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非理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理性主义论文,精神分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2)01-0072-04
《精神分析引论》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经典。弗洛伊德主义(Freudism)，因其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而得名，它又称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理论。这一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精神分析开始只是一种探讨精神病及利用“精神宣泄法”或自泄法治疗神经官能症的理论和方法。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弗洛伊德主义不仅成为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而且它的理论原则和观点也被广泛运用到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并逐渐由一种无意识心理学体系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生哲学”。
一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出生于犹太人的家庭。青年时在维也纳大学学医，后来他成为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长期在维也纳开业行医，精神分析学就是他当时在研究和治疗各种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过程中逐渐创立的。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无论是荒诞的理论还是科学的学说，都不可能是学者的凭空杜撰，而必然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亦是如此。弗洛伊德是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当时的奥匈帝国集中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一切矛盾。因此，在奥匈帝国的这个时代，阶级压迫、民族歧视，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在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中，家长制统治和浓厚的宗教气氛，社会禁忌的繁缛和残酷，性道德的伪善和压抑，使许多青年人在两性关系上蒙受苦难。其结果之一是导致精神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正是反映这一社会情况，并适应社会需要，在治疗精神病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这一社会环境对弗洛伊德的泛性欲主义的形成也具有直接的影响。20世纪，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神经官能症心理学。他聚集得意门生在1902年组织了“心理学星期三学会”。他们每逢星期三下午在一起讨论精神分析问题。1908年，这个学会改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这时期的精神分析学者，都属于古典（正统）弗洛伊德主义，其代表人物除弗洛伊德本人，还有他的学生与合作者：阿德勒(Alfred Adlor,1870～1937)、荣格(Carl Jung,1875～1961)、琼斯(Emest Jones)等人。
弗洛伊德自己曾多次提出这样的看法，这就是精神分析有两个为世人所不容的基本观点：其一“是肯定精神过程本身都是潜意识的”；其二，是泛性主义观点。事实上，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这两个基本理论，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也有分歧和争论。阿德勒、荣格等企图摆脱弗洛伊德学说中明显荒谬的东西，因而在1911～1913年间，他们先后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分别形成了精神分析的阿德勒派和荣格派。阿德勒的心理学称为“个体心理学”，荣格则称为“分析心理学”。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真正摆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内容。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他们虽说要抛弃精神分析中的一些可厌的成分，然而，他们所抛弃的却又被他们改头换面塞进自己的体系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
作为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经典著作《精神分析引论》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如下三方面的思想：
其一是它主张潜意识决定人的全部精神活动。
根据弗洛伊德定义，潜意识是有异于前意识的无意识。因为前意识有可能重新进入意识，至于潜意识则是不准侵入意识的。弗洛伊德重视潜意识，必然相应地轻视意识。我们知道，传统心理学理论认为心理的就是意识的，意识的就是心理的。弗洛伊德则认为，这个公式不能成立，因为“意识不是心理的实质，而只是心理的一个属性，一个不稳定的属性，因为它是旋即消失的，消失的时间较长于存在的时间。”
由此，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系统可比作一个大前房，在这个前房内，各种精神兴奋得都像许多个体，互相拥挤在一起。和前房相毗连的，有一较小的房间，像一个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负守门之责，对于各种精神兴奋加以考查、检验，对于那些他不赞同的兴奋，就不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可以知道，那守门人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它们赶出，那都不大重要；因为那只是他在辨认上的周密敏捷的程度问题。这个比喻现在可以用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房内，潜意识内的兴奋不是另一房子内的意识所可察知，所以它们开始是逗留在潜意识内的。它们如果进逼门口，而为守门人赶出来，那么它们就不能成为意识的：那时我们便称它们为被压抑的。但是就是被允许入门的那些兴奋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只是在能够引起意识的注意时，才可成为意识。”
当然，对于“心理等于意识”这个公式，我们也是不同意的；我们也认为心理历程应包括意识和无意识。但是我们认为心理的实质却恰恰是意识而不是无意识。其实，弗洛伊德也知道贬低意识的地位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说，“但这决不意味着，对我们来说，意识的属性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它仍然是唯一的光线，照亮了我们通向心理生活奥秘的道路。也就是由于我们的发现的特殊性，我们在心理学内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将潜意识历程译成意识历程，从而填补了意识知觉的空白……。”弗洛伊德的这个自白表明意识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用以发现潜意识奥秘的唯一探照灯，而潜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则反过来给意识的知觉填补上空白，这显然错误地贬低了意识的价值。列宁有一句名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P199)的确，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因为有意识和社会实践，而弗洛伊德是把潜意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神化了”。[1](P365)，并且他的潜意识决定论，尤其是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决定于潜意识的欲望，显然是陷入了反理性主义的泥潭。
其二是它认为性起着一种不平凡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贬低了意识的作用，他的泛性论便将人降级为一般的动物，抹煞了人的本质特征。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几乎把人的一切行为动机最后都归结为性的本能冲动，都是以追求性欲的满足为目的的。在他看来，一个人从生到老，一切行为无不带有性欲色彩，或是无不受性欲支配。譬如婴儿的吸吮动作，他也认为是一种性欲的表现。他说：吮吸活动显示了与其他为生活所必需的机能相联结的最初性欲冲动。[2](P247)从中也可见，弗洛伊德大大扩大了性欲的涵义。他自己曾这样说：“我对性观念的发展是两方面的。第一，性一直被认为与生殖器有很密切关系，我则把它们区分开来，并视‘性’为一种包罗广泛内容的生理机能；它以获得快感为其终极目标，而生殖不过是它的次要目的；第二，我认为性冲动包括了所有可以用‘爱’这个笼统字眼来形容的念头，那怕只是亲昵的或友善的冲动。”这样，弗洛伊德就把人生一切生理需要的满足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情感，都与性欲等同起来。
而且，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还反复强调性本能的非理性本质，在他看来，这种被称为里比多的本能是很难以理性来控制的：“性本能和自我保存的本能遇到现实生活的必要性时所表现的行为不一样，那是值得注意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和一切隶属于自我的本能，都较易控制，很早就接受必要性的支配，而且使其本身的发展适应现实的旨意。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它们若不服从‘现实’的旨意，便不能求得所需要的对象，而个体若没有这些对象，便不免于死亡。它们既好象是寄生地附丽于他种生理机能之上，同时又可在本身求得满足，所以它们最初本不受‘现实’必要性的教育影响；就多数人而言，其性本能可以在这一或那一方面终身保留这种固执性，或‘无理性’，不受外界的影响。而且一个青年的可教育性，大概在性欲勃发的时期即告结束。教育家知道这一点，而且都知道如何应付。”[2](P284)
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它甚至抹煞了社会文化或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宁愿采取生物学的观点，仅仅将它的理论建立在生物学的事实基础之上。我们不禁问：如果人类只有性本能，那么人类和其他动物还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弗洛伊德的出发点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无怪乎阿德勒和荣格都在性的问题上与弗洛伊德发生了分歧。
其三是它提出文明总构成对性的压抑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文化的成就要用人类幸福的程度予以测量。他曾以现代文化辉煌成绩举例。譬如他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为了人的福利开发土地，征服自然，我们就承认这个国家具有高度的文明。“在这样的国家内，凡是河流有倾覆河岸的危险都受到了限制，流水由运河导向需要的区域。土壤勤加耕耘，栽植适宜的植物；矿产资源深入挖掘，制成合用的器具。交通工具迅速可靠；毒虫野兽已被消灭；家畜驯化工业兴旺发达。”[2]（序言PXⅢ）此外，如园林的布置、清洁卫生的设备，学术、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成就以及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善等都是高度文明的标志。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不可能因此“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牲的程度”。
依照弗洛伊德的这个逻辑，似乎文明的进步不能增进人的快乐，反而必然增进他的痛苦。因为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性都要受克制或压抑，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特别像恋母的伊谛普斯情结尤其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断言：“这些神经症病人没有一个不是伊谛普斯，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在反应这个情结时都成了汉姆雷特。由分析而发现的伊谛普斯情结比起婴孩所有的更为扩大而显著，他们不是稍微有一点怨恨父亲，而是想他死去，对于母亲的情感显然是以娶母为妻为目的。因此，由分析伊谛普斯情结而得到的临床事实，实际上变得极为重要了。我们知道性本能到了青春期开始以全力求其满足，它一再以亲属为对象，来发泄里比多。婴孩对于对象的选择好象只是出于儿戏，然而它却奠定了青春期选择对象的方向。在青春期，有一种很强烈的情感的流露以反应伊谛普斯情结；但是因为意识已知道严于防御，所以这些情感的一部分不得不逗留意识之外。一个人从青春期起就必须致力于摆脱父母的束缚，只有当这种摆脱有所成就之后，他才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中的一员了。就男孩而言，这个工作即在于使性的欲望不再以母亲为目标，而在外界又求一个实际的爱的对象；此外假使他仍敌视父亲，那他必须力求和解；假使他因反抗不成一味顺从，那他就必须力求摆脱他的控制。这些工作是大家都免不了的；然而做得理想的，即在心理上及社会上得到完满解决的，则寥寥无几；这是大要注意的事。至于就神经症人而言，这种摆脱是完全失败的；做儿子的终身屈服于父亲，不能引导他的里比多趋向于一个新的性的对象。翻过来说，女孩子也是如此。伊谛普斯情结确可视为神经病的主因。”[2](P267)
弗洛伊德由此认为“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限制威胁着爱”。他说，“就性已成熟的人们而言，对象选择限于异性，凡属生殖以外的满足多作为反常而被禁止的。……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者的性兴趣纳入合法的轨道而不受干扰。但是可以许可的异性爱情的唯一出路还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限制。”很明显，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这种限制会给人带来不快乐的结果，在他看来，在性满足方面，人类不如复归于野蛮时期。
与此相关，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把现代社会中神经症致病病因归结为文明社会对性的剥夺和压抑，“因此，我们乃可下一结论：神经症致病的第三个因素，即对矛盾的易感性(the susceptibility to conflict)，与其自我发展的关系正等于它与里比多发展的关系；于是我们对于神经病起因的见解就扩大了。第一是性的剥夺这一最普通的条件，第二是里比多的执着（迫使性神经病进入特殊的途径），第三是自我的发展既拒斥了里比多的特殊的激动，于是乃产生矛盾的易感性。因此，这个事实并不如你们所揣想的那么神秘而难解。”[2](P2817)
当然，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是很容易使人误会他的为人，以为他是性生活的自由主义者。其实，读过弗洛伊德传记的人都知道，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三编第二十七讲中说，他希望病人“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他说，“你们就不能假定，要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一定是由于允许病人实行了放纵的性生活了；你们须得求他种的解释。”[2](P350)仅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看出《精神分析引论》的确是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
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17、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哲学把理性当作人类本性的传统观点完全对立，强调人的无意识本能欲望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因，从而也汇入了20世纪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并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提供了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弗洛伊德主义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存在的性质，确定了文明的使命等等。因此，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弗洛伊德主义曾成为一种“最有声望的”思想体系。甚至弗洛伊德的名字时常与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伟人、科学家联系在一起。这种评价虽然有其过高的地方，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逐渐渗透到文学、哲学、艺术、教育、宗教各领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各国，它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从而影响到社会科学各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可以说，凡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文化科学活动，以及探讨人类命运和本质的各种学说，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精神分析的烙印。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学说由于带有过于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观点，在反对理性的同时无疑又走上另一种片面性即非理性主义，也因此，它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