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奥孔看孔子“仁”的内在结构
王开元1，王雅丽2
(1.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孔子之仁虽被广泛地讨论过，但在有关“仁”的内在结构形式问题上，远未如对“仁”之实质内涵的阐释更为丰富与深入。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概念，以说明造型艺术的内在美学特征，而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理论形态则有助于对孔子思想中“仁”的内在结构的理解。在作为道德心理状态这一道德哲学意义上，“仁”具有时间性与孕育性两种内在的结构特征，前者使得孔子之仁具有动态性，而后者则保证了仁的内在推动力。由此，仁更多的存在于主体内心的具体状态中，其普遍性也更多的是在形式结构上才具有成立的可能。而且，对孔子之仁做内在结构性的探讨，亦有助于重新审视孔子之仁在后世所被赋予的形而上的意义与美学特征的阐释错位。
关键词： 仁；结构形式；时间性；孕育性
“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已被广泛地讨论，然而诸多讨论多是对“仁”的实质内涵的阐释或建构，殊少涉及“仁”的内在形式。本文由对拉奥孔群雕的描绘展开论述，并借由拉奥孔的美学意蕴来讨论孔子“仁”的内在结构特征。笔者认为，对“仁”的内在形式结构的探讨有助于把握其的多义性与丰富性，可以为理解孔子“仁”的思想提供新的视角与阐释方向。
一、拉奥孔与“富于孕育性的顷刻”
在罗马的梵蒂冈美术馆，收藏着由阿格桑德罗斯及其儿子创作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一组群雕，这组群雕刻画的是特洛伊人拉奥孔之死。雕像中，拉奥孔位于中间，神情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极力想使自己与他的两个儿子从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拉奥孔痉挛的肌肉和凸出的血管都显示出当时情景的异常悲惨。这组雕塑以其独有的悲剧性感染着观众，曾被米开朗琪罗及歌德等人大力称赞。
拉奥孔群雕为何能具有如此强烈的表现力呢？从其内在的寓意上，我们或可以给出诸多不同的解读；但其造型艺术的美学特征则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莱辛在其著作《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中认为，拉奥孔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经典，在于它突出的美学特征，即它所表达的痛苦并非是由雕塑本身对痛苦顶点的描绘表达出来的，而是抓住了痛苦来临之前的一种相对平静的场面。莱辛在其著作开头写到：“温克尔曼先生认为希腊绘画雕刻杰作的优异的特征一般在于无论在姿势上还是在表情上，它们都显示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他说：‘正如大海的深处经常是静止的，不管海面上波涛多么汹涌，希腊人所造的形体在表情上也都显出在一切激情之下他们仍表现出一种伟大而沉静的心灵。’”[1]5莱辛肯定了温克尔曼关于拉奥孔痛苦表情节制性特征的论述，但对其论述所根据的刻板性理由却不能认同。莱辛随\即分辨了造型艺术与诗歌的区别，并认为前者必须符合美的规律，由此莱辛分析了拉奥孔雕塑的美学形态，他认为，“雕刻家要在既定的身体痛苦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最高度的美。身体痛苦的情况之下的激烈的形体扭曲和最高度的美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不得不把身体苦痛冲淡，把哀号化为轻微的叹息。这并非因为哀号就显出心灵不高贵，而是因为哀号会使面孔扭曲，令人恶心”[1]7。
（4）简洁、直观原则。教学要有明确的目标，要解决一定的问题，无关紧要的内容尽量不在课件里出现，以免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到无关的事物上。
莱辛认为，拉奥孔群雕作为造型艺术正是避免了选取激情顶点，而是抓住了具有美学意味的顷刻。莱辛由此提出“富于孕育的顷刻”的观念，认为“艺术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它的全部摹仿局限于某一顷刻……既然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择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个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也就一定愈相信自己看到了这些东西。在一种激情的整个过程里，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能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软弱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步。所以拉奥孔在叹息时，想象就听得见他哀号；但是当他哀号时，想象就不能往上面升一步，也不能往下面降一步；如果上升或下降，所看到的拉奥孔就会处在一种比较平凡的因而是比较乏味的状态了”[1]19-20。
传统语文作业的内容只局限于本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和渗透，使学生形成狭隘封闭的知识观。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语文作业设计要淡化学科间界限，把语文学科同其他学科在知识上相关或思考方法上相似的内容综合在一起设计作业，使学生认识到语文学习不仅包括单纯的语文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还有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渗透。
故而本文认为，在时间意义上，孔子所谓仁既非发之于外的道德行为，也非人最初的道德萌芽或生理本能，而是两者的中间节点即经过主体自身努力后所达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具有时间意味的心理状态既包含着此前主体由最初状态所进行的努力，也孕育着此后主体所发出的道德行为。
“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这一美学特色，不仅适用于雕塑等造型艺术，还能在诸多领域展现其效果。钱钟书曾言，“莱辛讲‘富于包孕的片刻’，虽然是为造型艺术说法，但无意中也为文字艺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2]。其实，当用这一艺术特点来审视我们传统的思想文化时，也颇能得见其中的契合之处，毕竟人们对于好的事物终有着相似的审美心理。我们很容易将“富于孕育性的顷刻”与传统中和观念加以比较。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言“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其实这一中和美即表现出与“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类似的美学风貌。当我们把这一审美上的审视置于孔子道德思想中时，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李振纲所言：“《论语》中孔子提及‘中庸’时说‘其至矣乎’，它是孔子所推崇的一种崇高的德性、智慧和方法。”[3]当然本文并不致力于揭示出孔子道德思想所表现出的中和美，这已经被广泛地讨论过了；本文试图采取一种逆向的方式，深入孔子“仁”的思想内核，借由展现于拉奥孔雕塑之上的美学特点来探究孔子“仁”的内在结构与道德意涵。
二、“仁”的道德阐释及其内在结构
但是正如意志或理性等因素会发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一样，即使一个被称为“仁人”的人也有可能做出不符合道德的事，我们无法在事情发生前就断定某个人一定会这样做或那样做，尤其当这种推断的根据是个体的心理要素时，这种情况就更为不确定。孔子说颜回“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这正说明了“仁人”是一个极难达到的人格境界，它需要主体保证在每一个道德情境中都必须自如地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被称为“仁人”时，他在每一次道德活动中都能在自身内部建构起仁的心理状态，即本文所说的富于孕育性的道德心理状态。
但是，正如拉奥孔未选取事件最初的情景一样，在孔子那里，这种逆向性的思路也并非意味着回归到时间的起点，即在人类最初的心理萌芽中寻求道德的动机。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仁绝不是不经过自身努力就能具备的心理状态或品格，孟子曾把孔子之仁推至人最初的善端，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孔子显然并没有把未经思考与用力的最初萌芽状态的善端视为仁。孔子谓“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需要主体自身努力后方能到达的一种心理状态，“先难而后获”即意味着主体需要经过从内心深处求仁或从外部识仁的过程，如此方能到达一种饱满充实的心理状态来行仁。
首先是时间性。莱辛在论述其美学观点时认为，“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绝不能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而应选择两种激情的斗争最好是没有结局的顷刻，比如希腊画家提牟玛球斯画“美狄亚”所选择的不是杀害女儿的时刻，而是“选杀害前不久，她还在母爱与妒忌相冲突的时候”。莱辛所论关涉的是时间性在美的表现中的作用，即艺术创作者要善于在一系列活动中抓住事件发生的脉络，并对最能表现美的那“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有敏锐的感知力。同样，一个个体的道德活动也是具有时间先后的事件的组合，作为道德行为理由的仁常常存在于行为发生之前的时间中。
《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道德问题中，中和可以视为道德行为发生之前与之后的两种状态，而本文所谓的孕育性并非是指未发时的所有时间过程，而是未发阶段的后期，即心理状态积聚到足够推动道德行为发出程度的那一孕育性时刻。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讨论了这一心理状态的时间性，明确了在这一心理状态的发展趋势，但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并不足以支撑道德行为的产生，在孔子那里，这一心理状态必然包含着情感、意志与理性等方面的积累，从而使仁的内涵更加充实与富于孕育性。那么，这一仁的孕育性结构包含哪些方面呢？首先，孔子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即为仁需先要克服自己内心不合理的私欲，这就需要自身意志力的作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当私欲或不合道德的意欲产生时，要依靠自身意志力去加以克服，在自身内部树立起足够支撑起道德行为的意志力。当然，当我们在进行这种意志力的培养之时，已有了一个对是非善恶的理性判断与认知，这种认知不仅会对个体意志力的培养起指导作用，也会使行为者在内心产生出一种道德认同的情感。孔子谓“仁者安仁”，即在表明道德行为者对自身的德行有情感上的认同或需求，道德主体在情感上一定是乐于为仁的，如此作为心理状态的仁才能建构起一个稳定的内在结构。正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即是在内心情感上对于自己所向往的志业有认同感。如此，当主体内在的理性、意志与情感等要素都达到一种充实的状态时，作为心理状态的仁也就完成了，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因为仁不是靠外部条件所实现的成果，而是需要主体在自身内部加以努力的状态。当主体完成对自身此一心理状态的准备之时，道德行为的发生也就有了充足的内在动力，从而也就实现了对仁的内涵的建构与其孕育性的阐释。
一个行为总有一个理由，同理，一个道德行为的完成也总有与之相应的理由，可以把道德行为背后的理由归结为动机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动机性理由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些状态在产生道德行动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规范性理由更像是一种辩护，是在道德规范的角度对一个人道德行为的辩护与证明。正如迈克尔·史密斯所言，“动机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处于相当不同的类型中。因为，动机性理由是心理状态，而规范性理由是普遍形式‘A正在做的事情是可欲望的或被要求的’的命题”[6]。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即可视为对自身道德行为之动机性理由的描述，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主体的一种稳固的心理状态，这种稳固的心理状态对于道德行为便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当把孔子所说的“仁”视为一种心理状态时，其实就是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去寻求作为动机性理由的仁性与对仁的内在性阐释，这种稳固的心理状态同莱辛所谓“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具有相似的内在结构，这种相似性在于作为道德心理状态的仁同“富于孕育性的顷刻”一样，具有时间性、孕育性等特征。
在对拉奥孔雕塑的评论中，莱辛提出了“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观念，这便可以借来说明个体在道德活动中的心理状态，并由这一维度来考察仁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机制。可以认为仁是一种富于道德孕育性的心理状态，个体具有了这种孕育性心理状态，就能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表现出符合道德的行为。但是这种简单的对比仍不能确切阐明仁的内在结构特征，仍需要分析的是，这一心理状态在道德活动中是怎样运作的。莱辛“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观念其实意在阐明诗与画的界限，在西方艺术传统中，诗与画往往具有不同的表现力，诗歌可以描绘一连串的事件，而画家只能选择瞬间的情景。莱辛认为，静态的绘画情景要想产生最大的审美效果，就应该选择“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这样的顷刻因为具有蕴含前后两方时间及事件的属性，故能使得画作产生与诗歌类似的美学效果。拉奥孔群雕同绘画一样，只能选择瞬间的情景，但它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经典，就在于它以“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表现了自身丰富的美感和韵味。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所说的仁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具有类似的品格，那么一种对此道德心理的剖析就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对仁的阐释具有不同的维度，故而仁的时间性也就表现出其多样性与丰富性；但是当从个体的道德心理状态去把握这种时间性时，仁也就成为道德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心理时间点。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功利主义者那样，选取道德活动的终结点(即功效)来对仁加以阐释，但是这种阐释也只能限于对个别事例的特殊性解释。孔子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外在的事物加以内化，形成一种内在性的重新建构，比如孔子对“君子”涵义的解释即是一种对内在性的寻求。孔子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仁本身即是对外在之礼的内在性奠基，因此，当从主体的道德活动来论述仁的时间性时，更应注重从主体内部寻求道德活动发生之前的内在根据。将对仁的阐释诉诸道德主体的心理层面，不仅符合孔子对个体内在性的关注，还得到孟子及后世学者的肯定，譬如孟子谓“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即继承了孔子内在化的思维路径并加以深化。
我们知道，孔子固然对于“何为仁”具有一种“不认定”(梁漱溟语)的态度，但由于“仁”本身即具有道德属性，故而对“仁”的诸多解释都与伦理问题相关。从伦理学层面可以把诸多关于“仁”的阐释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仁”阐释为一种主体的内在德性，这种类德性伦理的阐释也得到较多的认同；二是从客观的道德规则来释“仁”，这是偏于规范伦理的阐释思路；三是以功利主义立场来考量具体行为的道德功效，这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解释方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当孔子在对一个人加以“仁”与否的道德评价时，所关注的是其内在的德性还是其外在对道德规范的遵从，抑或是基于行为所产生的道德效果。其实，检视《论语》相关文字便可以得知，孔子并未局限于某一层次或特定内容来规定“仁”的涵义。倪梁康曾对“仁”的这种不确定性加以总结，认为孔子对“仁”的定义可以说是纷繁多变的：“可以是主体的个性禀好，可以是行为处事的原则，可以是某个过程或结果，可以是某种方法或能力，如此等等……它在孔子那里几乎已经相当于既是形容词又是名词的‘善’，只是在具体的语境中才显露它的实际内涵。”[5]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停止对“仁”的理论内涵的探究，既然孔子在对“仁”加以使用时多与道德情境相关，那么就可以采用一种更加细致的分析手段，来探究个体在进行道德活动时的心理结构与状态，并以此来探寻仁的内在结构与理论特征。本文认为，这种结构与形式性探究对于了解仁如何统摄诸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知，拉奥孔雕塑之所以能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与感染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在表达痛苦时所采纳的美学形式，即在时间上不选取顶点时刻，而是描绘顶点来临前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这一时间性顷刻具有包前孕后的特点，能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从而在自身意识中将痛苦的情感演绎出来，使得自身对此一痛苦悲剧之情有深切的体会。
其次便是孕育性。所谓孕育性是针对内容状态而言，在造型艺术中，莱辛认为孕育性是指作品应表现持续恒久的情感，而不是稍纵即逝的事物，因而在微笑与大笑、叹息与哀号等情境间应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前者表现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也因其富于孕育性而更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实际上，孕育性和时间性是密不可分的，孕育性顷刻往往是从时间的长度中选取的，而那富于孕育性的时刻也往往预示着未来时间的某些状态或前景。当本文借用孕育性来分析孔子之仁时，并不是以此来审视某个道德行为的合适与合度性，而是将视野限定在道德行为发生前的心理状态中，去考察此一心理状态具有何种孕育性结构与特征能对道德行为产生内在的推动力。
望着眼前三层楼高、盘旋而下的传送带，我们禁不住发出了惊叹，暗自想象夜里机器轰鸣声响起，传送带快速转动，一叠叠报纸从眼前掠过的场景，那将是多么壮观。翻阅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这家地方报业大佬的发展史，你会看到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的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广州日报以创纪录的当日刊出“97版”报纸一炮而红，奠定了其在中国报业中的“江湖”地位，从此摆脱了“地方小报”的命运。
因此，仁的存在之所以可能基于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方面是其内部的时间性结构，另一方面是其孕育性结构。其实，对时间性与孕育性这两个维度的剖析只是本文审视孔子仁学内涵时的分析性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仁的时间性与孕育性是不相关的；相反，仁的时间性正是需要借助孕育性才能说明的，而其孕育性也只能在时间性中才能存在与产生。莱辛强调“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就是“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而作为心理状态的仁——因其具有时间性与孕育性特征——即是对主体某些先天禀赋与外在道德行为的一种有力说明。
城市用地的多少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中，人口因素影响着城市用地扩展的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城市发展的速度，交通因素奠定了城市发展的格局，而政策因素则是德州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仁人”抑或“仁心”：“仁”存在语境的反思
上文分析了“仁”的内在结构特征，仁似乎已被视为一种具有时间性与孕育性结构的心理状态。那么，在这一视角下，仁是否已经失去了它作为稳定性品质的属性？或者说，是否还存在着具有人格评判意义的“仁人”这一概念呢？经过前文的分析，仁似乎只存在于偶然或特殊的心理状态中，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长久以来对“仁人”的使用是一种误解呢？在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孔子本人极为慎重且不轻易以仁许人，譬如孔子谓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也只是就实践行为而做出的审慎评价，而“三月不违仁”的评价正说明了仁作为一种状态的偶然性特征，而不是对某个个体道德品质与人格的确定性评判。但是，孔子也曾多次提及“仁人”“仁者”，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又有“仁者不忧”(《论语·子罕》)等言谈。那么，孔子本人对“仁人”概念的使用是不是否定了本文对仁的内在性结构的分析呢？
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孔子曾多次说到“仁人”，但是，本文仍然要探讨，在孔子思想中，一个人是在何种层面被冠以“仁人”的评价；当一个人被称为“仁人”时，他具有怎样的心理状态与特征。既然本文认为仁更多的是指一种具有道德孕育性的心理状态，那么当一个人称为“仁人”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一心理状态在他那里是稳固而持久的呢？根据前文所论，这一孕育性的心理状态只在道德实践情境之中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持久意义上的道德心理状态，因为支撑起这一心理状态的情感、意志与理性等能力要素并非始终处于一种恒定的状态。那么，使得基于人格评价的“仁人”得以成立的要素又是什么呢？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自身在七十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在任何道德情境中都可以做到不违背道德规范，且并不感到心中不安。实际上，孔子七十岁的时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人”了。但此时并不意味着作为心理状态的仁是持久存在于孔子自身的，而是仍需要在一个个具体的行为活动中重新建构。但是，对于被视为“仁人”的人来说，道德心理状态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也就类似于一种习惯，且每一次或绝大多数情况下对道德心理的召唤都是成功的，而支撑起这一习惯性品格的仍是主体内在的情感、意志与理性等因素。
对孔子“仁”的解释历来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源于孔子本人未对“仁”的概念做明确的阐释，另一方面也源于“仁”所具有的道德意涵具有普遍的现实价值。后世对孔子“仁”之涵义的阐释，或从语言学角度探寻“仁”字的本义，或从文献层面分析“仁”在文献运用中的涵义，或从义理角度阐发“仁”的多重含义。即便仅从义理角度分析，对于孔子之仁也有诸多不同的态度，对此张岱年先生曾言：“后人惟不知孔子自有仁之界说，而谓孔子一生未尝说出仁之确旨，乃自己为仁字另定界说。结果或失之玄虚，或失之笼统，或失之肤泛，或失之琐碎；且皆于《论语》言仁各条或合或不合，牵强比附，终不可通。”[4]张岱年认为仁统涵诸德而不失自为一德，固有其贴切之处，但对于如何统涵诸德，则未能详细阐明。
总之，教师的主体意识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而教师职业规划是管理部门和教师间有力的沟通平台，有利于教师目标的确定，从而更能激发教师的工作热忱和主观能动性，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因此，可以说当孔子提到“仁人”或“仁者”时，更多的是一种虚指，是对一种道德人格境界的肯定，此一语境下的仁并不意味着道德心理状态的长久持存，而是意味着主体每次对道德心理的召唤或建构总能成功。如果说仁心指向的是道德心理，那么仁人所指向的则是道德主体。作为心理状态的仁是使仁人得以可能的内在根据，而主体所具有的意志与理性诸能力同样是对富于孕育性的道德心理状态的保证。
通过对仁的结构与存在形式的探析，可以看出在孔子那里，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仁”的概念常常并非实存的，仁更多的是一种需要主体努力方可达到的心理状态或境界，因此它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特殊性或偶然性，如果说仁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话，那这种普遍性绝不能说是完全内容上的，而更多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正是在具有内在时间性与孕育性的结构形式下，一个道德的行为才被视为仁，而因此仁也就具有了统涵众德的结构特征。
四、结 语
中国哲学具有其自身的圆融性，这使得其中的诸多理论都能让人产生敬畏感，但与此同时，许多重要概念在未经正确领悟时多会被随意地置于某种不合时宜的系统中，孔子之仁便是这样一种概念。尽管哲学史上对孔子“仁”的诸多阐释并非都是为了还原其本来面目，但后一种方向将始终贯穿于任何想要探寻孔子思想真谛的理论中。从内在结构与形式特征来分析孔子之仁，并非是对内容性阐释的否定，而毋宁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对形式结构的探讨将会推动我们对仁的理论内涵的理解与判断。可以说，孔子之仁所具有的时间性与孕育性形式特征是对仁的实质内涵的支撑，也是使仁本身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保证。
注塑成型制品的性能和注塑成型工艺有着很大的联系，将振动力场引入注塑成型的全过程，聚合物熔体在周期性脉动压力下进行注射，可以使聚合物熔体得到良好的混合和均化，促进模腔内气体的排出，有效地改善注塑制品中可能出现的缩孔、表面塌陷和熔接线等缺陷，并且注塑制品的内应力得以减小，从而改善注塑制品的翘曲变形，提高制品的质量。振动注塑成型技术能够促进汽车零部件综合性能的提高。在现今汽车电动化，轻量化的大趋势下，振动注塑成型技术在汽车零部件上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仁所具有的时间性和孕育性结构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道德心理状态，而具有此一心理状态的主体也便拥有了充足的道德动机。时间性与孕育性都不过是对仁的存在结构或形式上的阐释，但这种形式性的阐释方向正是我们以往在仁的分析中所缺少的。仁固然不只是形式，但由内在情感与理性等因素建构起来的仁心，也必然只能在一定的存在形式中才具有其意义。本文以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来探析仁的内在结构特征，其实就是一种致力于形式上的讨论，本文认为，也只有在此一特定的形式中，仁才能被主体自身建构起来，也才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后世对仁的阐释多是从内容出发，将仁进一步理论化与概念化，甚而形而上学化，而实际上这未必不是对孔子之仁的背离。从形式结构角度来理解孔子之仁，也就意味着仁不是一个被概念化的客观对象或抽象事物，而是一个具有生命意义的内在结构，它的每一次呈现都是特殊的，都意味着主体生命力的活动。这种结构保证了仁的动态性，并使得其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不是分离式的内外对立，而是接纳式的相融与促进。
这种形式结构的意义还表现于我们对仁之美学意蕴的理解。以往我们对仁之美的探讨多是就仁的外在表现而言，或不自觉地容易变为对仁人之人格美的欣趣，从而忘却了它最初的对象——仁。对仁的美学讨论应该深入到仁的内在，去把握仁本身所具有结构特征，并以此来考察仁何以为美的内在肌理。因此，正如拉奥孔之美在于其富有孕育性的顷刻一样，仁之美也在于其所具有的时间性与孕育性等内在结构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内在结构是纯粹形式化而无实质内涵的，相反，仁的内在结构正是其所具有的道德意涵与道德实践维度所催生而成的。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言：“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他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7]
当主电源接入24 V时，高于23 V的标准工作电压，此时E1使能，控制G1产生下拉电流，Q1导通，此时V1=Vs>V2，G2产生上拉电流，Q2、Q3截止，避免产生逆向电流；当主电源接入电压低于21 V时，E2使能，控制G2产生下拉电流，Q2、Q3导通，此时V2=Vs>V1，G1产生上拉电流，Q1截止，避免产生逆向电流.
[参 考 文 献]
[1] 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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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n ”in Confucius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ocoon
WANG Kai-yuan1，WANG Ya-li2
(1.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2.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i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 Although the Ren of Confucius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n is far from richer and deeper tha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Ren.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moments of inclusion” in Laocoon to illustrate the intrinsic aesthetic features of plastic art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this concep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n in Confucius’ thoughts. In the moral philosophical sense of the mental state, Ren has two intrinsic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ime and inclusion. The former makes Confucius’ Ren have dynamic feature while the latter guarantees Ren’s internal impetus. As a result, Ren is more likely to exist in the concrete state of the subject’s heart, and its universality is more likely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Moreover, the intrinsic struc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Ren of Confucius also helps to re-examine the metaphysical significance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aesthetic features that Ren conferred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 Ren; structure; time; inclusion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19)06-0036-06
DOI: 10.3969/j.issn.1005-6378.2019.06.004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河北大学高层次创新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80126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研究”(14YJA710029)
作者简介： 王开元(1990—)，男，山东宁阳人，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责任编辑 吴 姣】
标签：仁论文; 结构形式论文; 时间性论文; 孕育性论文;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论文;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