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理论建构与测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未成年人论文,测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045-09
一、国内外未成年人发展指标研究概述
进行未成年人发展状况指标体系研究首先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年龄界定。目前普遍将18岁作为年龄上限，但对年龄下限却没有明确界定。由于指标测量要求被测者具备基本的识字能力和理解能力，因此，本研究将未成年人年龄下限确定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入学年龄，即7岁。当然，根据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结果，对未成年人年龄界定也可能做适当的调整和修正。
关于未成年人发展指标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但联合国及其与青少年事务相关的机构，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都从不同角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比较或追踪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青年、青少年、儿童等概念，其研究对象的统计口径与本研究所界定的“未成年人”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为我们构建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提供借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颁布了一系列体现青少年发展指标要求的重要文件。其中，《儿童权利公约》将健康、教育、法律保护与环境作为儿童权利的重中之重，《21世纪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则将教育、就业、饥饿与贫困、健康、环境、滥用毒品、青少年犯罪、闲暇活动、女孩和妇女以及青年社会参与共10个领域的问题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以这些纲领性文件作为参考，许多机构和组织设计了青少年发展指标体系，开展青少年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7年发布了一项针对21个发达国家儿童发展状况的评估报告。报告以《儿童权利公约》为依据，建立了物质福利（Material well－being）、健康与安全（Health and safety）、教育品质（Educational well－being）、伙伴和家庭关系（Family and peer relationships）、行为与危险（Behaviors and risks）、自我感觉（Subjective well－being）六大指标①。这六项指标包含40项二级指标，内容涵盖儿童的身体健康、学校教育、家庭关系、同伴关系、问题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与此相似，世界卫生组织于200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也从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健康表现（Health Outcomes）、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s）、风险行为（Risk Behaviors）四个维度对4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青少年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②。
国际组织对未成年人发展状况的研究偏重于横向国际比较，而就国家和地区而言，他们在考察本地未成年人发展状况时则更为注重纵时性的追踪研究。例如，日本政府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编著的年度《青少年白皮书》，20世纪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框架和指标体系，其中关于青少年现状的指标包含人口、健康与安全、教育、就业、不良行为5个大类③。我国在青年发展状况指标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经验积累。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连续推出八部《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编制了“当代中国青年发展状况指标体系”，内容涵盖人口、健康、教育、从业、恋爱婚姻、闲暇与消费、公民参与、人际关系等方面。这个指标体系将当代中国青年的总体年龄界定于14－35岁，各级指标年龄范围根据需要有不同的界定④。又如，香港青年发展议会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联合开展了纵时性项目“香港青年发展指标研究”（1998－2002），该项研究设计了包括德、智、体、群及美等方面的20个指标，内容涉及到青年对社会和谐的重视、社会进步的诉求及道德行为意向、民主意识、民族观念及国际视野等⑤。不难发现，我国在进行青年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时，不仅注重青少年作为个人的生存权利问题，而且将青少年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等方面纳入指标体系。
上述研究为我们编制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照。但是，由于研究所针对的年龄群体不同，必然导致其指标体系在适用性上存在局限。如《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界定为0－18岁，这就导致其指标体系重统计性指标而轻意向性指标。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编制的指标体系则适用于14－35岁年龄段，在研究对象的结构上与未成年人群体不完全重合。因此，这些指标体系并不能直接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发展状况的测评。本研究尝试在国内外有关儿童、青年发展状况指标的基础上，探索适用于评价未成年人发展的要素，构建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为建立长期性的未成年人发展指数奠定基础。
二、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
（一）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
未成年人发展是一个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既与未成年人个体身心发展相关，又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设置未成年人发展指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综合性原则。指标体系从宏观角度来全面地考察未成年人，需要把社会领域中关于未成年人状况的各种指标有机地、科学地联系起来，以便综合地、系统地反映未成年人发展的总体状况。（2）科学性原则。测评指标要能够客观反映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实际状况，在应用上具有充分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为实地测评提供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标准。（3）操作性原则。测评指标要能够解释清楚，相对独立，可以横向比较，避免交叉重复。
（二）构建指标体系的依据
设计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应以实现以下目标为前提：一是如实反映未成年人发展的现状与特征，二是对未成年人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三是通过数据的分析比较，能够对未成年人发展中的现象、行为、态度等作出客观评价，四是通过相关或回归分析，能发现并分析影响未成年人发展的各种变量，五是根据连续性的数据资料，对未成年人发展趋势进行合理预测。此外，根据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还可作为国家地区间发展水平的比较框架；根据未成年人发展指标的实现情况，可以推论社会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应在系列化的文献资料、标准化的调查问卷、精确化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构成。为此，本研究主要做了三个层面的工作：
一是进行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的检索和研究，以确定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构成要素的理论参照，确定中心指标或核心指标；二是进行系统内外专家的咨询，以确定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的专家意见参照；三是进行问卷调查，以确定未成年人本身认知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起该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
（三）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
在借鉴上述国内外未成年人发展指标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未成年人发展状况的五项指标：（1）身体健康，包括睡眠时间、患病次数、体育锻炼3项二级指标；（2）学校生活，包括学业压力、学习效能感、师生关系、同学关系4项二级指标；（3）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3项二级指标；（4）社会生活，包括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国家意识、社会安全感、社会适应、诚信6项二级指标；（5）心理健康，包括幸福感与快乐感、情绪稳定性、自我认识、。自信、成就感、自我监控能力6项二级指标。指标架构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顶层设计，我们编制了“未成年人发展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校、年级、家庭住址、户籍、家庭成员、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9个项目。第二部分主要从身体健康、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五项指标考察未成年人的发展状况，每个指标依靠2项到6项题目来量度，共69个题目。在题目数量的设置上，尽量作到精简以适应未成年人注意力时长的特征，但同时也注意从多角度来看一个问题，以增加指标的信度及效度。
问卷题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评价性问题，要求调查对象根据对每个选项的同意程度作出选择，采用利克特五点计分；另一类为描述性问题，目的在于说明原因、解释和补充。问题随机分布在问卷内，以避免问题排列次序对答案产生影响。为避免问题的方向一面倒而产生“默认”（acquiescence）的效应，问卷中同时使用正向和负向的问题来量度同一指标。对于正向的题目，同意程度越高，得分越高。反方向的项目，得分的方式则相反。最后，各指标、分数经标准化后得到一个分布于0－100之间的标准分。
三、指标体系的检验及指数计算⑥
（一）身体健康指标的检验与指数计算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身体健康的解释、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施行方案（2002）》，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综合状况可涵盖睡眠、视力、肥胖、龋齿、疾病问题以及生长发育、运动能力等方面的状况。本研究在身体健康的测量上设计了3项替代性指标：睡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及病假次数。然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前两项指标与后一项指标的相关度不高。由于病假次数在理论上更加直接地反应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这一结果可能表明睡眠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在实际上与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相关性不高，所以本研究最终选择了病假次数作为反映学生身体健康的唯一替代性测量指标⑦。
我们将病假次数进行标准化，得到整体的身体健康指数。根据计算，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指数为82.77（SD＝22.47），这一结果表明，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比较良好。
（二）学校生活指标的检验与指数计算
本研究用13项指标来测量未成年人的学校生活（见表2），以因素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学校生活的指标体系构想。通过因素分析法，采用主成分法分析及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⑧。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和F3来表示（见表2）。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3以上。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3.64％。KMO检验值为.810，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为2840.497（p＜.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作为未成年人学校生活状况的替代性指标。
F1由“学业压力程度”、“换学校意愿”、“教师认同程度”、“我讨厌某位老师”和“我喜欢告诉同学我的感受”5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491、.677、.668、.588、.482。F2由“我看到老师时会感到紧张与不安”、“我常常被迫屈服于老师的命令与权威”、“和不熟悉的同学交往时，我感觉不自然”、“我觉得有些同学很讨厌”和“我常常被同学捉弄”5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590、.515、.538、.587和.608。F3由“我很聪明，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优秀的学生”、“即使外界条件非常恶劣，我还是能够专心学习”和“我喜欢和异性同学交往”等3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727、.523和.542。
以3项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结果表明未成年人学校生活指数为53.46（SD＝17.37）。
（三）家庭生活指标的检验与指数计算
本研究通过11项指标来测量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和F3来表示（见表3）。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3以上。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7.44％。KMO检验值为.782，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为2305.438（p＜.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作为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状况的替代性测量指标。
F1由“当遇到烦恼时，我会告诉父母”、“我常常和家人一起讨论学习问题”、“我们家每天吃饭、睡觉和学习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我们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和“在对待很多问题上，我都同意父母的看法”等5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709、.703、.653、.690和.568。F2由“父母查看子女日记或偷看短信”、“即使我只犯了很小的过错，也会遭父母的惩罚”和“父母经常不必要地过分担心我的健康”等3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522、.762和.636。F3由“记得父母的生日”、“看望祖父母／外祖父母情况”和“家里有人遇到困难时，全家人都会想办法帮忙”等3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770、.642和.458。
以3项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结果表明未成年人家庭生活指数为69.13（SD＝15.78）。
（四）社会生活指标的检验与指数计算
本研究通过13项指标来测量未成年人的社会生活。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网络信任感”与其他指标的相关度较低，不适合作为替代性指标，故将其删除，只对前12项指标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F3和F4来表示（见表4）。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3以上。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2.78％。KMO检验值为.80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为2256.359（p＜.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作为未成年人社会生活状况的替代性测量指标。
F1由“作弊看法”、“作弊行为”、“公共行为”和“信任老师”4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718、.732、.553和.574。F2由“我对每天的学习任务都很有计划”、“只要我愿意，就能交到朋友”和“公益行为”3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567、.758和.480。F3由“让座程度”和“解决冲突”2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782和.612。F4主要由“我非常希望去国外居住”、“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和“社会安全感”3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826、.507和.471。
以4项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结果表明未成年人社会生活指数为73.10（SD＝14.17）。
（五）心理健康指标的检验与指数计算
本研究通过15项指标来测量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和F3来表示（见表5）。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3以上。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2.31％。KMO检验值为.883，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为6302.649（p＜.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作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替代性测量指标。
F1由“幸福感”、“快乐感”、“情绪稳定性”、“外表满意度”、“我常常觉得很沮丧”、“我总是担心别人会看不起我”6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753、.763、.497、.647、.690、.541。F2由“我总是感到精力充沛”、“我是一个聪明的人”、“在班上我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4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576、.790、.683、.751。F3由“失败后我不气馁，而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我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中我感到快乐”、“与父母或朋友发生冲突，我会先想是否是自己不对”、“我会把零花钱抽出一部分定期存起来”、“我常常因为看电视或上网或玩耍而忘记了做作业”5项指标来代表，其负荷值分别为.571、.651、.713、.646、.597。
以3项新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结果表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数为66.26（SD＝19.15）。
最后，我们将身体健康、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健康五项指标视为组合型变量⑨，将其分值相加并标准化，得出未成年人发展指数为64.73（SD＝15.18）（见表6）。
四、结论
对指标的检验表明，我们所设置的未成年人发展指标适用于对未成年人发展状况进行测量。并且，通过计算各项指标的发展指数，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的发展水平居中等偏上。在1－100的分值中，未成年人发展的五项指标均超过了50，其中，身体健康指标达到了80以上，除学校生活（53.46）外，其余几项指标都在60以上，这反映出未成年人的发展与当前社会环境的主流发展态势相一致，总体上呈现趋于健康、正常发展的一代。但是，尽管未成年人的综合发展水平较好，但其在各个指标上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相对而言，身体健康的发展水平最高，比其次的社会生活指标高了近10分，而居于最后一位的学校生活指标得分与身体健康指标得分的差距约达30分，比倒数第二位的心理健康指标得分也低了10分左右。
当然，本研究对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只是一次新的尝试，由于已有的相关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性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地区性样本使本研究所得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论到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群体，还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其次，关于五个维度的测量是否有其他更合适的代替性指标，是否可以用更加精简的指标达到相同的效度，也需要获得多时间、多地点、多样本的重复稳定结论的支持，这也是今后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方向之一。
收稿日期：2010-03-24
注释：
① 引自UNICEF: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2007,“Child Poverty in Perspective－an Overview of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See UNICEF: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http://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pdf/rc7_eng.pdf)。
② 引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8,“Inequalities in Young People’s Health:HBSC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05/2006 Survey",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Office for Europe(http://euro.who.int/eprise/main/WHO/InformationSources/Publications/Catalogue/20080617_1)。
③ 参见张华《关于构建中国青少年发展指标体系的思考》，《青年研究》2003年第8期。
④ 参见郗杰英主编《当代中国青年发展状况指标体系研究：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2003－2004）》，文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7页。
⑤ 参见香港青年发展议会、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香港青年发展指标研究》，见香港青年发展议会网，http://www.youthcouncil.org.hk/。
⑥ 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和学校类型选定了卢湾区、长宁区、闸北区、浦东新区和金山区的15所中小学作为调研单位（每区抽取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年级分布包括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初三除外）的8个年级，共计1613人。全部回收1613份问卷，有效样本数1612份。在1612份问卷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具体分析如下。学段：小学生32.0％，初中生41.9％，高中生26.1％。学校：重点学校42.9％，普通学校44.9％，民办学校12.2％。区域：卢湾区19.8％，长宁区17.6％，闸北区19.9％，浦东新区23.7％，金山区19.0％。性别：男性46.1％，女生53.9％。居住地：市区78.6％，城镇18.1％，农村3.3％。父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5.3％，高中33.7％，大学及以上51.0％。户籍：本地86.8％，外地12.5％。单亲家庭：占6.7％。父亲从事的职业：体制内领导干部8.5％，经理人员21.5％，私营企业主11.1％，专业技术人员14.2％，办事人员7.4％，个体工商户5.6％，商业服务人员5.4％，产业工人12.5％，农业劳动者0.4％，军人、警察3.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2.3％，其他7.7％。
⑦ 单用病假次数作为身体健康指数的唯一测量指标可能有所偏差，更多适合的替代性指标是后继研究的方向之一。
⑧ 其他发展指数的检验及计算方法与学校生活指数相同，故下文不再赘述。
⑨ 根据SEM的要求，对局部模型的自由度也不能小于1。本研究中由于身体健康指数的有效测量指标过少，因此不能将未成年人发展指标作二阶因素分析而获得其权重数。此外，相关分析也表明，身体健康指数与其他指标的相关度过低（小于0.3），不适合作为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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