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解构与自我的诗意离散——关于德立达与伍尔夫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自我论文,立达论文,伍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塞尔在其《逻辑研究》一书中写道：“当我们读到‘我’这一词而不知道谁在书写时，它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至少跟它正常的意思疏远了”。（注：E.胡塞尔《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1970,p.315.）关于“我是谁”这样一个个人化的问题很自然变成了关于“我”的意义的哲学追问。“我”常常指称人的“自我”。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不但将审视维吉丽亚·伍尔夫对“自我”这一词所作的诗意离散，还将审视雅克·德立达通过符号“我”对“自我”所作的哲学解构。他们两人都抛弃了“自我”作为一个统一的、可辨认的、澄明的出场和整体这一看法。德立达明确地认为“自我”没有中心，是分裂不定的；因之，自我不能为意义提供一个可靠的保证。然而，伍尔夫却超越离散的、单一的“自我”，指出“自我”实际上是一个复数现象，用多重的话语或“声音”去组成其意义。显然，作为一位女性小说家，伍尔夫对“自我”的传统看法的批判不仅远远走在哲学研究的前头，而且，她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自我”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甚至超出了德立达对“自我”的解构。所以，阅读伍尔夫和德立达的作品将给予我们关于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对话以新的启示。
德立达《语法学》的一项工程就是“批判了概念的产生和主体的自我出场…认识的自我出场”以及“自我关系的出场”。（注：J.Derrida《语法学》(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Uni.Press,1982,p.12.）德立达借这些话语向我们展示了自我在现代哲学发展中的嬗变。笛卡儿曾在《哲学的沉思》中写到：“就我仅仅是一个会思的物而言，我不能分清自我中的每一部分，我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同一”。（注：笛卡尔《哲学的沉思》(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CambidgeCambridge Uni.Press,1986,p.59.）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自我认知主张以来，自我就一直被人理解为一个同一的整体。该整体是一个强大的一元，能担负起知解力的全部重任：肯定自我的出场带有某种形而上和本体论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为全部后知识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清楚明了的事物显然是“自明的”。同一的逻辑原理——"xisx"加强了自我同一"I am I"的概念。德立达出于其解构理论的需要而暂时接受了关于自我的传统观念；于是他就将作为常识接受的这一哲学结构弄得玄奥高深。我们将特别介绍德立达的解构部分，他在其中摧毁了“符号”概念和它的整个逻辑，并用人称代词“我”具体阐述了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理论，而后进一步作出出人意料的结论：“自我”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同一的整体，而只是由人类话语生成的一个现象。
首先，德立达要我们倾听当我们运思时当我们在心里自言自语时什么在发生着：“倾听自己讲话”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我们内在的声音“跟我们的思维有一种直接的亲和关系”。当我们静思“我是我”时，我们内在声音的出场似乎完全跟一种自然的“精神特征”一致，我们称这种“精神特征”为“自我”的出场。然而，实际上我们内在的声音和“自我”的实体之间存在着差异。或许倒不如说我们拥有一种对“自我”的语音推论。或许我们相信内在声音的缄默是自我的表现，正如我们认为我们说出的话语是“自我声音出场”的表现一样。一种表现即是一种反映。或许如果说出的“我”没有跟自我直接相巧合，那么它至少反映了“自我”。但是，自我同一“我是我”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反映的双重意象：重复的“我”是一个被反映的“我”的反映。为了进一步扩展德立达的隐喻性表述，我们还可以说成“我是我是我”，作为一个被反映的“我”而站在两面镜子的中间。于是，“在这个表现的游戏里，出发点变得难以捉摸”，因为“反映、意象、重复分裂了各自重迭的内容”。自我同一“我即我”在不断回归的意象的交迭和重现的画面里增生着、弥散着、分解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反映画面中“出发点变得难以捉摸：没有一个声称“我是我”的自我存在。“我”的说出只是遮蔽自我缺席的声音。或者用德立达的话来说，声音遮蔽一个“总是已经缺席的出场”，这种出场是一种“消除”、一种“踪迹”、一种暂时称为“差别”的改动运动。（注：J.Derrida's essay"Difference"in his Speech and Phenomena.Evanston:Northwestem Uni.Press,1973.）那么，我们的“自我”观念可不可能（至少在某一方面）实际上是我们语言的一种合成而骗人的产物？为了将焦距对准自我，德立达求助于法国语言学理论。由于他将自我同一的原则当作相似于结构主义关于意义的“符号”理论，他选择了F.索绪尔的语言学范式作为其解构的对象。德立达认为，如果他能成功地摧毁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概念，那么他同时也能够排除自我同一的可靠性。关于这一释义，我们需要作一扼要说明。
正如“我是我”隐含被反映和反映两个方面一样，索绪尔也同样断定一个语词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符号”：即能指和所指。所指即概念、理念、词的内容和被命名的事物。能指是指词看得见闻得见的形式——即书写和声音符号——具有命名功能。（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316页。）索绪尔声称所指和能指是同一符号的两个面，它们之间关系在文字符号上的一致组成了事物的同一性。
在确定的前提下，德立达于是便寻找一种不协调以便歪曲索绪尔的理论。他从索绪尔那里取来一个例子，说明能指如何具有所指的功能。如法语语音"V"（所指）的拼写形式"U"（能指）历史上就经历将姓LeF-evre的发音改成了LeFebure的事实。能指"U"变成了所指。一旦德立达确立了所指和能指相互转换的可行性，他就可以引进反映和偏差的概念：反映、意象和重复分裂了各自重迭的内容，即能指具有反弹的能力，将一部分所指变成了能指。于是所指便分布在所指和能指的中间地带。如果该过程被重复着，所指就呈几何形递增并渐渐被能指所代替。德立达最后断言“所指总是已经充当了能指”。由此可见，每一个所指最终只是一个能指，“所指的自我认同始终隐蔽着自己并总是在运动中。
如果我们把德立达的解构应用于表示自我的符号“我”，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最终被命名的所指的“自我同一”，而只有一个具有命名功能的能指“我”。符号“我”被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别所分裂。所指受到可变性的分裂和疏散，直到所指“自我”被消溶或持久地被延迟——而只有能指声音存在。我们由此得到的哲学启示是：“自我”不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可认同的整体，而只是由人类语言所产生的一种稍纵即逝的现象。
当我们回过头来考查伍尔夫关于“自我”的诗意批判时，我们将会注意到她的关于重复、增生、分裂和疏散的同样隐喻。跟德立达一样，伍尔夫也将同样使用“我”这一词的声音或词形符号，去描述意义的弥散，我们将此称为自我的诗意离散。
维吉丽亚·伍尔夫关于自我的诗意离散
作为一位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维吉丽亚·伍尔夫在她的小说《波浪》(1937)里以她崭新的诗意技巧分解着“自我”的概念。伍尔夫对文学语言富有革新和有节奏般的运用促使评论家们将《波浪》作为现代诗歌的里程碑。（注：J.K.约翰斯托恩，The Bloomsbury Group,N.Y.:Octagon,1978,p.359.）在《一个作家的日记》里，伍尔夫把她的小说描述成“一部戏剧诗”，“一部严肃的神秘的诗化作品”和“一部抽象、神化、心灵的书”。（注：维吉丽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日记》，A Writer's Diary,N.Y.1959年，第77页、78页、82页。）《波浪》是一部解小说化的文本。（注：维吉丽亚·伍尔夫《波浪》(The Waves),Toronto:Uni of Toronto Press,1976年，以下引用该书只注明页码。）全书没有情节、叙述和作家任何有意识进行人物塑造的企图。伍尔夫甚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奇怪！《时代》居然赞扬我书中的人物，而我却不在意塑造任何人物”。伍尔夫不是藉于叙述、描写、对白的传统范式去塑造人物而只是向我们暗示出了六个“自我”。这六个“自我”被设想为单一的、统一的、可认同的整体，它们以各自内心的独白言说着自我。自我在这种无声的内在话语里时隐时现地发生着，同时又聚集在珀西瓦尔这位英雄般的朋友周围。珀西瓦尔是一个一直没有在自我独白里予以表现的真正未出场人物形象。在文本进程到一半时，珀西瓦尔死了；中心没有了，继续存在的自我或分散或增生或消弭，直到自我的担载者语言腐蚀成虚无。奇怪的是至今尚无任何文学评论家认可维吉丽亚关于自我解构的少有的诗化和理性意义。
或许在《波浪》中没有任何词有人称代词“我”出现得那样频繁。人称代词“我”在明显缺乏连词的紧密并置的简单句结构中重现着。如果与已成为伍尔夫文本标记的复杂句结构相比，这些简单句和人称代词的重现就显得旁枝逸出了：
"I am fearless.I conquer."(21)
"I had one-I had one certainly."(168)
"I burn,I shiver,said Jinny…"(182)
"I tremble.I cry."(217)
"I hate;I Love."(348)
"I grow numb;I grow stiff."(285)
"I open a Little book.I read one poem."(315)
"Now I turn grey;onw I turn gaunt."(330)
"I shall have riches.I shall have fame."(264)
"I Left Louis;I feared embraces."(318)
如果使用连词，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主词“我”(I)和一复合谓语重新改写他们中的每一个句子；这种修改是将所传达的相同内容压缩成一般散文形式所要求的。但是一种因袭的结构只会排除伍尔夫对“我”这一词职能的强调，从而改变其奇特的诗意。如果我们采纳索绪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伍尔夫重复使用“我”是要让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代表自我的“符号”本身。
不但“我”重复出场，就是在一些句子内部"It"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着，显然并非是句子的意义和陈述所要求的。“譬如”，"It is black,I see;I tis green I see…"就可以改写成"It is black and green."因为"I see"的重复类似于一种迭句有节奏地嵌入缺少末尾抑音节的两个抑扬格音步中。我们由此可以推论伍尔夫是为了诗化的效果而赋予“我”以重要性的。而且，因为伍尔夫让“我”闯入句子结构中重复地承受感性职能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推论伍尔夫是为了概念的效果来强调“我”的。
我们至此已经看到，在“我”的重复中，诗化和观念的变化两者都以循环状被重复着：句子从符号“我”开始，然后通过谓词到“我”的再次出现循环着。“我”通过谓词或动词的这种循环是一种对相似于"I do I"和"Iam I"的自我认同的肯定。我们可能开始怀疑，凭籍语言，思维才开始产生其自我认同的循环。实际上，这种对诗化效果的观念性解释在《波浪》中得到两次重伸：
"The mind grows rings;the identity becomes robust."(355)
"So the mind grows rings;identity becomes robust."(358)
自我认同受到肯定，并暂时被假定是对我们作为人的体验的一种合理的解释。
伍尔夫一旦作出这种假定，她就将其自我的表述推进到新的维度。我们看到“我”连续三次被重复着：
"…I am a child,I love and I hate."(118)
"I love,said Susan,and I hate.I desire…"(185)
"I will do it.I will knock.I will enter."(211)
"I knead;I stretch;I pull…"(244)
"I doubt;I tremble;I see…"(248)
"Now I will relinquish;now I will let loose."
"Now I will at last free the checked desire…."(289)
"I stoop;I feed my baby.I,Who used to walk.…"(294)
"I jumped up,I said 'Fight.''Fight,'I repeated.(363)
好象我们是说“我是我，我…”，突破支吾起来，而第三个“我”则超越了原来确立的认同循环。当“我”的单独重复旨在从诗化和观念上强调“我”作为一个所指和能指同一整体时，那么“我”的第一次重述则旨在强调书面上的符号、能指和声音。但是，对字形和字音的能指性质的强调却又分裂了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性，以致于“我”的意义受到了怀疑。其结果是：“我的自我意识几乎灭寂。”(244)
伍尔夫对能指重复的不断推进十分类似于德立达借“双面镜意象”所作的说明。伍尔夫对“我”的反复言说将其诗意技巧推进到诗意的自行断裂中。拉斯·固斯塔夫在其1981年的小说里写到：“我，我，我，我…在被重复四次后就已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语词了。”当我们读到伍尔夫四个意义被蚀食的重复，我们就会体会到固斯塔夫这一说法的含义了：
"I tremble,I quiver…I have fifty years,I have sixty year-s."(212)
"I will give;I will return…I will bind."(214)
"I faint,I fail…I am unsealed,I am incandescent."(214)
"I do not compromise.I am not timid,I have no accent.I do not finick…"(223)
"I have signed my name,"said Louis,"already twenty times.I,and again I,and again I…"(291)
"I love punctually at ten to come into my room;I love the purple glow of the dark mahogany;I love the table and its sharp edge;I love thetelephone."(291-2)
"…on the letters in the wires basket I sign my name I,I,and again I."(294)
"I rose and walked away--I,I,I;"(352)
当我的语音或声音开始完全独立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构便松驰了。这就好象小孩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个单词直到它对我们意味着空洞一样。“我”这一词的意义变得破碎而分散。“我”的意识开始变得含糊而令人怀疑。被表述的我是否曾经实际上带有自我认同和自我出场的信息呢？
"I carried a message.I came to the puddle.I could not cro-ss it.Identity failed me.We are nothing,I said,and fell."(219)
当伍尔夫的自我弥散被强化为五个甚至六个重复的“我”时，她的艺术选择把诗意效果推向了顶峰，即使当艺术选择旨在彰示一种观念时。
"I shall have children;I shall have maids in aprons…I sh-all belike my mother…Now I am hungry.I will call my sister.I will think of crusts."(243)
"I do not know in the morning by whom I shall sit at night,I am neverstagnant;I rise from my worst disasters,I turn,I ch-ange."(265)
"I will go.I will set aside this afternoon.I will make a pilgrimage.I will go to Greenwich.I will fling myself into tr-ams…"(289)
"I,I,I,tired as I am,spent as I am…even I…"(382)
如在德立达的批判中一样，如此重复的力量在于：单词跟现实的一致性先是受到肯定，继而在怀疑中彻底消逝。虽然每一个“未出场”的独白者都设法在“我”的复归中确立各自的“自我”，但是他们枉费心机的努力都导致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即我们十分重视的这种差异和我们狂热地珍爱的这种认同化解了。自我没有了。小说中声言“我是这！我是那！只证实了言语是不可靠的，”(271)也证实了伍尔夫已经意识到一个统一的“自我”至少部分是在语言的循环中衍生的一种虚妄的投影。一个真实的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在一个独白者的言说中遭到否决：“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说过”：
"How can I proceed now,I said,without a self,weightless and visionless,through a world weightless,without illusion?"(375)
其中“我说过”这一片语反讽性地证明了自我是由语言生成的一种虚妄意识。实际上，独白是艺术，充满隐喻，是言说者想向自我显明自我的手段，但是，即使“我”声言“自我”，甚至无尽地声言下去，这没有也无法确证一个自我。如果一个统一的自我缺乏确定的认知基础，那么也必然缺乏一个“内在”的基础：“我所说的话不断地受到反驳”。(249)仅仅有语言的活动不能让我们信服有一个与我这一词相对应的单独的出场，而只是一个介于语言和一个可辨认的自我同一之间的可靠推论。
借用加耶特里·斯比瓦克写在《语法学》导言里的话，如果我们把语言当成遮蔽深渊的面纱来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伍尔夫空前的重复释义为撕开语言的面纱直到在脆弱的地方捅开一个洞来。在看到面纱遮蔽的深渊和自我认同缺失的过程中，自我也在磨灭自己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可辩认的存在的同时磨灭了它的语言。
This self now as I leant over the gatelooking down over thefields rolling in waves of color beneath me made noanswer.He threwupno opposition.He attempted no phrase.His fistdid not form.Iwaited.I listened.Nothing came,nothing.I cried then with a sudden conviction of complete desertion,"Now there is nothing."(373-4)
… Our separate drops are dissolved;we are extinct,lost inthe abysses of time,in the darkness.(332)
无声的言说者显明了他的愿望：“让我拨开和扔掉这层存在的面纱吧！”由此可知伍尔夫将那位实际上未出场的“中心”人物取名珀西瓦尔的道理所在。（法语：percevoile，即捅开面纱之意）（注：G.Spivak:"P-reface"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82.）
伍尔夫一旦完成了对自我的传统看法的诗意批判和展示出这是对我们生命体验的一种不合逻辑的解释后，向我们指出：统一的自我存在的离散并没有否认我们有时会有一种自我感。虽然没有自我本身，但是偶尔也有一种自我感。伍尔夫把这种自我感称为“存在的瞬间，”（注：维吉丽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omentsof Being),London,1973年，第70页。）一种强烈感觉到巨大的潜力的瞬间。"It is black,I see;It is green,I see"(185)意味着对黑色和绿色的感知本身就暗示出“自我感。”感知在倾刻间似乎制造了“我”的假象。但是仔细审度我们的感知经验，我们会发现感知过程也将关于自我的传统约定观念流放了。在《灯塔》中，拉姆赛夫人的体验便是一个感知如何既显示又反驳“自我感”的有力说明：
…she found herself sitting and looking,sitting and looki-ng…until she became the thing she looked at…It was odd,she thought,how if one was alone,one leant to things;trees;streams;flowers;felt they expressed one;felt they became one;felt th-ey knew one,in a sense were one;felt an irrational tenderness thus…as for oneself.(97-98)
我们对事物感知的强度增生着我们的“自我感”，直到“自我感”在这种体验的高峰中似是而非地同我们对对象的意识相巧合。“自我”沉落于周围的世界里。伍尔夫认为：如果我们敏于捕捉这种“自我沉落”的体验，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体验是够说服我们放弃从前视自我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可辩认的存在这一约定的看法的。既然经验没有给自我的概念提供根据，我们因此必须把其视为对自我的一种靠不住的解释而撇在一边。虽然伍尔夫在《波浪》中已暗示出这一旨意，但是更明确加以表述则是在《一个作家的日记》里：
"I"rejected,"We"substituted:…We composed of many things…We all life,all art."(279)
在伍尔夫看来，“我”遭到否弃，是因为它滞带了视“自我”为一个可辨认的存在的含义。她在否弃自我认同的同时，她也必须否弃“我”这一佞词，因为是它诱导我们误信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现在“显而易见，我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复合和众多。”(277)
诗与哲学的对话关系
从这一标题中你或许预测出我们将提出“诗是哲学吗？”这一问题。我们将通过德立达文本和伍尔夫文本之间相似性的比较来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还将界定出哲学的主要特征，然后说明一些诗是如何达到这些要求的。或许我们会说哲学的目的是批判，它批判的方法是分析，它展示的方法是论证，而论证的结果是获取一种洞见。
比较可以如是展开。我们已经说明伍尔夫和德立达都是带着批判的哲学目的来进行写作的。二人都检验了自我认同的概念。他们都含蓄地问到了“自我是什么？”，并接受了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可辨认的存在的答案。为了批判地质疑有没有充分的证据为这样一种自我概念辨护，两位作家都检验了我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所产生的被传统接受了的“根据”。
伍尔夫和德立达两人的批判方法相同，因为两人都把焦点对准语言并依赖语言作为他们表述的范式。他们也因此都依靠着隐喻。然而，德立达的语言效果则跟伍尔夫的语言效果不一样。德氏的哲学方法是一种解构分析：他分解术语，详细说明它们假定的关系，并设法寻找可能导致对它们所规定意义的根本置换的不一致性。而在另一方面，伍尔夫批判的诗化方法则使她的语言有了不同的效果：“伍尔夫的语言旨在让思维在宁静中进入感知状态，不是旨在在批判的分析中去摇醒思维。”（注：Irma Rantavaara,Virginia Woolf's Waves,(London:Kennikat Press,1960),第39页。）但是两位作者都用各自的方法松驰了读者对受到检验的某些“约定”观念的把握。
德立达和伍尔夫两人批判方法上的变化是同各自推论方法上的不同相一致的。德氏藉推理，即从前提出发对结论作有根据的转换，来展示其哲学观点的。为了反驳作为自我出场的自我认同的观念，德氏先是说明自我同一是一个站不住脚的逻辑构架。他的推论形式大致是一种还原的形式：德氏先设想传统的自我认同概念为“我是我”，并认为它类似于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范式，然后指出索绪尔理论中的“同一”假定是如何的自相矛盾。并据此指出，自我同一不可能是一个“靠得住”的概念。
作为一位文学艺术家，伍尔夫是用再现经验的方法去展示她的诗化旨意的。而再现的经验又在读者对它们的审美参与和体悟中达到了顶点。为了疏离自我认同的观念，伍尔夫把自我认同看成是对经验的一个不合逻辑的解释来表现的。伍尔夫表现的形式是那种词语始终如一地富有节奏感的唱出，她让“我是我”在反复重申中被延伸、扩散，直到我被最终消弭在承担我的经验的意象中。所以，自我认同，对伍尔夫来说，不是对我们作为人的体验的正确的解释。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德立达和伍尔夫之间在展示方法上的差异，我们也意识到不能把他俩之间的差别推之太远。如果我说德立达的方法旨在证明一个概念的无效性，伍尔夫的方法旨在呈现一种对经验解释的不合理性，这样我们就只是界定了一种相对的差别。我们可以设想将德立达的哲学批判范围说成是语言与概念之间的双向转换：即语言生成概念，概念又生成语言。然后，我们可以断言伍尔夫的诗化批判范围则是经验与语言之间的相互生成：即经验生成话语，话语生成经验。两个范围之间能不能最后相互依存呢？换言之，虽然考虑到两个范围的界限，但是我们却不能出于厚此薄彼的目的而主张两个范围之间的绝对分离。相反，我们考虑诗跟哲学的区别是为了能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获取一种信息。
这样，由我们假定的类比并没有使我们走多远，虽然类比提出了这种怀疑：或许它预先假定的最初质疑和区别并非必然让我们局限在如何去思考语言运用的两种方式上。正如安东尼·拉布兰奇所指出，当我们要回答“诗如何哲理化”的问题时，我们似乎要接受一种跟业已接受了的哲学文本相一致同时有利于诗歌文本的态度。（注：A.Labranche,"How is Poetry Philosphical?"Literature as Philosophy:Philoso-phy as Literature.Ed.Donald Marshal.Iowa City:Uni.of Iowa P-ress,1987年。）而我们真正的用意是将一种语用转换成另一种语用。而这样做就会模糊每个文本的复杂性和相关性，从而不宣自明地维护了哲学自身引人注意的优越性。也许，哲学和诗二者如何对语言不断生成的生命力产生影响，即它们如何有助于我们持续不断的文化对话，才是更重要的争论点。如果我们把视界对准它们之间对话的相互作用上来阅读文本会如何呢？那么，如果学者们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方式去处理一个文本，他们就会让该文本向与之有联系的其它文本转移。在这些产生结果的对话中，哲学和诗会仍然被当成履行不同任务的语言实践来对待的，但是它们的相互关系将不会被解释为对立，更不会是敌对的。这样一种对话还将启发我们如何重新思索主体观念，即通过对话交流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观念。对此，我们将予以进一步的陈述。
对被解构了的自我的批判
让我们重新回到德立达的自我解构上来。德立达建立在一种近似语言观上的批判有何可取之处呢？或许德氏还没有发现一个无限的、难以捉摸的自我，正如他没有使用一个高度限制的概念结构去证明和说明克里斯托夫·诺里斯所说的“对文本‘任意处置’的乌托邦式的激情，这种‘任意处置’会最后结束语言的约定智慧。”德氏相信他对“符号”的解构说明知识不可能是对真理的有系统的识别，而只是一个“任意处置的场，也就是说，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替换之场”。（注：J.Derrida,"Structure,Sign,and Play"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Press,1970）p.260.而这样一种认识上的混乱又是将一个劈开的、流失的“自我”一个倾斜的阿基米德支点作为其借口的。
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来看，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疏离并不像德氏说的那样惊人。德氏的解构只是引起了一场虚惊，因为它暴露了一个伪认识论的弱点：它假定我们硬是相信在语言跟现实之间，在词语“我”和一个真实的“自我”之间只有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注：G.Ryle,The Concept of mind.New York,1949年，第187页。）虽然对这种假定的一致性采用解构不会为没有“自我”提供证明，但是它确实向我们指出了：意义和释义的某些领域是抗拒纯粹的逻辑描述的。（注：Hofstadter,D.R.Godel,Escher,Bach.New York:Basic Books,1979,p,697.）我们要注意研究语言、逻辑和现实之间可能协调的多样性，而不要去重复解构那种指望语言直接接触对象和观念的传统错误。维特根斯坦是要我们对“语言符号”的认意性质作出一种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响应，要我们注意研究语言不言自明的约定性和约定俗成如何在“日常语言”的共享意义场里运行。（注：C.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and Practice.Lond-on:Methuen,1982年，同时参阅尚志英的《寻找家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5-179页。）
“共享意义”的研究要考虑语用的反应性质和语用者的反应能力。当我们把交际的反应方面置于突出的地位，语言的形象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意义不再简单地是语言系统的功能，不再是建立在形而上的一种结构，不再是一种对逻辑、真理条件的检查，不再是对思维如何同世界联系的一种认识上的描述。从意义的响应特质出发，我们从而把“意义”请出了系统，而将其重新放回到带有鲜明生动的、富有伦理和政治价值的人类情境中去。我们知道涉及到“意义”的认识论问题尚确实存在着问题，但是它们也涉及到认识这些问题的人，而不仅仅是关于思维如何同世界发生联系的问题。
向“共享意义场”的转换使我们的认识轴心由“我”移到“我们”这一洞见是伍尔夫从自我的诗意疏离中衍生出来的。作者在《一个作家的日记》里写到：
"I"rejected,"We substituted:…We composed of many differe-nt things…We all life,all art."(279)
伍尔夫对词语“我”的诗意疏离指出了人的“内在声音”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同一的自我存在。相反，个体声音所含语言和文化价值是由“我们”所共享的意义。一个自我自身并不是一个存在的整体，而是存在于跟其它对象的关系里。伍尔夫在《波浪》中明晰地表述了这一洞见：
"For this is not one life;nor do I always know if I am man of woman,Bernard of Neville,Loius,Susan,Jinny or Rhoda-so st-range is the contact of one with another."(394)
自我，如伍尔夫所描述的，不是一个被特许接近“真实”的统一出场，不是意旨自律形的不可分割的源泉，也不是某种意义的担保人。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元，而是一个多层的、复杂的、浮现的话语现象。"'W-hat am I?'I ask…I am not oneand simple but complex and many".(189)这样，意义并不是建立于一个统一的笛卡尔式的认知主体论上的、一个会思的、用过分自信的独白言说着的主体对象；当解构声言着自我展示其分裂时，意义并没有根本上被移换和置入德立达式的“任意出置”。当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是流失于折射镜般的无尽回归中，相反，我们发现了由我们话语“他者”所呈现的潜伏意义的轮廓。每个单独的声音都有意义，但是它总是首先与其它声音一起构成意义的。由此可见，将德氏的“分裂的自我”释义为在生成跟其他人的关系中生成自身的一种“话语自我，将更加富有建设性。我们不需要摈弃或利用那种或在我们的经验中或在我们严密的逻辑中不能达到自我认同的单一出场的方法。相反，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放弃以“我”为中心从而赋于他者在“我们”的话语关系中一种新的地位。这就是伍尔夫如何不仅预见了德氏对自我的解构，同时也超过了他批判的局限性。
伍尔夫通过自己的小说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思索不仅向我们指出了语言理解中的复杂性，也向我们展示了文学和哲学之间新的对话，从而给予了文学和哲学新的使命。我们不但要把哲学文本当成哲学来读，把文学文本当成文学本来读，我们也不能忽视哲学与文学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诗与哲学的话语交流。最后，让我们去拥抱那帮助形成了“我们是谁”的语言的多样性吧。让我们同伍尔夫一起置身那种让我们终身激动不已的、古老而全新的话语世界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