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腹地论文,个案论文,炼成论文,红色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初版难产 《腹地》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早表现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时值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实行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②作者王林以历史见证人的使命感，“像准备遗书一样”，完成了这部30多万字的纪实性长篇小说。③ 冀中解放区诸作家中，王林资格可能最老，而《腹地》创作时间也早于被视为红色抗战经典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从作者“出身”和作品“题材”看，《腹地》无疑具有“红色经典”最纯正的血统，因而有人称之为“抗战文学红色经典的先行者，或首创者”，④亦不无道理。⑤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腹地》不幸过早“出局”，因此在2007年《腹地》初版本重印之前，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史专著，均无关于王林和《腹地》的记载。⑥ 1945年抗战胜利，王林挖出埋在地下的《腹地》手稿。当时，为配合即将全面开展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各解放区正以政治动员方式大力鼓励文艺创作，⑦《腹地》似乎正逢其时。孰料延安同行阅读后，认为“暴露黑暗”和人物塑造“不典型”，出版遂被搁置。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王林还在焦急等待“上面”首肯。是年9月，在周扬点头、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黄敬直接关照下，修改后的《腹地》得以出版。该书初版一万册很快售罄，1950年2月又加印一万册。当时北平、天津刚刚解放，旧有的文学市场格局尚未改变，在没有任何宣传、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前提下，不到半年加印至2万册，可算畅销。⑧然而第二次印刷不久，《文艺报》两期连载副主编陈企霞署名文章，认为《腹地》“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⑨由此，《腹地》很快被下架。历史的吊诡在于，《腹地》出版前和下架后若干年间所遭遇的，都主要是来自“内部”的批评，除陈企霞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外，并未被公开批判，然而却一直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情形有点像“安乐死”。⑩为此，50年代初王林曾数次请求对这部小说公开讨论，甚至越级上告，然而得到的是“没有什么争论”故“可不必讨论”的冷处理。(11) 众所周知，新中国文艺批判的“运动”模式，自1951年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经过批胡风、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在5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其表现方式一般是高层主要政治人物明示或暗示(有时也由文艺界“自身”发起，往往是主动领会上意)，《人民日报》或《文艺报》率先发难，然后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在一个时期内形成密集的同人批判，被批作家作品由此“自然”被宣布“死刑”。1950年代，遭遇这种命运的作家作品，先后有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宗璞《红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腹地》出版时，文艺批评尚未形成规模化和制度化，而《文艺报》对《腹地》的批评，前后统共只有两篇文章，除了1950年初陈企霞的那篇，便是1956年侯金镜为批判陈企霞而作的一篇。(12)也就是说，《腹地》的被“禁”，发生在建国以后组织化和运动式文艺批判之前，它因迅速下架而不曾“声名鹊起”，却也因未被公开批判而不曾“声名狼藉”，“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它因“无名”而未能进入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视野。然而，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初，当一大批十七年或文革时期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家重新“归来”、作品重获“解放”(“重放的鲜花”)时，曾经满腹牢骚、好几次“越级上告”的王林，却没有丝毫“平反”的欲念，而是继续已进行多年的修改。(13)《腹地》既被王林视若生平最重要的作品，争取改好重新出版，便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精神诉求。“文革”初期外面已很喧嚣，王林内心萦绕的，还是《腹地》的具体修改方案。(14)1984年小说终于改讫交付出版社，王林也因病去世。这部贯穿作者后半生三十年时间、在痛苦自省中为达到“正确”的标准而不断内省、孜孜矻矻重写的小说，出版后却遭到来自读者的冷遇。(15)1985年修改本，删改章节过半，内容面目全非。《腹地》的悲剧性在于，其初版因不符合《讲话》精神而被禁，1985年版却因对《讲话》精神亦步亦趋，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语境中，再一次因不合时宜而被弃。 近几年来，随着《腹地》1949年版的重新“发现”，以及《新文学史料》上有关王林日记、王林“文革”交代等历史材料的陆续披露，这部被遗忘的小说及其长达三十年修改的隐秘过程，才逐渐为人所知，并引起当代文学研究界注意。(16)《腹地》作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较早专门叙述革命历史而未能跻身“红色经典”的个案，不排除其自身艺术尚不完满，然而它从文学史上“消失”的命运，却体现了50-70年代文学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境遇，并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折射了当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在“辩证”的逻辑下，被“政治”所赋予的强大权力。 二、缘何被禁 《腹地》以1941年秋至1942年春夏冀中抗战为背景，通过“荣军”辛大刚复员回乡的经历，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再现。辛大刚是抗战爆发后当地最早拉队伍抗日的英雄，后加入八路军并入党。伤残回乡时，组织关系尚未转到，加上村支书有意排挤，只好落寞地在村剧团拉胡琴。当时是冀中根据地实行民主宪政的第二年，声势浩大的选举宣传和选民登记正在开展，村剧团是选举宣传重镇，在村里相当活跃。辛大刚爱上了剧团年轻美丽的少女白玉萼，但破落地主出身的村支书范世荣，对大刚忌惮又嫉妒，不惜以贯彻上级部署“反淫乱”斗争为借口，设计“捉奸”闹剧，召开批斗大会，使辛大刚在村里被孤立。后来，县委组织部门鉴定寄到，辛大刚得以“正名”，然而，当他奉命去县武装部报到时，日寇的大扫荡已全面铺开，县委机关不知所踪，大刚随难民潮游动“躲情况”，路遇逃难的白玉萼，二人尽释前嫌，相携回到辛庄，开展游击战。 在叙事结构上，《腹地》缺乏富有张力的戏剧性情节，比较松散。在那个因抗战和共产党领导而被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化(也即某种程度“现代化”)的华北乡村，站岗放哨、选民登记、选举宣传等，构成乡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在小说三分之二的情节中，辛大刚都不是乡村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他身体伤残、家庭“冷索”(母亲病亡，父亲衰老忧郁)，又被排挤，在小说前半部，他更像一个孤独者，小说所呈现的写实手法，明显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从情节叙事的角度看，《腹地》不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小说；主人公的人格与经历，亦不具有传奇性。董之林曾从西方流浪汉小说传统中，为《腹地》叙事结构的“旁生枝节”找到美学依据，并以西方现实主义以僭越陈规为存在理由的传统，论证了《腹地》叙事方式的合法性。(17)曹霞、刘卫东等，则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肯定辛大刚作为“日常化”的体现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所具有的“真实”与“普遍”的美学价值，并强调《腹地》的真实性所具有的历史档案意义。邢小群对比其父邢野先生创作的影响甚大的《平原游击队》，指出《平原游击队》为追求传奇性，夸大抗战成绩而对历史真实多有背离，进而肯定《腹地》的真实性价值。(18) 当然，我们还可从中国现代文学“散文化”长篇小说中，寻找《腹地》的艺术谱系。王林曾受业并私淑沈从文，(19)而沈的长篇小说《长河》，就呈现了一种松散自然的“散文化”长篇叙述结构。现代文学中与沈氏“散文化”叙事相似的长篇小说，还有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孙犁的《风云初记》亦属此类。与这些小说相似，《腹地》在放逐情节后，却因对“风俗”的生动再现而呈现出另类的审美韵致。只是，与沈、萧和师陀不同，《腹地》的“风俗”，不再是传统宗法制乡村的自然风情与人文习俗，而是战争中被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统合起来的充满“民族”意识与“民主”氛围的现代乡村政治文化“风景”，展现了1941至1942年华北乡村在《双十纲领》颁布实施后民众的日常生活：(20)减租减息、鼓励私人工商业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使原本富庶的冀中地区乡村经济十分活跃，开作坊，做小买卖，比比皆是，不少头脑灵活的人都发了财，人们的日子普遍比“事变”前好过。青壮年和妇女，大都被编入各种组织，如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老人和家庭妇女被动员进扫盲班。为成功举办“县选”而进行的民主政治宣传，使一些新名词如“公民”、“女子财产继承权”、“恋爱婚姻自由”等，进入乡村日常生活。即便在敌人大扫荡的阴影中，人们生活的热情也丝毫不减，村头有拉菜拉货的大车经过，街头有吆喝到深夜的小吃，一种为躲避战争的流动集贸市场“游击集”也应时而生……一幅带着冀中抗战时期特殊人情风俗的社会生活画卷，构成这部小说最有意味的“风俗”，“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21)《腹地》所要讲述的，并不是某个传奇故事或某一传奇英雄，而是冀中抗战时期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风俗”。 然而，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作家，从典型论出发，首先不满《腹地》的叙事结构。张庚说，小说写到第六章了，还“找不到”辛大刚有任何“斗争”的行为，原来是“在剧团中搞恋爱去了”。(22)陈企霞也批评“小说一直到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心的描写还是大刚的寂寞和恋爱”。(23)从初版看，辛大刚的“斗争”行为，出现在小说第二十八章之后，辛大刚接到县委任命书，前去县武装部报到。但由于县委在大扫荡中转移，辛大刚找不到组织，只得随人流辗转躲避敌人。第三十七至四十章，才正面描述辛大刚与白玉萼回到辛庄开展“斗争”，而这四章显然是在1945-47年被延安文艺家批评后增补的。(24)不过，此四章反扫荡斗争的直接描述，依然缺少传奇性事件，辛大刚也没什么壮举，更糟糕的是，“老同志们一见面就要先抱头哭一场，而后就是诉说自己在大扫荡里受的危险和痛苦”。(25)这些描写，违背了革命历史叙述的崇高性要求。对比冀中其他作家相同题材的作品，无论是邢野《平原游击队》、徐光耀《小兵张嘎》，还是梁斌的《红旗谱》，除了政治正确外，还都吸收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善于组织出人意表的情节，塑造富于“传奇”特征的主人公形象，这是其被“喜闻乐见”的重要原因。戏剧化的情节和传奇故事，有利于塑造“神”性的英雄，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历史神话。 《腹地》的叙述，有较强的文人情调，审美旨趣不那么“大众化”，其写实手法，体现的是西方现实主义精髓：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追求真实和自然。因此它所呈现的，大致是最接近历史本然的抗战游击生活。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本地抗日力量，主要是一些零散、松弛的民间组织，三教九流，装备简陋。1937年台儿庄战役后，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各种分散的民间抗日力量才被整合，但武器装备仍然落后。鉴于这样的实情，抗战时期，党对“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反复强调以“防御”为主。(26)这样的策略，保证了八路军抗战八年不但未被消灭，反而坐大。当时在冀中的是吕正操所率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其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执行的策略是，“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合击圈，由内线转到外线，转到山区，转到敌后去”。“少量地区队”，也“力求分散隐蔽，让敌人看不见，摸不着，相机打击敌人。这叫做‘敌进我退’、‘避实就虚’”。(27)孙犁小说《风云初记》对这个时期战争的表现，也很少战斗的描写，更多是部队辗转行军，那其实主要是撤退或避敌。当时，八路军中层指挥员中偶尔有从政治影响角度考虑而未能彻底贯彻“防御”策略的，因使部队遭受损失而受到中央坚决制止。如1942年6月，在冀中薛村，八路军某团政委因顾虑“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因而未按计划撤退，导致重大伤亡，“中央军委为此做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28)《腹地》作为战争小说，记录了作者所亲历的冀中反扫荡生活，但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场面，甚至，如张庚、陈企霞所说，连“斗争”的场景都很少。而这，正是小说忠实于史实的地方。在敌人拉网和梳篦式的合围中，《腹地》所描述的地方组织对于基层的领导，失去固定和紧密的联系，也较为可信。王林作为留下来“打游击”的散兵游勇，基本的经验不是打仗，而是自生自灭式的“躲情况”。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实况，原本无可厚非，但照实记录，似乎印证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传言。(29)建国后的主流革命历史叙事，对这段历史态度相当暧昧。《腹地》的忠实记录，无疑对建构八路军抗战神话十分不利。 然而《腹地》这个问题，并未被批评者直接点明。他们的批评，主要依照《讲话》，在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概念中进行，如人物形象“不够典型”，辛大刚不符合“正面人物”要求等。(30)“开端的描写，与辛大刚回村受排挤的事”等，都“不是典型事件中的典型”。(31)辛大刚的善感与孤独，更是“个人知识分子味道过重”，(32)“有很多小资、知识分子的东西”，“有些自由主义”。(33)辛的恋爱心理，也不像工农，“工农分子恋爱是在工余，平常不会想得那么多”。(34)村支书范世荣的形象，则“违反毛主席歌颂光明文艺原则”，是“暴露黑暗”。(35)面对这些批评，王林曾抱怨“我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36)这些话乍看是“后悔”，其实是抗辩。王林之不服，是认为自己遵循的正是现实主义，并时时以现实主义克服“宣传意识”。(37)这种不服，导致其1949年前修改“进行过多次”，并“在很多的章节上有过较大的增删和变动”，(38)甚至还有按当下语境增加“毛主席”崇拜细节，但仍然不能过关——小说的主体结构、基本事件和人物描写，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这才引出陈企霞全盘否定的长篇评论，使小说在销售很好的情况下，被紧急叫停。王林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对《腹地》遭禁想不通，因为按一般的理解，《腹地》受到的批评，恰恰违背了现实主义精神。1947年初，有延安作家提醒王林注意“民主自卫战争”(按：后统称“解放战争”)中阶级关系的变化。(39)后来看，这其实是暗示王林，在“真实”与“政治正确”二者中，后者的重要性是大于前者的。“正确”的才是“本质”真实的。 回顾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诸多“红色经典”作品都经历多次修改。《腹地》修改的困难在于，它的“问题”，不仅仅是形象塑造不典型、情节结构不紧凑等“手法”问题，而是典型论背后的“真实性”问题——王林忠实于现实的真实描写，却被指为“自然主义”。正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5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尽管多来自作者的亲历经验，但由于其担当了“革命”叙事在当代的“经典化”使命，因而其“真实性”要求，就超越了个体的经验层面，而在其是否反映历史的“本质”问题上，受到严格的指摘。(40)重构合于当下需要、符合革命理想的“史实”，才是革命历史小说的责任。自然，这样的重构，实非易事。黄子平曾列举杜鹏程《保卫延安》“四年多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数百次”的经历，感叹5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史实’之转换为‘经典叙述’的艰难”。(41)其中，政治标准的本质与变量，历史真实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都无明确规定，需要作家自己去揣摩和领会，所谓“题材决定论”在现实实践中其实相当不易。正如黄子平所总结的，“‘题材’的规范以否定性和排他性为特征，与其说它硬性规定了‘应该写些什么’，毋宁说它在在暗示的是‘什么不可以写’”，但在“‘应写’与‘可写’以及‘不可写’之间的界限既不甚分明且又与时俱进……”(42)正是这种“不甚分明且又与时俱进”的玄奥，使《腹地》的修改，宛如一条不归路，不知不觉间，竞耗去作者后半生几十年的生命。(43) 三、如何修改 《腹地》以1942年五一大扫荡为主要历史事件，但小说主体部分，展现的则是1941年至1942年“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中冀中根据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活跃景象。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转折年代，也是中共建政史上极其重要的时刻。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论述，使之暂时搁置世界主义和阶级论，转向民族主义和民主建国论。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以“权宜”政治获取文化资本、进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其政治话语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征，在这个时期被发挥到极致，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实践理论，其话语的主要特征，就是因应现实需要随时调整战略方针，灵活规范并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44)或者说，以功利主义为目的处理“经”与“权”的关系。(45)1940年代初，中共在政治上大力倡导民主宪政，率先在“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并与过去被革命的对象组成统一战线；经济上则采取与过去土地革命完全相反的措施，减租减息，保护私产，鼓励私有工商业。这些政策与措施，不仅使根据地政治经济呈现蓬勃生机，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推进了中共政权合法化，为其赢得世界性赞誉。(46)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即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阐明共产党根据抗战形势而将革命分为两步走，目前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统一战线为方针，以推行民主政权建设为宗旨。2月20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讲，阐明“民主”、“人权”、“宪政”是当下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追求。5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推行政权结构“三三制”。共产党在边区的宪政实践，既是抗战时期中国民主运动高涨的产物，也是40年代中国宪政运动的构成部分，促使政府承诺宪政时间表。(47)《腹地》所叙述的冀中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颁布《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共20条，故称“双十纲领”。《双十纲领》包括“亲密国共合作”，“彻底完成民主制度建设”，“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及居住自由”，“保障人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权”，“停征田赋，废除其他一切捐税”，“奖励合作社与私人工业”，“实行二五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男女婚姻自主”等。(48)当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实行宪政已近两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呈一时之盛，由此获得“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称号。这些，既是《腹地》叙事展开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小说热衷表现的根据地革命的崭新风貌。而王林对于“典型论”，有他自圆其说的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典型事件，不一定是指故事，多半是指社会背景，所谓时代或主题。”(49)因此《腹地》的叙述，一半以上篇幅都用于表现“‘双十纲领’颁布后的冀中民主政、经、文、武的繁荣和健全”，(50)这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典型的时代风貌，中共因此向世界展现了其进步和正义，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形成尖锐挑战。小说有不少反映国共合作的细节，如开大会的仪式是“向人民领袖行最敬礼”、“唱《国共合作歌》”、“为全国抗日阵亡将士静默三分钟”。(51)其中，“向人民领袖行最敬礼”的程式是：“司仪号召人们立起来，把脑袋上的手巾和帽子都摘下来，一二三地行了三鞠躬。”按抗战时期惯例，当时的“领袖”指“蒋委员长”。而按《腹地》初版凡涉及共产党领袖都明确写明“毛主席”，则此处“人民领袖”之含混性，可推断是删除“蒋委员长”而又要保留基本事实所使用的障眼法。小说不止一次出现这个仪式，尽管有时并不庄严，如“开会如仪，唱歌唱得乱七八糟。为抗日将士静默三分钟的时候，还有人嬉笑”。(52)村里上中学的少年，关心的是美、英、苏、中的关系，关注美国参战对抗战形势的影响，而不是后来那些“红色经典”所描述的以国共敌对关系为主线的阶级冲突与斗争。习惯于从建国以后革命“正史”中获得历史知识的今人，在读到《腹地》所展现的这一段抗战历史的日常细节时，不能不感到陌生和新鲜。而现存的中共党史材料，包括1937至1941年延安的抗战动员、毛泽东的公开演讲，(53)那些实行三民主义，支持蒋委员长，强调统一战线，预言“一定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的言论，(54)都印证了《腹地》历史描写的真实性。 《腹地》的不幸在于，作者当作革命理想进行表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在实际革命历史中，只是暂时的韬略和手段。(55)抗战胜利后，统一战线政策过时，宪政亦为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民族主义话语与阶级论话语，如何兼容?《腹地》的基本面貌，决定其修改委实艰难。 初版《腹地》开头的“背景”描写，占了六章，随辛大刚回乡两天的经历而展现。主人公的孤独体验，使小说开端有一种淡淡的忧郁。而村子被动员起来所呈现的勃勃生机，人民安居乐业的“叫人感到像后方”的生活兴致，则使《腹地》在勾勒一个多情善感主人公形象的同时，展现了一幅具有史诗气概的战争与和平的生活画卷，揭示了华北平原古老村庄在战争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双重冲击下，正在经历的令人欣喜的历史剧变。一至六章这些“个人知识分子味道过重”的、描写手法更接近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叙述，在1985年修改版中，彻底删改、重写。 村剧团的活跃，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尤其是冀中根据地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突出景象。《腹地》第八章，就描写了村剧团的成长和日常生活，是小说最有趣味的部分。剧团的组建过程，饶有趣味，而演剧的细节，也令人捧腹：编剧往往“把旧戏套上新词，唱不明白的地方，就用道白交代清楚”，文戏中间安排武戏，取材全与现实有关，经常“顺手利用脸面前的事实——有的顽固老头老婆不参加选举，也不许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妇参加选举，村里干部出来劝说、开导”等。“演的时候有的穿旧戏古装，有的就穿平常衣服”，“会唱的随着胡琴唱”，“不会唱的就道白”，“台词没有剧本做根据，有时打诨取笑，博得观众喝彩，就顺嘴溜下去，自己也收不住了。”“上演以前，还怕演的时间太短，对不起观众。从午饭后一直演到天黑，直到台底下孩子娘们喊叫自己人回家吃饭，这才当场用民主的方式，议决收场。演出效果更好，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媳妇们在台下越骂，上边演得越带劲，观众越叫好。”(56)为配合选举编排的节目，往往将宣传内容融于有趣的细节，如舞蹈表演，“最后带出来五个大字：‘拥护三三制’”；高跷表演，“仿着《八仙过海》的形式，改作工农兵学商和一个日本军阀，一个汉奸，一个妥协投降派，凑够八个人”。《小放牛》的一问一答歌词，被改为：“新民主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一党专政为什么不应该?”(57)这些原汁原味的场景与细节，不难看出，来自王林作为冀中区文建委主任和火线剧社社长的现实生活经验。 由于“边区”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有效组织，民主选举的观念在华北乡村深入人心，稍微念过书的村民，都知道普选“是中国纲鉴上没有过的大事情”，不敢怠慢。(58)第十二章写村选的具体过程，有很多新鲜有趣的细节，如投票那天早上—— 第二天一早，“吱吱吱，当当当……梆梆梆……呜呜呜……开会去了，带杌凳，带草墩子……” 闾长们有用口笛的，有的用锣用梆子，还有的用螺丝壳吹着，督促人们早早吃了饭去开会。小组长们就根据着公民的个别情形，挨门挨户到家里去催。 闾长们督促公民就位，“像饭馆的伙计立在门口招徕客人一般”；而选举会上，群众对干部逗笑，干部以插科打诨吸引群众注意力，会场热闹非凡。公民演讲的环节，演讲者满口新名词，听众未必理解这些词儿，于是报以“哄笑”。这些喜剧性细节，令人看到真实历史的呈现。第十三章写村选“宣誓典礼后的献红献花献词献礼”，那些个人原创节目表演，可谓五花八门，砸鸡蛋表示打“坏蛋”，用粪蛋和黄豆做道具表达谐音“奋斗到底”，等等，选举活动宛如嘉年华。 《腹地》初版八至十三章，生动记录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短暂而意义非凡的“村选”和“县选”，这段历史，成为后来革命历史神话建构过程中所要竭力抹淡的记忆。《腹地》将村选细节一一记录在案，这就犯了忌，因此被陈企霞批为“无聊”，“把抗日根据地农村民主生活村选运动描写得不成样子”。(59)1985年修改版，八至十三章，几近整体删除，篇幅由六章变为不足一章，选举的场景与细节，删除殆尽，选举运动的事实，只用极少的抽象文字概述。村剧团的演出，选举宣传活动的描写，投票的喜剧性场景和细节，选举完成后的“嘉年华”，这些突出“民主选举”的场景与细节，一概被删除。 《腹地》前“三分之二”内容中，除了上述村选描写，就是被延安文艺家诟病最多的主人公辛大刚的爱情纠葛。其实，革命加恋爱从来都是革命文学创作行之有效的“模式”——尽管它在30年代初曾遭到来自内部的检讨——在革命历史叙事中添加恋爱元素，巧妙融合革命与恋爱，几乎是十七年小说创作获得成功的潜在“秘笈”，从梁斌《红旗谱》、曲波《林海雪原》，到杨沫《青春之歌》，莫不如此。《腹地》恋爱被诟病，联系文学史的上下文，其实主要针对的不是“恋爱”，而是“与谁”恋爱，以及“怎样”恋爱。《腹地》中的辛大刚，前后有过两次恋爱，两次都有政治不正确之嫌。第一次是他当兵之前与商人女儿姜红文的恋爱，复员回家后，发现姜已嫁给了他过去的手下、新富农辛宝发，这段恋情在现实中的尴尬与暧昧，成为表现辛大刚内心孤独和苦闷的有效细节。第二次，也是小说最重要的线索，是辛与白玉萼的恋爱。白玉萼的父母是半路夫妻，父亲曾在城里开小店，母亲曾嫁官宦人家而守寡。白玉萼“从小跟着她娘在外面上过几年学堂”，村人都觉得她举止“挺大方，不像个庄稼娘儿们出身”。(60)延安批评家认为她“太小资”，“与他(按：指辛大刚)的身份不大合”，进而质疑“白玉萼是否值得辛大刚这样的人爱”。(61)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当延安文艺家已因整风和抢救运动而牢牢树立了阶级论观念时，身处冀中的王林，却仍在统一战线语境中思维。辛大刚与白玉萼的恋爱，首先因为二人的阶级身份不对等而成为问题，其次，白玉萼既无政治意识，也无突出的革命意志，不能突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故被质疑：仅仅“漂亮”，就值得爱吗?“辛爱白”是否有“必然性”?(62) 出于阶级论和典型论的逻辑，延安批评者认为，辛白恋爱即便“现实中可能有，但作品中作为英雄看，白不值得辛大刚爱”。(63)“典型论”不仅要求情节成为主人公性格完成的“历史”，而且要求次要角色成为“典型环境”的构成因素，完成英雄的成长。然而白玉萼显然没有力量履行这样的使命。辛大刚“是因为白而被开除党，被村群众冷笑，为什么还爱她?”(64)陈企霞甚至建议，辛与其跟白恋爱，不如与妇救会长梁志芬恋爱，梁的阶级属性比白纯粹，又是积极的革命者，因此比白“可爱”(65)——尽管在小说中，梁着墨不多，只是一个性格模糊的一般形象。除此之外，还有批评者指出，主人公的恋爱及大团圆结局，没有体现党的力量：“辛最后的胜利——与白结婚是运命，但看不见领导上的力量，领导上正确的处理。”(66)于是，在经过修改的1949初版中，辛大刚在写情书时，会“忽然想起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恋爱的三个条件，觉得新的情书应该谈工作，谈革命”。(67)然而，这样的画蛇添足，仍不足以改变人物的“小资”特性。因此，在1985年修改版中，白玉萼变为一个完全背叛其阶级、意志坚定、与辛大刚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从1950年到1985年，经历了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不断自我检查、努力在运动中紧跟的王林，逐渐领悟到这部小说在艺术缺陷之外的政治禁忌。1985年的修改版，初版“占三分之二”有关宪政和自由经济的日常生活描写，剧团生活，辛大刚的孤独体验，绝大部分被删除，代之以辛大刚和八路军正面抗击日寇的“斗争”。不过，王林并不擅长编故事，那些脱离生活经验的臆想的战斗场景，空洞无趣。1985年版，最大限度地体现党的领导，按照正确的方法塑造正面形象，结果，却留下一部文革时期最常见的概念化小说。 那么，1985年版《腹地》，修改了什么呢?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删除。 首先，最大规模删除的，如上所述，是七至十三章有关选举运动的描写。 其次，凡涉及国共合作的内容和语句，全部删除。 第三，政治身份不纯的传奇英雄，阶级立场不够正确的“正面”人物，也被删除。初版中的村委会副主任黄壬秋，是位有传奇色彩的民间英雄，“在队伍里混过三十来年”(大概是做土匪)，沉默寡言，但枪法极准，汉奸来骚扰，“他抓过一支大枪来，不慌不忙地拉开栓，看看枪膛子里有子弹，举手就撂倒一个。敌人往回跑，他也不着急，慢慢退出皮来，顶上一个，举手又撂倒一个。”(68)在1985年版中，黄壬秋的形象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七章刻画的穷而嗜赌的老明叔，沉默寡言的辛大刚父亲，作为无产阶级，他们对革命态度消极，言行更接近后来被批判的“中间人物”，此章内容85年版全部删除。 第四，真实但有损革命阵营光辉形象的“自然主义”描写，亦被删除。如第一章船工讲述县委遇袭一场，由于是偷袭，县委一干人不免狼狈，“早操没顾得散就拉走了”，“县长听见枪声一响，立在大街上还朝大伙说：沉住气，不要慌，那许就是咱们自己的岗哨走了火。后来机关枪一响，县长也抓了瞎，撒丫子就跑……”“要不是我们船工英勇牺牲，县长也得叫人活活捉住。”由此，县委将摆渡纳入工会直接领导。由当事人讲述的这个事件，真切、滑稽，充满喜剧感。1985年修改版中，遇袭事件和县长一干人落荒而逃的一千多字，全部删除，改成船工们纷纷向辛大刚表达抗战决心的空洞描写。为使大刚一出场就形象高大，此处还增加了他的领导意识：“大刚边听边心里想到：这就是群众的力量……”相应地，初版有关辛大刚归乡后的忧愁和孤独感，统统不见了。 第五，一些在后来革命“正史”中消失的历史细节，如“革命的两面派”策略，被完全删除。在小说初版中，“革命的两面派”出现过好几次，揭示了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时，我方所采取的机智灵活的“斗争方式”。(69)“革命的两面派”，原本是1941年8月4日由党中央做出的正式决定，让“我们”的人担任伪村长、伪联络员，“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作掩护”。然而这段历史，建国以后逐渐变得讳莫如深，当年那些做两面工作的干部，往往“横遭诬陷，被开除党籍，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70)如此看来，《腹地》的被禁，只是早晚的事。即便它侥幸在50年代获得“成功”，可小说中这些屡屡出现的对“禁区”的再现，在清算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文革”时期，完全有可能成为“抹黑”党的罪证。 第六，《腹地》被大量删除的，还有大扫荡开始后，辛大刚的辗转“躲情况”。这些场景中，辛大刚汇入逃难的百姓潮，不但没有“斗争”，而且路遇转移的八路军，也主要是撤退，而不是“斗争”。这些，在1985年版中统统删去，代之而起的，是八路军不断与日军正面交锋，战斗频繁。 第七，被删除的，还有大量呈现人们“安居乐业”的日常生活细节。 二是改写。 改变最大的，是辛大刚的形象及其与白玉萼的爱情关系。1985年版中，辛大刚已彻底告别边缘化处境和多情善感的“知识分子”味，他的归来，果然“红火”，到处受到群众“爱戴拥护”。(71)白玉萼也不再是任性软弱的小资，而是辛大刚志同道合的同志，与小说中其他人物和环境一道，构成主人公英雄形象成长的“典型环境”。初版中辛白恋爱，辛大刚是绝对的主动者，他在单相思中给玉萼写情书，在剧团演出时，被玉萼的美丽活泼弄得魂不守舍，在范世荣操纵的“反淫乱”斗争会上，他不卑不亢为自己辩护，认为“诚心诚意地去追求”一个未婚女子，是法律赋予的“结婚的权利”，“双十纲领上又明明地规定着要婚姻自主”，否认其恋爱是“淫乱行为”。(72)陈企霞曾批评这些描写“缺乏正确的态度，没有原则”，指责作者“好像并不考虑是否切合这样的英雄人物”。(73)1985年版，为突出辛大刚的主导地位，将初版的男追女，换成了女追男，大刚“对玉萼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但“终于敌不过姑娘射出的情箭”，最后，“那堂堂男子汉中了姑娘的‘诡计’”，被她引入了爱河。(74)反淫乱斗争会的描写，为避免抹黑英雄，与初版相反，让白玉萼成为被斗争的主角。情节最后，作者让白玉萼被日本人抓进据点，宁死不屈。这样，白玉萼从初版的小资，上升为“配得上”辛大刚的革命伴侣。通过这样的改写，辛大刚处处“正面”，却僵硬呆板，完全失去血肉和个性，成为70年代文学中常见的“高大全”。 《腹地》手稿和初版争议最多的，还有村支书范世荣的形象。范出身地主，因父亲“和胡家财主争官道打官司，家败人亡了”，便“恨衙门”，“恨胡家财主”而参加革命，“成为革命队伍里边的红人”。(75)这个真实反映统一战线生态的形象，却被批评为“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否定了”。(76)更严重的是，范既是辛大刚的对立面，但王林并没有演绎阶级论，将范脸谱化为“反派角色”，小说后半部，在日寇大扫荡最恐怖的时节，范世荣没有放弃民族大义底线，不肯当汉奸。与之对应的，是小说初版随处可见有缺点的“工农兵”。王林曾辩解这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做为潜主题”，(77)但这些带有五四启蒙痕迹的真实描写，被批评为“自然主义”。因此，1985年版的修改，人物按阶级属性两极化，“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对比鲜明，范世荣被钉死在反面角色的位置上，最后果然投敌叛变。而初版中保守寡言的辛大刚父亲，却觉悟而开朗，被捕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后英勇牺牲，以此衬托辛大刚的英雄形象。 三是增加。 初版因为“看不见党的领导”，1985年版为使辛大刚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增加了一个县委书记董文山。董亲临全县各乡指挥抗战，成为党领导抗战的象征。因抗战之“斗争”成了小说的主线，几乎所有情节，便都离不开董文山这位领导者。董文山让辛大刚临危受命，并支持辛战胜了范世荣。每当辛大刚及其革命斗争遇到困难，董书记总是适时出现，高屋建瓴指导和鼓励。这样，辛大刚的成长便始终是在党的关怀和正确领导下进行。同时，初版中的区长张昭的戏份，在85年版大量增加，一方面作为区领导直接在辛庄指挥作战，另一方面被塑造为“主观主义”的典型，构成小说在对敌斗争主线外的另一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线索，形成文革时期小说千篇一律的结构。小说最后，白玉萼被救、游击队拔掉敌人岗楼，抗战“神剧”以大团圆结束。 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增删与改写，1985年版《腹地》相对于1949年版，情节的戏剧性和完整性机械性加强，主要人物“高大全”，成为一部70年代常见的“三突出”概念化小说。 是什么使王林经历三十年时间的修改，却“越改越糟”，“越来越不会写”呢?(78) 四、历史真实与政治禁忌 不止一位研究者指出，《腹地》的“原生态”写实风格，是对50年代革命历史叙述“公式化”的“僭越”，也是对左翼文学“典型化”理论规范与叙述模式的突破。(79)其实，这些“僭越”或“突破”，并非理论挑战，更多来自作者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 王林的创作生涯和革命履历，均始于1931年就读于青岛大学外文系时。那时，他“在做人与艺术上分家”，(80)其艺术观，几乎看不到30年代左翼文坛流行的阶级论和留声机论。挚友黄敬认为其文艺观受梁实秋、朱光潜等不良影响大。(81)王林因领导学潮被开除、参加“一二·九”和西安事变后成为职业革命者，但至少在抗战时期，革命只是他的社会责任，文学才是他个人的梦想，他的意识和行为，都更像是革命“同路人”。(82)阅读王林1937-1945年三十多万字的《抗战日记》，除了记事，绝大部分都是有关文学创作的白日梦。他经常因身不由己而“很苦恼”，幻想“胜利后也像肖洛霍夫似的仍居乡村”，“长期写文章”。有时他又反省自己这种想法“太自私自利”。(83)建国后，他几次向组织委婉表达过下工厂的愿望，想卸下行政职务，专心写作。革命工作责任与个人趣味之间的纠缠和苦恼，贯穿王林抗战时期至建国初期的日记。而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的党性，使他终身未能实现其理想，最终以一个紧跟形势的基层文化官员形象，失去同人理解，也彻底消失于读者视野。(84) 作为革命作家，王林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他的戏剧创作，始于并始终服务于抗战宣传。但那时他对“政治”的处理，大致属于伦理立场和题材范围，他并不认同“密切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的主题先行，(85)并警惕艺术成为“抽象思想的号筒”，(86)对自己创作所出现的“公式化”，也一度比较警惕，(87)并因此被同事认为“消极”、“政治热情不够”，(88)他承认“艺术至上主义和艺术自由论的观点，对我越来越起着作祟力量”。(89)王林文学上的范本，主要是欧洲经典文学。“我常暗暗自思，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在文体上还是学习莎士比亚、契诃夫、莫里哀、托尔斯泰等等作家比较有可能，若是学习高尔基的文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高尔基那种阶级的气势磅礴，愤愤不平，恨不得吞噬山河的气概，而这气概是从高尔基的幼年生活中积累起来，压制出来的。所以小布尔出身的学习那种气吐山河文体，不如学习契诃夫、果戈理、普希金那样富于智慧的、偏于客观的、理智的、轻松明快的文体好。特别是显克微支、珂罗连科是我理想中的模范对象。(90)《腹地》既被王林寄予记录伟大历史而“藏诸名山”的野心，有意规避宣传化窠臼，便在情理之中。 类似的“僭越”，王林短篇小说中也不乏例证，最具代表性的莫如《一头牛四条腿》。小说讲述村干部乱判“葫芦案”、地主绅士利用政策维权的故事：农民姜寡妇，在牲畜价格大贱时与已分家的三个儿子合股买了一头牛，“每股有牛四分之一，但是农民不习惯分数，说是一家喂着一条腿。”后来觉得用处不大，姜寡妇和二儿、三儿一起，把他们各自拥有的一条腿(股份)“核”(卖)了出去；一股卖给农民姜五，两股被地主姜老勤买了去。然而不久，牲畜价格大涨，三户反悔，由三儿媳找到村农会哭闹，说地主姜老勤欺负劳苦大众。农会主任二洪，“事变前即做革命工作，坐过监狱，也要过饭，一脑瓜子劳苦大众，听说谁欺负劳苦大众了，立刻就得发火。”姜老勤“识字不少，原又懂公事，看黄历，推测地母经，都来一气”，“事变前在一般农民中还有些威望”，但抗日不积极，钻政策空子千方百计少交抗日税，二洪对他早看不顺眼，于是召集干部开会，“议决了叫老勤把他核去的两条腿原价核回来。姜五是抗日积极的‘劳苦大众’，所以他核去的一条腿不再赎回。”姜老勤成竹在胸，将状子递到八路军司法科，单方面违约的三户败诉，一腔正义的老革命二洪，因不讲法治而“路线错了”。(91)不难看出，小说叙述的视角和立场，都既是革命的，而又超越一般的革命，具有反省革命的意味，讽刺了单凭阶级感情和道德伦理判案的革命干部，也揭露了一般农民缺乏契约精神的陋习。此篇落款“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晨完于夏季大扫荡中”，与《腹地》写作时间重合，形成互文关系。 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形势下为争取合法性而选择的生存之道，与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若干对立和矛盾。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旨在缝合意识形态道统与现实策略之间的裂隙，使“经”与“权”的关系得到合理处置，从而使党每一个时期的工作都“名正言顺”。抗战初期中共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都是寻求道统与韬略之间的平衡。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不免会出现悖谬。王林因现实主义的艺术思维习惯，对革命功利主义在现实中的荒谬性进行了真实的描绘—— 双皂的外号叫鬼难拿。他是姜老勤的堂侄，但是用他当说合人，还不仅是这点叔侄关系。双皂本来也是“自己人”，起初在这村开展工作的时候，也曾热心的参加过。那时他还是个穷光蛋，吃了前顿愁下顿。后来他向公家借了点麦子，磨面蒸卷子，渐渐发达起来了，现今已经成了富农，雇着一个长工，喂着一匹大黑骡子，成吨的麦子在家摆着。于是他又从“自己人”变成了“外人”。可是他时常向“自己人”剖白：“咱不能没有良心，八路军共产党不来到这里，咱不还是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骨头吗?你们不要我不要紧，我反正不恨你们。”于是他又成个“里外人”。干部们因为忙工作，成天吃剩饭，吃老婆的白眼，地也荒了，身体也瘦了，相形之下便不自觉的讨厌他。但是有什么村中统一战线的事，因为过去斗争的旧痕立刻擦不下去，便打发他出头做中人。他一见“自己人”又用着自己了，也便很高兴做。(92) 客观与真实的描写，无意间触及了革命的程序正义问题。在抗战结束、阶级斗争重新成为主旋律时，这篇小说被认为“对贫民打击多于鼓励，而对富农财主却描写成双十纲领的真正拥护者”，因此《北方文化》决定“暂缓发表”。(93)《一头牛四条腿》的遭遇，预示了《腹地》的命运。 革命历史小说负有将“革命历史”经典化的使命，(94)它需“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因此，“对‘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俨然成了一套弥漫性基奠性的‘话语’，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叙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95)《腹地》的叙述，既有“溢出”，又是“另类”，小而言之“政治影响不好”，(96)大而言之“错误地描写了党的领导”。(97) 1945年4至6月，中共七大召开。七大尽管继续宣称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抗战胜利的大势，使中共政治之舵已明显调整方向，统一战线的结构即将重组，敌友关系将重新界定，阶级斗争的风暴，很快将随土地革命的重启而掀起，地主、资产阶级将从“人民”中清除。(98)中共意识形态的这一调整，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经权论”的具体实践。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下，阶级斗争是“道”，统一战线是“权”。即便在实行边区政权“三三制”的时刻，中共内部，仍强调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应该说，在延安，一直存在着革命的两面政策，而1942年至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就是抗战前后政治一贯制的体现。只是，处于延安以外抗战“内线”地区的冀中，因地缘政治关系，“统一战线教育是军队里政治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99)冀中作家无缘经历延安式的政治洗礼，思想认识相对单纯。《腹地》所着力彰显的统一战线生活，在抗战结束、重启阶级斗争的语境下，已然不合时宜。《讲话》所强调的“比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的“典型论”，包含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建构历史“真相”的“辩证唯物主义”。黄敬建国后在一次谈话中点明这种革命的两面性，直截了当阐明已被改变的抗战性质：“抗日战争基本上是阶级斗争”。黄进而指出，“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写了这个基本的东西(按：指阶级斗争)，所以人们就拥护它。孙犁同志把农村妇女写得很好，可是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写出来。”(100)的确，1945年因《荷花淀》而在延安一炮走红的孙犁，1947年回到冀中后遭到《冀中导报》点名批评，原因就是其没有表现阶级斗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的《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还在不合时宜地赞美和同情统一战线时期属于“人民”、而今已沦为敌人的地主和富农。(101) 五、自然主义与个人主义 《腹地》受到的批评中，“自然主义”指控最多。在1946-1949年王林日记中，“自然主义”一词出现十多次。“自然主义”在当代文学的使用，主要是作为贬义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立，指不对现实生活“原料”进行“加工”的照实摹写，尤其是暴露缺点或阴暗面，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包含了被高尔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欧洲传统现实主义和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王林被指为“自然主义”，主要指其“原样实录”和“暴露黑暗”。 王林小说创作，几乎全部来自现实生活经验，尤其善写生活的阴暗面，这在其30年代的乡土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便露端倪——这是他不像沈从文、而更接近鲁迅一派乡土小说的地方。《腹地》的描写，可在王林三十多万字的《抗战日记》中找到不少“原料”，如村农会被坏人把持，工农干部腐化、专横，农民的“爱小”(贪小便宜)，村民群体的势利，等等。王林日记中对父亲捐款吝啬颇有抱怨，使人想起辛大刚的父亲；王林自己的恋爱心理与经验，在辛大刚与白玉萼的描写中也看得到踪影。《腹地》最初挨批时，王林曾援引冀中军区政委的政治报告为自己的写实作证：“一九四一年冬冀中开四次政工会议，程子华同志报告‘双十纲领’后，冀中新民主主义经济繁荣所提出的新问题与新困难，同时也亲身看到与尝到了资本主义对自己对同志的侵蚀。……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后又在村中碰见很多穿着革命外衣的旧封建残余的活动。”(102)然而，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首先必须符合意识形态需要，以“歌颂”为主。为了这个前提，“事实如此也不应该如此写”。(103)革命现实主义要求创造“热情的真实的典型”、“创造新典型的代表，也即高尔基说应比现实更高!”而王林拘泥于“实生活”，喜欢描写“实生活的灰暗面”，当然就是“自然主义”。(104)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最初由苏联提出，周扬于1934年介绍到中国。(105)尽管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才正式作为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但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06)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表现富于理想精神的工农兵形象(后者也被解释为革命浪漫主义)。在50-70年代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期，有时也以全称的“现实主义”指代之，“现实主义”一词，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脱离了这个概念原初基于反映论而强调客观摹写真实的意义，(107)“真实性”被置于革命功利主义之下，分为“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两部分，亦即两个等级，(108)“生活真实”被认为只是生活表象，往往是孤立的、片面的，不能体现生活本质；“艺术真实”则为达到本质的真实而可以背离或超越生活现象，“用唯物辩证法”“描写现实”。(109)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周扬就曾对“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的口号提出质疑，指出“文学的任务，不只是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且是在说出关于生活的真理”，艺术“就是体现思想于形象”。(110)由于文艺被明确规定为以“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宗旨，则“思想”的内涵，就是“充分地表现现实中的‘光明面’，肯定、歌颂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并对未来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111)1947年，陈企霞这样开导王林：“如果十个人有九个二流子，而应先写一个最好的……这即是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写法的区别。现实主义应先肯定一个典型的方向的东西，而后其它。”(112) 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创刊伊始，便对国内前一个时期——包括书籍资料和物资极其匮乏的延安——曾经有过的欧洲经典文学热进行重新评估，以促使作家意识转变：“一九四一年以后，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在中国所起的巨大影响”，“托尔斯太、弗罗贝尔，被人们疯狂地、无批判地崇拜着。研究古典作品的风气盛极一时。安娜·卡列尼娜型的性格，成为许多青年梦寐追求的对象……于是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其他过去的文艺思想，一齐涌入人们的头脑，而把许多人征服了。”(113)王林在五十年代中期认识到，“表现正面人物如何战胜黑暗和反面人物，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创作的主要任务”，而《腹地》的情节和人物塑造，“客观上就表示党的领导力量不强，所以近似客观主义自然主义”。(114) 《腹地》的问题，既然是“创作方法”，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论”，便成为最重要批评尺度。然而，解放区文学中，真正塑造出典型形象的作品，毕竟太少，“赵树理尚没有写出一个典型人物”，(115)“看了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可谓新的大众文艺的杰作。但我觉得人物都还是平面的，不够立体”。(116)同样没达到典型化，但别人可以成为“方向”，他却连出版都不行，是何道理呢?王林百思不解，遂常在日记中发牢骚。因塑造出“典型形象”而名噪一时的同事梁斌，以修改《红旗谱》的成功经验，建议王林让辛大刚“早日当上支部书记”，使他的行为早点脱离“个人的”，而成为“社会力量”的“代表”。(117)梁斌以直觉提醒王林，“个人主义”也许是他作品的症结。 基于“创作方法”的典型论批评，王林内心不服；但当被指为“个人主义”时，他则虔诚接受并痛下决心去改造——毛泽东《讲话》以后，“个人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原罪”。 在王林的革命生涯中，黄敬一直是他最信赖的上级和挚友，而黄在若干年中，不断批评王林“个人主义”。“他说我基本问题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他认为我的个人主义，不表现在自私自利上，也有正义感，也热情。但是，你的打算，不是从党的需要出发的。”(118)可见，艺术上的“自然主义”，源于思想作风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然主义，在建国之初的批评话语中，被视为一币两面。1948年3月，肩负新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宣传使命的《大众文艺丛刊》，以“人民”的“集体主义”名义，将五四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绝大多数文艺命名为“右倾”的、“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文艺，以法国和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为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则被归为“资产阶级”的“旧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119) 1950年代初，王林尽管常有不平，尤其每当党内挖出“坏人”，他本已趋于驯服的心，又常常被搅动——现实一再证明其“暴露黑暗”的合理性与预见性。(120)但为紧跟形势，他仍然反省自己“自然主义”。(121)后来，不断上演的疾风暴雨式运动，促使王林原先的不平，愈来愈为自我否定所替代，从而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不断学习领会《讲话》等党的文艺理论文件，进行灵魂的彻底改造上。反复研读《讲话》、不停检讨“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他50年代以后的习惯。(122)“重读《讲话》，核心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大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是‘一定要把立足点转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是我终生一事无成的致命伤!”(123) 长期痛苦内省、不断改造的结果是，他终于可以脱离现实经验和逻辑，按照“正确”的政治观念进行历史想象： 忽想到日记中的民谣：“神八路，八路神，神出鬼没打敌人。”于是决定叫《神八路》(按：指《腹地》)。因此，开头一章和朱星群的故事应改。原有朱星群的故事，与大刚的真事重复，改为“神八路”袭据点的故事为妙。……改名《神八路》更可以发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124) 王林文革期间日记，有关《腹地》的修改方案记载很多，题目也一改再改，愈改愈接近当时盛行的艺术公式，与《腹地》初版本渐行渐远。 李杨在《经与权——〈讲话〉辩证法与幽灵政治学》一文中，曾围绕赵树理的政治命运，精辟分析过《讲话》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所蕴含的“经”与“权”的“辩证关系”，指出：“只有深刻理解这种蕴涵于《讲话》中的辩证逻辑，我们才有可能揭开‘延安文艺’评价史上的一系列谜题。诸如‘赵树理方向’的变迁，以及丁玲周立波甚至于《白毛女》这样的延安文艺标志性作品在50-70年代的命运。——这些作家与作品在延安的成功，是因为实践了《讲话》精神，若干年后，这些作家作品受到批判，原因竟是因为背离了《讲话》精神!”(125)王林《腹地》的命运，就其作为革命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辩证逻辑”的祭品而言，与上述作家命运有某种“异质同构”性，它以一个两次“失败”的个案，再次显露权力话语对于文艺创作吊诡的掣肘。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话语中，“红色经典”的命运，无论“成功”与否，都难以逃脱“失败”或“过时”的宿命。从这个角度看，《腹地》命运的偶然，只不过是一个提前发生并持续到底的必然。 六、余论：“红色”与“经典” “经典”与“红色”之间的紧张，不仅来自革命意识形态对革命者信仰与行为的“纯洁”要求，与艺术创作所必需的个人自由难以兼容；而且，也来自革命意识形态内部不同观念，“正统”与“异端”，“保守”与“激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冲突与博弈。在“红色经典”被建构和命名的“两个三十年”间，那些一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经典”而广为流行的作品，都经历过被排斥在经典之外的命运，无论是“文革”时被打入“文艺黑线”的十七年时期作品“三红一创，保林青山”，(126)还是流行于“文革”中后期的浩然小说。“红色经典”的命名至今聚讼纷纭，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品大都未曾获得传统经典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持久地位。 “红色”与“经典”之间的悖论，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内在矛盾：“在对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强调”，使之“不断对‘不纯’的因素”进行“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血肉，成为空壳”。然而，“它如果停止这种反抗与剥离的话，又有可能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侵蚀，所混同，所吞没，而最终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127)意识形态理论的乌托邦化与准宗教性，使革命文学在不断清除“异端”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渐渐变得不那么分明，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规训，也就由“外”而“内”，逐渐转变为作家自愿的服从与自我改造。(128)当代文学史上一再出现高度相似的现象——被规训者在终获“正名”之后，大都对曾经遭遇的不公无怨无悔——令人感到，革命作家对于意识形态的服膺，与其对文学“典范”的追求，因革命的理想而二合一——文学是其革命的生命呈现，则其对革命的信仰，与对(革命)文学典范的追求，达成一致。王林三十年来不肯放弃夙愿，念兹在兹，终其一生重写《腹地》，倘若没有对革命/文学宗教般的情感，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后半生，除了修改《腹地》，还一直在修改另一部长篇小说《西安事变演义》，1981年以《叱咤风云》出版，语言竟像“文革”少儿小说红色英雄传奇——一再迎合时代，最终无所适从。王林及其同代人大同小异的命运，再次呈现了革命文学家较为普遍的人生悲剧性：其一生追求的革命/文学理想，到头来被证实只是海市蜃楼。而这个过程，对以追求人的彻底自由和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者心灵之“异化”，触目惊心。这种终极性的荒谬，在晚年重病康复的韦君宜那里，在她的《思痛录》中，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反省。 不可否认，“经典”的形成，离不开文化权力的“建构”，除了意识形态，还有上层建筑(如出版机构、学校教育)，以及接受美学意义上定向传播的读者；诸种“权力”的合力，使经典“约定俗成”。不过，一部文学作品之成为经典，最终仍取决于“外部”权力之外的内在品质。卡尔维诺曾以若干格言式的描述定义经典，如“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象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129)当然，经典的定义不止于此。而经典认定的关键，“问题在于文学作品的消亡或不朽”——“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130)“红色经典”在一个没有选择自由、文化传播呈单向输入的时期，也曾发生过蔚为壮观的“重读”。(131)但是，那种“重读”，是在对人类历时与共时多元文化经典严格筛选与大面积屏蔽，中外公认经典庶几“消失”之时。而“后三十年”，文学“一体化”破局，(132)“两手都硬”的结果，是“红色经典”的创造与再造(改编)，往往非驴非马。 “红色”之为“经典”，夫复何言? 注释： ①“红色经典”一词产生于1990年代，这一命名至今仍有较大争议。本文对此概念暂不进行理论界定，只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借用，指194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本文初稿于2014年7月在昆士兰大学“中国红色经典的创造与再造”研讨会上宣读，得到田晓菲、陈小眉、李力、李杨、Rosie Roberts，Richard King等直率的批评意见。研究过程中，蒙冉淮舟先生提供全套《王林文集》及《文革日记》，王端阳先生提供《腹地》初稿手稿(仅存下半部)复本及尚未全部公开的《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我的博士生邢洋、王超然和刘润涛，帮我查证资料。修改稿完成后，先后得到程光炜、孙郁、洪子诚、李双、黄子平、刘纳、郭建玲、严靖等多位师友的宝贵意见，并蒙《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先生宽宥，论文得以再度修改。以上各位，在此衷致谢忱。 ②1942年春夏，日本侵华部队华北驻屯军发动对冀中最大的一次扫荡，因大扫荡从五月一日开始，故史称“五一大扫荡”或“五月大扫荡”。 ③王林(1909-1984)原名王弢，笔名儁闻，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旁听沈从文课并在沈从文奖掖下发表若干短篇小说，1931年加入中共并任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介绍黄敬(俞启威1912-1958)入党，与黄共同创办海鸥剧社，图书馆员李云鹤(江青)受邀加入演戏并与黄恋爱。1932年王林因学潮被开除，1935年参与“一二·九”运动，1936年作为东北军中共地下党员，参与西安事变，其表现西安事变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和《火山口上》曾名噪一时。七七事变后随东北军回到其老家河北，在吕正操任司令的人民自卫军(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任火线剧社社长、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创作话剧和小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冀中区党政机关精简三分之二人员后，往西部山区撤离，“减下来的人员分散下去与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97-299页)。王林本不在精简之列，却主动选择留下，“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时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做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王林自述，见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2期) ④刘绳：《王林——冀中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王端阳编：《被遗忘的王林：王林百年纪念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⑤解放区文学中描写抗战的长篇小说有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其写作时间均晚于王林《腹地》，但它们出版都比《腹地》早。《吕梁英雄传》1945年在《绥晋日报》连载，1946年出版单行本；《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5月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 ⑥在已有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和专书中，注意到《腹地》的，目前只看到两部：刘增杰著《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00-201页)，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页)。正如洪子诚、黄子平等学者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具有将当代文学“正典化”的权力与功能。《腹地》因长期未进入文学史叙述的视野，因此无缘问鼎“红色经典”。 ⑦参见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文艺工作的三个决定》，《晋察冀日报·增刊》1947年5月10日，第7版。《王林日记》(未刊)1946年5月22日记载：“张庚、贺敬之、李冰等来冀中下乡找材料。……他们说中央局最初[近]拨巨款专做文艺出版事业。” ⑧陈企霞1950年5月批判《腹地》时，也承认“广大读者用了很大的兴趣来欢迎这样的作品”，“从我们目前的文学水平和读者广度上来说，证明这已是一部不应漠视的读物”。(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⑨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⑩《腹地》虽然未公开被禁，但被《文艺报》点名批评，即等于被禁。建国之初的文艺批评语境是“批评等于审判”，作家一旦被报刊点名批评，作品即宣告死亡(张均：《19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3期)。1956至57年“百花时代”短暂鸣放期间，很多作家对此强烈控诉，意见和感受非常接近，如“出版和发行部门见到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书受到《文艺报》的批评，就奔走相告：某作家挨了批评，赶快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打入冷宫，从此，受批评的著作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被批评的作家的稿子也就没有出路了。”(吴奔星：《我所希望于〈文艺报〉的》，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12期)“一个作者的作品受到批评，特别是受到‘权威’的报刊的‘权威’人士批评之后，常常有两种结果：其一是作者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其二是有一种气氛，不允许他抬起头来。……有些报刊从此不再发表他的文章了；有些出版社从此不再刊印他的作品了；如果他是一位教授或教师，学生从此失去对他的尊敬了；一部分相熟的人，也从此和他疏远了。”(渔樵：《向前看》，原载《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王林此时也公开表达过委屈，认为党对战犯尚给予教育改造机会，“为什么文艺领导上对王林连战犯都不如了?”(王林：《历史上的一点教训》，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1期)以上均引自张均论文。 (11)《王林日记》1954年1月27日记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秘书室给他的回复：“你的《腹地》是曾列入小说散文组七八月份的计划中，但当时文代会开会在即，小说散文组着重组织了《三千里江山》的讨论后，便没来得及讨论《腹地》，后来在文代会前后曾广泛征求了关于讨论内容的意见，曾有一些同志提出：《腹地》没有什么争论可不必讨论。”当年下半年，情况好转，丁玲私下对《腹地》颇有赞扬，作协也曾开会讨论《腹地》(见《王林日记》，1954年11月12日、12月26日)，这可能与当年苏联文学“解冻”思潮有关。但1955年批判胡风气氛升级，1957年反右，运动接踵而至，《腹地》问题不了了之，王林亦不再存幻想，转而思考修改问题。 (12)侯金镜《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陈企霞对它的批评》发表于《文艺报》1956年第18期，主要是批陈企霞，客观上为《腹地》讲了好话，但王林认为其不得要领。 (13)这可能与王林一直被“优待”有关，《腹地》被批评后，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受到影响，一直担任河北省或天津市文联副主席。 (14)王林《文革日记》，1966年6月6日，关于《腹地》修改的设想和反省，就有两千字左右。 (15)《腹地》修改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印数11万册。笔者就该书的借阅情况，调查了北京几所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的借书方式，大约在2000年以后逐步实行条形码扫描登记制度，此前为传统卡片式，读者借书时，在插于扉页小纸袋的借书卡片上填写姓名等信息，图书馆盖当日借书戳保存；还书时，图书馆在卡片及贴于扉页的“期限表”上盖戳收讫。现有调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历史数据保留最完整：该书北大图书馆共藏单册4本，自1986年购入至今，总共被借两次，分别为1986年和1992年，实行条码扫描后无借阅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单册2本，没有保留历史借阅数据，但2本单册借阅卡片和期限表均为空白；扫描借阅历史数据，因系统升级，只有2011年至今数据，共借阅4次(本人2次，本人2位学生各1次，均为近期教学研究所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单册1本，借阅卡片和期限表空白，扫描借阅历史数据暂未取得。国家图书馆藏单册2本，2003年以来借阅历史记载为0。根据以上情况，《腹地》1985年版没有引起读者兴趣的判断，大致可以成立。 (16)2010年出版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将王林《腹地》列为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首篇。有关《腹地》的研究，近几年陆续有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董之林《“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刘卫东《王林：解放区作家的另类写作》、闫立飞《〈腹地〉：历史的“原生态”想象与再现》、曹霞《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等。 (17)董之林《“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8)参见曹霞《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4月号；刘卫东《王林：解放区作家的另类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19)王林所受的文学影响，大致来说，一方面是西方文学，另一方面是五四和沈从文。他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曾旁听沈从文的小说习作课，亲炙沈从文并受其提携，有多篇短篇小说在《现代》杂志及沈从文曾任主编的《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1935年出版后，沈从文为之撰写“题记”。王林30年代的小说，善于描写北方乡村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伦理关系。在冷峻审视现实和描写丑恶上，他接近鲁迅影响下的20年代乡土小说；但在人性的刻画和评价上，他不似鲁迅派乡土文学的国民性批判，而更接近沈从文的放诞和自然。 (20)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共二十条，俗称《双十纲领》，是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衍生，宣布在根据地施行民主宪政，保护私有财产，减租减息，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等等。 (21)孙犁《腹地》，原载《天津日报》1949年10月18日，引自“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上)，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22)《张庚同志对〈腹地〉的意见》，《王林日记》，1946年5月31日。 (23)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24)王端阳所保存《腹地》1943年手稿下半部，第35章结束，扉页有王林题字“《腹地》第二部(廿二——卅五完)”。陈企霞1950年发表于《文艺报》的《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证明1947年后“小说的作者经过了不短的时间，而且也进行过多次的修改，在很多的章节上有过较大的增删和变动”。 (25)《腹地》1949年版，第37章。 (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苏中出版社，1945年，第96页。 (27)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 (28)同上，第326-329页。 (29)1947年，在延安作家与冀中作家的座谈会上，延安作家对《腹地》的批评意见中有一条是：“对蒋介石区宣传上，似乎有‘游而不击’的嫌疑。”《王林日记》，1947年3月19日。 (30)《张庚同志对〈腹地〉的意见》，《王林日记》，1946年5月31日 (31)《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意见》，《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 (32)同上。 (33)《张庚同志对〈腹地〉的意见》，《王林日记》，1946年5月31日。 (34)同上。 (35)《王林日记》，1947年11月10日。 (36)王林：《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37)1947年，王林致沙可夫信中披露：“一九四○年我写了《平原上》，叫冀中一个青年诗人沈蔚(已牺牲)看了，他说我太有顾忌，太有些宣传性了。应该写让我们亲身参加斗争者仍然看着有趣的才行，先不要管一切顾虑。这样使我对一般宣传性的写法起了戒心。”《王林日记》1947年6月1日。从王林《抗战日记》看，他迷恋和模仿的欧洲文学，主要有莎士比亚、莫里哀、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显克微之、珂罗连科等；对于高尔基，他并不亲近，认为自己出身小资产阶级，高尔基作品充沛的阶级情感与高昂气势，不适合自己。参见王林：《抗战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30、94、156、307、326、327页。 (38)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39)《王林日记》，1947年3月18日。 (4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4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页。 (42)同上。 (43)《腹地》被禁后，王林便开始修改，50年代初日记，经常有抓紧修改、争取“今年”改好出版的自励。但愈到后来，怎样修改才能合格，愈发显得不可捉摸、茫无头绪。 (44)见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发表。 (45)李杨认为“‘经权论’源于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李杨《经与权——〈讲话〉辩证法与幽灵政治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经”指“经常的道理”，“权”即“权宜之计”，胡乔木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权有经’。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权有经’的说法很欣赏，觉得找到了知音”，“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页)胡乔木强调4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形势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注重政治的策略性，因此“四十年代毛泽东的言论留给我们特别丰富的遗产”。(同上，第7、3页) (46)1937-1946年，陕甘宁边区实行自下而上的选举三次，其中1940-1941年的选举，试行了“三三制”。1944年，先后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国军事观察团赴延安考察，中共的民主政治实践获得国内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甚至被认为其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力量。 (47)1939年9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期间，陈绍禹(王明)、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申府、江恒源、王造时等七位不同党派参议员提出结束党冶、实行宪政、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等七项宪政提案。本次会议作出决议，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蒋介石作为参议会议长，承诺实行宪政。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在国民参议会三届二次会议上宣布，即日起筹备实施宪政。参见徐祥民等：《中国宪政史》，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0-222页。 (48)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1-364页。 (49)王林：《抗战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99-100页。 (50)《王林日记》，1946年4月28日。 (51)《腹地》，1949年版，第12章。 (52)同上，第22章。 (53)参见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的演讲》(1938年)，《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演讲》(1939年)等，《毛泽东选集》第1卷，苏中出版社，1945年，第83-91页。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苏中出版社，1945年，第91页。 (55)这个手段的直接效用，是使共产党取得话语优势，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进行否定。1944年3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的大会上，呼吁国民党“提前实行”宪政，指出“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1941至1946年间中共倡导、呼吁和敦促民主宪政的言论，在《新华日报》有大量刊载，《解放日报》也有少量刊载。笑蜀将其搜集汇编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56)《腹地》，1949年版，第8章。 (57)同上，第11章。 (58)同上，第8章。 (59)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4期。 (60)《腹地》，1949年版，第9章。 (61)《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意见》，见《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 (62)《张庚同志对小说〈腹地〉的意见》，《王林日记》，1946年5月31日。 (63)《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意见》，见《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 (64)同上。 (65)同上。 (66)《欧阳凡海同志对〈腹地〉的意见》，见《王林日记》，1947年2月19日。陈企霞与欧阳凡海对辛白恋爱的批评意见，透露出《腹地》原稿的情节结局，是二人在地道中结婚。1949年出版时，这一情节已被删除。 (67)《腹地》，1949年版，第17章。 (68)同上，第6章。 (69)同上，第37章。 (70)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293、295、296页。 (71)这些本是1947年陈企霞对《腹地》提出的意见，见《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 (72)《腹地》，1949年版，第23章。 (73)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期。 (74)《腹地》，1985年版，第12章。 (75)《腹地》，1949年版，第16章。 (76)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续完)，《文艺报》，1950年第4期。 (77)王林致沙可夫信，《王林日记》，1946年6月1日。 (78)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79)分别见董之林：《“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刘卫东《解放区作家的另类写作》。 (80)这是1944年同事对王林的批评，见王林：《抗战日记》，第274页。 (81)王林《抗战日记》，第286页。 (82)黄敬经常以老友身份批评王林“为艺术而艺术的旁观者态度”(《王林日记》，1954年2月15日)，而王林在文革期间写交代材料揭发孙犁时，则说孙犁“是想当超阶级的‘同路人’”(王端阳：《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 (83)王林：《抗战日记》，第72、275页。 (84)建国后至文革前王林仍在写作，除了修改旧作，也发表少量主旋律新闻和随笔，散见于报刊。孙犁文革结束后创作的《芸斋小说》，有一篇《罗汉松》，里面描写的同事老张，“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他“身为作家，参加革命久，历史复杂，说话随便”，“对文学孜孜矻矻，可以说是终身不懈”，但“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等等，见《孙犁文集》续编1。这个老张，据说讽刺的就是王林，参见苑英科：《崛然独立：孙犁纷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 (85)王林：《抗战日记》，第297页。 (86)这是1939年王林对梁斌的谈话，见王林：《抗战日记》，第97页。 (87)王林1939年8月21日日记：“《苍蝇》和《暴发户》(按：王林的剧本)写得太仓促，更显得公式化，一般化，单调化。”王林：《抗战日记》，第93页。 (88)王林：《抗战日记》，第274页。 (89)同上，第301页。 (90)同上，第94页。 (91)王林：《十八匹战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160-168页 (92)同上，第163-164页 (93)1946年7月，沙可夫致王林信：“《北方文化》本想登你的《一头牛四条腿》，后来仔细研究结果，觉得其中主题思想内容和今天放手发动群众的精神似乎多少有些不合，对贫民打击多于鼓励，而对富农财主却描写成双十纲领的真正拥护者。所以决定暂缓发表……”《王林日记》1946年7月8日。 (94)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8章《对历史的叙述》。 (95)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页。 (96)《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意见》，见《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 (97)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续完)，《文艺报》，1950年第4期。 (98)1938年至1940年代初，中共官方在各种公开演讲与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明确规范“人民”包括了地主和资产阶级，即除了汉奸，都是人民。但内部讲话，如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部讲话(包括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则仍然沿用苏区阶级斗争论，暗示“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和反人民的。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从“地主”和“资产阶级”中划出“大地主”、“大资本家”，作为政治敌人的代称；抗战胜利后，则公开重新将地主、资产阶级划为敌人。 (99)《腹地》，1949年版，第4章。 (100)《王林日记》，1952年5月2日。 (101)有关孙犁这方面的详论，参见拙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102)王林致沙可夫信，《王林日记》，1946年6月1日。另以《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103)这是同行批评王林的话，见《王林日记》，1946年7月8日。 (104)《王林日记》，1946年1月5日。 (105)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1933年11月第4卷第1号，第21-31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10月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提出，以此清算和代替“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 (106)《讲话》初版(即1943年《解放日报》版)中，“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见《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第51页，教育阵地社出版，时间不详。后来版本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修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增加更多阐释。 (107)只在少数“解冻”时期，如1956-1957上半年“百花运动”，和1976年文革结束后，一些作家才敢以经典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反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离真实的极端政治化倾向，安敏成称其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特有的“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见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洪子诚详论过1956-1957年这场短暂的围绕“真实性”展开的理论较量，并对周扬现实主义观念的复杂性做过细致论证。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39页。 (108)“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概念，是50年代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正式成型之后固定下来的美学概念，但《讲话》后延安文艺理论话语对于“真实”的典型论界定，成为后来“艺术真实”美学术语的来源。 (109)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原载1942年4月23日《解放日报》，引自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 (110)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9日，引自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第79页。洪子诚老师提示我，“《讲话》之前周扬的文艺观，情况比较复杂，《文学与生活》中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本文不对周扬文艺观进行辨析。 (111)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0页。 (112)《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意见》，《王林日记》1947年1月5日。 (113)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原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页。 (114)《王林日记》，1954年8月10日。 (115)《王林日记》，1947年10月7日。 (116)《王林日记》，1946年10月9日。 (117)《王林日记》，1959年10月19日。 (118)《王林日记》，1954年2月15日。 (119)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120)如1952年初刘青山、张子善事件，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以及报刊披露的基层党员的腐败案件，使王林认为这无疑是对《腹地》“暴露黑暗”合法性的证明。 (121)1951年毛泽东发话批判《武训传》，王林受到震动，告诫自己“从此以后也该虚心一些!”“肃清自然主义倾向”。(《王林日记》，1951年5月21日)这类自省在王林日记中经常见到。 (122)他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少，如“今晨重读毛主席《讲话》，再深刻检讨自己”(1952年3月51日)，“为毛主席文座会讲话十周年写反省文字”(1952年5月8日)等。 (123)王林1966年7月4日日记，王林《文革日记》，第22-23页。 (124)《王林日记》，1960年2月19日。 (125)李杨：《经与权——〈讲话〉辩证法与幽灵政治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126)指《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这是红色经典中影响较大和较有代表性的。 (127)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128)延安文艺整风及《讲话》发表前，萧军就多次向毛泽东建议，要求党制定“文艺政策”。参见萧军：《延安日记》上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8、442、463页。王林《腹地》1945-47年和1949年两次被批，都不是来自政治人物的意见，而是文艺界内部同人的主动肃清。1950年代初《文艺报》、《人民日报》极左的文艺批评，不少也是“同人”发起的。 (129)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30)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7、21页。 (131)除了处于1950-80年代初的读者个人的阅读经验外，还有作品发行量可证。“红色经典”在文革前的印刷数量，动辄数百万册。改革开放之初“重放鲜花”时，其中一些作品如《青春之歌》等，也印数相当可观。 (132)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指文学生产过程的体制化，包括意识形态的革命化，文学创作、出版与传播方式的组织化与体制化，以及文学样式的单一化等。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当代文学的概念》，第69-82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腹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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