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研究需要摆脱单一文本解读的模式——探寻唯物史观“原生态”的方法论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方法论论文,原生态论文,原则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栏目，提出要“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回到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精神的轨道上来，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的胸襟和境界”[1]。有的论者提出：“对‘刚性’意识形态结构现代性焦虑的自觉认知及对马克思主义适度的政治期待与合理的学术推进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结构转型的一种科学理性态度。”[2]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多种路径和多种形式。[3]栏目主持人提出，要在求“本真”精神的前提下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适应“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哲学，“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研究课题、研究角度和话语方式的多样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4]。
“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里必须提出一个概念的限定问题，即对与当代实践结合的哲学研究，应立足于唯物史观。如果延伸到一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或传播学，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这似乎离开了唯物史观的“本真”状态。唯物史观是一个多维度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和人类社会形态各个层面都可以发生理论联系。我们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而出现的，具有一定的实践特征，所面对的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实践。其实践特征主要表现是什么？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主要就是“双跨越”，即社会形态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种“跨越”，从以往的哲学“原理”里找不到解读依据。于是，有的学者便从文本中去寻求，结果仍然不理想，不仅找不到，而且陷入单一文本解读的模式之中。我们的研究，力图从唯物史观的“原生态”本身中去探寻，以便摆脱这一模式。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确立整体性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因此，需要发掘唯物史观“原生态”理论。
一、唯物史观单一文本解读模式及探寻唯物史观“原生态”的由来
我国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解读通常遵循两种思路：一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广”中获得解读，另一种是从文本中寻求解读。而我们今天需要从当代的实践出发进行解读。这是对唯物史观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为什么要重新解读呢？就是因为当代实践的发展。更具体来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年实践。正是由于当代实践，使我们原来理解的唯物史观需要重新“解读”。重新“解读”要经历两次解放：一次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胚胎”中解放出来①，一次是从单一文本解读中解放出来。如果按辩证唯物主义“胚胎”的“解读”，唯物史观不仅不能阐明实践，而且引出一些偏颇的甚至错误的观点，诸如：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的资本主义，是一些人高喊的向上爬的口号，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着搞资本主义，等等。这可以说是引起哲学教科书多次修订的一个原因。第一次解放，就是解脱辩证唯物主义“胚胎”说。在此同时或稍后一些，学界也开始了对单一文本的解读。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关于文本的一次重要的理论解读，但是无法阐明这一实践。于是，有的论者提出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寻求解读，结果，仍然不能作出有力的说明。又有论者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力求从大范围即“大唯物史观”来进行解读。[5]这样，不断地在当代实践面前变换文本，就形成了单一文本解读的模式，甚至成为一种怪圈。这种模式或怪圈因为都有文本依据，于是，在各个论者之间还争执不下。这种模式或怪圈还有另一种形式，即用一种文本对抗或反驳另一种文本。比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是要消灭哲学的；另一论者则提出，马克思还提出要建立哲学：“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6](P73)这里正好是说明马克思制定了哲学，即制定了唯物史观。这里，我们应当依据哪个文本呢？因此，靠单一文本解读就会陷入这种怪圈。在西方，马克思1844年“手稿”、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曾引起了两次“马克思热”，都走的是单一文本解读的路。这条路，我们不能再走下去了！
原来，单一文本解读是由唯物史观从辩证唯物主义“胚胎”解读中引发出来的，这时，对单一文本的理解似乎就等同于唯物史观理论。于是，从这样的怪圈中便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唯物史观是什么？它的“原生态”、它的“本真”状态是什么样的？本来，有论者把单一文本当做唯物史观来解读当代实践，结果，当代实践反过来要求重新解读这一个个文本。原来，单一的文本并不能完整反映唯物史观的“原生态”。那么，唯物史观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呢？
二、探寻唯物史观“原生态”的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那里，唯物史观的制定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对它的理解必须走出单一文本解读的模式或怪圈，即采取“从后思索”综合文本解读法。“从后思索”是马克思采用的“溯源法”，即从历史形成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来理解整体。它表现在以下各个原则上。
第一个原则是根据“从后思索”的要求对唯物史观提出一个本质的综合判断。这个判断仍然是依据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出的，但还不够。在这里，它提供的是理解、解剖历史的一般科学方法。作为方法，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供的是“演进”的逻辑方法，即人类历史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即“类规律”。作为“类规律”，它只起着社会发展标尺的作用。社会形态如何发展还要通过具体的道路来实现。社会形态发展道路有两种形式：相邻近的社会形态通过“演进”的形式来发展，不相邻近的社会形态则通过“跨越”形式来实现。前者，在《资本论》中有论述。后者，美国及东方社会发展是它的实证表现。在这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社会发展具体实现道路的结合，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图景。
第二个原则是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唯物论原则。这不是唯物论的推广和应用的原则，而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提出的物质利益原则，这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综合概念。唯物史观的制定，与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研究相关。这是依据马克思如下两个判断得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7](P73)这是马克思在制定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的，这里的“人间”指的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第二个判断是：“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8](P250-251)。这样，家庭和市民社会就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社会形态最基本的范畴。“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9](P88)。唯物史观正是在研究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基本原理。
第三个原则是与实践相联系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原则。唯物史观从它制定的第一天起，它的使命或本质特征就是与时代的实践相联系，表示着它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唯物史观第一次公开问世是在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根据那个时代实践的要求，批判当时在工人运动中有影响的蒲鲁东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唯物史观第二个历史性、创造性发展成果，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根据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而制定的。再以后，《资本论》以英国为典型，对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了科学。唯物史观不是教条，它是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史学方法。
第四个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原则。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高级的经济形式：“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指联合起来的个人——引者注)创造各种物质条件”[10](P122)。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的。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论述出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就是，共产主义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晚年在论证“农村公社”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探讨了在较低生产力发展阶段上如何起步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中，因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发展要经历不同阶段，从较低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需要若干梯度来实现，这是合乎逻辑的。
三、马克思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在唯物史观“原生态”中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各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狭义的是指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
广义的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理论，这是指五种社会形态都具有的。关于跨越发展，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跨越发展的优越性。跨越发展是较之演进发展来说的，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是封闭性的，前者是开放性的。这两种发展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封闭性的发展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1)“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11](P124)；(2)“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12](P124)；(3)“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因此，“这种发展非常缓慢”。“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这里指美国——引者注)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13](P124)美国可以说是跨越发展的典型，它本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没有经过封建制度，通过独立战争和国内战争，使它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始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4](P124-125)对于美国来说，同样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异常迅速”发展就表现在它在短时间内超过了它的母国——英国。
第二，开放性是跨越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演进”发展的特点是在“封闭形式”下自发进行的，“跨越”发展的特点是在“开放形式”下进行的，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如何吸收和运用国际的先进生产力上。马克思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5](P115-116)。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指出以下两种历史跨越的史实：第一种是指殖民地。“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16](P125)另一种指的是征服。如马克思研究了英国的历史：“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17](P125)。这里说的是“跨越”发展的形式。就其内容来说，既包括古代迦太基和古希腊等殖民地向奴隶社会的跨越发展，也包括英国历史上向“最完善的”封建制度的发展，向资本主义制度跨越发展的典型是美国。这就是说，各个社会形态都能够跨越发展。跨越发展又分为自觉进行的和被动进行的两种。
狭义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东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要求马克思依据新的历史实践提出新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以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以跨越发展，共产主义制度能不能跨越发展呢？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是研究这一问题的。1877年10月，马克思的论敌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以下简称“马克思在法庭上”)。1878年11月5日马克思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在此地的柯瓦列夫斯基教授曾对我说，《资本论》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论战。”[18](P333)这次论战就是由“马克思在法庭上”引起的。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攻击不是空穴来风。当时俄国正围绕“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展开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资本论》的道路与“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关系问题。1877年《欧洲通报》杂志第9期发表了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茹柯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茹柯夫斯基坚持的是和巴枯宁一起制定的无政府主义的“农业村社”的理论纲领。由茹柯夫斯基和巴枯宁一起署名的《我们的纲领》中，提出“为了人民得到政治解放，我们主张首先彻底地摧毁国家，废除一切国家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以下两条根本的原则作为经济真理的基础：土地只应归于以自己的双手从事耕种的人们——农业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劳动工具只应归工作者——工人联合会所有”。这样，“未来的整个政治组织不应是任何别的，而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厂作坊组合(联合会)的自由工人的自由联盟”[19](P46)。民粹派有几种派别，茹柯夫斯基属无政府主义一派；米海洛夫斯基是民意党人，属于民粹派的恐怖派，这一派有自己的纲领《民意党恐怖派纲领》，他们认为“农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而农民的不容怀疑的集体劳动习惯，为农民经济直接过渡到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农民“由于无组织性和对自己的政治要求缺乏明确的意识”，这一点可由知识分子来代替。“知识分子没有阶级性……但是它可以成为政治斗争中、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部队。”[20](P1011)民意党的纲领宣布“我们是党的恐怖派”[21](P1014)，这是根据他们的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理论提出的。他们采取个人恐怖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米海洛夫斯基是民意党政论家，他写有《英雄和群氓》和《再论群氓》等。这次他借助茹柯夫斯基的无政府主义“农业村社”理论，把马克思放在被告席上。米海洛夫斯基和茹柯夫斯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他又给“马克思在法庭上”增加了一条罪状：《资本论》是“历史哲学”。这次《资本论》论战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影响对《资本论》的科学理解，而且挑起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理论的矛盾。
1881年3月，维·伊·查苏利奇(她既赞成《资本论》的观点，又对“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抱有希望)向马克思提出《资本论》论述的发展道路与“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问题。她在信中向马克思反映《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22](P636-637页注164)
《资本论》与“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资本论》论述的发展道路正确性的理解；二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的性质和国际意义。马克思为了发展唯物史观理论，认真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他说：“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3](P129)为了回答查苏利奇的问题，马克思的复信写了三个草稿，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几次的复信中，马克思重复论述如下的观点：“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24](P431)“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要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么，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一段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25](P444)马克思的结论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26](P269)。
关于社会主义可以跨越产生的理论，学术界一般是用马克思如下的话表示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27](P435-436)简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也就是东方社会发展可以走跨越发展的通路。
四、《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对唯物史观“原生态”的丰富和发展
无独有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30年中，就发生了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碰撞，而这一碰撞都是在有关唯物史观的三个问题上产生的：一是把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混而为一；二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对开放的作用即对跨越发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三是人们长期囿于辩证法“三大规律”形成的波浪式螺旋上升的固有认识，缺乏跨越发展的超逻辑思维的认识。
今天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双跨越”，即社会形态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种“双跨越”，可以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找到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理论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有解决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之谜”的意义，同时又具有理解世界历史跨越发展的问题，即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向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与西欧无产阶级与东方民族民主运动相关联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新问题。它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因此才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限于通信、论战和一些文章中，那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公布自己的观点，其意义就不同了。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查苏利奇向马克思请教的问题之中：“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28](P636-637页注164)这个问题不是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而是世界历史中新发生的问题。
第二，由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破坏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思考。巴枯宁主义是第一国际中“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被第一国际开除之后，他的破坏活动转移到东方，特别是俄国。1874年恩格斯批判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特卡乔夫在俄国的活动，写了著名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特卡乔夫又是民粹派分子，在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时为之辩护，而又与恩格斯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进行论战。恩格斯研究跨越俄国“农村公社”理论就是从批判特卡乔夫开始的。为了深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问题，恩格斯从1874年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到1894年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这一方面，笔者将另文论述)，前后延续了近20年，直到生命终结的前一年。这一论战表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介入，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论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种挑战。因此，马克思建议恩格斯给予坚决的批判。
第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在含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借古罗马一个战役的典故来形容跨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农民“剑与火”剥削的苦难，以便使后进民族或国家通过开放式的跨越发展而进入一个高级的社会形态。
第四，跨越发展的自觉性。在人类历史上，广义的跨越发展都是自发进行的；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则不同，它是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自觉进行的。
以上四点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创新，突出表现在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社会发展低级阶段上产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示，就是“共产主义幽灵”来到了东方，来到了社会发展比较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这一理论写入无产阶级的“圣经”《共产党宣言》序言之中。《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9](P251)在这段文字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写了如下的话：“当时(1847年12月——指《共产党宣言》写作时间——引者注)，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正好没有说到俄国”，注意，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运动”。现在的俄国呢？由于“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又重申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这一内容，说明他对跨越理论的重视。
关于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探讨经历20年之久，并以《共产党宣言》序言的形式确定下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很少有的。这一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出现过两次，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在历史观视角上有一个转变，即从西欧转向东方，使二者互补。这就要求唯物史观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把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一般规律与社会发展具体道路区分开来，前者是“类规律”，后者是具体实现的道路；二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或产生的方式在西欧和东方是不相同的。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和平长入或暴力革命；而在后进的民族或国家中，它的实现方式是跨越式的。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问世时，它宣示的“共产主义幽灵”指的是在西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所宣示的“共产主义幽灵”是在东方后进民族或国家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用《共产党宣言》序言的形式发表，表示着唯物史观理论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它不仅可以运用于各个典型的社会形态，而且也可以运用于非典型的社会形态；不仅可以运用于私有制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而且可以运用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从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跨越发展。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到1882年与1890年《共产党宣言》两个序言，表示唯物史观从它诞生之后，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与完善。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其中的理论碰撞都和我们对后进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理论的理解有关。今天，当我们深入研究《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理论时，既包含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又可以解读我国理论和实践碰撞的内在原因。学习这一理论，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互联系起来，系统地完整地进行理解，而不能囿于单一文本的解读，这对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有关研究参见冯景源：《辩证唯物主义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胚胎”》，载《探索与争鸣》，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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