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题跋文的勃兴及其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跋论文,意蕴论文,宋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卷帙浩繁、体类众多的宋代散文中，题跋文是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翻阅宋人文集，题跋之体所在多见，少则十余首，多至十来卷、数百首。明末毛晋首次大规模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之中，共收欧阳修、曾巩、苏颂、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之仪、米芾、释德洪、朱熹、洪迈、陈傅良、周必大、陆游、叶适、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凡20家76卷，数量极为可观。当然，还有不少题跋“大户”尚未辑入，如董
、赵明诚、洪适、楼钥等。可见，这一新兴的文体在宋代异军突起，蔚成大国。这类丛脞芜杂的小文短章向来不受重视，有的文集将其归于杂著、杂文之类，而难与传统文体的宏篇巨制相并列。实际上，数量繁多的题跋文在宋代散文以至整个宋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探讨宋代题跋文的缘起和演进，分析其类别和特征，进而考察这类特殊文体所包含的丰富文化意蕴。
一
作为散文体类的一种，题跋文有其缘起、发展的过程，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其源流云：
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
徐氏将题跋视为四种文体细类的总称，这是对的，但将其一概称为“简编之后语”，则是对题跋的来源未作深究。考题跋文的源头有二。题跋中的“跋”文，盖由“跋尾”发展而来。所谓跋尾，原指在书画作品末尾署名，作为已经赏鉴或收藏的标识。跋尾押署之制在六朝已盛，其时名画，多有帝王或名家跋尾。唐李绰《尚书故实》载：“《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专列“叙自古跋尾押署”一节记其制。至唐代仍沿用其例，如《新唐书·褚无量传》记传主之言称：“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以后跋尾渐渐由印记代替，而文字则衍为记述或品评作品的诗文，如范仲淹《文正集》补编收入历代有关范氏《伯夷颂墨迹》的题跋，范氏同时代的文彦博、富弼皆以诗跋尾。这类跋文在唐人文集中尚不见，宋代文集始有收入，其原始载体也由书画作品扩大至金石碑帖、诗文作品、文集著述等。这是题跋文的一个源头，这类文字多题为“跋某”或“某跋”。题跋文的另一个源头，则是唐代古文家开创的一类标为“题后”、“书后”、“读某”的杂文，（注：参见拙文《唐代古文家开拓散文体裁的贡献》，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第67页。）它们大多为由原书（或原文）引申发挥、记录读书心得之作。这些短文有的或许原本题写于原作之后，有的则明显是单独撰写的札记。但这类杂文的写作在唐代尚不普遍，入宋后却由于载籍的大量刊行流布而繁盛起来，并因与跋文相类似而趋于合流，总称为题跋。综合上述两类来源，题跋文的正体应有原始载体，或书画，或载籍，而其文题之于后，其变体则包括一些独立撰写的读书短札。（注：后人辑录题跋，往往将诸如标为“书事”的记人述事的短文，题写于山川名胜、器物玩好之上的“题词”等都归于其中，虽形制略同，但体裁有别。当然若将它们视为广义的题跋文或题跋的变体亦无不可，不必严加甄别。）而题跋文作为一类文体编入总集，于北宋尚未见，《文苑英体》、《唐文粹》中均无其类，至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始立“题跋”一类，录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22家题跋之作46首为2卷，其中即包括跋、题后、书后、读诸体。此后历代总集多立此类，文体论著也多论及此体。从上述题跋文的缘起来看，这类文体的源头虽可追溯到唐代甚至六朝，但其正式定型并大量产生则要到宋代，也可以说，题跋文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类新兴文体。
北宋前期作家的别集中，还很少见到题跋文的踪影，偶有也不过寥寥数首。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大量写作题跋文的始作俑者。其文集中有“杂题跋”一卷收文27首，数量大大超过前人。他又集录自古以来的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并撰成《集古录跋尾》10卷400余首，开学术类题跋的先河，并奠定了宋代题跋文的基础。此后，题跋文的写作蔚然成风，曾巩、王安石、苏颂等多有所作。苏轼在题跋文的发展中贡献最大，毛晋所辑《东坡题跋》6卷收文近600首，题材广泛，表达方式多样，行文如行云流水，自然畅达，富于才情，长于理趣，名篇迭出，大大开拓了题跋文的境界，提高了这类文体的文学性，使之成为宋代散文的重要体类。苏门弟子亦多擅长此体，秦观、张耒、晁补之等所作颇富，而黄庭坚《山谷题跋》9卷400余首尤为其中翘楚。黄作思致细密，长于抒情，挥洒自如，足以追踪东坡。此外，李之仪《姑溪题跋》亦有近百首，其中诗词题跋略有卓见，为后人所重。
南渡前后有两位题跋大家。一是书画家董，其《广川书跋》10卷对“古器款识及汉唐以来碑帖”鉴别尤精，“论断考证，皆极精当”（《四库提要》卷112）；又有《广川画跋》6卷，皆考证绘画之文，“引据皆极精核”（同上）。一是金石家赵明诚，他与妻子李清照一起广收彝器、石刻，仿欧阳修《集古录》之例，编为《金石录》30卷，其中20卷为跋尾，共500余首，亦精于考核辨证，多有超出《集古录》之处。
南宋题跋文的发展更迅速，作者更普遍，作品更为繁富。南宋文人的别集中几乎多有此体，有题跋文2卷以上的作者达一二十家，其中10卷以上的也有多家。南渡之初，李纲、王庭珪、汪应辰等作品颇富；而孝宗乾道、淳熙以降，更是名家蜂起，争奇斗艳。陆游的题跋文有6卷250余首，题材广泛，文体雅洁凝炼；它们评文论艺，每有独到见解，字里行间，流淌作者真情；其中不少篇章感念时事，寄慨遥深，最为后人称道。理学宗师朱熹的题跋之作，虽未能摆脱高谈性理的习气，却更多地表现出其作为文人的一面，所作共有3卷200余首，其中时有清新流利的篇章。洪适精于汉唐碑版，作《隶释》27卷、《隶续》21卷，撰有跋尾近300首，考核史事，详加论证，“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最为精博”（《四库提要》卷86），其《盘洲集》中另有题跋2卷。楼钥《攻媿集》中题跋占10卷300余首，亦精于考据，《四库提要》称其“尤多元元本本，证据分明”（卷159），近人张钧衡将其辑入《适园丛书》，并称其“综贯今古，折衷考校，于中原师友传授，类能洞悉源流，南渡诸君子中，与放翁、平园不相上下”（《跋攻媿题跋》，《适园丛书》第三集）。周必大为南渡词臣之冠，所作题跋亦最富，达12卷450余首，其中既有考据精审的篇章，也有述事抒慨、评文论艺的率性之作，大力推崇庐陵欧文传统，亦为其题跋一大特色。除上述五大家之外，杨万里、洪迈、陈傅良、叶适、真德秀、魏了翁等，所作都在数十首至百余首不等，且各具特色，各自成家。南宋后期的题跋大家则首推刘克庄，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此体有13卷400余首，故《四库提要》称其“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卷163），近人张钧衡更称其“考据精祥，文词尔雅，在宋人中不在楼攻媿、周益公之下，实为宋末一大家”（《跋后村先生题跋》，《适园丛书》第三集）。其他如黄震、文天祥、戴表元诸家，也都擅长此体。叶绍翁则撰有考据古物的《保姆砖跋尾》（载《知不足斋丛书》）。可见直至宋末，题跋一体绵延不绝，并成为古代散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体裁之一。
二
今存宋人题跋文的总数当不少于6000首，（注：统计毛晋所辑20家宋人题跋和上述其余题跋“大户”的作品，总计约5000首。宋人别集仅《四库全书》就收录399部（北宋122部，南宋277部），而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著录，有诗文集传世的作家共有632人。除上述已统计者外，其余别集中题跋之作估计不会少于100首。）这批数量巨大的题跋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以研讨学问为主的学术类题跋和以抒写性情为主的文学类题跋。
由于题跋文源于书画的跋尾和读书的札记，因此，研讨学问可以说是题跋文缘起的初衷，故学术类题跋可视为题跋文体的正宗。此类题跋可以其奠基之作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为典型。欧阳修不但是北宋文坛领袖，而且是著述丰富的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他自称“性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金石刻辞（《集古录自序》）。他长期搜罗，积至千卷，其范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译，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同上），并在此基础上载录考订，撰成跋尾400余首。这些跋尾的主要体式有三种。（一）载录彝器、碑版的形制、来历以及铭词碑文的文辞、书体、磨损情况等，为后世留下这些金石器物的原始资料，如《终南古敦铭》云：
右终南古敦铭。大理评事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终南山下，其形制与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奠敦”之文，遂以为敦尔。（《六一题跋》卷1）（注：本文所引题跋，除注明外，均引自《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毛晋《津逮秘书》所集各家题跋。）
此项内容各首跋尾中几乎都有，且往往置于篇首。（二）以金石文字考订、补正史传缺漏，所谓“载夫可与史传正其缺谬者，以传后学”（《集古录自序》）。如《唐孔颖达碑》云：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立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谬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轻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平日书。（《六一题跋》卷5）
这首跋尾的重点已不是客观载录，而是比较碑文与史传的异同，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这类题跋带有研究的性质，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三）由载体生发议论，对某一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如《隋太平寺碑》云：
右太平寺碑，不著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几乎三王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岂其积习之势，其来也远，非久而众胜之，则不可以骤革也。是以群贤奋力垦辟芟除，至于元和，然后芜秽荡平，嘉禾秀草争出，而葩华美实烂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为文字浅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为。然视其字画，又非常俗所能，盖当时流弊，以为文章止此为佳矣。文辞既尔无取，而浮图固吾侪所贬，所以录于此者，第不忍弃其书尔。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六一题跋》卷5）
显然，这首题跋的中心在阐述唐代文体的变迁，肯定古文兴起的意义，体现了作者对唐文发展的认识，后半部分才指出碑文的“文字浅陋”和书法价值。可见，此类跋文的价值主要在于由载体引发的议论，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短篇的学术札记。
上述载录、考订、议论三者，可视为学术类题跋的基本体式，而每一首题跋则可以有各自的侧重点。这类题跋与载体的联系较为紧密，主要运用说明、考辨、论述的表达方式，追求客观征实、谨严详审的风格。或立论精警，凝炼透辟；或引据详博，辨析细微。学术类题跋的形式除单篇外，又常辑集为题跋专集，如《广川书跋》、《广川画跋》、《金石录》、《隶释》等，因此，它们往往被视为学术专著（注：宋代以后，这类题跋的传统绵延不绝，至清代更得到发扬光大，作品丰繁，如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翁方纲《苏斋题跋》、五澍《虚舟题跋》等，不胜枚举。清代又由此衍生出藏书题跋一类，为学者和藏书家所青睐，作品亦洋洋大观，并成为版本学的重要文献。），不少丛书、目录都将它们列入“艺术类”。但究其根本，这些题跋仍是单篇撰成的散文，其文体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稳定，它们在宋代迅速发展起来，蔚成大国，在宋代题跋文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和重要的地位。
相对于学术类题跋，文学类题跋可看作是题跋文发展中衍生出的变体。这类题跋与其载体的联系较为松散，载体在文中往往只是一种触媒、一个引子，文章由此生发开去，其主旨也由探讨学术变为抒写作者性情。因此，文学类题跋实际上已演变为一种新的随笔小品文体。虽然这类文字在欧阳修的题跋文中已初露端倪，但大力开拓并使之成熟者，则不能不推苏轼和黄庭坚两家。苏、黄题跋，历来为世所重。毛晋称：“元祐大家，世称苏、黄二老……凡人物书画，一经二老题跋，非雷非霆，而千载震惊，似乎莫可伯仲。”（《跋东坡题跋》）可见两家在当时的影响。东坡题跋中，并非没有研讨学术之作，但他更以散文大家的风范开拓创新，为题跋文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也使题跋文成为其行云流水般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庭坚追踪东坡题跋的神韵，他曾自述书法体会称：“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辄书，纸尽则已，并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书家弟幼安作草后》，见《山谷题跋》卷5）毛晋认为“此数语即可以跋山谷题跋矣”（《跋山谷题跋》）。可见山谷与东坡是同一机抒。
以苏、黄为代表的文学类题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曰题材广泛。考察苏、黄题跋的载体，遍及经籍、史传、诸子、文集、道书、佛典、诗词、文赋、法帖、图画，而一些题词、书事之作更广及笔墨、纸砚、琴棋、古玩，乃至山川形胜、亭院楼阁，可谓无所不包，而其题材则论艺评文、记人怀旧、怡情遣兴、抒怀寄慨，几乎遍及文人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二曰表达丰富。文学类题跋的表达方式，较之学术类题跋有了很大发展，状人、记事、描写、抒情、议论，无所不用，且往往交错运用，浑然一体。如苏轼《跋石钟山记后》有云：“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砻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东坡题跋》卷1）状景摹声，如在目前，引发联想，点到即止。又如黄庭坚《题自书卷后》：
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山谷题跋》卷1）
自叙谪居生涯的艰辛，抒写坦然自得、超然物外的心境，“用三钱买鸡毛笔书”的细节交代，尤为隽永传神。这类题跋，已全然是抒写性情之作。三曰体式灵活。文学类题跋没有固定的体式，而是轻巧灵活，不拘一格，而且尤多一二百字的短篇，甚至四五十字亦成一首，《东坡题跋》中特多此类，如：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跋秦少游书》，见卷4）
黄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书雪》，见卷6）
前者既评书，又评人，寥寥数语，人物毕现；后者既喜雪，又忧民，一喜一悲，真情坦露。《山谷题跋》中间有篇幅较长者，但亦无定体。此类题跋真可谓随物赋形，因情立体。四曰趣味盎然。文字类题跋往往语短意深，注重情趣，追求理趣，一些佳作写得情致婉曲，趣味盎然。以下黄、苏各举一例：
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己。性喜酒，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题东坡字后》，见《山谷题跋》卷5）
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书砚》，见《东坡题跋》卷5）
黄跋几笔勾勒，将东坡的脾性习惯、情趣神韵，表现得维妙维肖；苏跋则由砚与笔的矛盾引发联想，由书法而及世间万事，揭示出生活中的“两难”境况，可谓深得人情物理。这样的笔法，这样的文章，已纯是抒情说理的小品了。
“自坡仙、涪翁联镳树帜，一时无不效颦”（毛晋《跋容斋题跋》）。尤其到南宋，文学类题跋又有新的发展。一是题材有新的拓展，如不少南宋作家都将忧国伤时的深沉情怀倾吐于题跋之中，这可以陆游、辛弃疾二跋为代表：
大驾南幸，将八十年，秦兵洮马不复可见，志士所共叹也。观此画使人作关辅河渭之梦，殆欲霣涕矣。（《跋韩干马》，见《放翁题跋》卷5）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跋绍兴辛已亲征诏书》，见《辛稼轩诗文笺注》卷上）
陆跋由韩干马联想到“秦兵洮马”，再引发出“关辅河渭之梦”，真是魂萦梦绕，不能自已；辛跋两用假设，痛惜坐失良机，凝炼警策，深沉有力。而抒写爱国之情，二跋可谓同工异曲。二是主旨有新的开掘。一些题跋作品在抒发作者个人性情的基础上，更将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剖析，如叶适晚年的题跋多在世态人情的记写中表现对人生的感悟，别具一种境界。其《题周子实所录》叙写家居生活和士风民俗，鄙弃举业为“敝帚”，批评道学“狭而不充”（见《水心题跋》），体现出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觉悟和智慧。《题林秀才文集》则刻画了一个科场牺牲品的形象：
林君自言贤良宏词、杂论著凡三千篇，时文亦三千篇。然犹不得与黄策中所谓一冒子者较其工拙，鬓发萧然，奔走未已，可叹也！昔东方朔上书亦至三千牍，汉武帝览之，辄乙其处，君倘有是意乎？（《水心题跋》）
寥寥数笔，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同情和慨叹。三是创作更为普遍。文学类题跋在南宋成为文人广泛采用的体载，在文坛上可与学术类题跋平分秋色。南宋的题跋大家如陆游、周必大、楼钥、刘克庄等都有不少佳作，一些创作数量不多的作家也常能写出精品。如宋末文人舒岳祥《跋陈茝自画梅作诗》有云：
见梅山此轴，忽忆承平盛时，行孤山之麓、
马塍之隅，朝触雪而往，暮踏月而还，所见梅往往联跗叠袂，拗枝摺干，嫣然入宫苑标律，非三家市上篱落间物也。又移百梅于平皋之上，桥断岸绝，蹇驴策风，
吹面，翛然独往，香低影压，自有一种瘦硬风格。迩来避地芗岩石磴，数梅出于潇风晦雨，摧剥之余，泯默相唁，意趣惨淡，非前时比矣……（《四库全书》本《阆风集》卷12）
追昔抚今，在对比中衬托出国破家亡之时遗民的凄凉心境，文中情景交融，意境幽远，文辞雅洁，堪称佳作。可见，随着文人的大量创作，文学类题跋已成为作者精心结撰的一类重要文体。
综合上述，在宋代题跋文中，学术类题跋和文学类题跋可谓各有优长，各领风骚。学术类作品讲究谨严博洽，以学养、识见取胜；文学类作品则追求挥洒自如，以性情、意趣见长。两类题跋同源而异流，同体而异趣，但又互为补充，互相映衬，以其多姿多彩的作品在宋文的园圃中争奇斗艳，蔚成大观。宋代的题跋大家也往往于二类并重兼擅。佳作迭出，尽观其学术、文章的风采。
三
题跋文在宋代散文中的异军突起，不仅展现了一种新兴文体发展、成熟的历程，而且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
首先，宋代题跋文的勃兴折射出宋代学术文化的全面昌盛。如前所述，题跋文的创作必须依托于相应的载体，载体的发展是题跋之作繁荣的前提，而如此大量的题跋作品在宋代的涌现，正反映出各类载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文化的发达。题跋文所折射的学术文化领域，举其要者，有如下几项：（一）金石之学的发达。王国维称：“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齐鲁封泥集存序》，《观堂集林》卷18）以《集古录》、《金石录》、《隶释》诸书为代表的金石题跋、著录，考证了大量器物和石刻，反映出金石之学在宋代的崛起和发达的情况。（二）各类学术的昌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论宋代学术云：“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注：《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除上述金石学外，各派儒学、理学、小学、史学、子学、目录学，乃至方志、谱录等学，都有突出成就。各类学术著述多载有题跋，大量的载籍题跋展现出宋代学术全面昌明的景象。（三）书画艺术的兴旺。宋代的书法、绘画艺术有长足的发展，并多有开宗立派者，如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的书法，李公麟的人物画，黄筌的花鸟画，米芾的山水画等，皆卓绝于世。朝廷更设立书画之学，召聘书画博士。大量的书跋、画跋，鉴赏前代作品，评论当代作家，陈述创作心得，阐发艺术理论，充分展示了宋代书画艺术高度繁荣的局面。（四）文学创作的繁盛。宋代诗、词、文三类文体的创作都达到了极盛，《全宋词》收词作近2万首，正陆续出版的《全宋文》估计收各体文章10万余篇，《全宋诗》收诗数量尚无准确估计，但其作者则为《全唐诗》作者的4倍，而今存宋人别集尚有700余家（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著录，巴蜀书社1989年版）。文学创作的繁盛在题跋文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众多诗文作品和诸家别集的题跋，或品评作品的优劣，或叙述编集的缘起，或记录作者的轶事，留下了许多文学发展的珍贵史料和作品评骘的精彩论断。（五）雕版印书的盛兴。雕版印刷之法兴起于五代，入宋而大盛，各种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层出不穷，刻书范围遍及经、史、子、集。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题跋文的繁兴，直接依托于版刻书籍的大量流布，也直接反映出雕版印书的兴盛情况。上述几方面涵盖了宋代学术文化的主要部分，
而宋代题跋文则全面而具体地折射出这些领域的昌盛景象。陈寅恪曾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注：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当我们披阅一首首宋人题跋时，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达于极致的宋文化的勃勃生机。
其次，宋代题跋文的勃兴展示出宋代文人士大夫丰富的精神世界。宋代统治者从立国开始，就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右文政策。他们尊师重道，优礼儒臣学士，改革科举，大量网罗人才，发展各类学校教育，完善馆阁制度，大规模编修类书，所有这一切，使宋代社会很快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优厚的生活待遇，使这一阶层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其精神世界也表现得极为丰富。这些，都在宋代题跋文中有全面而生动的体现。由题跋之作展露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主要有以下七方面。一曰藏书苦读。宋代文人私家藏书风气极盛，校勘研读，蔚然成风。如陆游《跋京本家语》云：“本朝藏书之家，独称李邯郸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减三万卷，而宋书校雠尤为精详。”（《放翁题跋》卷3）而黄庭坚则谓：“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记黄鲁直语》）宋人的藏书苦读，从中可见一斑，而大量题写于各类载籍上的题跋文正是文人士大夫焚膏继晷、刻苦攻读的具体记录。二曰吟咏诗文。赋诗、填词、作文，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重要内容。至今存有作品的宋代诗人不下9000家，词家1300余人，宋文作者更逾一万之多。这些数字充分显示出诗文创作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而有关诗文作品和文集的大量题跋正表现出文人士大夫对文学创作的潜心执着和精益求精。三曰鉴赏书画。宋代书画创作名家辈出，朝廷设立画院、画学，刊印阁帖，倡导书学，士大夫则热衷于收藏名画法帖，并普遍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宋人题跋中书跋、画跋数量极夥，创作面也最广，所论颇多艺术创作的精髓，它充分表明艺术鉴赏已成为士大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四曰考证金石。宋人搜集古器、石刻蔚成风尚，叶梦得《避暑录话》甚至载时人“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不少学者在搜集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证经考史，从事研究，甚至多有将此作为终生嗜好或毕生事业者。金石题跋在宋代题跋文中比重甚大，反映出士大夫这一将考古、经史、艺文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兴趣爱好。五曰参禅悟道。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文人士大夫在精研儒学的同时，参禅悟道，出入释、老，也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侧面。宋人题跋中多有关于佛道经藏、寺观碑铭、僧道著述的篇章，记录佚事，阐发义理，展示了士大夫多方面的精神追求。六曰徜徉山水。宋代记游山水的诗文甚为发达，展现了文人士大夫观览形胜、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而宋代题跋文中，也有不少山川胜迹的题词、题记，状摹胜景，抒写情志，留下了作者们徜徉山水的行行足迹。七曰广泛交友。宋代文人士大夫多有在前贤名作之后留下题跋的爱好，又有求请当代名家品题的习惯，还有朋友间相互题写、以文交友的风俗，而题跋文中追昔忆旧、怀念故交、抒写友情的内容也随处可见，这些都反映出文人士大夫之间珍惜友情、广泛交往的风气。以上诸方面，颇为全面地展示出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丰厚的文化素养、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多彩的精神世界，而这一功能由题跋文这种短小的新兴文体承担，则很值得玩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题跋文的勃兴正是顺应了这一阶层展示其文化素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一方面，宋代的题跋大家，几乎都是学养丰富、艺文精通、思想圆融、情趣高雅的文人士大夫典型，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另一方面，题跋之体受到了绝大多数宋代文人的普遍青睐，以致作品丰繁，佳作迭出。当我们徜徉于宋人题跋文的海洋中，我们也就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天地。
第三，宋代题跋文的勃兴标志着传统散文体裁新的开拓，也成为宋代散文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代散文体裁发展的角度着眼，经过唐代古文家的大力拓展，传统文体已基本完备，后人很难再有新的突破。面对这样的局面，宋代散文家根据宋代社会生活的需要，采取了两种对策。一是所谓“破体为文”，即突破原有的文体规范，采用其他文体的手法来适应表达的需要、扩大文体的功能。如宋人称苏轼《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欧阳修《醉翁亭记》当“目为《醉翁亭赋》”等。（注：参见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之《文体篇》“尊体与破体”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2页。）二是努力开拓创新，题跋之体即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这种新兴的文体，题材包容之广泛和体式变化之灵活，都为其他传统文体所不及，它全方位地顺应了宋代学术文化全面繁荣和文人士大夫精神活动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孳生繁衍的丰饶土壤，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文体创新的典范，题跋在宋代几乎是唯一的特例，（注：宋代的日记、笔记、诗话、语录等也有长足发展，但一般将它们视为用散文撰写的著述，是宋代散文发展的流衍，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散文文体。）在宋以后也基本再无续响，因而，它可以作为探讨文体滋生、发展、成熟全过程的一个典型个案，从而在文体学研究中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作为宋代散文创作的一部分，宋人题跋作品取得的总体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这些形制短小、内容丰富的篇章不仅充分体现了宋文平易流畅、挥洒自如的基本特点，而且大大弥补了宋文中记叙、抒情类作品的相对不足。宋人普遍擅长议论，论政言事、传道说理之文占据了传统散文体裁的大部分，即使如序、记类文体，不少也充斥着高谈阔论。同时，由于道学的勃兴，从北宋后期开始，文章中的道学说教气味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题跋之作，贴近文人的生活，展露文人的情趣，记录轶事，抒写真情，绝少迂腐的道学气息，为宋代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源头活水。如同在韵文领域宋词专主抒情一样，在散文领域，题跋文成为文人士大夫可以卸除峨冠博带、自由自在地任情耕耘的一方园地。宋文大家、名家几乎都是题跋文创作的好手，欧、苏更是这一文体直接的开创者和成功的实践者。这些都充分表明题跋之体在宋文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在宋代散文史上，题跋文以其独特的魅力写下了灿烂的一章。
综上所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的宋人题跋，不但是宋代散文的特产，也是整个宋文化的特产。它不仅本身具有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认识意义，而且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包括诗、词、文创作，文集编纂、文论思想、文坛轶事等）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甚至对于宋代学术文化诸领域（如儒学、史学、金石学、版本学、书画艺术等）的探讨，宋人题跋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许多精辟的论述。本文只是对这份特殊的文学、文化遗产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探索，它的价值还远未被开发利用。系统整理、深入发掘这一丰富的宝藏，必将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宋代文化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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