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中国古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地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值得大大丰富、发展的课题。文章以南京文学为题，进行探讨。介绍南京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并分析了造成南京文学繁盛的几个重要的原因。
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它是中国文字发展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和发祥地。南朝民歌、六朝文学批评、六朝志人志怪小说、梁齐格律诗、南唐词、明清长篇说部、明清传奇、明清诗歌散文，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在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南京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首创性、丰富性、多层次连续发展性，是地域文化少有的，充分说明它是南方文学的代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曾是六朝文学的中心。六朝以前，南京文学在先秦、两汉的发展状况，因资料缺乏，无从说明，但它在楚地的东方，北面汉初出现淮阴人辞赋家枚乘，东面汉初出现会稽人辞赋家庄忌，说明南京也为楚文学所笼罩，也是楚辞的兴盛地区。黄龙元年(229)吴大帝孙权迁都建业，开始了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时代。不过，在三国时代，文坛上的显赫人物是北方的建安七子和三曹、直到后期南京才出现了史称“二陆”的陆机、陆云兄弟。二陆之祖是吴国丞相陆逊，父亲是吴大司马陆抗，二陆的活动自然也多在南京，方志上也有陆家宅第在秦淮之侧的记载。二陆在西晋太康文坛上是享有盛名的作家。再后，东晋、宋、齐、梁、陈诸代，南京文学蓬勃发展，成了全国的中心，这从下列几方面可以得到证明。它是南朝民歌的一个中心。南朝民歌是继汉乐府以后的又一新发展，在诗史上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南朝民歌收录在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近500首，其中绝大多数归入“清商曲辞”。“清商曲辞”分吴声歌、西曲歌和神弦歌三类，吴声歌是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地区的民歌，神弦歌是江南娱神的乐歌，相传“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宋书·乐志》引何承天曰）。三类中除西曲歌外，其他两类都与南京有关。民歌歌题中有《长干曲》、《青溪小姑》、《白石（南京附近的山名）郎》等等都是带有南京地域色彩的名字。南朝民歌篇幅短隽，隐语双关、语言清新活泼、情致委婉缠绵，这些艺术特点推动了民歌形式的发展，对齐梁宫体诗和唐人绝句都有一定的影响。
南京又是六朝文人诗发展的中心。南朝山水诗盛行，南京是山水诗人的大本营。王、谢等豪贵之家都是书香门第，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家，他们有的虽寓居浙东，但在首都都有宅第，或乌衣巷、或长干里、或青溪边。南京又是佛教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佛学与玄学对诗歌又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于是山水诗融合了记游和玄言的优点而成为风靡一时的派别。谢灵运和谢眺则是这一诗派杰出的代表。谢眺那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的名诗，写的是他将离建业出为宣城太守的惜别之情，“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的诗句，历来为人们传领。与此同时，声律说与宫体诗的发展，又促进了山水诗和整个诗体的成熟。永明年间首先是周颙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接着沈约、谢眺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方法，提出了诗歌韵律上的具体要求，规定应避免的八种弊病，这就是“四声八病”之说，这种讲究声律、对偶的诗叫做新体诗，亦叫永明体。永明体有开创格律诗的功劳。谢眺的那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一、三、四、五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已有格律诗的风范。永明“诗人并朝京官，故此一运动无疑也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另外，南朝宫体诗盛行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抒情诗的繁荣。所谓宫体诗，是指梁、陈流行的以宫廷闺闱生活为内容的，情调轻艳柔靡的抒情诗，主要作者是萧纲、萧绎以及他们的臣下庚肩吾、徐陵、徐摛、庚信等。他们的这类诗作被称为“徐庚体”。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约成于梁朝中叶，这是当时的一部艳情诗总集。再后，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也偏好宫体诗，其名篇如《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从诗歌发展史看，宫体诗影响初唐诗风，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功过是非从中可以得知。
南京还是六朝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心。南朝时期伴随着文学的繁荣，文学研究的风气很盛，出现了一些文人集团，编选了好些文学作品选集。例如，梁武帝次子肖子良喜爱文学，招纳名士，著名的有沈约、王融、谢眺等，称“竟陵八友”。他还移居鸡笼山（今北极阁）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昭明太子肖统酷爱文学，曾筑文选楼，引聚文学之士如刘孝威、庚肩吾等，讨论坟籍，时称“高斋十学士”。由肖统主持编订的《文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从中反映出当时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据记载他还编有《文章英华》20卷，今不传。除此，徐陵编成《玉台新咏》，刘义庆编成《世说新语》。文学研究的繁荣更集中地表现在批评理论的建树方面，早在西晋时期，陆机就写了《文赋》，这是我国较早的文学理论著作。以后，肖统、肖绎、沈约、颜子推等都发表过很有价值的见解，最能体现当时文学理论批评水平的则是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寓居上定林寺，在精研佛理的同时，饱览经史百家，深得文理，经五、六年的努力，写成体大虑周、论析精微的巨著。《文心雕龙》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标志着南朝文学已经进入了自觉发展的时代。
南京是南唐词的中心和发祥地。五代时期建都于南京的南唐政权文化非常发达。尤以词作在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词是隋唐以来新兴的文学体裁。五代时除西蜀花间派外，另一个词家群落则在南京，被称为“南唐派”。南唐词人有中主李璟、宰相冯延已、后主李煜等。中主李璟今存词四首，其中［摊破浣溪沙］堪称绝唱，悲秋怀人，意境阔大，为王安石、王国维等激赏。冯延已存词一百首，他的词正如王国维所说：“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胡小石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中也说他“舞权弄法，极贪官污吏之能事，但他的词，却与之成反比例。……有永久之价值。”后主李煜，自号钟山隐士、钟峰隐居、钟峰白莲居士，可见他对南京热爱到何种程度。李词以国破身俘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写宫廷生活和闲愁，后期抒发亡国之痛。李词深沉优美，一直吸引着古往今来的读者。王国维称之为“神秀”，“词自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胡小石借周济的话评道：“周济说：‘温庭筠如浓妆艳抹，韦端已如淡妆素服，李重光则乱头粗服，不掩其美’。真的不错。他的词妙在自然，能变粗为细，化刚为柔，不惟为十国词人之冠，后世亦无有能及之者。”（《中国文学史讲稿》）从中可见南唐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明初，朱洪武建都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文学中心也南移，朱洪武又特别喜欢延揽文士，当时的大家如宋濂、刘基、高启等，几乎都被他招致，这样，南京又成了文学发展的中心。宋濂等诗文家大都是从元末动乱的社会中走来，作品古朴雄放，富于现实意义，反映出开国勋臣的英风豪气，从而扫荡了元末文坛纤丽柔弱的文风。直接以南京景色为背景的诗文就有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张孟兼召玉兔泉联诗未能与会诗呈潜溪》，宋濂《阅江楼记》等。以后，南京成为留都，也有不少著名文学家任职，寓居于此。较早的有台阁体诗人杨士奇，成祖北巡，常使其留南京辅太子，曾作《龙潭十景序》等散文。后来，公安派袁中道也曾任职南京礼部、吏部并卒于此。竟陵派钟惺任职南京礼部，僦秦淮水阁，读书写作至深夜，写了不少游记散文。唐宋派归有光晚年任南京太仆寺丞，参与撰修《世宗实录》，以劳疾卒于南京。复社纪映钟，自号钟山遗老，工诗善书，明亡后，躬耕田亩，养母奉亲。在明代，诗人结社吟诗的风气也很盛行，成化年间谢承举等结檀园社，正德年间储巏等结秣陵吟社，嘉靖年间谢少南等结青溪文会，隆庆年间陈芹等结青溪社，万历年间李登等结白社，顾起元等结文社，曹学等结金陵社，杜大成等结白门新社，崇祯年间吴馡等结星社，崇祯三年复社联合诸文社在金陵开大会。崇祯十二年黄宗羲、吴应箕、候方域等结国门广益社。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诗文繁盛的状况。
明代，南京还是小说、戏曲等新兴样式创作的中心。就小说而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较早的刻本多为金陵所刻，比如《西游记》现存最早的刻本上就标明“金陵世德堂梓行”、“秣陵陈元之序”。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一些小说家也寓居于此进行小说的编纂工作。《西汉演义》的作者甄伟自号秦淮居士，《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自号钟山逸叟，《杨家府演义》的作者纪振伦自号秦淮墨客。南京在明代还是戏曲的中心。朱元璋的儿孙们酷爱戏剧，孙朱有、十七子朱权都是大戏剧家。戏曲家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兴趣是在南京养成的，他在南京任太常博士时首先将《紫钗记》改成，以后回乡隐居时才有其他三梦之作。戏曲家徐霖致力词曲，深通音律，写有名剧《绣襦记》。散曲家陈铎被南京教坊子弟誉为“乐王”，他写有《滑稽余韵》小令集。明末，阮大铖寓居南京，标榜监川派，写有《燕子笺》传奇。
清代立国于北京，但南京却成了文学中心，这是因为明末清初一般文学家民族意识强烈，对清政权怀有抵触情，聚集南京以寄托故国之思。顾炎武就曾十谒明陵，联络抗清力量。钱谦益、吴伟业等两朝诗人也曾寓居南京论文说诗。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文人学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受康熙之命来这里主持江宁织造府，同时负有了解江南吏治民情、笼络江南文士的特殊使命。曹寅在这里广交朋友，为江南文士刊刻诗集，刊行《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演出名剧《长生殿》，为康熙南巡接驾，建立康熙手书的“治隆唐宋碑”。他的所作所为，为南京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同时，曹家特殊的升沉变化，也为他的孙子曹雪芹创造不朽名著《红楼梦》提供难得的素材和背景。不仅南京的地域环境孕育了《红楼梦》，也孕育了另一部名著《儒林外史》，安徽全椒人吴敬梓三十三岁就移家南京，《儒林外史》是他在南京花了十年的功夫创作的，书中随处可见南京的风土民情。可以说这本书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讽刺艺术是南京文化熏陶的结果。在小说方面，江宁人蔡元放整理出版了《东周列国志》，《水浒后传》的刊行也经过他的手。
清代，南京戏曲艺术也很繁荣，清代戏曲双璧之一的《桃花扇》取材于南明史实，场景自然以南京为主。同样以南京为背景的还有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戏曲家李渔，家居南京十七年，自设戏班，在名胜和达官贵人家搭台演戏。有乾隆第一曲家之称的蒋士铨，宅第在鸡茏山，著有杂剧、传奇十六种。“江南一秀才”张坚，著有《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合称《王燕堂四种曲》。女曲家侯芝以十年之力将仅有抄本流传的弹词《玉钏缘》、《再生缘》等改订、加序、刻印。
清代，传统诗文的成就非常突出，好些流派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性灵派大师袁枚虽是钱塘人，但他三十三岁就辞官家居，在南京小仓山筑随园，优游近五十年，谈文会友，可以说，南京是性灵文学的根据地。清代最著名的散文流派是桐城派。而桐城大师们的活动往往在南京，所以南京实际是桐城散文的中心。桐城派创始人戴名世在南京授徒，他那惹祸的《南山集偶钞》是江宁人尤云鹗为他刊刻的。另一位创始人方苞也寓居南京，南京有方氏宗祠“教忠祠”。桐城大师姚鼐两任锺山书院山长，前后共达二十年。他的学生江宁人管同、梅曾亮，为后期桐城派大师。桐城派分支湘乡派曾国藩晚年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南京。那时他任两江总督，最后死在南京，曾在龙蟠里建有祠堂。曾的学生汪士铎，江宁人，也是文学家，著有《汪梅村先生集》等。文学家魏源长期寓居南京，在龙蟠里有所谓“小卷阿”的宅第。宋诗派代表人物陈三立晚年寓居南京，创办思益小学，出《散原精舍诗文集》。学者缪荃荪是锺山书院最后一任山长，除了培养后进以外，他自己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相当可观。清代前期受文字狱的影响，文学社团较少，以后，以文会友，结社吟诗的风气逐渐兴盛。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有：嘉庆年间的崔瑶、洪亮吉等集结的莫愁湖社。嘉庆年间严骏生、管同等集结的盎山诗会。近代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在南京也曾活动过，那是1909上海成立的那一年，由南京人周实带领来南京凭吊明孝陵，事后刊印了《白门悲秋集》。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南京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也相当迅速，赵伯先、鲁迅等都在这里接受过熏陶。但是，相比较而言，南京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创作与研究却更为繁盛。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竟成了全国古典文学的中心，被称作“大本营”。1921年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征、吴宓等创办了弘扬古代文化的《学衡》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一时称为“学衡派”。
就整个民国时期而言。南京在古典文学的发展方面，成就是极其辉煌的。它的全国文化的中心，建立了以中央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和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这些学校和机关延揽了大批海内知名的作家、专家、学者。人数众多，成就显赫，最为著名的如李详、王伯沆、陈匪石、吴梅、黄侃、汪辟疆、钟钟山、胡小石、陈中凡、汪东等，后期还有乔大壮、段熙仲、王驾吾、罗根泽、唐圭璋、郦承铨、卢前、孙望、戚法仁等。中大、金大并有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1934年金大的国学研究班，率先招收研究生，此举为江南高校之先。创作方面的成就偏重于词、曲，中大吴梅、乔大壮、陈匪石、汪东、王驾吾等先后结“如社”、“襄社”、从事创作研究，刻有《如社词钞》。乔大壮有“词坛飞将”的美誉，著有《波外楼诗》、《波外乐章》等。汪东著有《梦秋词》，吴梅著《苌弘曲》、《湘真阁》等。
民国时期，南京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在于，有一批专家融合了新的治学方法，对古典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使古典文字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粗略统计，南京至少在词学、曲学、文学史和批评史等领域有开拓、奠基的功劳，专家们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超过前代，开启了现代学术研究的风范，是现代研究的基础。在词学方面，吴梅、陈匪石、汪东、乔大壮、唐圭璋等都各有研究，并各培养了一大批研究者。汪东著有《词学通论》陈菲石著有《宋词举》和《声执》。金大唐圭璋曾出版《宋词三百首笺》、《南唐二主词汇笺》，他的功绩还在于，在1935至1940年先后出版了《全宋词》（初编）和《词话丛编》两部资料完备的巨帙。《全宋词》辑两宋词人一千余家，词二万余首，搜罗爬剔之功，前无古人。在古代戏曲研究方面，中大吴梅功力很深，从文学、音乐、戏剧诸方面，研究曲学，可以说集三百年来研究曲学之大成，他在南京各大学任教二十年，现今海内外曲学研究者多为其传人。当时就有“北王（国维）南吴”的美誉，代表作有《中国戏剧概论》、《元剧研究》、《顾曲塵谈》等。吴梅弟子卢前贡献也不小，1927年就在金大任教，讲授戏曲史，编《中国戏曲史大纲》讲义和《南北曲小令谱》、《中国散曲概论》等。他还自刻《饮虹簃所刻曲》96卷，为曲学巨帙，十分珍贵。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建树方面，南京的成绩更为引人注目，中大胡小石等较早讲授“中国文学史”，胡的讲授学识渊博，脉胳清晰，见解独到，听众爆满。他192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卷）为学者称誉。陈中凡兼教东南大学、金大、金女大，他涉猎广博、文学、历史、戏剧艺术、教育诸学科都有建树，他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批评史著的首部。在批评史的研究方面，罗根泽功不可设，他刊出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晚唐五代四部断代文学批评史，搜罗详备、分析精到，从而把文学批评的研究引向深入。除上述几方面外，其他诗、文、小说的研究也成就卓著、蔚为大观。李详博雅通识，以骈文知名当世，专志于笺注考证，在东大讲课时编有《陶集说略》、《韩诗萃精》、《文选萃精》等。黄侃1928年起任中大教授，开设《诗经》、《文选》、《文心雕龙》等课，对历代名家诗、文、词均有深透研究，影响所及，非只一代。胡小石还开设过《楚辞》、“杜诗”等课程，讲源流、讲体制，详述到修辞、音韵、风格诸方面，阐发精微，听者无不折服。王伯沆被誉为江苏文化代表人物，在中大等校教书，他对诸子经史、诗词百家莫不刻求精诣，但述而不作，以文章行世的很少。其主要弟子如王驾吾、胡士莹，郦承铨等造诣都很深。王伯沆对《红楼梦》的研究自成一家，被称为“王氏红学”。东大吴宓学贯中西，较早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对唐代传奇的研究，汪辟疆是始作俑者，他的《唐人小说》是很好的传奇辑校本。他还写有《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人述评》等。
上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南京以六朝以来在文学方面的功绩。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南京文学的繁荣昌盛？因素很多，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十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民国）故都，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非常直接。加上建都于南京的统治者多数崇尚文化，爱好文艺，用政治力量罗致全国一流文学家，齐梁时有所谓竟陵八友、高斋士学士。《南史·昭明传》记载太子曾与朝中士大夫在后湖“游咏”。《后湖志》记载陈至德四年陈后主也曾“幸湖阅武，燕群臣赋诗”。明初朱元璋借政治权力罗致文人，规定“寰中士大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召而不来，因而杀的就有姚润、王谟；来而复去，因而被杀的有高启。立国于南京的统治者，有的本人就是文学家，在文学发展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例如梁简文帝、南唐二主等。其中也有些君王达到了癖好文艺、荒费政事，因而亡国的地步，这就是陈后主陈叔宝和南唐后主李煜。对陈后主，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要人们记住荒唐亡国的教训；对李后主，后人也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的品评——批评的意思是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发展，与皇帝喜好、奖掖有很大关系。不光是统治者的喜好，促进繁荣，南京的特殊的政治情况，也促进了南京文学的繁荣。明代中后期，南京当了二百多年的留都，虽有六部，但多清闲，文人学士则多集中于此。明末南明王朝在这里建立，对全国的抗清人士有一定的号召力量，文人学士也向这里集中。清初，因为这里曾是明初首都，又有明孝陵的胜迹，文人学士也常集中在这里。晚清这里是两江总督府的所在地，是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也集中了大批文人学士，因而文化发达，文学繁荣。
其次，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造成南京文学特别兴盛的一个原因。南京以自然形胜见长，所谓“锺山龙蟠、石城虎踞”是人所共知的。明初高启写了《登雨花台望大江》的诗，夸赞南京江山相雄的景致：“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势争夸天下壮。”这样的景致激发了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墨客的情致，写下了魂丽的篇章，正如胡小石先生所说：“大江之浩荡，钟山之嵯峨，后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开朗，栖霞之幽静，又足以启发灵感。故以上诸名胜，在当时皆见诸吟咏”。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江山相雄的景致，又恰恰经历了六朝的繁华与衰败，江山形胜与人事沧桑合成了一幅图画。因此，后世诗人墨客来这里逗留时，往往欣赏不完的景致，抒发不完的感慨，作品就显得格外深沉豪壮、沉郁苍凉。唐、宋两代政治、文化中心不在南京，而南京文学却有光照千古之作，这恐怕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唐朝诗人李白、杜甫、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大家都来过南京，有感于城廓宫阙的荒废、文士的星散，感慨凭吊不已，仿佛一下子遇着了火石一般，都撞击出了炫丽的火花。李白唱道：“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刘禹锡唱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韦庄写道：“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真是举也举不完。这些作品以其思想的深沉和表达技巧的高超从一般的记游之作中脱颖而出，成为该诗人的代表作，文学史、诗史里必定例举的名作。宋代也是这样，不过，由于国势日重，诗人的感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结合得更紧。北宋有大文学家王安石寓居南京，他几任江宁府，写诗作词，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开豪放词的先河。南宋政治中心南移，南京是南北要冲，又一度是抗金前线，大文学家李清照、张孝祥、叶梦得、叶适、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先后来到南京，他们或在这里寓居，或在这里做官，或因事在这里逗留，面对半壁河山，他们的吟咏就显得更为深沉。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文天祥的《金陵驿》等都是即南京风景来抒写爱国心胸的名作，彪柄史册。这些诗人、词人流连江山，抒发屈志难伸、报国无门的苦闷，石头城、赏心亭、秦淮水都记载着他们的活动。李清照有“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的感慨；辛弃疾有“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感慨；张孝祥把自己的骸骨托付给锺山，南京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元代诗人萨都剌也曾来这里创造了两首登临怀古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和［念奴娇］《登石头城》。明清时期有些名胜古迹已经湮没了，如《世说新语》上留有佳话的新亭，“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的赏心亭。而十里秦淮则异于寻常地繁华起来，《秦淮广记》、《板桥杂记》记载：内秦淮自明以来，灯船之盛，甲于天下，裘马少年冶游所会。明季四公子之一侯方域写道：“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问桃叶渡，游雨花台者趾相错也。”（《马伶传》）所以，明清乃至于民国时期描写秦淮的作品特别多。南京的山山水水与历史的沧桑变化是产生文学作品的土壤。如今所谓六朝烟云、南朝旧事、金陵春梦、秦淮风月等文学意味的语言已经和锺山龙蟠、石城虎踞等特殊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在人们头脑里形成了一种富有诗意的社会历史风貌。
再次，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造成南京文学特别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地处“吴头楚尾”，是吴文化和楚文化，乃至于运河文化的交会点，因而文化发达，学术思想活跃，文学繁荣昌盛。前代书志，对南京的文明多有记载，“六朝时金陵为京都所在，衣冠萃止，相竞以文学。朝廷取士，专重风貌。……下逮隋唐，流风未泯。至宋，士风趋于质厚。”（民国《首都志》）“君子勤礼恭谨，小人尽力耕殖，性好学文，旨辞清举。杨万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洪、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祥符图经》）“江宁古扬州地，……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尚焉。”（《通典》）作为文明昌盛、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就书籍丰富。南京公板藏书在“（刘）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以后历有变迁，但比其他地方“亦略全备。”明初《永乐大典》的编成，与南京公板藏书的丰富有很大关系。至于私家藏收就更为丰富了，南朝沈约“藏书至二万卷，都下莫比。”（《南史·沈约传》）昭明太子“有书几三万卷”（《南史·昭明传》）清黄虞稷建千顷堂以藏书“有书数万卷，著有《千顷堂书目》”。（《金陵通传》）甘福家有津逮楼“积书至十余万卷”（《续纂江宁府志》）这些藏书家虽视书为身家性命，但对有志于学者的借阅还是很慷慨的，袁枚有所好轩藏书四十万，传说他“公书于众”，可随便借阅。对文化、文学传播、普及还有很大关系的，就南京刻印出版事业的发达。江南是历代刻印的中心，而南京在明清时期最为兴盛。朱元璋曾将南方各地的书版集中于南京国子监，刻印“南监本”。到了清代，南京仍以书版之善闻名全国。私家书坊有芥子园、十竹斋、世德堂、荣寿堂、继志斋、文林阁、九如堂、兼善堂等等，当时三山街、内桥为书坊聚集区，大量刻印戏曲、小说。前面说过，刻书业兴盛就自然地集中了许多诗文、小说、戏曲的作家，文学就呈现出繁盛的局面。再有，就是教育的发达标志着文化的发达，造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南京书院之最著者首推宋之明道书院，元有南轩、江东、昭文书院，明有崇正、新泉书院，清有文昌、虹桥、锺山、尊经、惜阴、文正、奎光、凤池书院，这些书院既敦清了学者名流，又培育了后进精英。钱大昕、姚鼐、卢文昭、薛时雨、缪荃荪等在南京讲学，士子经他们的传授成名者甚多。《姚惜抱先生年谱》记载，姚鼐居江宁久，“弟子知名甚众”，管词、梅曾亮、方东树、邓廷桢等“皆以文学著述称名”。南京文化氛围也是培养文学家的优良土壤，最为典型的就数吴敬梓了，他青年时期就移家秦淮，在“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与当时进步思想家程廷祚、樊圣谟等为友，吸取思想营养，南京的文化生活又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则有《儒林外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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