殖民化阶段”，是指被压迫民族摆脱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并进而在其形式上摆脱文化殖民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在其形式上摆脱文化殖民化”特指这样一种样态，即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的普遍展开和苏美两大世界性集团在军事上的对立，东西方民族在文化交往方面也是相对隔绝的，因此，东方各民族在文化上摆脱被殖民化只是形式的摆脱（而不是内容上的摆脱，即不是在充分交往中的摆脱④）。进而言之，由于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对立导致文化的相对隔绝，因此，在军事和政治上获得解放的东方民族很自然就在文化上摆脱了被殖民化的状态。不过，对此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处于上述样态的民族国家只是指获得民族政治独立后被纳入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性阵营（或倾向于这一阵营或至少保持中立）的民族国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文化殖民化的过程仍然在进行着。但这与第一个阶段的文化殖民化已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作为宗主国一方，其文化传播往往带有野蛮的形式和内容。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在本国国内，宗主国往往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联结在一起；而对其殖民地，宗主国文化殖民又或多或少带有文化专制的、非自由主义的特点，他们在不少落后国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扶持专制政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在非殖民化阶段，西方国家的殖民策略有所改变，按杜鲁门主义的说法就是：“全世界的自由人民期待我们支持他们维护自由。”⑤
从纵向看，非殖民化阶段也是比较复杂的。这个阶段又可分前后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丘吉尔的《和平砥柱》发表和杜鲁门主义产生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加入联合国为标志）。第二个小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苏东剧变为标志）。在第一个小阶段，两大阵营间的对立最为严峻——“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政治上的“绝对斗争”、经济上的相互阻隔，直接导致文化上的相互排斥。虽然，东方民族主义的内部也有矛盾，但对西方集团的基本态度是大体上一致的（这对西方集团也是如此）。东方的许多民族和国家正是在这种相互排斥中摆脱了文化的殖民化的。而在第二个小阶段，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加深乃至激化，东西方的对立开始出现了某种“解冻”的迹象，这种迹象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最终在其他历史条件具备时导致了“冷战”的结束。在这个小阶段上，西方民族主义特别是美国民族主义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一种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而且必须接受的文化来积极地以各种形式向东方加以推广，虽然此时在整体上还尚未形成新殖民化阶段。
三是新殖民化阶段，其时间持续到现在。何时结束，难以预料。新殖民化是指苏东剧变以来的东西方民族主义交往过程的总体特性。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标志着东西两大世界阵营对立的消解（苏美两大阵营的关系并不等于本文所说的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有交叉性，但不相互等同），但这两大阵营间对立所涵盖和制约的矛盾并没有随着世界大战直接威胁的消除而化解。或者说，世界大战的直接威胁虽不复存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这里既有断裂，又有持续。而持续比断裂更凸显。所谓断裂，即指原有的以直接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为标志的殖民地形态不复存在了，世界大战的直接威胁消除了，国际关系格局（指以苏美两大阵营对立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谓持续，即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矛盾的本质没有变。在这里，借用有些学者关于对“新帝国主义”的概括，倒是比较适用于对新殖民化阶段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描述：即不再是以占领殖民地作为标志，而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作为标志；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以软权力特别是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基础，在全世界把西方民主特别是美国式民主普世化。⑥ 我把新殖民化阶段上的殖民文化称之为“温和的殖民文化”。
从文化来看，在新殖民化阶段，东西方民族主义关系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在“冷战”结束后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转播渠道。其二，与以往相比，这种传播在形式上是非强迫的（即不以直接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控制为前提的），但其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以往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三，“文化认同”危机成为东方民族主义遇到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其四，不平等的文化交往。在这个阶段，文化交往是全面的，但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传播能力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的态度上。主要表现是：在处于传播强势的同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非西方国家文化采取的往往是一种放大了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而大多数东方国家，其主流民族主义在处于一种传播弱势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往往处于完全开放状态，虽然预防心理无刻不在。当然，此时，也有的东方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戒备（如伊斯兰文化）或激烈的对抗状态（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化），但这种戒备或激烈对抗状态在整个世界民族文化交往中不占主导地位。其五，在新殖民化阶段，殖民化阶段的矛盾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抵御西方特别美国文化的殖民主义与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而这种矛盾往往又被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与人类文化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全球化间的关系以及文化的多元共生与文化冲突间的关系所裹挟，在不同的东方民族主义那里表现为具有不同特定的文化矛盾。
新殖民化阶段也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一是从苏东剧变到“9·11”事件发生前。在此小阶段上，虽然世界性大战的直接威胁消除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阻隔基本化解了，但“冷战”时期的矛盾和思维方式还大量存在，故本来非殖民化阶段结束后而应该呈现出来的各种民族矛盾（包括民族文化间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地被暂时压抑住了。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加剧（如世界性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采取单边主义，“9·11”事件最终发生了。二是从“9·11”事件至今。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在意识形态（这里指具有强烈的制度色彩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下降到次要地位的同时，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成为各民族国家共同的对立面，世界性的民族矛盾全面爆发出来。这种世界性的民族矛盾在许多场合下往往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一小的阶段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族主义试图在文化上使全世界达到“同一”，从而美国文化“普世化”的倾向越来越凸显，随之，民族文化的矛盾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越来越严重。所以，民族国家仍然继续在国际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同时，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凸显。
新殖民主义必然强化文化霸权主义；只有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才能够维护新殖民主义。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新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是同义词。一般说来，新殖民主义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完成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相对硬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下降。在21世纪初，美国学者贾吉就告诫世人：“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而不是上升。1950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27％，如今占22％；它在全球出口中的比例同样在持续走低。1953年，美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值的24.6％，如今只占16.1％。”⑦ 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直接靠军事和政治维系、以直接占领别国领土为目标的传统帝国主义的形式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为了维持历史上形成的霸权，就必须更多地从文化入手。其二，由于全球问题和国际争端的复杂性，多边协调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使国际力量的多极化成为制约国际力量的单极化的一种趋势。上述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构成了新殖民主义取代旧殖民主义的必然性。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要维护其对世界的帝国统治，只能尽可能地发挥其文化优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方法论上看，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实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就一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意义。因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控制世界的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只有淡化了弱势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他们才能减少掠夺的障碍和代价，从而实现霸权利益的最大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少其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往往在把本国的民族主义极端地“国际化”的同时，尽可能地否定东方国家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并以所谓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替代民族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化认同的意义，但这在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当然，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否定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是与西方人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产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惨痛的记忆和映象。这种记忆和映象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鼓动和宣传中部分地转化为对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彻底否定。因此，在不少西方人眼中，“民主制度”、“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东方的“民族主义”、“非民主制度”和“反世界主义”也是同一个概念。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布了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新的国家安全研究报告。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这一报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提出所谓“积极而富于远见的世界观”，并运用他们的实力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推广这种世界观；二是打算“利用一切可行方法和手段帮助尚未达到民主标准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三是试图用世界性的“民主同盟”或“民主国家协约”取代联合国。这一报告的主旨就在于把美国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普世化”。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打着反民族主义旗号的最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
总之，在新殖民化阶段，对于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在相互交流中把握抵御文化殖民主义与汲取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成果结合起来。“不能因为人类可能具有的价值共识而陷入普世价值的政治陷阱，当然也不能因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而拒绝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否定人类的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价值共识。”⑧ 积极的、健康的、理性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应该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四
要全面认识东西方民族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还应正确把握东西方民族主义各自内部的差异。迄今为止，无论是东方民族主义还是西方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从来没有统一过。如果要说统一，也只是在某个时期的某个问题上的共识。当然，西方民族主义的差异与东方民族主义的差异是有所不同的。
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兴起之初，西方的民族主义就存在着差别——以法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按照霍勒斯·戴维斯的说法：一种“是启蒙型的民族主义，大体上‘理性多于感性’，另一种则是‘基于文化和传统’，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赫尔德和费希特发展了它，认为民族是一个自然的集合体，因此‘是一种神圣的、永恒的、根本的东西，比起人类创造更为合理’”⑨。霍勒斯·戴维斯这种看法未必完全准确，但它试图把握西方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起源上的差别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从整体看，西方的民族主义中既有以法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也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但更多的是这两者的结合。不过，这两种民族主义比较典型，故在分析西方民族主义的多样性时是必须要充分注意到的。
以法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是西方最早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以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代替了上帝认同和君主认同，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确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正如卢梭所说：“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司法、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⑩ 罗伯斯比尔把国家视为由既是公民又是最高主权的成员的个人构成的，从而将卢梭奠定的民族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由卢梭奠定的、后由罗伯斯比尔发展的民族主义理论就是法国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有的西方学者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从开始形成就凸显了这样两个特点：其一，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视为一体，强调民族文化观念的普世性，把人的理性即人的天性作为民族追求的目标；其二，强调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国家为公民服务。因为，人人自由平等，主权在民。法国民族主义在法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就法国本身而言，所谓公民民族主义或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并非持之以恒。在普法战争后，法国又深受另一种民族主义即族裔民族主义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把以法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作为西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典型。
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产生要晚于法国民族主义，虽然早在法国民族主义产生之前德国民族主义由以产生的理论准备就已完成（有的学者把这种完成了的理论准备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从西欧的各个文化间的关系来看，德国民族主义是在对贯穿于法国革命的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浪漫主义在其中的影响不可忽略。赫尔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在总结和推广德国民族主义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人类理智只是人的多种能力的一种，而且不能将其简单化和滥用，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也不是什么普世的价值观。其二，强调整体对个体的绝对权威。自由不是纯粹的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才能表达个人的自由；或者说，个人只有在无条件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由。其三，强调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对一个民族和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性，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显然，德国民族主义与法国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当然，德国民族主义也蕴涵着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极端化发展就形成了后来的法西斯民族主义。
正是因为西方民族主义从其源头上说，其内部是有差别和矛盾的。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在称谓上使用“西方民族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一个“整齐划一”的西方民族主义。在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的民族主义又有了新的变化：以西欧为主体的欧洲部分进入了所谓的“后民族主义”时期即大国民族主义阶段，而美国仍然坚持传统的民族主义。不过，这种新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以西欧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的内部差别。
东方民族主义也是如此。东方民族主义大体上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大体相吻合。从文化背景看，东方民族主义最初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其强调民族国家权威这一点而言，与德国民族主义有较多类似之处；但就其所包含的一些发展内容而言，与法国民族主义又有较多的类似之处。不过，东方民族主义内部也是有差异的。从历史上看，这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被殖民化的程度等有直接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东方民族主义是指导东方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11) 这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停留于这种一般的认识上。东方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指导理论（虽然不同的东方民族主义也有其共同点），对其复杂多样性要作具体分析。东方民族主义在东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最初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其主流在以后的发展中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故具有强烈的制度色彩。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国的民族主义又有所不同。印度的民族主义具有比较突出的宗教道德色彩、并与小生产方式联系得比较紧密，但并非受印度教影响的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是如此。在伊斯兰世界，由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复杂性，民族主义更是多种多样。即便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同一的。目前在中国，既有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主流民族主义，也有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非主流的民族主义。这就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整体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在东方社会内部，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主义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一些历史学家往往把东方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部和阿拉伯东方这五个地区，但这种划分值得推敲(12)，因为至少它不利于分析东方民族主义复杂性和多样性。
由上可见，东方的民族主义虽然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并在其形成后与西方民族主义又相互影响，但东西方民族主义内部的差异是很大的，正是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特点。只有正确认识东西方民族主义各自内部的差异，才能进一步全面把握东西方民族主义关系的复杂性。
注释：
①②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第1—2、2—3页，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③ 当然，讲西方的民族主义没有内在的文化冲突，是与东方的民族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整齐划一”的。
④ “内容上的摆脱”有两个标志：去文化的殖民化与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的有机统一；构建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与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的有机统一。而这两个统一的实现是建立在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极大发展基础上的。
⑤ 杜鲁门主义的主旨就在于：遏制社会主义，打击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把整个世界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规定的轨道。依据杜鲁门主义，美国在经济方面推行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在军事方面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⑥ 朱世达：《“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载《美国研究》，2004(2)。
⑦ ［美］克拉克·C·贾吉：《美国的文化霸权：21世纪主宰全球的希望所在？》，载《政策评论》，2002(1)，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2)。
⑧ 陈先达：《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载《哲学研究》，2009(4)。
⑨ ［美］霍勒斯·戴维斯：《朝向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转引自［印度］帕尔塔·查特古：《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第27页。
⑩ ［法］卢梭：《走向澄明之境——卢梭随笔与书信集》，第274—275页，何祚康、曹丽隆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0。
(11)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第9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12) 一般说来，东方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而不是地缘范畴，凡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都属于东方。因此，把东方仅分为这五个地区，多少偏离“东方”这一范畴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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