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亮[1]2008年在《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冷战后美国对其亚太安全战略进行了多次调整。老布什政府曾提出在亚太地区的撤军计划,随着1992年朝鲜核问题的出现,美国暂停了驻韩美军的撤离,并重新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老布什政府的这些调整反映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战略由冷战时期的“遏制+威慑”态势向“均势+威慑”态势的转变。克林顿政府对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1995年和1998年的两份《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上。1995年报告的出台,标志着“预防性防务战略”的基本形成,也标志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由“均势+威慑”的态势向“预防+威慑”的态势转变。与1995年的报告相比,1998年报告对综合安全概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的美国亚太战略呈现出“预防性遏制”的态势。“9·11”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同时也对其亚太安全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反恐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当务之急,美国对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对亚太盟友关系的拓展以及对中国的重新定位都以反恐为首要考虑。伴随着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首先,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在冷战后较短的时期内已经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波动。老布什政府终结了两国准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政府在初期表现出较强的反华倾向,到中后期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初期对华安全政策带有更强的战略对抗色彩,“9·11”后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新的安全合作关系。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仍然会在“接触”与“遏制”,“合作”与“斗争”之间摇摆。其次,美国维持并加强了美日同盟。冷战结束后,在经历了短暂的“不信任危机”之后,克林顿政府对美日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位,小布什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使其成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第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可以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其一是针对朝鲜的层面,目的是“规制”朝鲜,消除“朝鲜威胁”;其二是针对半岛周边大国的层面,目的是“规制”相关大国,消除任何一个国家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企图。第四,美国停止了冷战后期的收缩政策,重新控制东南亚。冷战结束之初,美国逐渐停止了在东南亚的收缩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维护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美国寻求在东南亚重新获得立足点。“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借由“开辟反恐第二战区”大举重返东南亚。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目标是强化对东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维护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及扩展美国的民主事业。美国主要通过保持并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恢复和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以均势原则处理与中、日两大国的关系,利用多边安全机制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等方式来实现其政策目标。从理论角度分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霸权稳定论思想,推行的是一种“霸权稳定模式”。然而霸权稳定论本身存在着逻辑矛盾,美国在东亚推行“霸权稳定模式”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美国理应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多地关注人们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寻求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安全。
黎文龙[2]2002年在《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理论与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影响我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和揭示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目前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资我们借鉴和参考。然而，从理论层面对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深入探索和系统分析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以进一步深化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认识。 本文指出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的主要政策内容，并尝试找出各项主要政策的理论依据与关联。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评论。笔者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为我国对外决策提供参考，并开拓思路，从而促进我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发展。
牛建[3]2016年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日同盟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日同盟自1952年正式成立至今已经六十多年,经历了冷战的全过程及冷战结束后的动荡,但美日同盟却没有因为共同威胁的消失而解体,相反却通过不同形势下的调整实现了合作的深化,联盟的强化,其原因究竟为何?而且,美日同盟自建立之后的发展趋势表明,日本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其在美日同盟内的地位不断提升,由依附国逐渐演变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为何不断满足日本的自主需求,日本如何在同盟内实现地位的提升,美日之间如何实现利益的协调?基于以上两个问题的考虑,本文将从美日同盟内联盟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立足于美日之间的互动,从联盟内探究美日同盟为何呈现如此的发展态势。为此,本文借助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为分析手段,认为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成员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安全诉求会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叁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并对假设进行理论和历史的验证,分析了美日同盟建立之后随着联盟内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的国家自主-安全选择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影响。本文认为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得,实现了共赢。自主-安全交易是利益博弈的过程,美日通过复杂的交易实现各自的目标,可以避免因具体问题的分歧而陷入直接对抗,美日在联盟内实现了利益的妥协,保证了美日同盟的稳定,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满足日本的自主需求,日本为何可以在联盟实现地位的提升。此外,美日在数次交易博弈之后逐渐形成了自主-安全交易机制,这种机制规范、引导、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自主-安全选择,进而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基于国家的自主-安全选择以及联盟自主-安全交易机制的相互影响,可以深入解析美日同盟的历史演变与重大调整,预测美日同盟的走向。本文将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与美日同盟结合在一起研究,通过美日同盟的发展历程验证非对称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相关假设,同时也是利用这一分析模型解释美日同盟自产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分析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势。美日同盟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典型案例,将二者结合研究是可行的。
刘雨辰[4]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马东庆[5]2010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其全球战略与整体外交、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无论从地缘、经济和安全上美国在亚太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因此,自二战以来美国在该地区一直保持着积极的介入并起着主导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在全球战略的框架内形成了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这个战略就是通过构建双边同盟体系、保持强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实施积极的军事干预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及全球的扩张。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在全球层面的结束,使得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重新界定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并据此形成新的亚太安全战略。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亚太安全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美国在当时已经失去了与之挑战的战略对手,而且还赢得了梦寐以求的战略纵深。对于亚太安全形势而言,主要意义在于两级格局战略对抗的国际性因素消失,一方面使得亚太地区冷战的坚冰开始融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更为复杂和不稳定。90年代中期,从朝鲜核危机的升级、台海危机再起到区域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与恐怖组织的推波助澜,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由于中国的崛起,引起的大国间的互相疑惧加深,竞相扩充军备,将原已严峻的亚太安全形势推向更为复杂的形势。正是基于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从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再到小布什政府,美国一步步的对其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并形成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了影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因素。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在冷战结束初期,老布什政府根据冷战后国际局势和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对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调整。第叁部分主要是论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在新世纪之初,共和党人小布什政府在面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以及“9·11”事件后,致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军事安全战略,尤其是改变亚太安全战略的布局,以应对在亚太地区出现的新挑战。本文期望从上述四个部分归纳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实际变化和思想内涵。纵观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无论是从理论层面上,抑或是从战略的实质内涵而观之,在不同时期的亚太安全战略所显示的内涵,基本上都符合国际关系理论架构论述的主张。从国际关系理论架构探究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90年代初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是由现实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到20世纪末,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的世纪交替,则是由自由主义色彩再度回归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更且变得更加保守。若以实质内涵观之,则是从老布什政府的“合作性威慑”战略,到克林顿政府的“预防性防务”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区域安全”、“遏制与威慑”以及“先发制人”战略。而具体的转变则表现由守势战略态势向攻势战略态势转变,由国际向内外兼顾战略转变,以及由多边向单边主义战略转变。而这种理论及实质内涵的转变,无一不在诠释国际关系动态发展的复杂及永不止息的变化。本文把史实和理论相结合,以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不断变化为背景,以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为线索,阐述了美国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并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美日同盟的调整、美国军事部署的调整、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影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因素等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其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与走势,也影响着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与安全稳定。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阐述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政策演变的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府调整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思路,以及推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
邓凡[6]2013年在《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2001-2011）》文中研究表明“9/11”后十年是美国安全战略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也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两场（反恐）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美国对外大战略，并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景观。有关这十年间国际关系的研究绕不开以下历史命题：一个实力相对衰退的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在变革的国际秩序中共处？被新保守主义支配的第一任小布什政府曾把对付中国等潜在大国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随着反恐任务淡出，崛起的大国（中国）再次凸显于华盛顿的雷达屏幕之上。小布什第二任和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反思美国专注于反恐期间的“策略失误”，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没有有效应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挑战。宣布结束反恐作战之后，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全面向亚太转移，“崛起的中国”被列入美国战略光谱的核心位置。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毕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也不同于21世纪初的“反恐时期”。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主流战略界逐渐以理性、积极的心态接纳中国崛起。仔细研究后发现，不管指导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以何种思潮为主，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表现出相当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小布什的“两面下注”和奥巴马的“综合平衡”都可视为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这其中既包含若干超越前人的积极思路，也未能跳脱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处理方式是把对华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所构成的框架内，用更多的大国责任和国际规范制约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5-10年对华政策的主要趋势将同时注重软、硬两手，在包括加强亚太军事部署、主导区域经济议程、重拾价值观外交和开展软实力较量等五个方面和中国展开竞争。后“9/11”时代，美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防开支大幅收缩的同时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外安全战略依然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权为目标。美中这对世界大国的关系令人瞩目。本文认为，西方阐释大国崛起的权力转移理论固然打开了新的冲突窗口，但不能解释中美关系的全部特征，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动态的相互建构过程实现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叁个体系内的共赢。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缺乏创新思维，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稳定机制。作为一组特殊的、少有历史参照物的新型大国关系，现今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竞争领域与合作领域都广泛而突出，结构性合作与结构性竞争并存（“复合相互依赖”和“确保相互摧毁”都是国际关系学者用来描述这一特殊关系的词汇），两国均拥有稳定和拓展双边关系的意愿，却未能建立一个包容两国利益并整合竞合关系的总体战略架构。这个架构的基本元素是战略互信、双边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叁项基本元素兼具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形成稳定成熟的良性互动，就是高建制化的、理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本文将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有机结合，把“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两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并结合这十年间区域和国际体系的权力格局变化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互动结构，从双边、区域和全球叁个层次归纳后“9/11”时代的中美新型竞合关系，指出两国关系业已突破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冲突”象限，目前正处于“共存”阶段，可以往“共赢”的方向努力。文章提出改善21世纪中美关系的建议：增强战略互信基轴的稳固性；对双方竞合交织的利益区间进行再定义；充实双边协调机制的内涵和弹性；共塑能容纳中美新型竞合关系的国际秩序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遵循外交政策理论的跨层次分析构架，通过搭建几组相互观照的理论视角，在透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同时，回答了后“9/11”时代美国对华战略在其对外大战略中的定位问题，并以具体案例说明两国竞合并存的21世纪大国关系有何表现、特征和趋势，点出中美关系与“9/11”后国际体系变迁存在相互建构的内在联系。在国际秩序正面临渐进式转型的今天，在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再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今天，准确掌握美国外交思路和对华政策趋势，有助于我们制订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减少误判，为中国崛起继续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郭玉强[7]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谋求“普通国家”化的日本,将追求何种目标、遵循何种理念、基于何种规范、秉持何种原则设计、制定和推进东亚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焦点问题。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将成为“中心”还是被“边缘化”,是成为“和平的力量”还是走“军事超级大国”化的老路,再一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的固定话题。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谋取主导权势还是追求增加财富、迈向大日本还是小日本主义,也再一次成为思考、研究和评判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原点。从历史来看,日本的地缘安全战略设计易使之与邻国产生潜在和危险性的冲突,21世纪初的日本是否能建立起“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来解决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这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既不太东方也不太西方”的大战略,是否会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威望,是否能让日本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而不是成为一个威胁,也是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未来日本发展的不确定性、安全战略走向的非确定性,本文从日本的战略理论与历史、战略环境与认知、战略目标、原则与手段、战略设计与结构安排、未来的战略走向、战略影响与应对等六个方面,对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总体勾画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全貌的同时,也从局部的变化透析日本转型的幅度、变化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在对日本历史战略、现实战略和未来战略的关联性探析中,对日本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清晰定位和合理评判。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视角、理论视角、战略轨迹叁个维度,对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及其战略进行了宏观阐释。分析了日本在东亚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其地缘战略的思想根源,审视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与其战略布局的变化。第二章主要以东亚地缘环境变迁和日本战略调整为主线,透视战略转型期日本的外部环境认知、因应政策选择的诸多相关问题。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地缘安全战略之于日本的时代意义,解析了日本战略认知、思考、定位与摸索的论争及其战略决策问题。第叁章主要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战略手段分析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和推进方式等问题。主要是从“内在本质”的层面,阐述日本总体战略架构的领域目标、关切重点、利益建构和机制偏好等问题。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外在形态”。重点研究其战略层级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自主还是结盟、双边还是多边、国家还是地区等的战略设计,是日本基于历史独特性所形成和继承的基本框架。日美同盟的双边安排、有限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日本不同安全诉求的承载体。第五章主要探讨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据此对其进行定位。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仍处于是回归、是转向、还是整合的一个战略摸索时期;富国强兵、重构对美安全依赖成为一种趋势。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战略仍是日本惯用的做法。第六章主要从战略特征、战略效能、战略制约、战略困境等四个维度总体透视日本的战略影响,从日本战略转型的幅度、变化的程度、转变的速度等来透视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最后,基于对日本的客观研判和理性评估,为中国设计合理、高效的应对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刘锴[8]2012年在《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传统的竞争对手——苏联,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制定一直遵循先欧后亚原则,以欧洲作为其安全战略的重心。随着苏联和华约军事集团的消失,上世纪90年代,自布什政府开始,为巩固和维持美国独霸全球的军事优势,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够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潜在竞争对手,其目标逐渐转移至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认为该区域未来可能崛起一个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地区霸主。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以理想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而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却到处弥漫着现实主义气息。米尔斯海默所着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阐述了国际政治理论的最新成果——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成果,同时又超越了前人的部分观点,系统论证了大国为实现自身安全而设法利用军事权力,使自身成为体系中的霸主的基本逻辑。美国虽然以自由主义作为标榜,而在制定和执行安全战略时却按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行事。本文试图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探究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的实质。文章首先介绍和梳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旨,然后通过回顾冷战后美国经历的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军事战略,来挖掘其中的进攻性成分,从美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分析这种进攻性意识产生的内因和外因。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并非现有国际体系的主流意识,还要看到这种安全战略意识同现有国际体系的矛盾,认识到这种安全史观的局限性。
孙云飞[9]2016年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应接不暇的剧目,崛起国和霸权国在这个舞台上短兵相接；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地碰撞与经济领域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地区安全困境逐渐加深,演变成笼罩在东亚地区挥之不散的阴霾。国际政治学科中各个理论纷纷对东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理论流派都可以在东亚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更因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是决定今后国际秩序的走向。在霸权稳定论与联盟理论中均论及了“公共产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公共产品得以供应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公共产品概念和理论引入传统安全领域中,试图搭建一个框架,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变化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联：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是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权力结构,权力是成为提供者的最基本素质。但权力并不是成为提供者的唯一条件,权力结构的变动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是否成为提供者还需要考虑到该国的偏好；而在一个地区主义成熟、地区机制完备的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地区主义更多发挥的是润滑剂作用。在地区主义发展缓慢、地区机制不完备的地区,伴随着权力结构的持续转变,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地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有的供应模式和供应主体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供应主体出现的最大障碍；原有提供者难以继续满足地区内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而是更多的从本国战略出发将安全公共产品去公共性、加强私物化。于是供求失调状况出现：供非所求与供不应求,地区安全生态彻底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一般情况下,是由“求”决定或影响供应方提供以及怎样提供安全产品,但是在东亚却是“供”的变化刺激了需求的上升,“求”在一定程度已无法影响已有供应方的偏好。因为在东亚既没有成熟的地区主义以促成地区内国家合作供应安全产品,也不存在一个域内的主导力量可以想东亚国家之所想。冷战后的东亚处于一个由域外力量供应本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非正常状态。在理想状态下,安全公共产品理应由本区域国家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联合供应。由域外力量主导供应安全产品为东亚地区出现供求失调的状况埋下了伏笔。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外力量和域内国家在安全关切与威胁感知上的不一致性,造就了即使在表面上看似类同却实质上相去甚远的安全需求。这也就酝酿了由域外力量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天然缺陷。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经历了从大体平衡到供求失调地转变。冷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但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却没有随着冷战烟云地散去而消逝,美国凭借无以伦比的实力将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打造成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工具。此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是东亚诸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环境中,美国高居地区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无可置疑地成为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东亚一体化初露锋芒,以及新世纪前后发生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缩小,于是逐渐将眼光聚焦于东亚地区。针对东亚地区力量地发展,美国调整了对安全公共产品地供应：将受益范围缩小、排外性增强、提升消费产品的成本。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却是：乍露头角的地区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头地冲击下几近停滞；地区安全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难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在地区权力结构转变之际,东亚安全困境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大国,虽然自身深陷安全困境中,却可以对安全困境地解决起到关键性作用——供应东亚国家所需的安全公共产品,而非私物化后的安全产品。中国选择主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受国家利益驱动,在实力日渐提升的今天,中国的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而是更注重安全边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通过自身行动扭转东亚地区供求失调的状况,消除周边国家对本国崛起的不必要担心。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的重新定位本国角色后选择,也是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树立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中国构建的供应模式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霸权模式,而是与东亚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供应,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是协调倡导的作用,同时承担最大化的成本支出。中国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但从实力和偏好上看,中国并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而是要尽可能的弥补现阶段美国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所能供应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类、观念类以及安全效应等。长久看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地为东亚国家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取决于叁方面因素：最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其次是供应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的状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与权力结构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有供应模式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逐渐转变为负外部性。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将在磕磕绊绊的磨合中找寻到彼此相处的“权宜之计”；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将就如何使彼此的安全需求调整到同一个频率上相互试探、沟通与合作。东亚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东亚国家间的协调与努力,由于权力结构变动带来的安全困境也唯有东亚国家自己能够真正的解决,远非域外力量或某一大国所能改变。
孙伟[10]2016年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文中认为美澳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最多共同点的同盟。澳大利亚在和美国结盟以后参加了美国发动的每一场主要战争,堪称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这个中等强国被美国视为其亚太战略的“南锚”。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澳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澳政治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对于中国制定其周边战略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究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出美澳同盟关系的特点,评价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国防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并且对影响美澳同盟将来走向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对和本文题目有关的官方数据与报告、美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演讲与谈话、国内外广大学者们的论文以及学术着作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综合与归纳,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来还原历史事实、发现规律和解释现象,最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历史学、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交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综合同盟理论各派观点包括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同盟理论来阐述同盟、同盟视野和追随这叁个基本概念,同时尝试用威胁认知、意识形态、权力、地缘政治特征、利益、制度和认同等主变量来研究同盟的建立、持续和发展,并且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同盟的价值进行评估。第二章也构成了全文的理论框架。第叁章追溯了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的根源。冷战开始以后澳大利亚积极推进前沿防御战略,因此参加了由美国组建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希望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印支半岛遏制中国。对于美澳同盟来说,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对《澳新美安全条约》的补充,使得美澳同盟关系有了双重保险。第四章则涉及澳大利亚出兵南越的原因、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以及越战失败对美澳同盟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前沿防御战略。澳大利亚政府认为通过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可以保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此外,由于在马来西亚联邦与荷属西伊里安问题上和印尼关系紧张,为了让美国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澳——印尼冲突中保护自己,澳大利亚参加了越南战争,此举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政策。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澳大利亚不得不开始反思和修正本国日益僵化的对美政策。第五章分析了美澳同盟关系在冷战转型期的调整。澳大利亚在惠特拉姆时期尝试推行独立外交政策,使得美澳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这只是同盟范围内的一种自主。美澳同盟关系在弗雷泽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前苏联于1979年侵略阿富汗以后又得到了加强。本章还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新同盟的裂变,美澳同盟关系并没有受到其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冷战后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由于共同威胁的消失,美澳同盟在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处于漂流状态。澳大利亚在基廷执政时期积极地接触亚洲并且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但是霍华德上台后又提升了美澳同盟关系,使其聚焦于澳大利亚领土之外的地区安全问题。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加美国的反恐战争,美澳同盟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以后美澳同盟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在中美之间进行均衡外交,基廷政府的尝试在霍华德执政前期一度被逆转,但是在霍华德执政后期,澳大利亚的均衡外交政策表现得日渐明显。不过美国重返亚洲以后,澳大利亚实行均衡外交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第七章是结论,总结了美澳同盟的两大特点即两国在力量上的不对称和地位上的不平等。由于美澳同盟的存在,澳大利亚很难有真正独立的外交与防务战略。它追随美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和生存,其次才是获取额外的利益。澳大利亚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都会对美澳同盟的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研究[D]. 林永亮.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2].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理论与政策[D]. 黎文龙. 湘潭大学. 2002
[3].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D]. 牛建. 山东大学. 2016
[4].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5].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D]. 马东庆. 西北师范大学. 2010
[6]. 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2001-2011）[D]. 邓凡.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7]. 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D]. 郭玉强. 吉林大学. 2017
[8]. 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研究[D]. 刘锴. 延边大学. 2012
[9].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D]. 孙云飞. 山东大学. 2016
[10]. 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D]. 孙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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