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威权时代的印尼地方分权与政治变迁
陈 琪 夏方波
[摘 要 ]1999年印尼政府出台的地方分权法案改变了印尼国家的整体架构，确立地方自治为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制度。既有的研究认为，地方分权能够激活社会资本，促进民主化进程，提升民主素质。然而在印尼，尽管分权法案出台后其政治民主化的速度和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2004年之后出现政治转型停滞甚至部分倒退的迹象。因此，对于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的长期后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本文认为，分权初期民主化进程的显著提升，得益于分权制度顺应了印尼急速政治改革的时代需要，地方分权与民主化构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在政治变革的内外压力退潮之后，包括旧派官僚、政党体制、舆论自由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民主化的停滞和旧制度的复归，这一变化过程共同指向了其背后的传统“家产主义”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关系内嵌于威权时期的印尼政治和社会之中。拥有深厚合法性资源的传统政治力量在经历政治剧变的压制后，逐渐适应了新的民主制度游戏，重新积累起带有民主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和力量，从而塑造了地方分权和民主化嫁接的印尼政治转型的新特点。
[关键词 ]印度尼西亚； 后威权时代； 地方分权； 民主化； 传统政治力量
1998年，执政32年之久的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开启了政治改革和转型的进程，开始逐渐建立和调适一套从西方嫁接而来的民主制度。从第一位民选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1999—2001年执政)到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2014年起执政)，印尼实现了四任总统的轮替(turnover)。这期间虽然有严重的示威游行、弹劾总统[注] 2001年7月末，印尼人协举行特别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罢免瓦希德总统的提案。瓦希德由于改革不力、政敌联合攻击等原因，失去了斗争民主党与民众的支持，难以抵抗自上而下的反对浪潮，被迫同意下台。这一事件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印尼民主改革前景的担忧。详情参见A.Budiman,“Indonesia: The Trials of President Wahid”,Southeast Asian Affairs ,No.1,2001,pp.145-158.，乃至地区武装冲突等不稳定现象[注] 其中最为严重和突出的是“自由亚齐运动”(Gerakan Aceh Merdeka)。该组织于1974年成立，主张以武力使亚齐省脱离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一个回教国家。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政府主要通过军队武力镇压，却始终无法解决问题。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印尼总统哈比比试图以新的地方分权和财政法案安抚亚齐地方分离主义活动，但由于东帝汶的独立和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而收效甚微。直到2004年苏门答腊大海啸的发生，为亚齐与中央政府和解并达成和平协定提供了契机，这一问题才大体得以解决。 ，印尼国家和社会仍然能够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持续运行，并完成了高层权力的四次和平交接[注] 从亨廷顿的“两次轮替规则”(two-turnover rule)的检验标准来看，印尼目前已经成功地进行了超过两次的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权力移交，即目前已经处于民主的巩固阶段。“两次轮替规则”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同时，印尼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在5%的水平[注] 《2000年至今印尼GDP平均增速为5.28%》，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indonesia/gdp-growth-annual，2018年8月6日。 ，可以说民主制度转型与印尼经济社会的交融正在逐步深入。
在1998年之后的政治改革和转型中，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对印尼政体、行政和经济领域都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地方分权的施行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许多从中央转交过来的权力，极大地激活了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的机制。中央赋予地方议会以立法权，并建立了地方首长选举制度。这在法律上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的政治和行政体系的自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为1999年以来印尼地方分权制度与政治民主化转型之间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
全部GD患者均伴颈部血管杂音，其中26例患者为GD伴双侧颈部血管杂音，31例患者为GD伴单侧颈部血管杂音。双侧血管杂音患者男5例，女21例，单侧血管杂音男6例，女25例。其中，甲状腺右叶上极闻及杂音43处，右叶下极14处，甲状腺左叶上极杂音37处，左叶下极11处。血管杂音I级47例，血管杂音Ⅱ级10例。其中试验组I级杂音23例，Ⅱ级杂音5例；对照组I级杂音24例，Ⅱ级杂音5例。
施工材料在工程造价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比重，材料的总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施工成本的控制情况。一些施工工程缺乏在材料上的精细化管理，领料、用料、购料、余料等方面都缺乏精确的核算和统一的管理，造成材料丢失和浪费严重，无形之中增加了不少施工成本。对劳务队、作业班组、项目部没有统一的用料管理制度，这些部门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都存在严重的混凝土、建材等方面的消耗。
一 问题的提出
为了更为直观地分析地方分权法案颁布以来印尼民主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本文选取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数据库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即地方政府指数、协商民主指数、核心公民社会指数等三个指数来描述印尼地方民主的变化过程(见图1)。通过观察指标的变化可以发现，地方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两个阶段的变化。
图1 1994—2016年印尼地方民主指标
说明：(1)地方政府指数：描述地方政府是否由民选产生，同时地方政府是否受到非民选的官僚控制，数值0表示地方政府非民选产生且受到非民选官僚控制，数值1表示地方政府由民选产生且不受非民选官僚控制。(2)协商民主指数：旨在衡量协商民主的理想程度，关注政治决策的协商过程，尤其是具有良性动机的决策相对于由狭隘的兴趣、情感诉求以及胁迫形成的决策的比重，数值越靠近1民主的协商水平越高。(3)核心公民社会指标：测量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即在一个国家的自治地区中公民能够自由积极地追求政治目标的程度，数值1表示公民的政治行为处在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的水平上。
数据来源：U.S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Data & Economical Analysis (IDEA)”，https://idea.usaid.gov/query
第一，1999—2004年间，印尼地方政治的民主化迅速推进。在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前，三项民主指标都处于低水平的稳定状态，其中核心公民社会指标只有0.29，而地方政府指数与协商民主指数都不足0.08，反映出威权政体对民主的压制作用。在1998—2004年间三项指标都出现了十分显著的上升，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核心公民社会指标从1997年的0.29上升到了0.88，协商民主指数从0.06上升到了0.7，地方政府指数从0.079上升到了0.52。由此可见，地方政治的民主化变革正逐渐与印尼社会相适应，民主规则较为顺利地融入到了印尼地方政治过程之中，地方民主选举也能取得合乎民意的结果。
第二，2005—2016年间，虽然印尼地方政治的民主化仍在推进，但民主化质量出现了部分停滞或倒退的趋势。核心公民社会指标与地方政府指数在此期间持续上升，从0.88和0.52到达了0.9以上的高水平，显示了政治自由和民主转型的制度架构得到了坚持和巩固。然而，衡量政治过程的协商民主指数在2005年之后出现了停滞，并从最高0.7跌至0.6之下的水平。这一指标衡量了政治共识形成的动员状况，是衡量民主质量的指标。该指标连续10年(2005—2014)的持续缓慢下降，说明地方政府、议会与公民团体之间的民主政治进程经历了某种“倒退式”发展，地方政府所实施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反映民意，民主合作机制有僵化之势。印尼学者郁斯纳尼(Yusnani)指出：“虽然诸多法律和规定都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做出了要求，但是至今人们仍然经常抱怨印尼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注] Hasjimzum Yusnani,“Model Demokrasi dalam Peningkatan Kualitas Pelayanan Publik (Studi Otonomi Daerah dalam Peningkatan Kesejahteraan Masyarakat Pasca Reformasi)”,Jurnal Dinamika Hukum ,Vol.14,No.3,2014,p.445.
(8)将原料、半成品、成品等信息反馈给仓库管理系统，由仓库管理系统分析处理，制定原料采购计划、成品销售计划等。
总之，印尼地方政治虽然在选举民主化与政治参与自由化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民主化的质量尤其是政治民主协商方面的发展呈现停滞和倒退的趋势。本文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何1999—2004年间印尼地方民主化水平能够快速推进，而2004年之后陷入了民主质量的持续停滞乃至于倒退？这种变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两个阶段发生了何种内在的变化？
另外，在特殊技能一栏后面，乔布斯做了专门的解释：“来自惠普附近的海湾地区。”惠普，全球著名的电子信息科技公司。乔布斯这是在告诉看简历的人：他每天和惠普的员工生活在一起，他随意交谈的某个人可能就是惠普的某位重要工程师，他的周围充满的是电子科技信息，耳濡目染，他熟悉这个行业，他在这方面一定有独特的洞察力，因此值得录用。“里德学院”和“来自惠普附近的海湾地区”，似乎都是简短而普通的信息，但被乔布斯这样写在简历里，就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优势和资源。善于挖掘自己的优势资源，哪怕只是一个住址，这应该是乔布斯这份简历最大的亮点。
二 既有文献评述
要回答上述问题，汗牛充栋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化的相关文献是无法绕开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化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政治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民主化转型及巩固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论分析与解释径路，但主要是围绕前民主政体的特征、民主转型的原因、民主转型的途径等方面进行理论构建，其中民主转型的途径理论从转型行为者(政治精英VS.反对力量)、过程和方式(渐进式VS.急速式)等维度展开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注] 王菁：《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民主巩固理论：西方民主化研究的演进逻辑》，《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 。如塞缪尔·亨廷顿将民主的转型划分为变革(自上而下强制)、干涉(外部强加)、置换(自下而上革命)和转移(协商式转型)等四种类型[注] 〈美〉伊恩·夏皮罗著，王军译《民主理论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与本文更为相关的是民主巩固理论，根据夏皮罗(Shapiro)的划分[注] 同上，第101-109页。 ，相关的研究文献大致有三类：
(1)政治制度类文献。这一类文献主要由胡安·林茨(Juan J.Linz)的开创性观点发展而来，强调自由活跃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且受人尊敬的政治社会、有法律保障的结社生活、可利用的国家官僚系统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联系等五个方面对于巩固民主的作用[注] 参见〈英〉胡安·林茨、〈美〉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沿着这一思路，后续展开的研究考察了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及其特征对民主巩固的影响，如有利于结盟的政治条件、执政党的议会力量等。基于对林茨的变量应用，福维瑞克(Foweraker)通过对比制度安排及其呈现出来的特征来解释拉美国家民主的稳定性，解释了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为何属于较为稳定的政体，而秘鲁、委内瑞拉与厄瓜多尔的民主则较不稳定[注] Joe Foweraker,“Institutional Design,Party Systems and Governability-Differentiating the Presidential Regimes of Latin America”,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28,1998， pp.651-676.。就印尼的政治转型而言，其政体改革在2005年之前得到了持续制度建构并逐渐稳定下来，制度适应性的增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框架的巩固[注] Marco Bünte and Andreas Ufen,“The New Order and Its legacy: Reflections on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in Marco Bünte and Andreas Ufen eds.,Democratization in Post -Suharto Indonesia ,Routledge,2009,pp.22-23.。但正如有研究指出，这种后威权时代快速构建的制度只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和外在表征，无法成为民主质量提升的充分保证[注] Marcus Mietzner,“Indonesia and the Pitfalls of Low-Quality Democracy: A Case Study of the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in North Sulawesi”,in Marco Bünte and Andreas Ufen eds.,Democratization in Post -Suharto Indonesia ,Routledge,2009,pp.124-149.。
上述丰富的文献为我们思考民主化转型和民主制的巩固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但其中也充满了众多相互矛盾之处。比如，根据林茨等学者的研究，可利用的国家和地方官僚体系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传统有利于民主制的巩固；但帕特南的研究则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认为传统的地方封建制度和裙带关系是民主化或民主质量的障碍。从本文探讨的案例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实问题和理论挑战，基于传统政治分割的地方分权究竟是促进了印尼的民主化巩固和民主质量，还是相反起到了阻碍作用？换言之，地方传统政治机器和联系纽带在印尼民主化转型的适应性和民主成果巩固上是否发挥了相同的作用？显然，上述文献无法为我们提供现成的一致性答案。
(2)经济类文献。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迈克·艾尔维瑞兹(Michel Alvarez)、宙斯·车布(Jose Cheibub)等学者。他们的研究旨在揭示，虽然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带来民主化的转型，但民主体制的巩固与经济发展绩效具有相关性。他们发现，与富裕国家的民主制相比，贫穷国家的民主更为脆弱；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就更容易得以存续[注] Adam Przeworski,Micheal Alvarez,Jose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普沃斯基等学者挑战了“李普赛特命题”，质疑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制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经济发展对民主可持续性的支撑作用。印尼自1998年民主转型之后，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5%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5年之后印尼民主制度的存续和巩固所遇到的挑战，可能并不是经济发展裹足不前所致。
所有统计计算均用SASv 9.3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定量数据采用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定性数据用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或Wilcoxon秩和检验，考虑到中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采用CMHχ2检验。全部的假设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取α=0.05。
(3)文化类文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民主承诺(democratic commitments)、民主顺从(democratic compliance)和文化网络(cultural network)等议题展开。比如，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亨廷顿强调，政治精英对民主价值的承诺是民主制巩固的必要条件。但秉持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并不认为民主承诺是民主制巩固的关键变量。在普沃斯基看来，自发顺从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当所有的相关政治力量发现，将其利益与价值付诸于具有不确定性的制度博弈才对自己最为有利时，它(民主)才是巩固的。”[注] 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9.而帕特南(Putnam)则注意到意大利和北美等相对成熟民主制中由横向的文化网络构建起来的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行的重要性，纵向形成的如天主教会、封建土地制度和裙带关系则不利于民主的运行[注] Robert D.Putnam,R.Leonardi and R.Y.No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3-175.。
这便是运用计算思维解决问题的一般方式，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首先应该去思考如何运用此种方式方法来进行问题的分析、思考、解决等。久而久之，便能逐渐提高系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思考习惯。
在这种问题关照下，我们可以借鉴的较为重要的分析路径是民主转型如何影响民主巩固的理论解释，从而需要具体考察一个国家从威权体制到民主转型过程中留下的政治“遗产”(legacies)与民主制巩固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因果关系。这方面的主要理论解释有三类：
(1)政治遗产良性说。这一解释主要来自于亨廷顿。他将拉丁美洲与东欧的民主转型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部分拉美国家军队退出政治舞台的方式几乎是整体性的，对后续民主制的运行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微弱；而部分东欧共产党的退出并不彻底，他们不但在政治民主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影响了后续的民主巩固过程。由此他做出的推断是，“从一党制到民主制的过渡可能比从军政制向民主制的过渡更加困难，但也可能更为持久……一个有共识的、不那么暴力的转型将会为民主巩固提供一个比冲突和暴力更好的基础。”[注] 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p.120-122.这种遗产良性论的解释倾向于强调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对民主的妥协和退让是转型后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但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过于强调政治交易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特定政体类型、制度结构、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某些东欧国家的案例确实显示了特定时期共产党体制行为的转变对于民主转型及巩固的重要性，但是否同样能为其他地区(比如东南亚)政治交易协商与民主转型及巩固之间的关系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则需要给予实证研究的支撑。
(2)政治遗产恶性说。塞缪尔·瓦伦朱拉(Samuel Valenzuela)在研究智利民主转型的案例后指出：“如果在民主转型时期，威权统治者通过政治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那么威权统治者强加于反对派的条件仍将存在于政治遗产中。”[注] Scott Mainwaring,G.A.O’ Donnell,and J.Samuel Valenzuela,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ublished for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2,pp.73-75.他将这种遗产称为“监护权力”(tutelary powers)、“自留领域”(retained domains)以及“扭曲的选举规则”(distorting electoral rules)，认为这些遗产是民主政府面对的巨大难题。在他看来，阿根廷、希腊和葡萄牙等国家的民主较为成功的转型过程中，威权统治者并没有这种附加条件的权力。
旧派势力的“继位”造成印尼地方官员中普遍的寻租行为。寻租现象在地方分权进程中被显著放大，扩张的地方权力在尚未完善的法规和行政制度下运行，权力的制约难以得到保证。在苏哈托时期，寻租在旧派势力中是常有的、潜规则式的政治行为，在新形势下寻租问题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广泛。其原因是：(1)现有法律和监察体系不完善，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存在许多不足和漏洞，让寻租行为有机可乘；(2)旧有的权力关系仍在地方政治中占据主流地位，官员在腐化的环境中很难保持廉洁自律；(3)地方经济运行中商人与官僚的利益关系具有交易性质，而地方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企业和商人的税金及国家的转移支付，但后者由中央政府控制，这在机制上助长了腐败的盛行。长期的寻租行为增加了地方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企业的发展若没有政府的支持会变得寸步难行，因而主动或被动地维持与官员的交往，重新构建起商人与官僚间的利益关系，形成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交易行为持续增长的恶性循环。贿赂行为的另一种形式是贿选，这种行为经常出现在地方选举之中，如竞选中贿赂选民，以物质好处换取选票；或者贿赂地方政党，价高者将会获得政党的候选人提名[注] Dirk Tomsa,“Toning Down the ‘Big Bang’: 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sation During the Yudhoyono Years”,Kuskridho Ambardi,The Yudhoyono Presidency :Indonesia ’s Decade of Stability and Stagnation ,ISEAS Publishing,2016,pp.155-174.针对贿赂政党的情况，2014年印尼中央政府出台了第22号法令《省长、县长与市长选举法》。该法令规定了个人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但是地方政党的支持依旧是候选人所必需的，因而政党与候选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易关系仍然未得到彻底的净化。。行政与政治腐败的蔓延，恶化了地方政治环境。
这些解释凸显了政治遗产对于民主巩固的消极影响，强调那些通过政治交易而得以存续的遗产要么是制度层面的，要么是政治行为层面的，但都与传统政治力量和机构的持续存在和回归有密切关系。
(3)政治遗产无关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是亚当·普沃斯基，普沃斯基对拉美和东欧民主及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前瞻性取向。相比于政治的历史来源，他更加重视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方向。在普沃斯基的研究中，他意识到了原来的共产党和军人政权对于转型的影响，但不是太重视这种影响对民主巩固的重要性。普沃斯基认为，民主转型的形式(modality of transition)与新兴的政体及其巩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历史性联系[注] 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74-99.。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不愿意将政治遗产纳入到民主巩固的解释因素之中。普沃斯基的相关研究大都强调民主转型的成功在于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建立，而不太关注实现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政治建构过程。在民主巩固和延续的解释中，普沃斯基虽然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但这不是其理论的根本性方面，“他脱离了过多过于抽象的社会因素，而主要从民主本身建构和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给出了具体要求”[注] 马群：《民主转型与民主的可持续性：普沃斯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第35-36页。 。因而，普沃斯基对政治遗产这一变量的作用总体上持一种怀疑态度。
在3.1中提出的改进的球形译码检测算法ESD利用统计分布的期望特性来估计更为紧凑的更新半径，理论上可以大大降低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同样，在统计分布的基础上，也可以从概率分布的视角来分析和估计更新半径中的冗余.
综合来看，关于民主转型的文献关注到了制度、经济、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了这些因素对民主巩固的支撑作用和表征功能，但较少关注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注]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分权不是转型及巩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许多学者认为该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民主化的发展。相关论述参见Heller,Patrick,“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South Africa,and Porto Alegre”,Politics and Society ,Vol.29,2001,No.1,pp.131-163; Jonathan T.Hiskey and Mitchell A.Seligson,“Pitfalls of Power to the People: Decentralization,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and System Support in Bolivi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7,2003,No.4,pp.64-89; Gerd Schonwalder,“New Democratic Spaces at the Grassroots?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Latin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28,1997,pp.753-70。但是，这一制度在不少国家的民主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意大利、墨西哥等南欧、拉美国家。相关研究参见Robert D.Putnam,R.Leonardi,and R.Y.No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Merilee S.Grindle,Going Local :Decent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Good Govern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Ward Berenschot,H.S.Nordholt and L.Bakker,Citizenship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rill: ISBN,2017。。关于民主转型后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这些学者的观点非常多元化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看法。上述文献研究表明，旧有政治结构的遗产往往被认为是制度和法律设定、政治利益交易、权力分配机制的静态历史背景，缺乏长时段的政治转型动态性分析，从而被有意地抽象成无需考察的常量了。这恰恰提示我们可能需要结合这些国家的特殊政治传统和制度转型过程来分析转型中的政治遗产的意义，以及不同政治遗留机构中政治转型所具有的突出特征。比如，在印尼政治民主转型过程中，地方分权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成为民主化制度持续博弈过程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哈比比(Habibie)政府于1999年先后颁布了两部法令，一部是第22号法令，即《地方政府法令》；另一部是第25号法令，即《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法令》。第一部法令规定中央政府应把除了外交、国防、法院、金融与宗教之外的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并在政治层面进行权力的转移：地方首长不再对中央政府负责，而是对地方议会负责；首长人选不再由中央确定，而是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中央几乎完全放弃了对地方政治治理的主导。这一法案重构了地方政治的权力结构，使地方议会重新掌握了对地方政府的制约权力，让民主选举重新回到地方政治运行的框架之中，实现了行政与政治权力分离而达到平衡，为国家和地方民主制度的重建铺平了道路。
如何帮助高层次人才解决上述问题，对高层次人才政治价值取向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前提，只有透彻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所在，才能正确引导并予以解决问题。
上述理论讨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在某种政治转型过程中，地方分权能为民主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解释了为何民主化在地方分权制度下得以不断发展的现象。但根据这些研究，在观察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时，出现了不太容易解释的现象。1999—2004年期间印尼地方分权制的启动有助于民主化的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二者的关系似乎能够印证帕特南等学者的观点。但是，2005年之后印尼地方的民主化出现了持续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而这一时期印尼的地方分权并没有被削弱。值得一提的是，印尼学者哈迪兹(Hadiz)的研究指出，印尼的地方分权中出现了诸多乱象，如金钱政治、选举贿赂、暴力威胁等。他认为新的分权体制促使那些在苏哈托时代被中央集权压制的地方势力改头换面，既适应着新的分权体制，又通过构建新的权力和金钱的庇护关系，谋取自己的利益，甚至攫取从中央转交而来的权力[注] Vedi R.Hadiz,“Power and Politics in North Sumatra: The Uncompleted Reformasi”,in Edward Aspinall and Greg Fealy eds.,Local Power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Democra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3.。这些与基于欧美民主化治理经验而得到的理论分析不一样的观察，为我们探讨印尼地方分权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挑战。
为验证本文所提变系数降频控制策略的性能,搭建了实验平台。实验中采用TMS320F28335作为控制芯片,主功率IGBT为PM50CL1A120。从功率的稳定情形看,MPDPC.II的功率尖峰毛刺较多较大,而MPDPC.III的功率波形在满足相同的降频控制下更加平稳,验证了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三 印尼地方民主化的快速推进(1999—2004年)
印尼民主化进程伴随着诸多方面的改革，地方分权制度的实施为地方政治的民主化提供了体制框架和发展环境，将诸多民主化改革纳入到地方自治的构建过程中，从而促进了印尼地方政治的民主化发展，从以下三个维度巩固了政治转型的成果。
1.权力结构与民主选举
处在民主化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其政治稳定的内涵是以合适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来保证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注] 〈美〉塞缪尔·享廷顿著，李盛平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印尼地方分权制度通过权力的让渡将地方行政单位(县、市)转换成地方自治的状态，从经验上看具备了民主化发展的可能性。在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地方政府民主制度的比较研究中，他揭示了北方自治地区的民主制度更为成功的原因：公民对自治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更为信任，地方政府能更有效地回应当地公民的诉求，而公民更愿意投入政治参与[注] Robert D.Putnam,R.Leonardi and R.Y.No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后续的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揭示出，地方分权制度为民主政治构建了国家建制环境：高水平的公民政治参与、有效的政府响应、健全的问责制度以及公平公开的政党竞争构成了由地方分权到民主水平不断提高的完整链条。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地方分权制的实施激活了自治地方的社会资本。印尼学者巴斯维丹(Baswedan)从制度角度出发，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验证了地方自治促进民主发展的假设：随着分权的进行，印尼的地方公民更为关注本地事物和地方政府的响应(responsiveness)，地区人口越多的地方政府的响应效率一般都较高，响应效率与政府行政透明度(transparency)呈正相关的关系[注] Anies Raysid Baswedan,Regional Autonomy and Patterns of Democracy in Indonesia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2007.。
地方分权为印尼地方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从中央争取转移而来的直接权力行使，更获得了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话语权。在宪政结构的分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不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转化为协商、支持和合作性的更具现代功能和权责分属性质的形式。中央仍然保留了对地方行政、法律及法规的最终否决权，但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干预被有意识地加以制度化限制。这里的原因有三：一是印尼中央政府需要尊重分权法案和地方权力；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分离势力反弹存有忌惮心理；三是各地行政和立法产生的复杂成果，为中央的监督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因此，在新的领导者那里，印尼的民主化转型和巩固通过地方分权以建立多元主义的国家统一体的尝试需要小心地得到维护，只有在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法律法规与国家整体利益相抵触之时才会进行实质上的中央干涉。这种模式意味着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自治空间。国家的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治理过程中可被有选择地降低，而这种选择取决于地方政府对于国家的态度，即与政府首长及其所属政党在国家政治中所持态度密切相关。但是，地方政府依旧“需要协助中央及其在地方的代表即省政府完成相关的国家项目和任务”[注] 2004年第32号法令第1条第2款，http://www.kemendagri.go.id/produk-hukum/2010/04/15/undang-undang-no32-tahun-2004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印尼国家层面发展战略可在全国各地得到实行，而不会被地方分权制度所完全阻碍。换言之，国家在地方分权中保留的各项权力，使印尼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协商合作的民主特质，不再是简单的隶属关系，在地方与中央的沟通中二者可通过商议和妥协保证政策、法规和利益分配形式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
可以说，《地方政府法令》将权力结构的平衡化和选举制度的改革嵌入到地方分权的进程中，成功地把地方政治引入了民主化的轨道之上，二者共同构成了连接地方分权与民主化的关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尼中央政府2008年出台了第14号法令，即《政府信息公开法令》。该法令旨在促进印尼各级政府信息的公开化，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所有的部门，如行政、立法、执法机关等，都必须将所有与政府财政收支预算相关的事务(包括接受政府财政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公开”[注] 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14号法令第1条第3款，http://www.kemendagri.go.id/produk-hukum/2008/04/30/undang-undang-no-14-tahun-2008 ，明确信息公开的基本方面包括事务名称、时间、人员、收支记录、绩效评估等，确定这些信息需要汇集成月度、年度报告以进行公开；明确公民有向政府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力，“所有人都有权利了解政府信息、参加政府信息公开会、向政府提出获取信息的要求”[注] 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14号法令第4条第2款，http://www.kemendagri.go.id/produk-hukum/2008/04/30/undang-undang-no-14-tahun-2008 ，规定各级议会需要在内部组建具有独立地位的信息委员会，负责“监督该法案的执行，制定信息公开的具体指标并协调信息公开可能产生的矛盾及纠纷”[注] 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14号法令第24条，http://www.kemendagri.go.id/produk-hukum/2008/04/30/undang-undang-no-14-tahun-2008 。由于拥有了许多实质性的监督权力，地方议会拥有更多制衡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方式。该法案的出台，意味着政府信息可以在有参政意识的公民和组织的参与下得到公开，有助于人们了解政府的工作状况并加强监督，提高政府的信息透明度，从而改善地方民主政治的环境，是民主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2.政党竞争与新闻自由
第三，媒体信息公开和政治监督作用呈现衰退之势。2004年之前的媒体快速自由化为印尼政治信息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环境，但印尼媒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常常受到质疑。许多媒体实际上由某个政党或该政党的资助人控制，后者有能力在选举期间制造信息和噪音来操控新闻导向，其发布的新闻通常偏向于某个政党来影响公民对政府官员的认知，甚至煽动政治示威和暴力活动，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新闻工作者更受到大型媒体集团的内部审查或对报道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媒体记者“只报道事件，不分析原因”，“依赖官方消息”，“避开宗教、军队和族群等敏感话题”[注] 薛松：《改革时期印度尼西亚媒体发展与民主化》，《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6期。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所能提供的政治信息的价值和真实性。对于地方政治而言，媒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缺失使选民容易受到选择性的新闻消息的误导而难以掌握真实有效的信息，无法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从而变成一些政客和资本家获取选票的工具，导致地方政治民主化出现倒退。
新闻媒体的自由化也成为印尼地方政治走向民主化的有力推动因素。“从媒体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来看，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由、多元的公共领域”，“媒体的自由化和新媒体为民众提供了更宽广的政治参与平台”[注] 薛松：《改革时期印度尼西亚媒体发展与民主化》，《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6期。 。对于地方政治而言，自由化的媒体在信息和舆论层面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相比于对国家高政治的聚焦报道，自由化的媒体环境使得地方政治事物的政策辩论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从而显著增加了地方选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印尼学者巴斯维丹的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是地方选民获取公共政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媒体在地方选举中为50%的地方选民提供了重要的公开信息(见表1)。另一方面，这些选民也能通过媒体信息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形成过程和后果进行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行政的透明；而反对党势力则能利用媒体对政府施政进行批评，构成了对政府的舆论压力和监督，有利于改进政府的工作。
1) 慢动杂波往往是无规则运动的，多帧积累后，其回波会呈现无规则的形状，且大多无确定的方向，如图1(a)所示；
表 1印尼三个级别选举中选民获取信息的途径 (1999—2004年 )
资料来源：Anies Raysid Baswedan,Regional Autonomy and Patterns of Democracy in Indonesia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2007,p.90.
3.地方政府的民主导向
2004年印尼中央政府又出台了新的《地方政府法令》，即2004年第32号法令，进一步明晰了地方首长和议会的职权与义务。第32号法令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条款是将地方首长的选举改为由地方议会组建的地方选举委员会(KPUD,Komisi Pemilihan Umum Daerah)负责检查和审核，规定“年满17周岁或已婚和有婚姻经历的已登记选民身份的本地公民”进行投票选举[注] 印度尼西亚2004年第32号法令第68条，http://www.kemendagri.go.id/produk-hukum/2010/04/15/undang-undang-no32-tahun-2004 。这意味着地方首长的选举变成了地方全民直选的模式，使民意有了更为直接的表达渠道。选民拥有了自由选择领导人及其政策的权力，这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直接的后果是，在新的地方政府法令出台后，地方民主选举中“40%-50%的上一任期的地方政府首长都被新的人选所替代”[注] V.R.Hadiz,Localizing Power in Post -authoritarian Indonesia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61.。选民利用自己手中的选举权，要么热切地奖励那些在第一任期内获得成功的人，要么抛弃那些未能兑现承诺的人[注] M.Mietzner,“Indonesia’s Direct Elections: Empowering the Electorate or Entrenching the New Order Oligarchy?”， in E.Aspinall and G.Fealy eds.， Soeharto ’s New Order and Its Legacy ,ANU E-Press,2010,pp.173-190.。地方议会则拥有了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法规制定和财政预算进行审查、批准和监督的权力，并针对地方首长的工作建立起问责机制。地方首长需要向地方议会负责，在每个年度进行工作报告，接受议会成员的质询，必要时议会还能对其进行弹劾。
印尼地方政府权力的增长，推动地方政府更加有意识地深耕地方政治基础。对于各个政党和政党联盟而言，竞选地方首长是其参与地方政治的中介目的，通过民主选举制度拿下尽可能多的地方政府执政资格并在地方治理中获得良好的业绩，对于政党的形象和影响力的提升都有很大帮助，进而使得自己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对于公民和社会团体而言，与地方政府的畅通互动是实现政治参与的最佳方式。地方公民参与国家选举的行为更近似于对政治合法性确认的表达，但他们除了投票之外参与国家政治的途径并不通畅，而地方政府则有义务回应地方公民的政治诉求。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与本地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趋近于具有现代民主特性的协商合作关系。
四 印尼地方民主化的停滞(2005—2016年)
苏哈托之后的印尼政治转型表明，印尼地方分权在将诸多民主改革制度融入到地方自治的政治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统合作用，促进了印尼地方政治走上民主化发展的快速道路。但是，印尼地方民主质量的发展2005年后进入了长期停滞状态甚至出现某种下滑态势，其直接的表现是地方民主在实践过程中日益异化和失效。
第一，旧派政治势力改头换面，通过民主选举进入到地方政治的权力中心。随着民主化改革的转型发展，通过民主选举和党派竞争上台的人选越来越多是原有威权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地方精英，他们在地方选举中获胜所依赖的是新秩序所积累的政治机遇，其政治思想和管理素质与民主化的政治要求和素养相去甚远，从而造成以“新体制”选“旧人”的现象产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军队被去除“双重职能”后，一些苏哈托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帮派(political gangsters)在民主体制下改头换面而获得地方选民的支持。“在北苏门答腊省，许多新秩序时期的青年(犯罪)组织，比如潘查希拉青年团(Pemuda Pancasila)，其建立原本是为了帮助军队打压共产主义组织，现在其成员却占据了省内各个县市议会的大量席位，还有两人当选了地方首长。”[注] Vedi R.Hadiz,“Decentralization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A Critique of Neo-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s”，Development &Change ,Vol.35,No.4,2004,pp.697-718,p.715.这些有组织的暴力团体在一些地方选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以保护选举时期社会安定的名义，干涉各个投票点的投票活动。
首先，来自朋友、家庭成员和同伴的建议对留学生的购买决策有重要影响。根据图2的具体统计，大约40%的留学生知道一些网上购物网站，甚至从朋友或家人的推荐和建议中购买一些产品。与此同时，他们倾向于先查看一些相关买家的评论，然后购买那些有很好评价的产品（基于表1，关于网上购物体验的一些其他评论）。然而，很多网上购物者不喜欢为他们购买的产品留下评论。此外，他们不喜欢与他人分享他们的网购经历。这是电子商务零售商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也许他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和奖励那些分享他们网上购物经验的人。
在此基础上，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 Donnell)认为经济上繁荣且不那么具有压制性的威权政体(在民主转型后)更倾向于回归威权统治，因为威权时期的历史记忆不太可能在民众中引发强烈的反权威情绪。奥唐奈以巴西和阿根廷的民主转型为例指出，一方面威权政体的转型依赖于政治精英之间达成的政治契约和交易，如巴西的民主转型正是通过政治交易得以进行的，但这种交易使得威权遗产对公民权利产生了限制作用，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特别容易“慢性死亡”(slow death)；另一方面，如果威权统治者不能在转型过程中构建起自由的民主竞争体制，新的民主政府很容易发生“突然死亡”(sudden death)，如阿根廷军事政变带来的威权回归[注] Guillermo O’ 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6,pp.19-37.。
第二，地方政治竞争的寡头化。地方分权为政党间的竞争创造了制度环境和条件，但印尼政党本身诸多的内在缺陷使其基本无法在地方选举中组织任何有效的竞选宣传活动，地方政治成为少数强势政党的主宰区域，结果导致寡头式政党竞争现象的产生。地方领导权的角逐主要在斗争民主党、专业集团党以及民主党之间展开，而专业集团党的优势更为明显。专业集团党的成员有较高比例的地方精英阶层，他们成为专业集团党控制外岛地区的重要依靠力量。斗争民主党和民主党无法在政治动员和选举上对专业集团党构成真正的挑战，导致印尼地方政治的政党博弈近乎于寡头垄断，没能实现在地区政治上的政党竞争轮替。正如印尼学者普拉马纳(Pramana)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印尼地方民主中的政党竞争“与国家政治呈现出近乎同构的样貌”[注] Gede Indra Pramana,“Politik Aliran di Bali Pasca Soeharto”,Government :Jurnal Ilmu Pemerintahan ,Vol.8,No.2,2015,p.59.。
从公民和政党的关系角度来看，地方政治层面政党间竞争的寡头化以及普遍的腐败行为加剧了公民对政党认知的持续恶化，政党难以获得本地公民的认同，导致政党与社会的疏离，阻碍了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热情，疏离了政党与选民的关系。除此之外，在分权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在地方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家族持续把持当地权力的现象。比如，2013年由于腐败问题而被逮捕的西爪哇万丹省(Banten Province)女省长Ratu Atut所在的家族，省长Atut的兄弟、妯娌分别是万丹省西冷市(Serang)和南唐格朗市(South Tangerang)的市长，其继母、姊妹是万丹省县市下属辖区的副区长。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南苏拉威西省、西爪哇省等地区[注] Michael Buehler,“Married with Children”,Inside Indonesia ,July 20,2013,http://www.insideindonesia.org/married-with-children。这些传统大家族掌控着大量的地方政治资源，其竞争对手很难在地方政治中聚集起足够的资源进行选民动员，这是地方政治竞争寡头化的结构性再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998年后的印尼已经是实行开放党禁和新闻自由的国家，地方分权后的地方民主政治空间的出现，促进了地方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断涌现的各个政党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层面进行政治权力的角逐，而且在地方政治层面也能发挥自己的舆论影响。印尼各政党对地方政府执政地位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通过地方选举培养党内骨干，为全国竞选输送力量，并在执掌地方政府的时候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源，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促进政党内部结构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改革派领导人活跃在地方政治之中，并将地方行政经历作为其进入高层政治的基石[注] M.Mietzner,“Indonesia’s Decentralization: The Rise of Local Identities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state”,in H.Hill ed.,Regional Dynamics in a Decentralized Indonesia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4,pp.45-67.。地方层面产生的政治竞争所积累的经验，更加完善了政党之间的竞争机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印尼地方分权却处在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时期。如表2所示，印尼政府在2004年之后出台过不少关于地方分权及民主制度的修正和替代法案。其主要内容表明，后续进行的地方分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依据地方自治出现的实际状况，促进地方自治和民主选举制度变得更加规范，提升制度化水平。然而，中央政府下放的政治、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没有显著减少，即地方分权依然在持续。换言之，2005年之后印尼地方分权的变化在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的提升，地方自治的大格局并没有发生逆转，相反由于容纳了一些新的民主制度甚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这与2004年之前分权带来民主化的提升相反，2005年之后在地方分权的趋势下民主化质量何以出现停滞和下降？这可能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解释。
表 2印尼 2004年后出台的有关地方政府的法案
(续表)
资料来源：相关法令详见印度尼西亚内政部(Kementerian Dalam Negeri)，https://www.kemendagri.go.id/arsip/categories/Nzg/undang-undang?keyword=2005
五 地方分权与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回路
通过上文对印尼地方民主化两个阶段不同表现和特征的梳理不难发现，虽然地方分权制度在印尼后苏哈托时代政治快速转型过程中为民主制度的构建创造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和环境，但地方分权的持续政治构建过程也导致了民主制度逐渐地产生了部分异化，民主质量与形式的差距愈发明显。我们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民主化趋势的冲刷下，印尼地方分权制度令人惊奇地激活了地方传统权力观念和政治结构的回路，从而塑造了印尼民主化的自身特色，尽管这种新的政治回路未必完全符合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历史经验以及相关理论解释。
1.印尼地方权力文化的演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对印尼的权力观念进行过细致的考察，认为交通相对隔绝的爪哇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政治强人为获取权力而进行禁欲主义行为的意象和从爪哇哇扬戏剧中继承的国家兴衰轮回观[注] Benedict R.O’ G.Anderson,“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1-69.。这两种观念从中世纪的王国更替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封闭的岛屿上爪哇人更认同强人政治并倾慕那些在公开政治环境中树立为国家和民族自我牺牲形象的政治家，因而印尼人往往不太重视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而更加看重具有深厚地方资源的领袖个人，这导致印尼政党必须依赖特定的魅力领袖才能获得更多选民的投票，进而忽视政党体系和功能建设，产生政党的低制度化现象。苏哈托时代富有喜剧化的兴衰变化催生了印尼人民社会变革的预感，认为印尼需要新的国家形式来适应新的政治变化，“不断增长的不安使印尼国内出现了一种持续性流行的‘沮丧情绪’(sense of frustration)”[注] Schwarz,Adam.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s Search for Stability ,St Leonards NSW: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99,p.269.。在这种内外积聚的压力下，印尼社会层面产生了具有强烈民主化导向的政治语境，似乎孕育了印尼传统权力观念的断裂。
但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时,安德森认为在传统的爪哇王国中，统治者通过赋予地方官员以商业性的剥削权力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借助这样的庇护体系维系王国的统一性和统治者的权力基础。即便到了荷兰殖民时期，这样的权力观念仍通过殖民代理人体系的构建而得以继续制度化维持。在长达30多年的苏哈托时代，威权政府同样通过默许地方官员从自然资源产业中攫取利益，以获得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效忠，培植自己信赖的成员来替代那些倾向于反对中央的地方精英。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从地方政治和经济中借助已有权力，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收益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合理的方式，从而产生出这种承袭和交换而来的权力是私有的、可转让、可继承的而非公众授予的“家产主义”(Patrimonialism)[注] “Patrimonialism”有多种含义和译法。本文倾向于使用“家产主义”，用来描绘一种将公共权力用于个人用途和收益的规则或意识，这种规则或意识并不严格划分私人和公共领域。该词最先由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提出，他认为patrimonialism是传统统治的一种形式，最初以家庭结构为核心，特别是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换言之即父权制，但是父权制只描述了早期的、较低层级的形式。世袭君主制和类似形式的政府使父权制投射到一套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在讨论现代政治时部分学者(如Christopher Clapham与Shmuel N.Eisenstadt)则由韦伯的定义发展出neo-patrimonialism一词，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状况。Clapham在The Nature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 这本著作中认为，neo-patrimonialism是指“广义的世袭型关系广泛存在于政治和行政体制中并以合理法律路线正式构建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与本文所指相吻合。权力文化观念。“具有家产观念的统治者在使用权力时会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正是因为他们在观念上缺少了‘私人的’与‘公务的’之分。”[注] 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2,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Los Ang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1028-1031.“家产主义借助于官僚主义统治发挥作用，而在家产主义政体中往往存在着数量巨大又十分重要的公职部门，他们的权威依赖于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而非法理理性(formal-legal rationality)”[注] Dwight Y.King,“Indonesia’s New Order as a Bureaucratic Polity,a Neo-Patrimonial Regime or a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Anderson,Benedict R.O’ G.and A.Kahin,Interpreting Indonesian Politics :Thirteen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Equinox Publishing,2010,p.174.，这种统治形式保证了政治的中下层群体出于物质满足感而建立对上层的忠诚和服从。这种观念尽管在印尼民主化初期的政治变革中暂时受到抑制，但在地方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难以轻易根除或扭转。
总之，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地方政治成为高度集中和垂直的权力关系与庇护关系的有机组合，共同支撑着苏哈托的威权统治。这使得印尼国家政治系统具有高度的封闭性，政治阶层的流动是由政治上层集团决定的，从而将“家产主义”的权力文化观扩散到了整个行政与政治体系之中。
2.印尼传统政治力量的蛰伏期(1999—2004年)
1999—2004年期间，印尼地方民主化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进，除了印尼社会在内外压力下产生的强烈民主共识之外，地方分权为民主制度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上述地方传统政治力量结构在国家整体政治分配中的合法性受到了民主力量和社会民主共识的冲击，其直接压力来自于民主转型力量的相对强大、“转型正义”的清算威胁以及自身对民主政治的不适应性，因而被迫进入了蛰伏期。具体而言，传统政治势力受到的冲击体现在高政治、地方政治以及社会组织等层面。
在高政治层面，苏哈托威权倒台之后，权力真空的突然出现客观上要求印尼社会重建新的政治制度以拯救陷入危难的国家，民主制度成为政治精英阶层尤其是反苏哈托力量和试图在新时期谋求权力和利益的政治势力所接受的转型方向。虽然对民主转型的方案和措施，各有图谋的政治势力有不同的意见，但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三任总统都以民主改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大旗得以上台，并或多或少地推行着自己版本的民主改革举措。哈比比在接替苏哈托担任总统后，对印尼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包括释放政治犯；修改宪法，解除党禁；恢复言论自由、游行自由等基本人权；进行自由选举，增加议会议员数量，限制军队参政；总统最多任职两届等一系列的措施[注] 张锡镇：《印尼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软着陆》，《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 。而执政20个月的瓦希德组建了“团结内阁”，宣称要继续改革，其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以较为激进的方式改革军队，如剥夺军队领袖维兰托(Wiranto)将军的直接军事指挥权，改组军队系统、任用改革派军官并任命了印尼自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一位文职国防部长，并追究军队人权罪行等[注] 陈波：《文武关系与民主转型：印度尼西亚个案研究(1998—2014))，《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 ；其次，瓦希德重新调查苏哈托家族，披露了诸多重要官员的腐败线索。之后的梅加瓦蒂改革措施相对缓和，但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加大了对腐败和人权旧案的打击和清算力度，将诸多高官，如阿克巴·丹戎(Akhbar Tanjung)和苏哈托之子托米(Tommy Soeharto)等送上法庭；继续限制军队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军方代表不能再进入人协会议，更加积极地构建文人统治的政府[注] 张月：《从政治层面看印尼民主化改革艰难的原因》，《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 。
考虑到要求DE的长，所以应以DE为边构造直角三角形，即分别过点D、E作DE的垂线(DE为直角边)，或作BC、AB的垂线(DE为斜边)，但究竟作哪一条垂线更实用，还需结合其他条件进一步分析．
在地方政治层面，地方分权与民主选举重新恢复之后，威权时期的地方官僚被迫重新加入公职竞选，不少商人和社会名流也开始参与对地方政治权力的争夺。苏哈托威权体系培养起来的地方官员、精英的权威在地方政治的民主化过程之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地方政治生态和气氛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印尼学者Hadiz提供的数据指出，地方政治竞选中36%的胜利者是职业官僚，另外28%是企业家，8%是退休的警察和军官，22%是政党官员，6%是学者或公民组织领导人[注] V.R.Hadiz,Localizing Power in Post -authoritarian Indonesi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62.。威权时期把持着地方政治的专业集团党成员，逐渐被其他政党和地方精英所取代，印尼地方政治呈现出了竞争多元化的特征。
当前，我国已有许多城市开展了多规合一工作，这些城市中的主要规划目标包含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策划城乡发展等。三规合一就是讲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及环境发展规划三者进行协调，并制定统一协同平台，对各项规划工作中所出现的矛盾进行协调处理。综合规划就是指各专项规划进行汇总综合，并对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行明确，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生态保护以及城乡发展等过程。就各试点实践进行研究的情况，发现“多规合一”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缓解规划矛盾，但无法解决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本性问题。这就需要够构建一个统一的规划体系，借此促进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良好发展。
在社会组织层面，威权时代的印尼虽然建立起了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治系统，但不少持不同政见的精英[注] 如“五十人请愿团”(Petition of Fifty)、“民主论坛”(Forum Demokrasi)、“国家和谐与兄弟基金会”(Foundation for National Harmony and Brotherhood)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成员大多是退休的将领、官员和社会名流。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苏哈托政府的言论，揭露苏哈托政权的弊病，号召进行民主改革。但由于他们大多已失去公共权力，加之团体的组织化水平低，产生的影响有限，所以难以对政府构成真正的威胁。 与非政府公民组织[注]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印尼出现了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如“乡村建设协会”(Skretariat Bina Desa)、环境组织WALHI等都有数百个下设组织。1996年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印尼有8000个左右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关注消除贫困、社区建设与环境保护等议题，虽然有时会批评政府的相关政策，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放在政府的对立面，而是将自己定位为政府的合作者。参见Bob S.Hadiwinata,The Politics of NGOs in Indonesia :Developing Democracy and Managing a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2003。被“有意地”保留了下来，并未被彻底地清洗或禁止。这些组织的存在是苏哈托政权维持合法性的措施之一，目的是将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力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为带有反抗意图的民众和政治精英留出一个“灰色地带”和非正式政治渠道，以释放他们的不满情绪。但是，这些组织在苏哈托政权崩溃时期，迅速地释放出更换政权、拥抱民主的能量，成为政治民主转型的支持者[注] Edward Aspinall,Opposing Suharto :Compromise ,Resistance ,and Regime Change in Indone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9-268.。在1999—2004年的威权崩塌与经济危机持续发酵的交织时期，旧政体被视为造成这些恶果的根源，其核心特质集权、独裁、官僚主义、贪腐、家产主义的权力庇护等等都成为新时期印尼社会各阶层抨击的对象，以此构建新权贵政治动员的合法性基础，试图在政治洗牌和资源重新分配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从而使民主改革自然成为印尼社会在转型时期一致的追求与口号。
虽然传统政治势力和权力关系被压制到何种地步难以度量，我们可以从民主话语操作对印尼政治空间的深度改造来观察。随着“公民政治意识和参与的增加，分权过程带来的民主化和政治过程也更为直接地出现在公民的视野之中”，“与政治系统的近距离接触，也让他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民主的实践”[注] Patrick Ziegenhain,“Decent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Thomas P.Power.“Rethinking Power Relations in Indonesia: Transforming the Margins”,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54,No.1,2018,p.32.。相比于民主改革主导下的“民主文化”，囿于传统权力互动关系的政治势力担负着旧制度恶行的污名，无法很快调转船头来适应新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动员，处在变革适应的摸索阶段，从而使地方民主化的迅速推进减少了来自历史惯性的阻碍，“地方选举的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可能破坏民主化过程的重大危机”[注] P.Sulistiyanto and M.Erb,“Indonesia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cy”， in P.Sulistiyanto and M.Erb eds.,Deepening Democracy in Indonesia :Direct Election for Local Leaders (Pilkada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9,p.31.，民主化的发展得到了较大的动力。
3.印尼传统政治力量的回潮(2005—2016年)
在新的民主改革语境压力下，印尼传统政治力量及其他深受家产主义权力观念影响的政治派别及群体，痛苦地意识到其权力合法性和获取渠道都须依托于具有投票权的公民。这意味着家产主义的权力无法继续大张旗鼓地外显于公开的政治场合，只能适应和调整以继续参与政治或维持政治影响。澳大利亚学者米特兹内尔(Mietzner)认为，地方分权后虽然选民自由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并开始有意识地抛弃那些政绩不佳的地方领导人，但他也明确地指出“直接选举并没有促进新的政治精英的崛起，相反他们只是迫使旧精英们按照新规则行事而已”[注] Marcus Mietzner.“Local Democracy: Old Elites Are Still in Power,but Direct Elections Now Give Voters a Choice”,Inside Indonesia ,January-March 2006,pp.17-18.。
经历了短暂的惶恐和手足无措，地方传统精英开始构建起与地方政治结构变迁后的政治回路，这是2004年之后印尼地方政治的新平衡趋势。对于既得利益群体(如“旧派”势力)而言，一方面他们需要熟练地讨好选民，以经济发展或惠民政策，有时甚至通过其他腐败的、暴力的手段来说服或胁迫选民；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和信息的控制，塑造革新的公众形象，打击直接的挑战者和对自己地位有潜在威胁的人。此外，在政府内部需要继续培植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在地方议会和监察机构层面尽量多地任用亲信，乃至于有影响力的家族的成员散布于地区各级政府。毫无疑问，传统政治势力的回归和再崛起，是在民主政治急速转型的框架和规则下实现的，必然受到这一制度的限制和改造。当下印尼政治社会治理的主题之一是反腐败与反裙带，所以旧的权力精英和权力关系所面临的制约和打击风险也变得愈发强烈，不得不自我改变以吸纳民主规制观念，来适应民主机制对于官僚和政治家的素质要求。但是，在许多资源丰富的边缘地区，“地方精英们一直在尝试利用分权制度以及边界的二元性问题与中央谈判，以获取更多的权威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注] Michael Eilenberg,“Nested Sovereignties: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the Indonesian Borderlands”; Thomas P.Power,“Rethinking Power Relations in Indonesia: Transforming the Margins”,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54,No.1,2018,p.91.。因而，后威权时期的印尼权力结构转型近似于“半民主半家产”状态，造成政治领域诸多混乱现象，这是2005年之后印尼地方民主化出现停滞乃至某种程度下降的原因所在。
从传统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权力关系和观念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印尼传统政治文化和历史与民主秩序之间的互相形塑的内在关系。新的民主制度转型的外部压力导致旧有的权力精英和权力结构无法以原先的模式继续运行而不得不进行调整或改变以适应新的规则，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并不是线性和单向度的塑造：在外部民主化声浪拍击下，传统地方政治结构必然受到深刻的冲击，旧式精英逐渐学习了地方分权后的民主制度规则游戏，再次发现了重构之前政治权力关系的新空间，从而导致印尼民主制度必然不能脱离长期根植的传统观念和广泛的本土特征。但是，印尼作为一个案例是否在东南亚具有一般性解释效力，或者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政治转型与诸如中东和东欧民主化后果之间具有截然不同的长期分野?这恐怕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本文研究了印尼地方分权和民主转型的两个阶段的差异及原因，但如何预测印尼政治发展的长期影响，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比如，马理纳(Marina)认为，印尼地方政治所发展出来的形式接近于“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改革构建而来的制度会被安放在那些处于“冻结(frozen)”状态中的政治环境里，从而回归到半威权主义的状态[注] Marina Ottoway,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Rise of Semi -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Foundation,2003.。印尼学者苏加沃托(Sujarwoto)将印尼民主转型后的地方政治界定为“政治王朝”(political dynasty)，指出“政治王朝现象指的是地方政治权力处在一群由血源或家族关系联系起来的人的控制下”，认为这种政治王朝呈现出了“不断增加的趋势”，其经济社会影响在于“让地方性的贫困更加严重”、“地方间差距不断扩大”[注] Sujarwoto,“Desentralisasi,dinasti politik dan kemiskinan di Indonesia”,Jurnal Ilmiah Administrasi Publik ,Vol.1,No.2,2015,pp.1-6.，扭曲了民主秩序以及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地方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受到了阻碍。在我们看来，这些观点可能具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也可能是某种普遍性视角的选择性歧见。
结 论
后苏哈托时代以来，通过十几年的实践及相关政策和法律的调整，印尼社会总的来说逐渐适应了分权与民主化相结合的国家架构，并且在许多民主指标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地方分权与民主制度转型大体产生了较好的互动关系。但2005年之后，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之前快速政治变迁不同的新特征并为世人所质疑。如何解释这种政治转型的新变化，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我们的研究表明，2005年之后印尼政治转型出现所谓民主化长期停滞或部分退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政治结构与新的民主制度适配的问题，即传统政治势力和旧式政治精英试图在民主环境中再生产传统的权力关系范式。随着传统政治力量逐渐适应了民主规则，重新借由民主渠道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快速民主制度转型“水土不服”的症状就显现出来了。这提醒我们，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的，这取决于顽强的传统精英与当下显性的民主制度规则之间的相互塑造。因此，以普适性的民主理念来解释历史基因迥异的文化政治转型，必然会导致理论上的不适症状的挑战。从政治实践而言，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仍需要与国家和社会的历史约束性状况相适应。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还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注]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马殿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86页。
[中图分类号 ]D734.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9)02-0029-23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2.029
[作者简介 ]陈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夏方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政治学专业2018级博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应对”(17ZDA169)。
【责任编辑 ：邓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