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和他的“新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现论文,主义哲学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亨利·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并与资产阶级哲学实行联姻，德曼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新发现”表明的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曲解，这一哲学不仅在理论上没有给社会主义运动贡献新东西，而且在实践上蜕变成了与法西斯合流的反动力量。
关键词 亨利·德曼，“新社会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亨利·德曼(1885-1953)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比利时工党理论家和领导人之一。他在国际社会党人中带头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起了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在他之前，第二国际解体后所留下的理论遗产是使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三，即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主义。后两者同气相求，不久便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执行社会改良主义路线。德曼的政治立场经历了从左到右的转变，在思想上他由早年曾持的左派激进观点转向社会改良主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起先以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著称，后来却援引马克思主义来宣扬所谓“新社会主义哲学”。这一右翼思潮不仅当时在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德曼的思想和作用不甚了解，忽略了民主主义哲学思想演变的这一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回顾并剖析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搞清其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系。
一、“新社会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
德曼于1926年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心理学》一书拉开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序幕。他宣称，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理论指导的激进运动已经被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官僚主义化所替代，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运动。选择更合适的理论装备也不能使运动逃避资本主义环境的污秽物，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德曼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过时的哲学唯物主义假设，是同19世纪中叶的决定论、因果机械论、唯理论以及历史主义、经济享乐主义相关联的，其图景被他描绘如下：
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它把物理学方法移植到历史领域，从社会的进化规律中指导出来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忽视了人的各种主观因素；
马克思主义是机械论，它把人的存在降低到客体的水平，以机械唯物主义的作用与反作用来解释因果规律的作用，而实际上辩证的发展过程要复杂得多；
马克思主义是唯理论，它给工人运动的日常改良活动套上枷锁，使其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为了冷酷的理智，它可以抛弃伦理、道德和情感；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它认为历史决定了人的一切活动，人的活动是外部历史联系和客观环境的产物，而人的活动本身又构成了历史；
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享乐主义，它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忽视人的精神动力，因为它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有赖于经济技术。
总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出版之前，德曼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堆陈旧的教条。他断言：“社会主义在经受着精神批判的分娩阵痛，这并不令人惊奇。”“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其新近的历史显示出一种危机的征兆，它不能解释任何事物，而不是它为适应新条件的过程中出现的外在困难。”①于是放弃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其顺理成章的结论。
德曼认为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是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它垄断了马克思主义正统，与后者“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真正占有者。通过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声音而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沉溺于以往的理想，保持着“纯粹性”，但却越来越脱离政治实践和伟大的潮流，结果成为一种教科书式的评论和抽象原理的解释和讲座。作为一个右翼社会党人，德曼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说：“伯恩施坦要‘修正’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那些与当时的经济和发展相矛盾的部分；他要修正日益贫困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强化阶级斗争理论，等等。但是，伯恩斯坦对这些理论的批判基本上与他所攻击的那些理论受到相同的思想模式的启示。他并不想触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而只是想通过将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现象去‘发展’其原理。”②他的主张是：既然社会党人摒弃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就应该同时摒弃马克思主义，而不必羞羞答答地修正它。这就是德曼提出“新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二、“新社会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的联姻
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或者说，它以什么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呢？从1927年出版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开始，德曼陆续给出了答案。
首先，他主张用社会心理分析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他论证道：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起源于个人的意志和观念这两者的复合。工人运动的根本动力在于对自己的尊严和利益的自我估价的本能。由于产业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使之自我估价的本能的化学反应萎缩，因而需要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德曼认为，无论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都不是终极的原因。一切因果性的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心理动机的情感价值的科学伪装而已，每一种社会学理论体系都是从当时的动机去确立其终极的原因。德曼试图用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但又掩饰这一点，说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因果性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因果性方法及其关于统治性的经济因素的假设依然有用，但为了理解人对环境的反应，这种因果方法就不够了，因而需要援引涉及有意识的目的倾向进入心理现象的精神分析学说。我们看到，在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德曼采纳的是唯心史观。
其次，德曼主张社会主义要与各种“现代哲学”结合，以替代马克思主义。他建议社会民主党人信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多元主义哲学。这实际上是让社会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向任何哲学都敞开大门，其中已潜在包含着他后来与法西斯合作的思想根源。这一点从他在1932年写的《新德意志民族主义》一书中可以得到映证。在那里，德曼含糊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反资本主义”。他认为当时德国存在3种反资本主义形式：走下坡路的那部分无产阶级信奉的革命共产主义，走上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信奉的改良社会民主主义，白领无产阶级和正在无产阶级化的中间阶层信奉的希特勒运动的国家反资本主义。德曼不是把法西斯主义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而是看作中间阶层反资本主义运动。既然三者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当然存在着合作的可能。1933年，德曼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纳粹具有可怕的革命力量，是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害怕的无产阶级化的绝望挣扎。因此，面对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和意识的新变化，不仅应该注意体力劳动者，而且要关心中产阶级。基于这一点，他起草了题为《工人计划》的比利时工党行动纲领，主张通过制定劳动计划，实现国有化部门和自由经济部门的混合，建立新政治联盟，取得国家政权。我们看到，德曼正是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入手，一步步将工党引向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道路，从而表明，所谓“新社会主义哲学”的基础与资产阶级学说包括最反动的纳粹主义是相容的。
最后，德曼为了超越马克思主义还求助于人道主义传统。他把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扩大，一直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明的现代形式，它来源于一个延续的思想运动——古代哲学、基督精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既是资产阶级所抛弃的民主的实施者，又是教会所背弃的思想的实践者。简言之，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就是他的“新社会主义哲学”的核心。在《社会主义观念》一书中，他称社会主义是“文明的整个人道主义历史观的遗嘱的实践者”。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德曼说：“我越来越抛弃肤浅的罗曼蒂克的革命观念，这种观念企图用突然的暴力行动来强制实现某种发展，而一切发展都是需要时间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项比革命更为深刻更加根本的使命”，而“暴力对新的生活方式所必须的心理变化不会起推动作用。暴力不仅在遭到暴行的人那里引起反应，还会使实行暴力的人道德败坏”，因此，社会主义“无需诉诸暴力”。③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德曼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又取决于劳动者道德观和美学观的提高。社会主义就是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最高质量而不是最大范围的幸福，因此应当把重点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宗教、道德、文明等内容上，而不是搞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实际阶级斗争，而取决于其伦理道德的完善化。这就使我们在德曼的“新社会主义”中看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翻版。
三、《手稿》与德曼的“新发现”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已被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排斥在理论体系之外，但是这一最初立场由于马克思早期的一部手稿出版而发生了变化，此后德曼似乎提倡起马克思主义来了。
1932年初，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而一直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手稿》同时有两个德文原文版本问世，一个是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一个是在莱比锡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后一版本的两个编者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编者前言中竭力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他们认为，“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到了完善的高度。”“马克思借以理解现实的矛盾的总标题就是‘自我异化’。”“《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稍加改动可以这样表达：“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如果人对人的关系只是人的个人存在的直接表现，如果人从物质生活需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地提高而成其为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物，那么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伦理观念的现实’。而人的这种——就目前所阐释的意义而言——真正使命的实现就是贯穿整部著作的思想。只有从这种思想内容出发才可以理解和确定其他一切的意义。”④这种以异化史观和人本主义对《手稿》的阐释无疑启发了德曼。他立即撰文在1932年第5期和第6期《斗争》杂志上连载了题为《新发现的马克思》的评论。通观全文，与其说是新发现的马克思，不如说是德曼的“新发现”更为确切。
他的第一个“新发现”是从中找到了所谓存在两个马克思的论据。一个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另一个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二者恰好正相反对。《手稿》揭示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人道主义阶段，从而产生出马克思的形象自身中的矛盾。“应当把这个‘人道主义的’阶段看作马克思学说的后来被克服了的预备阶段，还是看作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德曼开门见山地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他把马克思割裂为二，要人们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现在必须做出判断：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彻底修正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曼自称他属于“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的异教徒”。⑤他选择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他拥护的是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作为科学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德曼的这种“两个马克思论”实际上是以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曲解马克思主义。
德曼的第二个“新发现”是，所谓早期马克思的哲学图景主要特征明显有别于现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一，“这个马克思是实在论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把物质作为最高的实在，而早期马克思则使物质实在与思想实在都从属于整体的生活现实，作为一个唯一的、完整的、有生命力的过程的一些局部的现象的对象化和独立化。其二，这个马克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因果论者，而是一个宗教目的论者，因为他所谈的过程包含着“最终的因果关系”，它趋向一个完善的目标，符合一种“命运”，并实现一个“目的”。德曼和朗兹胡特一样认为，这个观点是基督教的遗产。宗教关于和谐的终极状态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自然的欲望和真正的伦理的重新和解。他解释道，异化以及先是“痛苦”和“惩罚”最后才能变成解放手段的劳动，“无非意味着基督教用始祖堕落、诱惑、炼狱等信条所表达的东西。”其三，这个马克思的“动机论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经济学的。马克思以激情和需要所产生的欲望自然而然地追求目的这一点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动机论。”人的基本动力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生活需要，是人对人的爱。具有爱憎和愿望的人是第一性的东西，这种动机论“完全不同于唯物主义原因观”，即从物质关系出发来解释一切。其四，这个马克思决不是非伦理的，他并不否认道德观念及其价值，而只是确认它们的历史的形式变化。他明确承认黑格尔关于历史是最高道德的实现的观点具有伦理的目标，但认为这种实现不仅需要在意识中完成，而且需要在社会存在中完成。因此，马克思只是把道德实现的场所由意识转移到存在。⑥我们看到，德曼勾画的早期马克思的哲学图景是实在论、宗教终极目的论、人道主义动机论、历史伦理本体论，其中没有任何历史唯物论的萌芽。这种哲学图景与《手稿》的实际思想显然不尽符合。尽管马克思当时仍然试图用异化史观和人本主义来论证共产主义，但他在自然观上明确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在历史观上也处处显露出向唯物史观转变的痕迹。例如，强调自己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他重视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主张经济异化决定政治异化、宗教和意识的异化等等。德曼把这部手稿的二重性变成单面性，他制造的两种哲学图景对立蕴涵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的开端。
德曼的第三个“新发现”是所谓《手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他说：“这部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意义在于，“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德曼认为，《手稿》所记述的思想是理解马克思后期著作的钥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默默无闻的前提。”“只有理解了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社会哲学的实证内容之后，才能理解这一环节的全部意义。”⑦在德曼看来，这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意味着一个应该永远作为马克思一生创作的合适前提的观点，而不是后来被克服了的不成熟的观点。“在马克思的发展中，‘人道主义’阶段和‘唯物主义’阶段之间的重大区别只是在于，马克思后来只是不提他的伦理信仰了。”他后来“不再对他的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信条进行哲学讨论，而只是要采取政治行动实现这种信条。”《手稿》把“原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转变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后者仅仅在于把人道主义的思维方式彻底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德曼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优于晚期著作，“马克思的成熟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共产党宣言》证明，他当时作为思想家和作家却站在他后来再也没有超过的顶峰上。”“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总之，只有以《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才能说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意义。”⑧德曼对《手稿》意义的揭示和所谓的新发现的真谛是企图从源头上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多元论的轨道。
德曼的第四个“新发现”是所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实行了从抽象的哲学提问到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回答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手稿》把社会主义的任务规定为“扬弃异化”，“在这里不是使用对存在的东西进行纯科学的，似乎客观的分析的语言，而是通过把剥夺的思想同异化和非人化的信念明显联系起来的办法，公开表露了这种分析的基础的道义上的愤慨。”在这里不是以阶级斗争观点为纲，而是以“关于社会发展的目的的全人类观点论证了‘工人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的一致性。”在这里，所谓的经济规律不过是暂时的现实性的某个方面表现，即“人的贬值”的表现，它不能把握整个人类的现实性，由此产生了今天的经济规律和道德之间的矛盾，而关于社会事件的经济原因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过“是关于从这种经济规律性中解放出来的前提的理论”。在这里，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制进而达到“积极的人道主义”的中介和前提，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必然环节，而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证的最终目的和人类社会的形式。德曼解释道：“不仅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而且工人运动，在这里都采取了人道主义的形式，并成了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斗争的人的东西的实现。”马克思后来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来研究和从科学上论证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德曼宣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这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不把它归入马克思自己的世界观”，那么他“宁愿要改革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不要修正它的公式”，并且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⑨
四、“新社会主义哲学”的悲哀
从德曼对《手稿》的“新发现”中，我们除了看到他借助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带有的二重性特点来进行自我解释之外，并没有看到什么新东西。对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德曼说：“我在批判马克思主义时所持的立场，在基本点上是同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的。”“我同1844年的马克思所以一致，不是我要放弃我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态度，而是因为这一态度得到了证实。”这就是说，他万变不离其宗，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
在许多地方，德曼都是把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的。例如，为了佐证其新哲学的社会心理分析基础，他认为马克思把激情、热情视为人的全部活动的动力这一观点，与其说是接近黑格尔的意识哲学，不如说是一方面接近托马斯·阿奎那的心理学，另一方面接近了现代的深层心理学。又如，在阐释青年马克思的独特的人本主义时，他有意无意地将它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看不到它既脱胎于旧人道主义，又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现实性、辩证性、理想性等一系列新特征。德曼的目的是为他的“新社会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基础寻找注脚，而不是真正客观地研究马克思的手稿。过去德曼为了超越马克思主义而给它扣上机械论、唯理论、经济享乐主义等莫须有的帽子；此时，他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抽象人道主义，又完全无视《手稿》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萌芽。这充分说明德曼的“新发现”是戴着有色眼镜做出的主观发现，其可信度是大打折扣的。从批判马克思主义到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或美其名曰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说是“新社会主义哲学”的可悲之处。此一时彼一时，随心所欲而不越矩，这个“矩”就是“新社会主义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而其内核则是抽象人道主义。
“新社会主义哲学”的悲哀就在于，它在理论上没有给社会主义运动贡献任何新东西，其所津津乐道的一切，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批判，还是对早期马克思哲学图景的片面描绘和解释，无论是作为其思想体系基石的抽象人道主义，还是在现代哲学名义下引入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都没有超越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马克思主义。
“新社会主义哲学”的悲哀还在于，它在实践中始终局限在少数地区和局部范围，并在法国、比利时等国蜕变为与法西斯合流的反动力量。由于它实际上彻底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政治上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逐渐走到了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边。德曼本人在1940年德寇入侵时赞同比利时王室的投降决定，沦陷后他主张采取不抵抗主义，并以主席身份宣布解散比利时工党，号召人们做希特勒的顺民。他的亲纳粹行为使之成为一个历史罪人，为此他后来被缺席判处25年徒刑。在法国，以德埃、马克、蒙塔尼翁等“新社会主义者”为首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同盟，在沦陷时期同样投入了敌人的怀抱，与希特勒分子进行了积极的合作。
如果说“新社会主义哲学”还留下了什么值得一提的遗产的话，那就是德曼对马克思及其《手稿》的“新发现”了。尽管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谈不上什么新颖之处，但仍就被社会党理论家、西方“马克思学”一遍又一遍地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念叨着，作为经典引用着。
本文于1994年9月收到.
注释：
①②Peter Dodge：Hendrik de Man：Bibliogra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36、139.
③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版，第212页.
④⑤⑦⑧⑨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289、290、296-297、348-349、348、351、370、372、374、358、361、363、375、375页。
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369页。
Hendrid de Man’s ″New Socialist Philosophy″and his ″New discovery″
Xu Junda
Abstract
Hendrid de Man’s ″New Socialist Philosophy″ is founded on thebasis of criticism on Marxism and is associated with bourgeois philosophy.Hendrid de Man’s ″New discovery″ in Marx’s 1844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denotes nothing but serious distortion of Marxism.This Philosophy not only fails to render any theoreticcontribution to the movement of socialism，but instead has in practice degenerated into a reactionary force in cooperation with fascism.
Key words Hendrid de Man，″New Socialist Philosophy″，Marxism，1844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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