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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的经济形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重要战略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然而，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首先要正确了解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然后针对任务，考虑它受什么因素影响，进而探讨通过什么途径，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这一转变的实现。本文准备从这些方面谈几点意见。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
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们的态度不大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我国还不全面具备转变的条件，不能操之过急；有的地区和单位认为自己条件很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己无关；有的却认为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普遍实行。显然，这些不同的态度都与如何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有关，而这又涉及到如何区分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对这个问题，理论界的认识分歧很大，意见不下十几种，其中有几类看法我觉得是不准确的。
第一类，有些同志从生产要素投入是劳动密集型或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去区分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有的以使用的生产技术的高低，甚至以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加以区分。这些都不符合经济学使用的区分标准，也不符合社会技术发展的实际。关于粗放和集约型的划分最初出现在农业中，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稀缺资源——土地如何有效利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1〕。 这里并没有特指资本究竟应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收获更多的农产品，比之广种薄收，前者就是集约型耕作，后者则是粗放型的，而不论增加投入的是人力、技术或是其他生产资料。即使是象我国许多地区的农民那样，在小块土地里投入大量劳动，绣花式地精细耕作，也属于集约经营。相反地，美国多数农庄在大面积土地上利用大型机械耕作，机械化水平很高，从人的角度看，人均产量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从土地的平均单产，即土地的生产率看，却是低效的，特别是与西欧的荷兰等国相比，因而人们都公认这种土地的经营方式是粗放型的。可见，不能以投入什么要素或要素的技术水平去划分集约型和粗放型方式。
第二类，有些文章把有无增加新的投入作为区分两种增长方式的标准，更是站不住脚。因为，经济要增长一般都需要有一定的投入，把集约型增长说成是不增加投入的增长，就把占多数情况的增长，包括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方式，都排除在集约型之外。其次，即使不投入任何资金、设备，要取得增长也得在改进生产经营方式或提高劳动的质量方面进行某些活动，但这绝不是无代价的，也是一种新增投入。其实，粗放或集约的差别不在于有无新增投入，而在于要素投入的方式不同，取得的产出效益不一样。只要改变要素投入的方式，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生产率，尽管在增长过程中增加了某些投入，仍然属于集约型的增长方式。
第三类，有些论者只以是外延的或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去区分两种增长方式。这种意见在理解上有些偏狭，同样把有些能够收到明显效益的增长方式排斥在集约型之外，在一些场合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可以相对减少追加投资，提高资金的经济效益，当然属于集约型增长。但超过一定的限界，报酬递减规律就要在某些要素上起作用，如果不在技术上作出重大变革，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就会下降，还不如进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合算。例如，改造一座使用年限过长、设备非常陈旧的工厂，所需的投资有时甚至比另建一个新厂还要多。这时，进行必要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取得的效益可能更高，因而是更为符合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的。
第四类，不少论文只从产出效益、劳动生产率、要素生产率或综合要素生产率等去区别集约型或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些意见虽然比前几类区分标准接近理解的基本点，即投入产出的效果，却没有同增长方式联系起来认识问题，因而容易把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措施都拉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去，流于一般化，使中央关于两个根本转变的重要战略决策失去特有的指导意义。这无异于把过去提出很久的口号重提一次，再炒冷饭，突出不了中央决策的时代精神，不能正确领会这一决策的任务，当然无助于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指什么呢？
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增要素总投入已定或某些要素已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要素的不同配置（结构、组合）和投入方式，影响各种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取得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和效益，改变增长的不同质量，表现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及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程度以及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等等。所谓增长方式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对投入生产要素的组织、配置和投入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就是合理改变生产要素在投入中互相配合的关系，使各种要素更好地发挥效用，取得更大的增长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增长方式的转变，核心是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投入，目的和衡量尺度是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这样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马克思关于集约型经营的说明是相符合的。因为，要改变生产要素的配合关系，存在各种选择。这些选择可以用不同的要素作为基准，一个个先行组合，然后全面地进行系列配置。这里就有以什么要素同别的要素结合效益更佳的问题。上面所引马克思的话，就是以土地的利用为基准，区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讲的是如何在土地上配置新的投入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如果把新增要素投入在已有一定开发基础的土地，当然能够使土地获得比较大的收益；而把新增要素分散投入到其他土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就会降低。当时，农业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土地是稀缺、宝贵的自然资源，如何充分加以利用在当时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抉择。这就不能采用广种薄收的投入方式，而要在原有土地上精耕细作。只要这种投入的组合、配置有利于提高效益，就是集约型增长。至于新增的是什么要素，是劳动或其他要素，是普通技术或较新技术；采用的是内含的或是外延的方式，只是如何更好达到增长效益的具体考虑，不足以作为区分集约和粗放的标准。
与此相类似，在其他自然资源，如矿藏等的开采方面，也有一个如何进行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的选择问题。例如，究竟是以劳力和其他技术为主或使用大型采掘机采矿，就得根据矿层的广度和厚度而定，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矿藏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如果矿层很薄，分布零散，就只能采用简单机械，更多投入劳力或采用其他采掘方法，而不能以为使用的机器设备愈先进，愈是集约化。因为后一种做法，既增大了投资，又不利于开采和充分利用矿藏，要素的利用效率反而降低了。
再推而广之，在资本额已定的条件下，也有一个所购要素如何结合才能达到最优的选择：是更多依靠劳动力，或技术投入；是采用落后技术、价格高昂的先进技术或符合企业条件的中间技术；都有如何合理配置才能节约开支、增加效益的要素投入方式的选择。马克思就讲过：“并入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资本的量。”“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同一些劳动资料，也就是同一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每天的使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无需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各种方法的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2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通过缩短资本的周转期间，就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量生产要素，或者能用同等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除了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利用以外，就一个企业而言，同样存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合理配置和投入以求最优效果的选择。这就是从企业角度观察和区分集约型和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标准。
就整个社会而言，也有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如何配置和投入以及社会效益高低的问题，例如：是零敲碎打，各自为战，分散使用资源或是集中优势力量，开发重点项目，取得规模效益；是各地各单位盲目上马，简单重复或是利用各自特点，分工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各地资源的作用是提高或者降低全社会的效益；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等。只有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效益的，才符合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否则就不是。它是以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状况及其综合效益，而不是象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以社会上集约型经营企业和粗放型经营企业哪个占多数，作为衡量和区分粗放和集约的标准。
总之，集约型增长方式就是要使各种要素都同与之结合的其他要素合理组合，通过正确投入和运用，取得较高的效益和较好的增长质量。这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形势，正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一方面，我国经济连续十几年以举世瞩目的速度迅速增长，达到相当大的总量，为将来的增长和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不仅受到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制约，财力极其紧张，而且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巨大。因此，如何因时、因地制宜，合理、有效地组织和利用各类资源，已是关系到我国能否持续快速增长，达到战略发展目标的迫切问题。这只能依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以解决。中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作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其实质是如何结合国情，扬长避短，实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合理投入以达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般提出要实行内含扩大再生产或提高经济效益和要素效率的号召。必须这样理解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才能体现出它的重大战略意义，掌握住它的核心和实质。
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那么，所谓粗放或集约就不是一种绝对的、固定的水平、标准和界线，不能说要使用哪一种水平的技术设备，取得多高的经济效益才算是集约型方式，更不能用什么公式去计算和区分。它们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各有不同。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是不断的过程。即使在某一时期按经济学的原来意义实行了集约经营，经过一定阶段以后，如果不对新增投入进行合理组合和运用，要素的综合效率得不到提高，也就不复是集约型了。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国长期的任务，各个部门、地区、所有的企业和整个社会都实行这个转变。不能认为它仅是对落后地区和企业的要求，发达地区和先进企业再也不需要了；也不能认为要素生产率到达什么水平和程度就进入集约型阶段，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地区或企业仍然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物力、财力缺乏，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地区，对这个转变也绝不是无能为力或无所作为的。所以，根据这样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央的决策就具有号召、动员全国人民的巨大作用，才有利于引导包括城镇、农村、各部门、各地区、各种经济成份都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进一步发动和全面、深入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国人民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各行各业都毫不例外地必须实行，也能够实行。但是，它的实现程度或结果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
从生产关系方面看。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然是优化配置和正确投入生产要素以求更高的综合要素效率，它当然有一个谋划、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首先就存在生产经营主体对优化选择有没有内在的利益动力，能不能自主地进行决策，有没有自己掌握和有权支配的要素，对于抉择应承担什么风险等等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企业产权制度是否合理、明晰的问题。
其次，能不能有效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还要看社会是否存在足够强度的市场竞争，成为迫使市场主体改进生产经营的外在压力；能否及时、准确地传输必需的市场信息，提供实现转变的外部条件，如有无通畅无阻的要素购买和产品销售市场，生产要素的转移有无人为障碍，能否方便地与社会上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协作和配合。这实质上是市场是否充分发育，市场体制是否健全，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市场规律能否发挥调节、引导作用的问题，即能否顺利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
再次，从整个社会看，生产经营主体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各个不同主体分散投入的生产要素能否在社会规模上也取得优化的效果，政府机构的职能分工是否合理，工作效率如何，等等，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影响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这实质上就是国家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体系的问题。
第四，当企业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必要调整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结构比例或为了节约社会成本需要破产制度时，社会能不能妥善地安排下岗人员，解决待业者的生活福利负担，也制约着增长方式能否顺利转变。这实质上是能否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
以上这几个方面对生产方式的转变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各方面具备比较有利的条件，生产方式的转变就可能得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从生产力方面看。能否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的是：
（1）自然资源的禀赋和开发利用状况，工具、设备的更新、 改造以及技术的开发、引进、应用和推广程度，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水平。
（2）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经济信息的传递、利用状况。 它关系到生产经营者能否及时获得各种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能否在实行分工协作，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信息反馈流程延长带来的负面效果。
（3）劳动力的素质， 包括社会和企业管理队伍和各种岗位上的劳动者的道德观念、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知识、劳动和管理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和积极性、主动性。鉴于社会和企业管理人员往往是新增长方式的设计、倡导者和领导者，因而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就尤为重要了。
（4）企业能否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企业管理， 增强各类人员的分工协作，合理组织各种生产要素，有序地进行生产经营。
（5 ）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和经济规模是否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互相配合，充分发挥其综合效率。
三、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
根据上述影响增长方式的因素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要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比较可行的有以下的途径：
第一，全体人民，特别是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必须正确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更新观念，坚决摈弃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热衷于搞大项目、大工程、高投入、高消费而不顾产出和效益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节约投入、增加产出，重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努力提高要素综合效率，使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结合，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观念。
第二，深化改革，建立合理、有效的产权制度。要通过产权立法合理配置产权，具体明确各类产权主体及其责任、权力、利益边界，确立产权变更和交易的规则，同时，建立灵敏的产权监督管理体系和有力的产权保障体系，维护产权关系，保证产权的正当行使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使生产经营主体具有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拥有实行增长方式转变的自主权利。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以企业为基础，因而，当前产权制度改革应着重落实“政资分离”和“政企分开”，消除政府机构对企业的不应有的干预，切实保证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使企业成为对自身的经营成果负盈亏责任，对市场变化与企业利益的关系有切肤之感，能够敏锐觉察市场动向，对追求自身的更高效益具有自主决策权利的主体，从而对企业改变增长方式持积极主动的态度。
第三，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首先要破除地方和部门的经济保护主义，改变地区和部门间的分割状态，打破行业垄断，建立起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以便于企业之间展开公平的竞争，建立互利的合作关系，形成迫使企业努力提高生产效益的强大外部压力，并能促进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其次要理顺市场价格体制。除少数具有特殊性的商品以外，实现企业自主定价，使价格能够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和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形成有序的价格体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各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四，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和环境、生态保护政策等等，并且具体分析、分类加强指导，从全社会的角度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五，建立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企业和社会能根据经济规律的要求，调整劳动力的使用，节约劳动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又能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创建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六，制定合理的生产技术政策，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建立必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基金，加快国内先进技术的开发、中试和应用，努力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3 〕同时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注重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利用和推广；针对各地的具体条件，选择不同的技术改造策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加强科技的普及宣传，广泛发动职工参加技术改造的合理化建议，引导广大农民利用费用不高的技术，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4〕
第七，实施“科教兴国”方针，大力加强教育，全面提高劳动者的道德观念、科技、文化素质和劳动熟练水平，树立社会主义的敬业精神，提倡开拓创新，并且通过精神的鼓励和合理的消费品分配方案，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第八，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首先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条件，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和周密的组织，妥善解决投入和报酬的关系，动员广大农民以不同的规模，进行兴修水利、扩大耕地、改良土壤等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和其他改造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活动，实现科学合理的要素转换，以相对多余的劳动力，经过积累，换取稀缺的土地资源或提高其丰度，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并在增进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继续积累农村建设资金，发展其他产业，进一步利用农村劳动力。〔5〕
第九，实行社会经济管理者、企业家和行政官员的分流，在强调和发挥广大劳动者作用的同时，重视社会经济管理者和企业家的培养，加速专业的社会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家队伍的成长壮大，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添鼓动者和带头人。
第十，健全企业管理制度，改善企业经营。主要是：在充分发动职工参加管理的前提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强化企业管理，优化劳动组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明确各个岗位、各类人员的责任、权力和利益，改善各部门的分工和协作，增进企业经济效益；加强市场调查研究，瞄准市场，下大力气开发产品，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优良品牌；管好资金营运，加速资金周转，改进要素组合，努力降低成本，真正做到“向管理要效益”。就当前各地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加强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主要的还不在于建立新的管理方式或制度（因在这一方面全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采用），而在于破除一切人际关系的干扰，严格执行，否则，再好的管理制度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求得更高效益的生产要素配制和投入方式，无论从企业或者社会角度看，都是一种系统工程，因此，以上这些措施不是分别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必须把它们合理组织起来，达到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不过，由于各地、各部门、行业和实际条件各有不同，各项措施也不可能都是齐头并进，而是各有侧重，有先有后。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因时、因地制宜，做好大量组织工作，尤其要熟悉所辖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国内外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各种组合的效益测算，选择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投入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改变增长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它虽有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实现，但更多的是属于生产力方面的问题，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不是仅靠改变生产关系便能办到的。因此，任何部门、地区、企业都必须，也可能着手进行，决不能以为只要经济体制完善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可迎刃而解，更不能强调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而消极等待。如认为要等到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好了，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才动手。须知社会环境和条件都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企业内在的、人的因素才是主要的。我国内陆的一些县市，人均耕地不足，自然资源贫乏，农村过剩劳力很多，既无沿海、沿边地带的区位优势，又无国家的重点投资，但当地人民凭借开始吹起的改革的东风，靠正确的引导和合理的组织，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奋斗，跻身全国百强县市的行列。虽然在他们起步之时国家尚未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号召，实际上他们走的却是这种“根本转变”的道路，得益于这种“根本转变”。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必须树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感，不怨天，不靠人，从脚下的路走起，迎头赶上，以各种办法努力实现这一转变。只有抱着这种态度，才能使中央的重大决策深入人心，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使转变增长方式的战略得到充分有力的贯彻执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5卷，760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4卷，394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从这些引文的许多段落，也可附带地了解到，无论是外延的或内含的方法，只要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都有可能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因而外延或内含的方法不能作为区分集约型或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标准。
〔3〕据统计，我国每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问世，但能在生产中稳定运用、形成规模的只有20%，能形成产业的仅有5%。因此， 采取各种办法，鼓励、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成果转化率，已成为当务之急。
〔4〕近20年来，美国在农业科技上的投入约为150亿美元，而收益高达6 000亿美元。其科技投入与产出的比例，60年代以前为1∶20，80年代达1∶40以上，某些领域甚至高达1∶50。
〔5〕据国内外的专家估计，我国目前的耕地有2／3利用不足， 由于土地质量差和灌溉不足，收成很低。只要善于利用，可以得到比目前多出2～3倍的产量。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条件和组织不够，我国农村有几亿劳力在每年冬季处于“猫冬”状态。如能把这一巨大的资源充分组织利用起来，不仅将在经济上创造巨大的收益，还可大大减少农村和全社会的许多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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