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与裁兵编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会议论文,经济论文,全国论文,裁兵编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3-0068-05
1928年6月20日至30日，由宋子文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种人：一是各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主要职员；二是实业界领袖或声望素著人员；三是经济专家或有专门学识经验人员；四是各机关与议案有关之主管或专业人员，诸如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副部长张寿镛、银行界实业界的领袖吴蕴斋、宋汉章、陈光甫、徐新六、钱永铭、贝祖诒、胡孟嘉、陈行、虞洽卿、张公权以及各政府部门有关官员共116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一次咨询性质的会议，但它在国民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会议不仅提出了整顿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各项措施，而且提出了对当时经济发展和财政统一有着决定意义的裁兵编遣问题。本文试图阐述经济会议提出的裁兵编遣方案及其对国民党裁兵编遣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
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将裁兵编遣作为会议的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主要是考虑到国民党庞大的军队存在，军费开支浩大，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各项建设的全面开展。
国民党军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仅约10万人，到1928年底已发展到四个集团军，200余万人。维持这一支庞大的军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沉重负担。据统计，全国军队常年经费约需44600余万元，临时经费9600余万元，共计56000余万元，而国民党政府当时全年预算总收入仅4亿元，加之新办的各种税收，亦不过46000余万元，即使将全年收入全部用作军费，“仍相差甚巨。”（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3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11页。）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加大了南京政府的财政负担，不仅影响了国家各项建设，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庞大的军队的存在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影响了国民党政府财政的统一。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国民党政府不能将军费按足数拨给各部队，而且时有拖欠，这种情况在各个集团军同样存在：第一集团军每月应付军费银1260万元，实际上“仅发给半数”（注：沈云龙主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一），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1页。）；第三集团军稍微好一些，有山西田赋盐税作保证，出入不大；第四集团军由于军费不足，“军饷仅能对折发给，每月通常不敷二百万元”；最惨的是第二集团军，军队数量多，开支大，国民党政府每月只给200万元的军火供应，其它全靠地方，而第二集团军所统辖的地方，地瘠民贫，收入很少，其困难令人难以想象，1927年底，“每军士及总指挥每人各发现银五元，临敌之际有时赏发每军士二三元不等。”（注：沈云龙主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一），第41页。）在这种情况下，各集团军只好在所管辖的地区内截留税款，发行军票，强迫当地人民接受，特别是川、滇、黔等省地方军阀，更是把辖地当作独立王国，任意发行钞票和征税，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税收十分混乱，难以统一。政府收入不丰，事权不一，连军费都维持不了，根据就谈不上从事国家建设、发展经济、救济人民，当然也就谈不上改善军队的装备。因此，“自非重行厘定军制，大加裁汰，实无以苏民生之积困，而杜未来之隐患。”（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
导致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讨论裁兵编遣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上限制军备的谈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军队大量减少的影响。一战结束后，各参战国家大量的缩减军队，以节省军费开支，投入到生产建设事业上。所以，一战以后，除日本外，各国军费支出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减少。经济会议对此作了比较：英国约占15%，美国约占27%，法国约占21%，意大利约占15%，日本约占40%，相反，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则三倍于军费者有之，五倍于军费者亦有之。足够见其注重积极的利民设施，而不注重消极的军备扩张。”（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这使国人十分羡慕。1927年5月，美国发起召开美英德日意裁减军备会议，8月，在日内瓦召开限制海军扩军会议。同时，为了阻止军国主义的扩张，维护国际和平，继太平洋九国公约后，签订了白里安一凯洛格非战公约，中国政府也在公约上签了字。所有这些，对经济会议的参加者和国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已经占领北京，蒋介石等国民党军事领袖有裁兵的提议。在攻克北京之前国民党内已经开始酝酿裁兵，1928年5月22日，蒋介石在致刘纪文电中强调，北伐完成以后，“整顿军队不可稍缓。”（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71年版，第161页。）提出第一集团军只保留20万人，余皆裁减，要求刘纪文作好安置20万人的准备工作。5月2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认为：“第一集团军急须乘时整顿”，“军队如不裁减，尤无整顿之望，即政治亦随之破产。”并初步提出了编遣第一集团军的基本构想：先从第一、二、三军团开始整顿，改编10至12个师，每师3旅，每旅2团，骑炮工辎特兵种要齐全，并增添航空兵，修理要塞和建造兵工厂。对被裁官兵拟充任警察、护路队、警备队与筑路队等；组织裁兵委员会，具体研究各军应裁减的数目及编配；组织编制委员会等等。5月30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并转张人杰，指出：“现急需办者：一、军事收束筹备会。二、裁兵安置筹备会。三、营房设计会。四、军队改编委员会。此四者以裁兵安置为最要而最难。其法不外分区裁汰安置，如第一期以四个月为限，江浙皖三省政府负责筹设安置冗员各一万五千人，每期可裁汰四万五千人，一年间可裁十三万五千人。中央则设各种学校如警校、宪兵、路工、交通、电气、测量、浚河、航空各种人材养成所。每种多则三千，少则三百人，约计可安置官兵五千人。其费用则由政府预筹，可发行公债三千至五千万元。”并强调：“革命后之建设，能否实行，全视裁兵计划能否成功，而尤在于吾辈能否切实进行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71年版，第164页。）
蒋介石的裁兵主张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和其它军事领袖的响应。6月13日，钱大钧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裁兵一举，自为目前不可缓之要务”，目前兵太多，影响了国家建设，不裁兵，“无以节省多数之费”，但裁兵“须有实在之裁兵办法”，表示，“将来一经实行，本军当为首先实行兵工之军队。”（注：《申报》1928年6月13日。）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电请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实施裁兵，称：“为减轻国民负担，消弭后患起见，请转令拒绝收编反动军队，严惩反革命分子，并将原有国军酌量裁减，以节中帑。”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4次会议也决议将国民党军队实行“化兵为工，力谋收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页。）6月16日，阎锡山复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表示“锡山裁兵节饷，夙具此心。十七年来，但有缩减之方，从无扩张之主。”6月17日，冯玉祥密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声称：“将来军事敉平，厉行训政，如何裁减兵额，如何化兵为工，固玉祥寤寐向往，尤馨香以祷其早日实现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8页。）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对于裁兵，也“极表赞成。”（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31辑，第605页。）军事将领的态度，是经济会议能提出裁兵问题并能在日后实施的一个先决条件。
此外，严重的民族危机，迫切要求裁汰老弱病残，实行精兵主义，以加强军队的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实现国民党军权的统一。
二
经济会议上讨论裁兵问题是由国用组召集的，国用组主任张公权，指定常务委员有杨铨、刘纪文、缪斌、寿景伟，当选常务委员有苏民生、冯少山、徐永祚、赵锡恩，委员有倪远甫、王一亭、周星棠、夏孙鹏、吴承斋、李调生、李觉、林子峰、邹琳、李景曦、司徒俊厚、贾士毅、杨天受、周纯、陈郁、王觉民、钟可托、杨芳、杨端六、沈昌、徐静仁。国用组先后在三次大会和三次小组会议上讨论了裁兵问题，提出了《建议裁兵安置办法》、《计划裁兵问题案》、《整顿财政宜以裁减军队入手，谨拟具裁减后安插方法及其筹费计划案》、《裁兵屯垦案》等11个方案。会议于6月29日发出了《请求裁兵通电》和《请求停止招兵通电》。综观会议讨论情况、会议提交的方案以及发出的通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指出了裁兵编遣的紧迫性。会议指出，军费过多，自然影响国家建设，“本会议同人认为欲谋全国经济建设问题必须以能否实行裁兵为先决”，“移目前过巨军费之一部用于未来之生产事业，而使余裕军队亦得以努力于国营事业也。”会议认为，现在北伐已经完成，旧军阀已经歼灭，全国统一，已告厥成，裁减军队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为实施建国方略，为实行民生主义计，自当以裁兵为唯一之先决前提。”（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
第二、确定了全国军队留存的数量和军费预算。会议根据国家财力和参考民国初年的裁兵计划，议决全国总兵力50万人，编为50个师，每师1万人，“应就剿匪及国防两种适用军队之性质，以定分配之数额及驻扎之地点。”（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全国军队统一军费拨给，每师经常费连同服装费等临时月费共20万元，全年12000万元，军事委员会所属的海军、航空、兵工厂及军事机关、军事教育、添置兵工原料、制造厂等费每月约600万元，每年需7200万元，总计全年军费19200万元，占全国总支出的62%。
第三、提出了裁撤官兵的安置计划。会议对被裁官兵提出了两种安置方法：一是充当警察，二是化兵为工。但考虑到“惟裁遣之额既极繁多，警察一项万不足以全数容纳”，因此，会议对化兵为工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组织方面，中央和地方设立兵工委员会，“专事讨论兵工政策”。在化兵为工的方法上，被裁官兵除一部分充任警察外，“其余应使之各有工作，各安生计，不虑退归之失所。”主要是组织被裁官兵屯垦、修筑道路、兴修水利。屯垦应从地广人稀、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开始，“着手次序则以军队驻扎地点，就近垦殖邻近大种荒地为要旨，荒地较多、土质较腴、交通较便、调和较易各端为派遣屯垦之先后。”修筑道路主要是修筑铁路和国道。根据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全国修筑30万里铁路，在全国2000个县中，每个县修筑300里国道，总计60万里，“以裁遣之兵充作路工，编成若干工程队，分段施工。”（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兴修水利主要是治江、治河、导淮三项。在化兵为工的建设经费上，会议提出了四种筹集经费的方案：一是各省省政府、县政府预算关于建设费一项，对于普通政费之比率应占10%；二是财政部全国预算关于建设费一项，对于国债、军费以外之政费，其比率亦应占10%；三是各省于建设事业倘实力有所未逮，由中央补助之；四是由中央在裁兵之前筹备发行一种公债为建设基金。
第四、拟定了裁兵的步骤。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裁兵愈早愈好，不能拖延，“应以不逾三个月为度。”虞洽卿在讨论中发表更激烈的言辞，说，“如不在三个月内将应裁之兵完全裁撤者，应认为反革命。”会议认为，要使裁兵顺利进行，首先各军队必须先停止招兵和自行就地筹款。6月29日发出《请求停止招兵通电》，“呈请政府和各军事当局，务乞俯鉴国民愿望，严令各军，制止招募及补充，不得阳奉阴违。”同时，对官兵进行教育，使每一个官兵咸知化兵为工之利，并由军事长官对士兵施以职业指导，在3个月内将全国裁余军队的数量和化兵为工的成绩向天下公布，“以慰全国人民望治之心。”
三
经济会议所提出的裁兵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它得到各军事将领的拥护和各界人士的支持。经济会议裁兵和停止招兵的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各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各军事将领和各界人士纷纷致电经济会议或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和支持。蒋介石在致经济会议的电文中声称，“本部早经严令停止招兵矣。”6月23日，蒋介石呈请南京政府设立裁兵委员会，发行军需善后公债；办理裁兵、生产事宜，并自请从第一集团军开始裁减（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第598页。）。6月30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和各军事将领，告知已令第一集团军停止招兵，呼吁各方“斟酌情形，转饬所属，一律禁止招兵，以为裁兵之先声，而为建设之开端。”（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31辑，第608页。）阎锡山多次发出通电，认为裁兵为“要中之要，扫除军阀之后，兵当裁减尽人知之无待言。”（注：《中央日报》1928年6月23日。）并表示，对停止招兵及补充兵额“极表赞同”。冯玉祥认为，“裁兵在实行，不在宣传”，他已经着手裁兵准备，将“前委大名镇守使万选才、直南民国军长张宪、直南行政长李国钧一律取消。”（注：《申报》1928年7月8日。）李宗仁则认为，“统一财政，实行预算，主张正大”，但它的实现则以“全国军事能否收束为衡”，因而必须实行裁兵（注：《中央日报》1928年7月8日。）。方振武对于裁兵“夙存此志”，在收复平津后，即已通电辞职，将所部从事导淮、浚运、治河、屯垦工作，同时，待命津南，从事整理，并严令各部停止招募，不准添一兵一卒，“以为将来裁兵之准备。”（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南京特别市商民协会及总商会称赞经济会议“提纲挈领，以裁兵为充裕经济之源泉，杜绝枭雄之凭藉；以民众参加为裁兵工作，表显民性在和平，是亦海内所喁望而国际之荣光也。”北平总商会孙学仕、冷家骥电称：经济会议各项主张，“本会甚愿一致赞成。”（注：《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这就为全国裁兵工作的开展造了声势，作了舆论准备。
其次，它为南京政府所接受，使裁兵成为国民党政府一定时期内的国策。6月30日，南京政府电复蒋介石，设立裁兵委员会“应由军事委员会先行拟具组织条例，呈候核定。至发行军需善后公债，并由财政部妥速计划，以利进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第600页。）表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南京政府电令各军将领停止招兵。经济会议结束后，将“提请政府即日裁兵从事建设案”提交随即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全国财政会议接受了经济会议的裁兵方案。1928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交了整理军事提案，提出军事最高统帅权属于国民党政府，统一军权，统一编制，设立裁兵委员会，负责全国军队的裁编和对裁余官兵的安置，并提出了对编余官兵的安置办法。二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军事整理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军事委员会的提案和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仍交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六同志，本此主旨，切实规划，由国民政府核定施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一），第608页。）11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听取蒋介石军事报告的基础上，作出了裁兵编遣的决议，从而使裁兵编遣作为国策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
第三、经济会议揭开了裁兵编遣的序幕，推动了裁兵编遣的开展。经济会议提出的军队数量、军费限制、裁兵方法、步骤、被裁官兵的安置等等，为裁兵编遣确定了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和三全大会所接受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即着手裁兵的各项准备工作。7月初，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先后在北平、汤山举行裁兵会议，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根据北平、汤山会议的基本精神，7月13日，蒋介石发表《军事善后意见书》，7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7月22日，军事委员会拟订《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条例及编制表》并呈请国民党政府备案。与此同时，国民党各集团军采取积极态度，开始缩编军队，相应裁减了一些老弱病残，按师的编制整理各军。这为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为大规模的裁兵编遣作了准备。
第四，经济会议为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政、统一军权提供了契机，揭开了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序幕。军队的缩编和军权的统一，实与财政的统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南京政府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但这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军队形成了四个互不统属的集团。由于南京政府建立后国库空虚，无力承担四大集团军的军费开支，各集团军在自己所辖区域内自行征税、截留税款、发行军用票，严重阻碍了政府财政的统一。因此，经济会议提出的裁兵节饷、统一财政，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迫使各集团军将领不得不顺从民意，赞成裁兵。这就为国民党政府统一军权、统一财政提供了契机。7月13日，根据汤山和北平会议精神拟就的军事善后意见书明确提出，整军经武，必须以尊重国家统一为前提，“应在党与政府指挥之下，确定今后之军政计划”，“军政为全国一致之性质，其应划归中央，自无疑义。”在此原则之下，要求全国“军队编制，军官任免，以致军事教育与海军要塞、航空、工厂、被服厂等，宜由中央制定法规，规划实行。至于军需独立之制，尤宜厉行。军人不得擅自截留国税，亦不得私自征收或增加地方税款，在国家税与地方税严格划分以后，国军经费概取给于国家税，由财政部支付，或指定拨发。”（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三），第167页。）蒋介石就是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拿起裁兵统一这一上方宝剑，开始了他从各集团军领袖和各地方军阀手里收回军权和财权的艰难征程，由此演出了中华民国史上最激烈、最错综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军阀混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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