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空间特征的经济问题分析_农民论文

我国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空间特征的经济问题分析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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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06)03-0057-04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与城市化,其实质是劳动力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配置的人口社会变迁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积累下来,需要转向二、三产业,并进入城市化。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虽具有了市场机制作用下自主性选择的自由,但同时仍受计划体制的各种制度的强力约束;另一方面,我们是一个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国家,各地区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这样,使得我国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市化正经历着一个非同寻常的历程,进展困难,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转移就业在空间上不协调,转移就业空间地点过分集中于东部,与我国的人口、资源分布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存在背离。带来了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整体效率不高、区域利益难以协调、城市化推进迟缓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迫切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并探讨其对策。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特点

我国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上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区域差异性;二是空间流动性;三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不连续性。

1、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差异性

首先是转移就业形式的区域差异。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支配,东部自然条件虽远不如中西部丰厚,但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依赖聚集资本、技术和近市场的优势条件,通过建立各种开发区,带动了这里很快变为产业层次高,结构门类齐全的发达区。随着各种产业的不断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渐进有序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产业的发展进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同步性。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大、中、小城镇规模、数量快速扩张;西部地区缺乏区位优势和历史工业基础薄弱。除少数地区及大城市外,大多数地区缺少资金、技术、交通不发达,又有观念滞后与体制的影响,产业开拓乏力,本地就业空间狭小。这不仅决定了西部劳动力只能跨省区寻找就业门路,而且决定了这里的城市化进程必然滞后;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多,而城市化进程也不快。中部地区大多是平原地区,山地丘陵比西部少,耕地面积与劳动力总量所占比例大。所以中部农村劳动力大多仍依赖于土地,外出打工以兼业型为主,虽然中部有些省份是输出劳动力最多的地区,但真正常年打工者占本地劳动力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主要表现为大量季节性外出务工。[1] 转移就业没有进入城市化,城镇化总体进展也不快。其次是转移数量分布的空间变化与区域差异。由于东部经济发展快,在80—90年代中,劳动力转移就业比重高,数量大。有的地区最初曾高达8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那时外出务工比例整体低于东部,中部一般在20—30%之间,西部在10—20%之间。但是,近年来,外出务工比重地区分布变化明显。在东部长期大量转移之后。目前中西部劳动力转移比重呈上升趋势。东部比重趋于下降。(见表1)

表1 2004年三大区域劳动力转移比重与农村人口分布比重

项目东部(%) 中部(%) 西部(%)

各区外出务工占全国34.1 39.3 26.6

外出务工总量比重

各区农村人口占全国40.6 34.9 24.5

农村人口总量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数据整理得出。

表1可以看出,2004年东部外出务工人数比重为34.1%,低于它的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数比重40.6%;中、西部外出务工人数比重分别为39.3%、26.6%,从而高于他们的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34.9%和24.5%。这说明了东部目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已有所下降,而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比重比东部、以及比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重都呈上升趋势。

2.劳动力转移就业呈跨区域的空间流动性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东中西部的差距。东部发展较快,就业容量大,所以,东部劳动力转移就业就地就近、城市化发展快;中西部发展滞后,就业容量小。中西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不得不跨省区流动。由于中、西部两大地区转移劳动力的汇合成流,所以大量农民王在全国范围流动。形成“民工潮”、“盲流”,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上演的中国人口移动现象。时至今日,农村劳动力转移大量跨区域的流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增长,跨省区的流出、流入地区也基本上未发生变化。从表1中,我们可见,中、西部外出务工数量比重均超过了他们90年代的水平,在提高。据国家农调队公布的近几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

表2 跨省区劳动力流动比重与流向比重

跨区域(省区) 流向东部 流向中部 流向西部

占外出总量比重% 比重%比重%比重%

2000 41.1

80.7 11.5

7.8

2001 44.8

81.2 10.4

8.4

2002 32.1

85.7 7.2

7.1

2003 49.9

69.9 14.9 15.2

2004 51.1

70.0 14.0 16.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近几年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近年来,跨省区流动打工劳动力比重呈上升之势。2000年跨省区流动的比重为41.1%,而2004年增至51.1%,四年中增长了10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去向,东部占绝对的优势,[1] 这一地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一开始就以跨区域的空间流动性为特点的状况,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变。是中国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大特色。

3.劳动力转移就业与人口城市化呈不连续性,农民工难以实现乡村与城市的空间跨越

所谓不连续性,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之后,虽跨出了农村,但并未成为城市人口,保持着农民身份。不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过程来看,当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之时,一般来说,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随之相应提高。但是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并没有按产业演进的正常规律递进上升,顺向发展,进入城市化。而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二元管理体制的制约下,形成了一个数量可观的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中间群体。他们常年跨区域流动,往还于打工地点的城市与乡村家园之间,形成一种迂回、近于封闭的循环圈。因为流动性,他们不可能与城市化对接。尤其是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市化基本上是脱节的。表3显示了1998—2000我国劳动力转移速度、城市化水平增量两组指标与劳动力转移比重。

表3 我国劳动力转移速度、城市化变量与劳动力转移比重对比

劳动力转移占农村 劳动力转 城市化率增城市化

年份 水平

劳动力总量% 移速度% 量(比上年)%%

1998 6.03 0.60.5 30.4

1999 6.38 0.40.5 30.9

2000 8.282.46

5.1936.09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与杨宜勇、刘洪、张玉肖的有关数据汇总得出。

由表3可以看出,几年中,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城市化增量与劳动力转移比重之间,差距十分明显。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真正能进入城市化的数量偏小,转化率太低。2000年具有增大之势,但近年的情况显示,转化率又趋于变小。农民工始终很难跨越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

二、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特点的经济问题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形式,决定农民工利益状况及社会劳动力要素的使用效率,并影响地区城市化推进过程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表面上看,跨区域流动性就业虽然让农民工获得了不菲的收益。[2] 但实质上同经济学基本规律的要求相比较具有极大地不合理性,妨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效率的提高与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从以下几点分析来窥见其后果。

1、农民的跨区域流动性打工,对农业本身具有负面影响

其一,农民长期流动打工,在城市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得不以承包地作基本的依赖。而为了打工,对土地的使用必然粗放、利用率不高。同时,土地因人人占有而不能进入流转或集中,妨碍规模经营。使土地的生产率又进一步大打了折扣;其二,容易导致我国农业生产不稳定、起伏波动,增加我们防范农业风险的难度和成本。由于大量跨地域流动性就业劳动力没有进入城市化,务工农民家中不得不都保有土地经营权。农民也是寻求要素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是否外出打工基于他们对农业好坏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主要是农民根据上年市场情况来判断,而农业生产还受到水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约束,也有季节性、周期性。市场对于农业生产过程又只能是事后的调节,故人们的判断准确性是不高的。打工就业与种地务农之间存在一种随机选择。一旦出现偏差,就影响收入,并同时引起农业的波动。这无疑是一个影响农业稳定的潜在因素。据统计,粮食主产区外出流动的劳动力要占外出总量的65%以上,且绝大部分劳动力是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中西部是我国农业生产重要地区,尤其是粮食生产比重大。农业本身是自然风险高的产业,再加上农民流动行为选择的风险存在,对承担粮食主产区农业的事后影响必然也极大,甚至造成全国性的波动影响。

2.跨区域流动打工使我国大量劳动力要素配置成本高,农民工个人利益也流失严重

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特点,反映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方式和效率。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要讲究要素配置效率,配置效率高经济发展才有望快增长。从个人和企业主体角度看,经济收益要求最大化,必须尽力减少成本。跨区域流动转移就业从劳动者个人来讲,虽然他们都(假定)从就业地点获得了比他们在本地种田要多一些的收入,但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其中有可以计算的经济上开销,如交通费及交通运行中的其他开支,各种证件费,生活开支;也有非经济成本,如对家中担忧的心理成本及其他的风险成本。[3] 虽然为了挣得一些收入,但利益流失也很多。出于有收入比没收入强,农民不得不要外出打工。从要素的配置效率讲,跨区域流动就业。劳动力要素与企业配置效率是高的,但从国家、全局的发展要求来讲,这种要求配置的效率是低下的。中西部也是国家的一部分,中西部经济也要发展,中西部的劳动力大范围区域间往还流动,无疑加大了劳动力要素的社会成本。如果要素能得到就地配置,岂不是既节约经济成本,又节约时间成本,要素的使用效率不言自明。目前在东西部同样劳动力之间,同样单位的收入,各自的成本差异则很大。中西部劳动力为东部地区创造了经济繁荣,自己也付出了高额成本,获得的收入完全低于应有的那一部分。文博在其论文中坦言,他们和原地点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却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4] 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待遇。虽然我们在这点上还没有专项的调查统计数据,但问题的存在是有目共睹的。

3.农民工的待遇缺失与区域利益难以协调

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与人口的身份相关联,跨地域流动就业的劳动力,社会身份仍是农民。在二元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的制度背景下,农民的流动性就业没有纳入城市的服务范围。不可能享受城里人已经长期以来享受过的保障及福利待遇。农民工待遇缺失,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地位低下。国民待遇的不公平,自然城乡差距继续保持或拉大,社会隐含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到目前为止,流动性就业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还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和给予制度上的安排。农民的跨区域流动仍在继续,“不公”与“缺失”继续存在,今后问题的性质转化一定会超出经济利益的范畴。

区域利益不协调,是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东部因始终有利于要素聚集,获得有利条件,进一步的高度发展,而西部始终处于要素流出地位,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机遇,总是处于落后状态。东西部经济与社会状况差距不仅不能协调,反而被进一步的维持和加剧。区域马太效应更加严重。

4.大量劳动力长期跨地域流动性就业,既损失了要素的配置效率,也使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与城市化过程脱节,极大地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中西部的城市化。

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过分集中于东部,东部地区自然不可能把流动性劳动力都固定地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城市就业容量小,不可能让剩余劳动力在原地就近转移,进入城市化。只要这种跨区域流动就业得不到改变,即便制度对于农民工进入城市无障碍,城市化推进也很困难。主要表现为中西部的城市化进程滞后,将始终难以改变。[5] 1999年统计,全国设市城市667个,其中东部300个,占了49.6%,近一半;中部247个,占30.7%;西部120个,占19.7%。这会极大地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

三、统筹区域发展,推进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相协调,既是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使然。我国劳动力转移流动的空间不合理性,既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低下及社会生产整体成本的提高,也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极大负面影响。化解这一矛盾最主要的手段,应该是调整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发展,辅之以适当的制度调整。把以下4个相关联的对策作为战略重点。

1.实施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发展,加大中西部的发展力度,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让中西部劳动力逐步以就近就地转移为主。跨区域流动问题不能缓解的根本原因,是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的不均衡,劳动力转移就业地点过分集中于东部。只有贯彻区域统筹发展的科学战略,逐步缩小东西差距,才是解决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根本办法。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才是劳动力要素分布符合我国国情的空间合理化。因而,加快区域统筹发展是关键。

2.把产业开发作为今后中西部的发展重点,为中西部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2000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的西部开发,5年来已有明显的成效。但对西部的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只有加快中西部产业开发,才能为西部经济真正提供造血功能,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应当把建设投资重点向产业方面转移,有了中西部的产业开发,劳动力就地转移成为现实,我国的人口城市化也就得到合理推进。

3.重视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与中心城镇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地域广大,比较分散,大城市不多。在这种地区实现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应重视中小城市,尤其是中心城镇建设。让产业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镇(农村工业)集中,以引导劳动力向城镇集中,人口集中再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以聚集效应推进中西部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

4.在制度创新方面,要根本上消除二元体制的影响,构建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制度。人口的产业转移与城市化过程被各种人为因素所隔断,主要是受着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6] 近年来,各地虽然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从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碍的力度仍不很大。让那些可以、也能够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根本上与土地彻底脱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走进城市化,还要进一步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从而彻底打破人为造成的乡村与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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