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_经济增长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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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是相伴相生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至今仍未能找到复苏的道路。能否请您先谈一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

      李民骐: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从公元1年一直到2008年世界经济总产值变化的情况来看,大概在1800年以前,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几乎都看不到当时世界经济产值的规模,这以后世界经济产值成几何式爆炸式增长,如果咱们要谈资本主义,首先要能够解释咱们所观察到的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个最基本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世界经济总产值几何式爆炸式的增长,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接近资本主义的本质了。

      从物质条件上来说,就是从近现代以来,从工业革命以来开始出现了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过去两百年左右,化石燃料的使用呈几何式增长,化石燃料燃烧而引起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增长与世界经济的总产值的增长是高度拟合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从物质基础上来说,世界经济增长是靠化石燃料大规模使用,并且不断增长,才能成为可能,但是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今天知道它会造成全球变暖,会造成全球的气候变化,并且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可能造成全球的生态系统崩溃,而且可能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

      记者:您的意思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

      李民骐: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不仅是造成这种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增长,而且当这种增长不再发生的时候,或者当这种增长的速度比正常时期大大下降的时候,往往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并且这种危机还往往不仅是经济方面,而且还有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比如说战争、革命形势。如果就短期来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负增长了,那么就是经济衰退、经济危机。从比较长的时期来说,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或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出现了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也可以定义为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危机以及长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局面。

      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考察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情况。从西欧地区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来看,在历史上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西欧的增长率曾经大幅度下降。在二战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西欧经济曾经经历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一度达到了4%以上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年来它的增长率又出现了显著下降。

      从美国历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个是在19世纪的后期,大概也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再有一个就是在20世纪中期,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高峰。近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美国人均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已经下降到类似于19世纪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徘徊,所以现在美国经济学界有很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还能不能维持技术进步,与之相联系的问题就是在长期还能不能够维持经济增长?

      我们再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从19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期,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是0或者是负值,包括现在有些人吹嘘的蒋介石时期所谓的黄金十年,也就是说在中国整个的近现代时期,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时期,没有完成有效的动员国家资源,进行工业化、资本积累,这样的历史任务。其结果当然就是中国在近现代,从原来是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外围国家之一。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从198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人均增长率一度达到10%左右。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咱们只看20世纪的话,基本上从1913年到1950年这一大段时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动荡时期。还有一个危机和动荡的时期就是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

      记者:从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李民骐:关于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问题的认识,这个大家知道,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现代主流的经济学与持具有进步立场的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几种观点都介绍一下,包括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会谈一点点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方法。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程是通过生产要素来进行的,所谓生产要素是指的劳动、资本、土地,在现代的经济条件下,造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的增长、资本的增长,以及所谓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率也就可以分解成三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劳动贡献部分,一个是资本贡献部分,还有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如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任何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劳动贡献、资本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部分,但是从长期来讲,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取决于资本增长率,而是取决于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在长期人口增长逐步放缓的话,基本上就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理论,美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比如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3%,21世纪前十年年平均增长1.6%,这两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4%、1.6%,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38%、94%。但是大家注意,2011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0.1%,也就是说基本上等于0,相应的经济增长率为1.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也就是说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过去几年里面美国的技术进步对于其经济增长没有贡献,这也就是目前美国经济学界正在激烈争论的问题,到底未来还会不会有大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在长期还能不能够维持?

      接下来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这里面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在计算劳动投入贡献的时候,我没有按照一般的用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而是采用非农就业的增长率的贡献。先看和刚才美国类似的,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2010年以前也是增长的,并且规模和美国的那个增长率相当,1991~2000年为1.6%,2001~2010年为1.4%,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10.5%,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6%、13%。但是2011年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成了负值,从统计上来说变成了负值,仅为-1.0%,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变为-13%。再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咱们计算资本投入的贡献的话,在2010年以前资本投入大概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3/4,但是2011年以后几乎全部的经济增长都是来自于资本投入增长,也就是都依赖于资本积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在于,如果在短期中国资本积累速度大幅度下降,就会使经济增长丧失一个主要的来源。从长期来讲,如果不能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负增长,或者哪怕不能够大幅度提高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话,那么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到非常缓慢的水平,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如果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就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还有净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由于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的总需求显著低于总供给而引起的产出的下降以及失业上升,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宏观经济结构,美国的居民消费历史上大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从80年代以后这个比例就趋于上升,现在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大概70%。美国的私人投资在正常年份一般要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也就是5/1,但是在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私人投资的比例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体上是在0的水平波动,也就是美国的贸易是大体平衡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有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

      相比之下,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趋于下降。另外,就这个水平来说,中国的居民消费最低的时候大概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现在也没有达到40%,也就是说大概只比美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一半稍微多一点。同时,关于社会的总投资,中国的投资既包括所谓民间投资,也包括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的投资,这个投资现在大概是46%,接近一半,投资的比例很大,而消费的比例低,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如何分析经济危机?凯恩斯最著名的著作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20世纪30年AI写作的,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陷入大危机,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凯恩斯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投资,这种以私人利润为目的的投资,从本质上来讲非常不稳定的,因为资本家不可能理性计算未来的投资收益,所以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盲目的信心,靠某种程度的主观臆测,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所谓的动物精神,所以资本主义投资是不稳定的。在没有有效的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这种投资的不稳定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不稳定,会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恶性循环,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规模的经济金融危机还有萧条是频繁爆发的。后来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闵斯基,他继承了凯恩斯的传统。闵斯基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投资是不稳定的,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要正常运行的话,就必须是大政府经济。因为没有一个大的政府部门就不能够抵消私人投资的不稳定,也就不能保证现代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但是闵斯基又认为,这个大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起了使经济稳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当这个政府起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以后,在很大程度上,资本家的投资风险就不再由资本家个人承担而变成由整个社会承担了。这个比如从最近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里面,就有很明确的体现。比如大家经常讲的所谓银行大而不能倒,其实质就是由政府或者其他的社会机构来承担本来是由个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换句话说,关心经济学的人们可能听说过,传统上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说社会主义低效率,就是说社会主义企业不能破产,所以社会主义是属于软预算约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这种软预算约束,这种结果就是因为投资风险由社会承担。这就是闵斯基说的大政府资本主义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会鼓励资本家过度借贷,因此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结构就会有越来越脆弱的趋势,而这种脆弱的金融结构会导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

      从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美国居民部门债务在21世纪头十年大幅度上升,这是2008年危机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的责任,我们这里用的概念叫做社会融资规模总额的存量,这个概念大体上与美国的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相当。美国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0年一直到2008年都是趋于上升的,从原来的大概200%上升到了最高的时候超过了250%,这以后有所下降。而中国一直到2008年以前,整个债务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比较稳定,但是2008年以后开始显著上升,并且现在已经达到了200%的水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一定时期之后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就有可能达到类似于美国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记者:刚才您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您能否谈一下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

      李民骐: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重视的是对利润率的研究。为什么要重视利润率的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所以利润率的大小往往会决定资本家投资的水平,而这个资本家投资的水平,又会决定就业、产出、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运行状况。利润率等于用利润总额除以资本存量。我们可以把这个利润率再分解一下,就是表示为利润份额乘上产出资本率,其中这个利润份额就是利润总额比上产出,或者资本家的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产出资本率就是经济产值比上资本存量。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是由资本积累带来的,我们可以在利润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资本存量增长率等于这个积累率乘上利润率,其中这个积累率就是净投资占利润总额的比率。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美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美国的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包括工资,也包括其他形式的雇员报酬,比如各种社会福利,也包括一部分小业主的收入,这个比例多年来大概是在60%的水平上下波动。但是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的来讲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这个数据已经低于60%了。资本收入,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29年,达到25%左右,这以后从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是趋于下降的,但是从70年代以后,资本家的利润收入是趋于上升的,这个与我们所理解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相一致。在本次经济周期里面,它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超过了20%,这个水平已经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资本收入份额的水平。

      而与美国相比,中国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美国相比要低很多,中国劳动收入在90年代初的时候,接近50%,然后在整个90年代是趋于下降的,在21世纪初大体上稳定,大概稳定在比如说33%~34%的水平,也就是大概相当于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一半再稍微多一点。中国的利润份额在2000年以后,基本上是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40%的水平,这个大概相当于美国同一指标的两倍。但是到2010年以后开始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就是劳动收入的份额比例开始上升了,利润份额的比例出现了下降的情况,2012年左右劳动收入份额超过了利润份额,2014年劳动收入份额约占40%,利润份额下降到33%左右。虽然即使是经过几年上升以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偏低的,但是目前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是唯一出现这种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情况的经济体。

      接下来咱们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利润率。美国的利润率在大萧条的时候,曾经大幅度下降,一度仅为8%左右,再有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比较长时间的下降,下降到约12%,这两个都是美国资本主义比较动荡和不稳定的时期,90年代之后在15%上下波动。中国的利润率在2007年以前是很高的,最高曾在90年代中期达到大约34%的水平,平均来说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左右,但是从2007年以后开始出现急剧的大幅度的下降,现在跟美国的利润率水平相比较,差距不是太大,大概18%左右。

      最后再谈一下世界体系的观点。所谓劳动贸易条件,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向美国出口一定数量的产品,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产品中中包含了多少这个国家的劳动时间。类似的,这个国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产品中包含了多少美国本国的劳动时间。在1990年的时候,大概要用50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1个单位的美国劳动,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蒙受了巨大的不平等交换。不过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一直是趋于下降的,这个本身是一个好的信息,它意味着中国蒙受不平等交换的比例是趋于下降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唯一大规模下降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劳动贸易的条件一直到21世纪初的时候都是趋于恶化的,这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改善得也不是特别明显。虽然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是显著大幅度改善,到今天仍然需要大概8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才能交换1个单位的美国劳动,但是如果把出口规模考虑进来,中国在中美贸易中失去的劳动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

      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在国际的不平等交换过程中,所获得或者所失去的劳动量。通过计算我们发现,美国每年现在通过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所获收益的程度大概可以达到5 000万劳动人年,这个5 000万劳动人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美国全部就业量的3/1。而中国在最多的时候,每年因为不平等交换的损失可能多到8 000万劳动人年,近年仍然保持在4 000万到5 000万劳动人年的水平。虽然中国仍然处于这种严重的不平等交换的状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在发生变化,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中国工人的工资比较快速增长的局面。

      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制造业,每单位、每一美元增加值里面所包含的工资成本。这里说的是直接工资成本,不包含福利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一美元的增加值里面大概要包括三毛多的工资成本,中国大概是两毛多,但是如果当时单看国企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每单位的工资成本和美国是相当的,所以从主流的观点来看,国企是非常低效的。但是从90年代以后,大家看中国的工资成本就大幅度下降了,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大概下降到只有美国一半的水平,但是从一些人的观点来看,就说中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并且不仅中国经济具备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从2002年以后,美国的单位工资成本大幅度下降,向中国靠拢,这就是经常讲的所谓的向底线竞赛。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制造业每一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从2006年以后开始上升,近年来甚至超出了美国的按同样办法计算的单位产值的工资成本,这对我国的工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出口竞争力来说就不一定了。

      记者:您从几种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同时也对比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困境在哪里?又该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教训,有效地化解风险并走出困境呢?

      李民骐: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资本积累,但是未来随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开始逐步放缓,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值得担忧。如果从凯恩斯主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非金融部门债务的迅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0%,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会因此变得脆弱。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是依靠非常高的利润率,相当于美国两倍的利润率,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样的这个利润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下降到历史上美国爆发重大危机的水平。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虽然在国际不平等交换方面,中国的劳动贸易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工人待遇的提高,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国的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超过美国的情况,从而威胁到中国未来的出口竞争力。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困境。面临这样的矛盾和困境。

      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没有可能通过采取比较进步的经济政策来缓解中国一些矛盾,为中国进入到更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创造条件?如果要做到这点的话,第一,就是要为实行进步经济政策创造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大家知道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在短时期内出现重大的资本外逃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当取消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步骤,加强对资本输出的管制。然后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一方面增加劳动群众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扩大公有制的投资规模,并且把扩大公有制的投资规模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变化来在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面,为中国在将来有可能进步到对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利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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