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修辞论文,瘟疫论文,技艺论文,苦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修昔底德眼中，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比以往的战争都更值得记述，是因为它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众多的苦难，而在这些苦难之中造成最大损失的则是致命的瘟疫。①瘟疫给人造成的痛苦、折磨以及肉体毁灭的过程均集中展现在他的“雅典瘟疫叙事”这个文本片段之中。②根据他的记述，战争爆发前众多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从乡间搬入了城中，但这对他们而言是勉为其难的，而此后由于大多数人没有住房又加重了已有的困难。③在战争第二年(前430)的夏季，瘟疫“突然降临到了雅典城内”，疫情由于城内拥挤的居住状况而蔓延肆虐，持续流行了整整两年之久。到了战争第五年(前427／426)的冬季，瘟疫再次在雅典出现，又持续了至少一年。④两次瘟疫使至少4400名在编的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死亡，约占当时雅典这两大兵种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贫民(桨手们的主要来源)、长期居住和暂住的外邦人、妇女、儿童和奴隶的死亡数目无法统计，但其死亡比例只可能更高——“没有什么比瘟疫更能给雅典人的力量带来损失和伤害”。⑤可怕的瘟疫甚至使食肉的鸟兽都远离雅典人未埋葬的尸体，令入侵的伯罗奔尼撒人撤出雅典人已舍弃的土地。⑥修昔底德说：“在记忆中，过去从未有这么严重的疫情和如此众多的死亡人口出现过。”⑦某些现代研究者认为，如果修昔底德对瘟疫的叙述是可信的，那么这种疾病现在要么“已经绝迹”，要么“经过24个世纪后它的临床表现变化巨大，已经无法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将它的现代遗传变种确认出来”。⑧这意味着，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或许经历的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苦难。
不过诚如伍德曼(A.J.Woodman)所言，修昔底德并非第一个描述瘟疫特征的希腊作家。⑨早在《伊利亚特》的开篇场景(第8—53行)中，荷马就已描绘了一场由于阿伽门农的傲慢自大、不肯归还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的女儿而使阿波罗带给希腊人瘟疫。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第243行)中也提到了瘟疫。还有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索福克勒斯将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场景设置在正遭受瘟疫的忒拜城中，使得学者们至今仍在讨论他创作这一悲剧是否也受到了雅典瘟疫的影响。⑩可是修昔底德在“雅典瘟疫叙事”中对疾病所带来痛苦的细节描述与他们那些简短的诗句截然不同。(11)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之后许多关于瘟疫的叙事。(12)可以说，修昔底德为众多以瘟疫为主题的西方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以致每当令人恐惧的传染疾病来临时，西方人总能唤起对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记忆。
“雅典瘟疫叙事”也始终是修昔底德研究者们充分关注的对象。人们都试图理解为何修昔底德能够在叙述瘟疫这一灾难上不同于他的前人。由于修昔底德长期被视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学者们的工作一度聚焦在如何找出他理性客观精神的根源，而对“雅典瘟疫叙事”与同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最具“科学性”的医学著作进行类比最能够达到此一目的。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编辑翻译《希波克拉底全集》的埃米尔·利特雷(
mile Littré)就提出修昔底德的叙事风格与《希波克拉底全集》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13)之后，陆续有学者论证过修昔底德曾受到过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影响乃至医学方面的训练，所以他才能够如此确切地叙述疾病的症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科克伦(Charles Norris Cochrane)，他甚至设想出修昔底德或许由于其在色雷斯的社会关系而与希波克拉底本人会过面。(14)受科克伦的影响，佩奇(D.L.Page)将“雅典瘟疫叙事”中描述疾病症状的用词(主要集中在2.49)析出后与希波克拉底等人医学著作中的词汇相对照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以此来证明修昔底德深受当时希腊医学的影响。(15)郝勒德(A.J.Holladay)和普尔(J.C.F.Poole)在强调修昔底德对于医学的贡献时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修昔底德在疾病传染与免疫方面的见识水平不仅超过了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派，而且直到16世纪威尼斯的医生和学者法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的著作《论传染和传染疾病》(De Contagioneet Contagiosis Morbis，1546年)出版为止近两千年内无人可及。(16)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修昔底德的文本逐渐被解读为各种“最不客观”的“修辞术”，“雅典瘟疫叙事”中有关疾病症状的描述也被一些学者重新阐释为“半专业性的”或“伪专业性的”的写作(“half-technical” or“pseudo-technical”writing)，只是修昔底德用来表明自己叙事权威性的修辞手法。(17)帕里(Adam M.Parry)试图说明，修昔底德运用类似于医学著作风格的语言并非由于他具备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恰恰相反，他是在巧妙使用“一种诗人的精确性”(a poet’s precision)来表现战争苦难的剧烈性。(18)伍德曼更进一步认为，修昔底德不过是从同时代的医生们那里借用了许多词汇和方法来“修辞性地”描述瘟疫，正如卢克莱修和普罗科匹厄斯诉诸他来描述瘟疫一样，而非客观地进行报道。(19)
时至今日，“‘雅典瘟疫叙事’到底是客观科学的抑或修辞诗性的?”这一问题仍然是西方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两种对立的观点正在互相增进和融合，这使得我们现在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修昔底德当时的写作背景和真实意图。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雅典瘟疫叙事”的历史语境来理解修昔底德如何运用其高超的修辞技艺以警示读者人类在残酷状态下的处境，并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呈现瘟疫给人带来的痛苦，修昔底德在向医学和诗歌借鉴的同时又有何种自身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思考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和他的阅读对象问题。
一、医学与“雅典瘟疫叙事”
在《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流行病学》(一)和(三)(EpidemicsⅠandⅢ)通常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自己的著作，也最常被学者们用来与修昔底德的“雅典瘟疫叙事”相比较。可是无论出于编辑或手稿传抄的原因，希波克拉底名下的这两个文本都显得有些混杂无序：在《流行病学》(一)中，刚开始是两个关于塔索斯岛(Thasos)不同季节气候和疾病情况的介绍(第1—3章；第4—10章)，接着是一段著名的对医生职责的要求(第11章)，后面又是一小段对症状的描述(第12章)，之后是第三个关于塔索斯岛情况的介绍(第13—23章)，然后是对不同的发烧情况的讨论(第24—26章)，最后是14个病例。《流行病学》(三)通常被认为是《流行病学》(一)的补充，它的开篇又是12个病例(第1章)，之后是第四个情况介绍(第2—15章)，接着有一段显得突兀的文字，疑为后人补入(第16章)，最后又是16个病例(第17章)。这根本无法与修昔底德条理分明、布局巧妙的文体相提并论。而且，《流行病学》是医生记录气候环境和病理情况的文献，因此，语言简单明了，毫无修饰，例如：
普提奥恩，一个住在土地庙附近的男人，从手部开始发生颤抖。第一天，发高烧，神志不清。第二天，病情全面加重。第三天，同样症状。第四天，排泄出来的大便稀薄、不成形、呈粘汁状。第五天，病情全面加重，只能轻度睡眠，便秘。第六天，吐出不同颜色、略带淡红的痰。第七天，嘴巴变歪。第八天，病情全面加重，持续颤抖。尿液从病情开始直到第八天都很稀少，无色，有混浊物悬浮其中。第十天，出汗，痰有些消去，进入危险期。在危险期内，尿液颇为稀少。危险期过后四十天，肛门附近出脓，并转变为尿痛症状(
)。(20)
这是《流行病学》(三)中的第一个病例。《流行病学》(一)和(三)两篇中共有42个病例，其余病例的措辞与此基本一致，可以说完全缺乏文学性。(21)
虽然修昔底德在“雅典瘟疫叙事”中也叙述了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但他与希波克拉底在词句繁简上的差别一目了然：
公认地，那一年尤其没有其它的疾病出现；即使有人先前得了什么病，所有的症状最终也都变为了这一种。别的患者则当他们还健康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任何症状，就突然病倒了。首先，头部出现严重的高烧，眼睛发红、灼热；在体内，喉咙和舌头立即变得血红(
)，并且发出奇怪而难闻的气味。之后，患者打喷嚏(πταρμò
)，嗓子变得沙哑。没多久，疼痛转入胸部，同时出现剧烈的咳嗽。当它转入胃部时，会使人感到恶心，接着呕吐出全部的胆汁(医生们对其有着各种称呼)，这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大多数人到了吐不出东西后还会干呕，并出现强烈的抽搐(σπαμòν) ——有的不久后会减弱，有的则要持续很长时间。在身体表面，碰上去并非特别热，也不显得苍白，而是淡红或乌青色的，伴有小的脓疱和疮口在溃烂。但在体内，强烈的灼热感使患者对很薄的衣服和细布都难以忍受，不得不保持着裸体，而跳入冷水中能让他们感到最大的舒爽。许多人甚至在无人注意时跳入了井里；他们处于无休止的口渴状态，以致喝很多的水也和只喝了一点感觉一样。在整个过程中人都饱受难以休息和失眠之苦。当病情发展到剧烈的时候，患者的身体并未衰弱，而是出乎意料地承受着痛苦，以致大多数人会在第九或第七天时死于这种内热——他们这时仍还有一些体力。如果他们逃过这一劫，那么病情还会向下转移到腹部，出现严重的溃疡，伴随着水泻，之后许多人会死于由此而导致的虚弱。病痛就这样首先从头部开始，自上而下发展到全身。如果有谁经受了最严重的症状却幸存下来，那么他的四肢上也会留下疾病侵袭过的痕迹。疾病会侵袭到阴部、手指和脚趾，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失去了这些器官，有的还会失明。还有些人当他们一旦康复时会完全失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无法辨认亲友了。(22)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肯定的是，修昔底德对希腊当时的医学应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认知。佩奇分析了修昔底德这一章中他认为在希腊文中具有术语性质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他得出结论：这其中的大多数用词(94个中的77个)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医学著作中的术语含义一致。(23)不过佩奇或许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无论教学还是实践医术几乎都是私人性的，许多医生也是从一个城邦旅行到另一个城邦行医的，当时并不具有近代以来专门化的医学研究和医疗制度。(24)修昔底德为了准确描述瘟疫给人带来的病痛必须使用相关的词汇，而大多数这类词汇在当时并非像现代医学术语一样到了令外行人很难理解的程度，所以它们可能并非特别的“专业”。比如，帕里认为，像此处“血红的”(
)这样的单词确实在一些医学著作中出现，可能带有术语含义。修昔底德选择它或许是为了避免使用诗歌中常见的“流血的”(
)或“血腥的”(
)等词，并强调血的特征(“
”直译是“像血一样的”)。但这对当时任何一位希腊读者而言，无论他是否熟悉医学著作，都是能够理解的。帕里还以佩奇所举“喷嚏”(πταρμò)和“抽搐”σπασμò)为例，指出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使用过前者，而希罗多德和索福克勒斯使用过后者，它们并非“标准的医学术语”，并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少数在早期希腊医学文献中有严格术语含义的词汇，如第一段引文中的“
”(指病症的转变)，修昔底德在描述瘟疫症状时就未使用。(25)
而且，修昔底德与医生们在视角上的差异也从文本上反映了出来：《流行病学》(一)和(三)中每个情况介绍都详细描述了季节气候，修昔底德对此却只字未提。医学作家关心的是各种疾病的成因和症状，修昔底德却说“那一年尤其没有其它的疾病出现”。尽管修昔底德确实提到了瘟疫的传染性和已得过病者的免疫能力，(26)可我们不能忘记他是以患者和目睹其他人患病的见证者的身份来叙述这场瘟疫的，而非医疗人员或医学研究者。(27)另外，佩奇也承认，像修昔底德记载的“瘟疫不会致命地侵袭同一个人两次”的看法可能只是当时的流行观念，并非医学研究的结果；而早期希腊医生也极少关注人失去记忆的情况。(28)总之，从文本上可以看出，修昔底德虽然非常熟悉当时的医学情况，能够相当精准如实地描述疾病的症状，但他写作的用意与医生们存在着差异。
许多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详细记载雅典瘟疫是为了让未来的人们了解这种疾病后能够治疗它。但如果我们仔细从语境中理解修昔底德的“预知”，就会发现它的含义与医生们使用该词时是不尽相同的。很明显，希波克拉底在《预后学》(Prognostic)中所希望的是医生们能够预测病情，以便更好地对病人进行治疗，同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权威性：
我认为，医生最好能进行预测。他能够从病情来预晓和预言病人们的现在、过去和将来，补充病人们所遗漏的细节，更让人相信他是了解病情的。这使得人们更放心地让自己接受治疗。而且他如果能从现在的症状中预知将要发生的情况，他就可以最好地提供医疗服务了。(29)
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并没有提到治疗，而只是为了让未来的人们对这种致命的疾病不至于无知：
我，作为一名患者和亲眼目睹他人经受此病折磨的人，将在这里叙述这种疾病的发展过程并说明它的症状，如果它以后再次降临的话，这会使那些关注这些症状而对其有事先了解的人最可能认出它来。(30)
帕里认为，修昔底德写作瘟疫与其说是为了将来的人们能够治疗它，不如说是告诉读者有些完全无法医治的致命疾病总会一再出现——历史中总有不可掌控的、超出理性之外的因素，人应当预先知道在某些疾病或灾祸来临时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修昔底德尤其强调了医学、向神祈援、占卜和其他各种方法对瘟疫的无效性，以及疾病可以夺走各种体格的人的生命，可见他对治疗这类疾病并不抱乐观的态度。(31)这一点与希波克拉底语境中的“预知”大为不同，而非伍德曼所说的“相类似”。(32)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在借助医学语言客观叙述瘟疫症状时与医学家存在很大的区别。(33)
二、诗歌与“雅典瘟疫叙事”
除了对当时的医学知识有相当程度的把握外，修昔底德还深受希腊诗歌传统的影响。他在古代即被视为荷马的一位继承者和竞争者。(34)而在叙述雅典瘟疫时，他很可能早已熟记荷马的这几行诗句：
他(阿波罗)走下奥林波斯山巅，心中充满着怒火，
双肩上背着弓和盖紧的箭袋。
随即，当阿波罗行进之际，箭矢在这位愤怒神祇的肩上当啷作响。
他如同黑夜般降临。
之后，他在远离船只的地方蹲下，放出一支箭矢，
银弓发出可怕的弦声。
他先攻击骡子和健跑的狗，
然后他将锋利的箭矢对准达纳奥斯人，将他们击中，
焚化尸体的柴堆遍布各处，不停地燃烧着。
连续九日军营中遍遭神祇的箭矢……(35)
关于阿波罗所降下的瘟疫，荷马提到的是骡子和狗，且只用了一句诗来叙述焚烧尸体的情况；修昔底德则言及飞鸟走兽(走兽中也以狗为例证)，还具体描绘了雅典人当时使用火葬堆的混乱情形。(36)但“与人一起遭受瘟疫的动物”和“到处遍布的火葬堆”的意象无疑会让每个阅读修昔底德著作的希腊人回想到荷马的诗句。(37)同样，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所说的“饥荒伴随着瘟疫”的情况(1.23.3)在赫西俄德的诗歌中已经出现(“但对那些只想着邪恶的暴力和残忍之行的人，克洛诺斯之子、远视的宙斯会对其予以惩罚……克洛诺斯之子从天上对他们降下巨大的灾难，饥荒伴随着瘟疫，毁灭了众人”)，希罗多德也同样使用过。(38)修昔底德即便嘲讽了相关预言的流行(“瘟疫伴随着战争”抑或“饥荒伴随着战争”只是因时而易)，(39)但他也确认这诗句是“老人们所说从古代起就被传诵的”。(40)毋庸置疑，修昔底德对当时希腊诗歌(包括流行习语)的传统是熟知的，否则他无法如此娴熟地运用诗歌中的这些意象和习语。但他并未采用诗歌关于瘟疫起源的神话解释。
无论荷马还是赫西俄德都将瘟疫的产生归之于神祇对人间罪恶或过错的惩罚。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这种观念仍未在诗人中发生大的变化，这尤其反映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
最令人憎恨的带火的瘟神在我们的城邦中降临并肆虐，
他要使卡德姆斯的族裔荡然无存，
黑暗的冥界里充满了呻吟与哭泣。(41)
这是代表臣民们祈援的祭司向尚不知情的俄狄浦斯王所描绘的忒拜城的瘟疫。悲剧的故事现代读者们都已熟悉：正是由于俄狄浦斯自己在无意中犯下的弑父娶母的罪恶引起了神祇的愤怒，因而在忒拜降下了瘟疫。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描述不同，在此处我们尚不知这位带来瘟疫的神祇是谁(索福克勒斯在190—192行才暗示说是战神阿瑞斯)。但诗人无疑认为是神力造成了瘟疫这种灾难。(42)事实上，这一观念并非希腊诗人所独有。韦斯特(M.L.West)精研了希腊诗歌和近东文学的关系之后，在评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时说：“邪恶的人将得到报应，这种报应即使不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彰显于世，也会出现在他们家族逐渐衰落的过程之中；或者他们会将灾难带给整个城邦。赫西俄德在此类诗句中的语气使许多读者想到了希伯来的先知们。”(43)韦斯特认为，赫西俄德很可能是在已有的一种道德教诲诗(moral-didactic poetry)的传统上进行创作的，而这一传统来自东方，与他的诗歌最类似的内容可以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和埃及人的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中找到。(44)所以，关于瘟疫和其他人间灾难源于神力的观念绝非希腊人所独有。在古代民族的思维中，从善除恶以免天谴神罚的观念普遍流行，而且对瘟疫、流行性疾病乃至各种灾难的理解和信仰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是神因某些人(最可能的是君主)的过错而施予众人的痛苦。(45)
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中，瘟疫的产生与神力毫不相干，人们的痛楚凄怆似乎并非由于道德上的过错或内心的固执；他没有像诗人或先知们那样将瘟疫的产生归之于任何一位神祇，对此他拒绝了传奇的成分：
瘟疫第一次在雅典人中间流行，据说(λεγóμενον)它先前已侵袭过其他许多地方，诸如雷姆诺斯周边地区和其它的地区……(46)
据说(
)，这种瘟疫最初来自埃及以南的埃塞俄比亚，之后蔓延到了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大王治下的许多地区。它突然降临到了雅典，首先侵袭了庇雷埃夫斯的居民，以至于他们说(
)，这是伯罗奔尼撒人在他们的井里投了毒(那里尚未有泉水)。之后，它还传播到了上城，并使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47)
可以发现，修昔底德丝毫未提到神祇，而只选取了几种“据说”的情况来说明瘟疫的起源和蔓延。“λεγóμευου”、“
”和“等都是修昔底德叙事中常见的表达方式。霍恩伯劳尔(Simon Hornblower)认为，修昔底德以此来表示他仅在转述瘟疫发生时人们所说的话。(48)虽然修昔底德曾宣称，他要尽量审核清楚他自己在场或是从别人那里获知的战争中的每一件事情，(49)但此处关于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说法，韦斯特雷克(H.D.Westlake)怀疑修昔底德可能只是引用了某个医生或一般人的记述，甚至是依据雅典社会的传闻——瘟疫发生时他本人肯定在雅典，他又从未提及自己到过埃塞俄比亚或者掌握从那里来的可靠证据。(50)由于无从获知瘟疫的真正起源，所以他只能采用一种较可能的说法。希罗多德时常在叙事中用第一人称提及他的证据，有时还会提供几种信息来源并说明他自己更倾向于哪一种。托马斯(Rosalind Thomas)认为，这是希罗多德为公开展示其作品所使用的修辞技巧，目的是向公众进行朗诵和表演时表明可信度、增强说服力。(51)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往往采取直接表述事实的方式来记叙事件，并不提及他从哪里获知情况，他要避免希罗多德这种公开展示作品的方式。像此处涉及“投毒传闻”的信息来源(庇雷埃夫斯的居民)仅是极少数例外的情况，而且他的措辞很可能暗示他不倾向于接受这种说法，转述它多半只是为了要表现当瘟疫流行和敌人入侵同时发生后雅典人恐慌的精神状态。(52)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关注到瘟疫使得许多雅典人不再信奉原先的神祇：
在人们居住以求庇护的神殿内，到处都是尸体，他们就死在那里。由于厄运使人们残忍起来，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拥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对神圣和世俗的事物都变得同样轻视。(53)
对神祇的恐惧与人间的礼法都不能再阻止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无论虔敬与否结果都是一样，他们看到所有人都同样地死去。没有人预计他能活到审判来临并为他的过错付出代价，而大得多的判罚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在它降临之前他们觉得应当享受一下生活。(54)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修昔底德叙述的是瘟疫在雅典所引发的宗教与礼法的失效、及时行乐成为风尚的情况，尤其是人们轻视神祇惩罚这一心理所导致的社会行为。但他对神祇是否真的会因人的过错而施予惩罚却未做任何断言，这一点与诗人明显不同。(55)
三、言说苦难的真相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尤其是精英阶层)普遍崇尚竞技精神并追求卓越，包括话语方面的竞争。修昔底德深受荷马和希罗多德的影响，但他力求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们展开竞争。(56)为此他不仅强调自己所记述的战争是一场给希腊人带来空前苦难的“最伟大的战争”(超过了特洛伊远征和波斯战争)，而且他对雅典瘟疫乃至整个战争的叙说既不乞灵于缪斯，也很少像当时公开展示的作品那样提供信息来源，而是用精确细致的语言来直接叙述人的真实处境。鲁德(Tim Rood)认为，修昔底德主要的修辞技艺就是直接表述无从质疑的事实(direct expression of uncontested fact)。这种叙事方式容易给读者以客观真实的感受，从而使人们信服他的叙事权威，并有助于达到叙事所暗含的目的。(57)通过对“雅典瘟疫叙事”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修昔底德确实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尽量准确地记载历史事件，其中许多细节是他亲眼目睹的，而对一些听闻的情况他也保持了审慎的态度，而不会进行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虚构或夸张。同时，他极力展现疾病给人造成的折磨与恐惧，他所选取的几乎都是残酷与痛苦的情况。可以说，他极善于用一种冷峻写实的语言来记叙悲剧色彩的事件。
修昔底德为了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权威，对他的竞争对手进行了批评，以此来界定他的叙事方式和目的：
不要相信过去[主要指波斯战争以前的历史——笔者注]会多么像诗人们所吟唱出的那种夸张美化的样子；也不要相信像散文编年体作家们为了更悦耳而非更接近真相所编写的情况[主要指波斯战争——笔者注]，那些叙述无从考证，且许多事情由于年深月久而赢得了传奇故事(
)的地位，让人难以确信。但我从最明显的证据中所发现的古代历史却足以让人了解那时的情况……或许没有传奇故事的成分(
会使我这部著作听起来显得较为缺少趣味。但如果有谁想要清楚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基于人类的处境将来还会以类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发生的事情，而判定这部书有用，那对我就足够了。这部著作不是为了博取一时听闻的竞赛作品，而是垂诸永久的财富。(58)
在这段批评中，修昔底德显然将自己与诗人和散文编年体作家(59)对立起来，将他们的创作或归为夸大其辞，或归为远离真相以取悦听众，而将自己的著作视为相反——虽缺乏有趣的传奇故事()，(60)却是从最明显的证据中所发现的充分而可靠的情况。事实上，修昔底德并没有完全拒绝传奇故事，比如，他在强调开战前许多雅典人从阿提卡乡间搬入城中的困苦时，就引用了雅典先王们和忒休斯改革的传说来证明雅典人自古就具有比其他人都强烈的“乡土性”。(61)而在“古史叙事”(the“Archaeology”，1.2-19)等处他也批判性地引用了不少传说。这表明当神话传说对修昔底德的叙事有利的时候，他也会使用；他批评的应是诗人和散文编年体作家的叙事目的。弗劳瑞(Stewart Flory)提出，修昔底德在这里使用“传奇故事”()(62)意在表示“与夸大战争荣耀有关的故事”，并非泛指一般的幻想。这类由散文编年体作家编写的故事会给当时的听众以愉悦，因为它们旨在夸耀他们的城邦，是“爱国主义的传奇”，而且在希腊城邦中它们是通过朗诵表演的方式来公开传播的。它们与当时的诗歌一样，具有口头文学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他为了激发希腊人的优越感并取悦于他们，想方设法在叙事中夸大希腊人对波斯人的胜利。(63)所以修昔底德认为，这类散文编年体作家的创作与荷马的诗歌相似，虽然言辞动听，使听众在情绪上易受感染，但在理解人类处境的真相上是不够的。相反，他叙事的目的正是要去除这类传奇成分，舍弃那些口头表演中常见的对英雄主义和超人行为的美化，同时也不把人的苦难归之于道德堕落所引发的天降其灾的后果，而是直接叙述战争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哪怕它们是十分悲惨的)，因为这或许对思考人类的处境更为有用。(64)
不过，修昔底德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大多数人对于真相的态度：“对大多数人而言，追求真相的艰辛是他们不愿意承受的，他们宁肯转向接受眼前易得的情况”。(65)在修昔底德看来，清楚地审视事件会给一般人带来他们所不愿承受的艰辛，这也是不真实的东西容易流传于世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当灾难即将来临或已经发生时，许多人由于无法面对而宁愿选择不相信真相。(66)这也与修昔底德在雅典瘟疫中观察到的情况相符。他说，感染过瘟疫但幸存下来的人们常会有一阵狂喜，幻想将来不会死于任何别的疾病；而另一些人则只能陷入到感官快乐之中来忘却眼前的痛苦。(67)面对现实中的苦难，可以带来慰藉的很可能就是对美好和高贵事物的希望。所以，诗人们在面向城邦公众进行劝谕时一般总会让听众在知晓人的必然命运后保有希望：
诚愿再也没有瘟疫
来灭绝这个城邦里的人民；
诚愿再也没有争斗
使这里的土地沾染自己公民们身上的鲜血。(68)
修昔底德深知希望对人的重要性，但他更多揭示的是那些不切实际的希望的无用性和有害性。(69)“战争是一位严酷的教师”，它反复教授的只能是对痛苦的重新体验，不带有任何慰藉：
在内战期间，许多痛苦都降临到城邦之中；只要人的本性不变，这些苦难就会发生并且将来还是如此，虽然程度上或深或浅，形式上也会有差异——正如每一个机缘变化所显示的那样。(70)
理解了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我们就能够更明白他所选择的叙事方式。修昔底德认为苦难对于每一代人都是不可避免的，变化的只是它们的程度和形式，因此他所关注的历史真相尤其与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种苦难有关。他一开始就判定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伟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从中发现关于最真实的苦难的证据，而未曾亲身经历的以往战争对他不可能如此，更何况它们被各种悦耳的传奇故事遮蔽而难以接近于真实的情况。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本质上是带有悲剧性的，他力图通过一种精细而写实的手法来写作“雅典瘟疫叙事”这样的文本，目的是使他的读者更清楚地审视人类真实的苦难状态。
四、结论
如果修昔底德使用修辞技艺是为了清楚地叙述事情本身，特别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巨大苦难时，那么谁是他的写作对象呢?若修昔底德像通常所认为的是在公元前424年流亡之后从事大部分的写作，他能否按当时流行的做法去奥林匹亚或其他城邦向希腊人公开朗诵一些他业已完成的片段呢?(71)在古代，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引起许多争议。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在《论修昔底德》中就对他的文风多有批评，称其为“费解的”和“奇怪的”，甚至认为修昔底德在一些篇章中的遣词造句令读者有“遭受折磨感”和“难以领会之苦”。而且，狄奥尼修斯认为这种古怪的风格是修昔底德所独有的，在当时的雅典没有别的人(包括演说家、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使用。托马斯在研究古典时期希腊人的口语和写作的发展时指出，修昔底德的散文风格是不适合公开朗诵和表演的，即使在古代他的许多句子诵读几遍后都无法让人理解。(72)
尽管我们对修昔底德著作在他生前的流传情况一无所知，但霍恩伯劳尔根据文本的情况推测，修昔底德可能只在朋友圈内(比如当时贵族们会饮的私人场合)展示过他精心写作的一些片段。(73)有理由相信，修昔底德写作的内容，尤其是像雅典瘟疫那样在当时真实发生的苦难，不会采用像诗歌和散文作品一样的方式来面向公众进行传播。修昔底德自称他写作的并非是“图一时之耳悦的竞赛作品”，他要尽量避免自己所批评的那种诗人和散文编年体作家在城邦公共空间中进行表演和劝谕的风格。(74)与希腊人当时流行的口头文学传统不同，修昔底德写作的文本是为了私人阅读，而非公开地展示出来。他是出于与诗人们不同的原因在叙述苦难；他使用的修辞技艺，非但不是为了像诗人们那样吸引和取悦听众，而且还尽量回避许多听众，因此他才得以不时透露出对当时流行意见的怀疑和对民众态度的反感。(75)康纳(W.R.Connor)认为，受智术师运动的影响，修昔底德文本的“精英性”要超过荷马史诗、悲剧和几乎所有古风及古典时代的诗歌。托马斯也暗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叙事方式存在诸多不同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受众不同。(76)修昔底德很可能想要将自己尽力考察出的“真相”传递给精英阶层中那些掌握或渴望掌握军事与政治权力的少数人。(77)针对这类特殊的受众，修昔底德有意使用起一种不属于当时城邦公共生活的修辞技艺。所以，他无需像面向公众的劝谕者们那样乞灵于神祇或时常展示证据，而是将自己的叙事权威建立在对苦难的直接呈现之上，并且有时会尽量使措辞精确而繁复。在修昔底德的整个文本里，“雅典瘟疫叙事”因其前所未有地细致描绘随战争而起的疾病和死亡而对其所设定的受众具有最直观的冲击力和教育意义，它透露出修昔底德叙述苦难以传递真相的写作意图，并且典型地表现了他如何采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与荷马和希罗多德等人展开竞争。
注释：
①修昔底德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人类行为(战争、内战、流亡、屠杀等)，而且自然现象(地震、日食、干旱、饥馑、瘟疫等)都表现出了极端的情况，而瘟疫是其中造成最大损失的一种。详见修昔底德，1.23.1-3.参见 Adam M.Parry,“Thucydid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Language of Achilles and Other Pap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86-300,尤见 pp.289-290.本文所使用的修昔底德著作希腊原文依据的是“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 ),参见Henry Stuart Jones,ed.,Thucydidis Historiae,revised by John Enoch Powell,2 v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文中所引用希腊原文除注明外均为笔者自译。
②修昔底德尚无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概念，他根据古希腊人所固有的观念将所记述的内容分为λσγο(言语，主要指演说、辩论、对话的内容)和εργον(行动，主要是对城邦政治与战争有影响的事件)，见修昔底德，1.22.1-2.他对所述内容既追求精确，又有明确的选择性，而且在文本的编写上往往暗含着某些叙事目的。比如，他只在2.47-54这一片段中详细地描述瘟疫的产生、症状，以及对雅典人政治、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此之后就很少叙述瘟疫了(仅在3.87中较简略地提及再次发生在雅典的瘟疫)。而且，他将战争第二年雅典爆发的瘟疫直接编排在“伯里克利国葬演说”之后，显然是有意识地令读者感受到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所赞颂的秩序与信心同瘟疫之后雅典人所面临的混乱与沮丧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笔者认为，修昔底德的写作具有多种叙事方法和修辞技巧，而他对雅典瘟疫的记述是其历史叙事(尤其在εργοα方面)的经典文本片段之一，所以用“雅典瘟疫叙事”来指称这一文本片段。关于对修昔底德文本的叙事学研究，参见Tim Rood,Thucydides:Narratzve and Expla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23.
③修昔底德，2.14.1-2，16.1-2，17.1-3.
④修昔底德，2.48.2，2.52.1-2，3.87.1-2.
⑤修昔底德，3.87.2-3.参见A.W.Gomme,A.Andrewes and K.J.Dover,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以下简称HCT),5 v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1981,vol.2,p.388; Simon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以下简称CT),3 v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008， vol.1,pp.494-495.雅典在战争爆发时大约有13000名重装步兵，16000名守护境内要塞与城墙的士兵，1200名骑兵，1600名弓箭手和300艘海上三列桨战船。当时的雅典总计大约有40000名男性公民。见修昔底德，2.13.6-8.另参见CT，vol.1，pp.255-258，尤见p.256.此外，由哈格浓和克利奥彭帕斯率领、用以增援围攻波帖代亚的雅典军队，由于军中也盛行瘟疫，非但未能按计划占领波帖代亚，以致无功而返，还造成逾四分之一的士兵死亡；他们甚至将疾病传染给了当地的雅典驻军。见修昔底德，2.58.1-3；A.J.Holladay and J.C.F.Poole，“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29,no.2,1979,p.287.
⑥修昔底德，2.50.1，57.1.
⑦修昔底德，2.47.3.
⑧A.J.Holladay and J.C.F.Poole,“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p.295.关于雅典瘟疫究竟是哪种疾病的讨论，详见HCT,vol.2,pp.150-153; A.J.Holladay and J.C.F.Poole,“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pp.286-295.
⑨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Portland:Areopagitica Press,1988,pp.32-33.
⑩虽然许多学者认为索福克勒斯创作《俄狄浦斯王》的背景与雅典瘟疫有关，但现在大致只能断定这一悲剧是在公元前420年代上演的，而无法确知诗人是在瘟疫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进行构思的，以及悲剧的寓意是否真的受到这场瘟疫的影响。参见Bernard M.W.Knox，“The Date of the Oedipus Tyrannus of Sophocl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7,no.2,1956,pp.133-147,尤见 pp.137-138,147; Charles Segal,Oedipus Tyrannus:Tragic Heroism and the Limits of Knowled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14.
(11)伍德曼也承认荷马并没有充分描述瘟疫，见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p.32.
(12)卢克莱修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6.1138-1286)、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7.523-81)、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3.478-566)以及普罗科匹厄斯的《查士丁尼战记》(De Bellis，2.22-23)中对瘟疫的描写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影响。参见HCT， vol.2,p.146; J.S.Rusten,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Book 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79-180; Diether Roderich Reinsch,.“Byzantine Adaptations of Thucydides,”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Leiden:Brill,2006,pp.769-771.
(13)mile Littré,ed.and trans.,Oeuvres compètes d'Hippocrate,Amsterdam:Adolf M.Hakkert,1973 vol.1,pp.474-475.参见Charles Norris Cochrane,Thucydid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9,p.16.
(14)Charles Norris Cochrane, Thucydid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p. 15.参见 H.-P. Stahl,Thucydides:Man's Place in History,Swansea: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3,p.14.
(15)D.L.Page,“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Plague at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3,1953,pp.98-110.
(16)A.J.Holladay and J.C.F.Poole,“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pp.295-300,尤见 pp.296,300.
(17)CT,vol.1,pp.317-318; 参见 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London:Duckworth,1987,p.97;“Intellectual Affinities,” in Jeffrey S.Rusten,ed.,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Thucydid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85-86.
(18)Adam M.Parry,“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The Language of Achilles and Other Papers,pp.156-176,尤见p.171.另参见H.T.Wade-Gery为《牛津古典词典》撰写的“Thucydides”词条，见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eds.,The Oxr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519.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 Thomas E.Morgan,“Plague or Poetry? Thucydides on the Epidemic at Athen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124,1994,pp.197-209.
(19)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pp.38-39.
(20)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三)，1.a.见W.H.S.Jones，ed.and trans.，Hippocrates，vo1.1，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p.218-219.
(21)《剑桥古典文学史》也指出“《希波克拉底全集》的文学地位是有限的”。见P.E.Easterling and B.M.W.Knox,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以下简称CHCL),vol. 1,Greek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477.
(22)修昔底德2.49.1-8.
(23)D.L.Page,“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Plague at Athens,” pp.98,109.参见 CHCL,vol.1,p.477.
(24)关于希波克拉底时期希腊医学尚未完全专业化的情况，参见G.E.R.Lloyd，ed.，Hippocratic Writing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3，pp.13-16.
(25)详见Adam M.Parry，“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pp.165-170.
(26)修昔底德，2.47.4，51.4，51.6，58.2.
(27)修昔底德，2.48.3.
(28)修昔底德，2.49.8，51.6；D.L.Page，“Thucydides’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Plague at Athens，”pp.118-119.
(29)希波克拉底：《预后学》，1.，参见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一)，11，G.E R.Lloyd，ed.，Hippocratic Writings，p.16.
(30)修昔底德，2.48.3.
(31)修昔底德，2.47.4，51.3.
(32)Adam M.Parry,“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pp.162-164,175-176 ; 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pp.38-39.
(33)关于修昔底德与希腊医学之间的关联与区别，还可参见E.M.Craik,“Thucydides on the Plague:Physiology of Flux and Fixation,” 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1,no.1,2001,pp.102-108; Rosalind Thomas,“Thucydides' Intellectual Milieu and the Plague,”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pp.92-108.
(34)Marcellinus,The Life of Thucydides, chapter 35, 37,参见Henry Stuart Jones, ed., Thucydidis Historiae.
(35)《伊利亚特》，1.44-53.
(36)修昔底德，2.50.1-2，52.4.
(37)参见G.S.Kirk，The Iliad：A Commentary，vol.1：books 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58；A.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p.38.
(38)“
”(饥荒和瘟疫)是希腊文里押头韵的习语。见赫两俄德：《工作与时日》，第238-243行；希罗多德，7.171.2.参见W.W.How and J.Wells，A Cmmentary on Herodotus，2 vol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v01.2，p.205；M.L.West，ed.，Hesiod：Works and Day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18.
(39)修昔底德认为，“人们根据他们的遭遇来制造记忆”，即使先前的预言提及的是饥荒，但由于那时发生的是瘟疫，预言也会相应地改变。见修昔底德，2.54.3.
(40)修昔底德，2.54.2.修昔底德在此处或许义是在暗讽荷马，因为“战争伴随着瘟疫”最初可能就出现在《伊利亚特》中，见《伊利亚特》，1.61.参见Edgar c.Marchant，Thucydides：BookⅡ，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78，p.196.
(41)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27—30行。
(42)参见R.D.Dawe，ed.，Sophocles：Oedipus Re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73—74.
(43)M.L.West，trans.，Hesiod：Theogony and Works and Day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xix.关于“整个城邦因一个人的罪恶而遭受灾难”和“罪恶会延祸子孙”的观念，韦斯特说，早在公元前14世纪，当赫梯王穆尔西里(Mursili)发现他的王国遭受瘟疫时，他无法想到自己有过任何罪恶，便把原因归于他父亲的失德。见M.L.West，ed.，Hesiod：Works and Days，pp.216-217.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赫西俄德和索福克勒斯诗中都提到瘟疫使妇女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危及家族后代的延续。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第244行；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26—27行。
(44)M.L.West，trans.，Hesiod：Theogony and Works and Days，p.xvi；参见M.L.West，ed.，Hesiod： Works and Days，pp.3-25.
(45)例如，在著名的《出埃及记》中，摩西为使受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求助于神，耶和华为此先后降下了十种灾祸到埃及人身上，其中第五种和第六种灾祸就是牲畜遭瘟和人畜生疮。见《出埃及记》，9.1—12.从中可以看到，韦斯特所说极有可能是准确的。法老的心“固执”和“刚硬”导致了耶和华不断在全体埃及人身上降下灾祸——不仅“邪恶的人得到了报应”，而且他还将灾难带给了他的臣民。尽管一神教的希伯来人将瘟疫归源于“耶和华的手”，而多神崇拜的希腊人认为许多神祇都能产生瘟疫，法老和阿伽门农与俄狄浦斯所犯的过错又是如此不同，但结果却都导致了瘟疫在他们治下的全体臣民中流行。
(46)修昔底德，2.47.3.
(47)修昔底德，2 48.1-2.
(48)CT，vol.1，p.318.
(49)修昔底德，1.22.2.
(50)H.D.Westlake，“ in Thucydides，”Mnemosyne，Series 4，vol.30，1977，p.350.
(51)在某些晚期的自然哲学家和早期的医学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技巧，这与当时正兴起的面向公众的修辞术有关。见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5-248,尤见 pp.235,247.
(52)H.D.Westlake，“ in Thucydides，”p.347.修昔底德似乎是为了强调他在一开始时所宣称的“瘟疫随着这场战争而来”的观点，所以在“雅典瘟疫叙事”开始和结束时(2.47.3，54.5)都提到了瘟疫和战争的同时性。他说，当伯罗奔尼撒人侵入阿提卡乡间之后不久，瘟疫就发生了。关于雅典民众的恐慌情绪，霍恩伯劳尔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当欧洲“黑死病”爆发时，犹太人、阿拉伯人、朝圣者和麻风病患者也都被怀疑过在井里投了毒。见CT，vol.1，p.319.
(53)修昔底德，2.52.3.
(54)修昔底德，2.53.4.
(55)参见Borimir Jordan,“Religion in Thucydid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116,1986,pp.131-133.
(56)参见Antonios Rengakos,"Thucydides' Narrative:The Epic and Herodotean Heritage,"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 eds.,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pp. 279-300; A. J.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t'iography:Four Studies,pp.6-7,29.
(57)Tim Rood,“Objectivity and Authority:Thucydides' Historical Method,”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pp.225-227.
(58)修昔底德，1.21.1，22.4.
(59)此处修昔底德主要暗指赫卡泰乌斯(Hecataeus)和希罗多德，参见HCT，vol.1，pp.138-139；CT， vol.1，pp.58-59.
(60)据现存的希腊文献，“”这个词在修昔底德使用之前没有出现过，修昔底德也就在这两处使用过该词，之后的古代作家使用它时也大都依据修昔底德的用法。因此有理由相信，修昔底德创造了这个词，以与常见的“
”相区别。参见Stewart Flory，“The Meaning of (1.22.4)and the Usefulness of Thucydides’History，”The Classical Journal，vol.85，no.3，1990，pp.193-194.
(61)修昔底德，2.15.1-2.
(62)拉铁摩尔(Steven Lattimore)译为“patrlotic fiction”和“patriotic storytelling”.见Steven Lattimore， trans.,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Indianapolis：Hackett，1998，pp.12，14.
(63)据说，修昔底德早年也曾被希罗多德的公开朗诵所深深感动，以致听得落泪。见Marcellinus,The Life of Thucydides，chapter 54.而修昔底德自己也撰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演说辞，在他笔下，雅典人非常喜爱听悦耳的话语(尤其当这些话语是关于他们自己时)。但他撰写它们的目的不是用来取悦当时一般的听众，而是试图揭示它们对雅典不同决策和最终战败所产生的影响。见克里昂对雅典人的批评(3.38.7，40.3)和尼西阿斯给雅典人的信(7.14.4)，参见Stewart Flory，“The Meaning of (1.22.4)and the Usefulness of Thucydides' History,”pp.199-200.
(64)详见Stewart Flory,“The Meaning of (1.22.4) and the Usefulness of Thucydides ' History,” pp.193-202.
(65)修昔底德，1.20.3.
(66)修昔底德说，当密提林人反叛和西西里远征惨败的消息刚传到雅典时，许多人都不愿意相信。同样，叙拉古人起初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愿相信雅典人要进攻他们的消息是真的。详见修昔底德，3.3.1，6.32.3.8.1.1.
(67)修昔底德，2.51.6，53.1-3.修昔底德描绘了幸免于难的人在瘟疫的极度折磨和恐惧之后心理上的强烈变化。高默(A.W.Gomme)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修昔底德自己也是这样一名幸存者。见HCT，vol.2，p.158.
(68)埃斯库洛斯：《祈援女》，第659—662行。
(69)见修昔底德，5.102，103.1-2，111.2.
(70)修昔底德，3.82.2.
(71)公元前5世纪后期，诗人、吟诵者、修辞学家、智术师，还有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散文作家等，都常在希腊各城邦间旅行并向公众进行他们的表演，形成了当时的“表演文化”。参见Rosalind Thomas， Herodotus in Context :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chapter 8.
(72)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尤见 chapter 24,29,33,35,46,48,49,51; Rosalind Thomas,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3-104.
(73)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p.29.
(74)参见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p.267.
(75)修昔底德称，西西里远征前大多数雅典人对当地情况是无知的，而远征失败后民众又迁怒于鼓动战争的演说家，仿佛他们自己没投过票一样。对斯巴达国王投票权和雅典僭主被推翻情况的重新审视都反映出他对流行意见的态度。见修昔底德，6.1.1，8.1.1，1.20.2 3，6.54-59.
(76)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3; Rosalind Thomas 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pp.226-227,238,283.
(77)参见Peter Hunt，“Warfare,”in Antora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pp.41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