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观念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排异”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近代论文,科学技术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1)05-0018-04
近代以来，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把这个课题现实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中国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科技，在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此问题的争论也开始了。顽固派反对科学技术的言论不仅对洋务派，甚至对清政府的科技政策和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不深入研究顽固派的科技思想，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中国近代围绕科技与社会的斗争，不可能深入地揭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曲折历程。本文试图梳理剖析顽固派关于科学技术的言论及其思想观念，以期对这个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有所助益。
一、学习科学技术会引起“天象示警”
1867年，奕主持的总理衙门为适应洋务运动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要，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术馆，聘请洋人为教习，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该建议立刻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一个叫杨廷熙的官僚说，该年自春到夏久旱不雨，屡次出现阴霾蔽日天气，京城疫病流行，御河水源枯竭等灾异现象，都是同文馆引起的。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引来顽固派一片责难。1888年，津沽铁路建成通车后，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打算乘势修筑天津至北京通州的铁路。为了使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大臣们亲眼看到火车的优越性，他们在京城修建了一条七里长的小铁路作为献给光绪大婚的贡礼。偏赶上这年是京师多灾之年，五月发生地震，畿辅一带地方崩裂塌陷，受灾严重；七月西山洪水暴发；十二月太和门又遭火灾。坊间议论风起，把这些灾异的发生归咎于唐山阎庄等处修筑的铁路。因为“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伤损。”([1]，p.225)一时间顽固派人士“交章言事，借题发挥，又有倒峡燎原之势。”([1]，pp.231-232)顽固派的说辞尽管是危言耸听，倒是颇能代表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连身处枢要作为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也以为这些接二连三的灾祸都是上天的警示。他在日记中透露，对于“火轮驰骛于昆湖，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和修建津通路引发的“廷论哗然”，他是“忧心忡忡”，自叹“恭为大臣，能无愧恨。”([2]，p.245)恐惧与忧虑交织杂陈。
顽固派的这些言论，在今天听起来荒诞不经，可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成为普遍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的“天象示警”观念。“天象示警”思想出现于先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这种理论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天和人同类相通，互相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也能感应上天。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下降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淮南子·天文训》有“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这样就把各种政事得失与各色天象灾异对应起来了。从汉代开始“天象示警”思想一直在历朝历代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清代遇有灾异出现，统治者反省政事得失的事例屡见于文献记载。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京师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除京城外，地震波及周围的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六省，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康熙认为，地震示警，实是因为一切政事不协天心，小民仇怨之气，上干天和，才会招致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他亲率大小臣工，对朝政得失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和反思。前述同文馆事件中杨廷熙的条陈即是因当年亢旱日久，朝廷命廷臣直言进谏而应诏陈言。其目的就是通过反省政事得失，达到“君臣交儆，感召天和。”杨廷熙首先抛出的理由便是“臣闻天垂象见吉凶，故圣人常因天道以警人事。”并断定：“天象之变，必因政事之失。”([3]，p.43)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如果说，康熙帝通过“天象示警”检讨政治和整肃吏治对现实生活还有积极意义，顽固派使用“天象示警”则主要是对抗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880年末，清政府内部展开了是否自建铁路的争论。曾任出使英、德等国使臣的刘锡鸿上奏说，西洋人信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神灵，每造铁路阻于大山则穿山腹如城阙，毫不顾忌陵阜变迁、鬼神呵谴；阻于江海则凿水底建桥基，也不相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中国名山大川历古祭祀，神灵附依。倘若骤加焚凿，惊耳骇目，公众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涝之灾易召。”([1]，p.156)洋务派拟在京师修筑一段铁路将西山煤炭运到城区，立刻遭到顽固派的反对，理由是，“西山为神京拱卫，地脉所系，王气所重，妄施开凿，亦属不祥。”([1]，p.172)有一乡绅风闻李鸿章允许上海商人在江苏句容、镇江一带开办煤矿。他反对说，江南山脉的走势，自黄山以下，以句容的茅山逶迤而为镇江诸山，磅礴蜿蜒，直趋金陵，龙盘虎踞，为东南一大都会。句容、镇江之山，实是金陵的来脉。如以机器采煤之故，肆行开凿，泄气伤脉，不单两县受其害，恐怕也非金陵之福。([4]，pp.416-417)他们坚信，“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5]，p.454)依靠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是违逆天理的。
仔细想来，引起“天象示警”的原因有二和情形。一种是由于破坏了山脉风水、得罪了神灵直接引起上天的报复。另一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不当政策扰累祸害百姓致使民怨沸腾，由“民怨”导致“天怒”，也即康熙皇帝所谓“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也可遭致各种灾害的发生。反过来说，统治者只有“顺人心”才能“弭天变”。许多奏陈称颂或劝谏皇帝励精图治时，往往把“敬天”与“爱民”相联系，作为施政的纲要和宗旨。“敬天”就得“爱民”；“爱民”就是“敬天”，二者是同一的。他们认为，“政治之要，不外乎俯顺舆情；所以顺舆情者无他，亦使之有田庐之乐，衣食之计而已。”([1]，p.223)顽固派认为洋务派举办近代化科技事业无一不是扰民之举，而且影响恶劣，后果严重。他们说，用机器采煤将损坏坟墓，“头颅碎于
，骸骨杂于沙土；生者椎心而泣血，死者饮恨于黄泉。谁非人之子孙？谁无祖宗邱墓？”([4]，p.417)这样公然伤天害理，践踏法律，真是文明盛世不忍闻，仁人君子不忍言。([4]，p.414)他们认为，电线的祸害也是不可枚举，尤其是地下电线横冲直贯，四通八达，使坟墓地脉尽绝，风侵水灌，势所必然，子孙后代如何安心！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假使中国人民不顾祖宗丘墓，听任设立电线，政府还能指望他们尊君亲上吗！([1]，p.331)他们认定，修筑铁路，势必造成“恋田庐者安土重迁，顾邱墓者疾首蹩额，操舟、挽车之徒众忧失业”，民间骚动，奔走呼恳于官府，倘若处置不当，小则用刑典，大则动甲兵，小民为身家生计所迫至于此，圣明在上，能不怜悯忧伤！([1]，p.208)每每提到这些事情，顽固派大都情绪愤懑，言辞激烈，俨然是民意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在社会舆论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言论对于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行工程技术项目的建设构成不小的威胁。
二、学习科学技术会败坏社会风尚
面对新的世界局势，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在寻求抵御列强侵略之策，谋求中国自强之道。洋务派认为，只有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才能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并使中国日益强大起来。而顽固派则异口同声贬斥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功用。他们总结说，中国三千年来，王朝更替，治乱循环，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统一宇内，定国安民。虽诸葛武侯的木牛流马也仅仅用于三足鼎立之时。“而所谓天赐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5]，p.455)有人进一步举证到，国朝自定鼎以来，廓清海宇，绥靖万邦，其时各省无铁路电线，而文报流通；无西洋机器炮船，而武功极盛。由此看来，“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也明矣。”因此没有必要竞相效法外夷的奇技淫巧，只要皇上令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官员“劝课农商，讲求训练，关心民瘼，留意人才，裁冗费以裕饷源，轻赋税以培元气，庶府库日见充盈，兵甲自然精利”。([1]，p.279)中国的富强之道不外乎就是这些。如果“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只依靠学习夷人技艺、兴修铁路等，将是“急其末而望其本”。([1]，p.208)
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怎样抵御列强的侵略呢？顽固派自有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中国官吏惧怕夷人，民众却毫不畏惧；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他们畏惧我人心，更甚于我畏惧其利器。三元里抗英之战，九十八乡义民，传檄举旗助官兵斗夷虏，敌人纷纷避退。这足以证明，“我无机器亦足与彼抗也”。([5]，pp.454-455)天津教案中的法国领事丰大业，身带利刃，施放洋枪。小民振臂一呼，空拳顷刻毙其性命。这种蕴藏在民众中为尊君亲上甘蹈锋刃而不悔的热忱和力量是不可胜用的。况且，熟悉夷人的民众早已窥破其伎俩，知道其洋器都是奇巧有余，实用不足。每逢洋人滋事，如不是官府出面护救，我民众挺刃而前者，不知凡几，只是畏惧国法不敢轻举妄动罢了。豪杰之士的怀忠抱义是由数千年礼义廉耻固结所维系，列祖列宗的教诲润泽而成就。中国的科举取士，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从古乱臣贼子，哪一个不是当世的能臣！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然可以御敌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科举进身，并未读洋书，习洋技，而能利用西洋枪炮轮船成就大功业，正是因为他们深明大义，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夫战事以胆识为上，技艺次之，巧滑奸伪之徒断难得力，与使技艺优而鲜忠诚之意，不若技艺拙而有勇往之风。”([6]，p.31)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将士多有胆小惜命凿船自沉者，而战功卓著为外夷畏服者，只有冯之材、孙开华、刘永福三人。这三人根本没有讲习过洋务。([6]，p.18)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究竟有何益处！况且，中国民众以学夷人为耻者十居八九。现在国家崇重洋人机器，不能不以此为学问，不能不为此培养人才。这样一来，恐怕天下人都将认为国家以洋学为可贵，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人心为之解体，愿意学习洋学的人必定都是无耻之徒，即使他们精通洋器，谁为国家分忧解难呢？([5]，p.121)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识：学习技艺必定使人品德低劣，人心败坏。
庄子《天地篇》载“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机心使人心地不纯洁，精神飘移不定，没有操守而不能得道。这是道家反对发明和使用机械的名言。实际上儒家也认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容易导致人类修养的缺失和人性的堕落。西洋人正好触犯了中国传统观念的禁忌。有人认为，外洋所以用机器生产“是由利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2]，p.260)倭仁更指斥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刘锡鸿在出使英国期间看到有不少英国人消闲观看戏剧，便感慨说：“机器之用，教之逸乐而耗其财也。人之精神，不用诸此，则用诸彼。故圣王常勤其民而不使逸。”他们念念不忘的是“传有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5]，p.461)刘锡鸿还进一步议论道，使用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人逸则多欲而易为恶”。而陪同的英人马格理却说，“劳逸相间，乃所以养民。”([7]，pp.142-143)刘锡鸿实在不明白此种道理。顽固派始终认为，劳动人民应该终日为衣食奔波，不能有片刻闲暇。闲暇会使人无事生非，玩物丧志。只有用于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才是必须的，才是正当的，除此之外的其他需求都是多余的，不合理的。他们不明白，闲暇的增多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人类用于休闲的时间增多，才能追求更高的生活需要，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闲暇成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成为科技发明创造的前提，科技创新与闲暇互为因果。这种情况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缺乏的，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极力反对的。顽固派看到的是一个异样的西方社会：西洋人财多用侈，“机变又多，闲暇无事，则相聚谋为奇巧，以炫技能。”([1]，p.155)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不同之处，反映了两种社会形态的人们对生活目的的不同认识。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主张摒弃科学技术，并误认为科学技术必然使人性堕落、道德败坏。在今天我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道德堕落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学习科学技术会落入外人圈套
中国古代历来有“夷夏大防”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念。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思想在顽固派身上得到充分显示。近代科技发源于西方，并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凭借，这给本来就对洋人怀有极强戒备心理的顽固派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顽固派认为，西方列强是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我们要从他们手里学习抵抗他们的秘术，洋人必定表面佯装指授，暗中另有诡谋。他们断定，凡是洋人热衷于帮助和建议中国做的事情，必定是包藏祸心谋求其险恶企图，同文馆聘请洋教习教授天文算学，他们怀疑这是洋人引诱中国读书人入教。([3]，pp.30-31)洋人劝说中国机械采煤，是因为洋人轮船非煤不行，他们国家的煤将用竭，“故设为诡计诱我以开挖煤窑机器，无非欲得我煤窑为行船久远之计耳。”([4]，p.404)法国人劝说中国建铁路，有人就认定法人是存心设局祸害中国。他说同治年间，法德爆发战争，德人夺取法国铁路，一夕奔袭法国首都，法人猝不及防，黎明即溃败，结果都城陷落，国家危在旦夕，后虽媾和，赔偿兵费巨大，至今尚未偿清。法国人自己深受铁路之害反劝中国修筑铁路，其用意可想而知。([1]，pp.175-176)他们说，中外通商以来，洋人以奇巧不实用之物件赚取中国利润，为了推广电灯、气球、火车等物件，不惜金钱买通中国奸民，以满足其利欲之心。而奸民也引类呼朋，打着为国家自强的幌子，混淆视听，骗取支持，谋取私利。中国创建新式工矿企业、雇募洋匠、购置机器所需大量经费只能借贷洋款，中国的科学技术未必有进展，但中国的钱物却被洋人掠取。中国学习西方科技，就不得不用洋匠，将来洋人踪迹遍及城乡大街小巷，引诱村乡愚民；中国人与洋匠工作日久，关系密切，难保没有汉奸错杂其中。([1]，pp.242-243)即使不至于相互勾结为内应，如果中国百姓看到洋人见怪不怪，好像见到华人一样没有隔阂，遇有非常时期，民情已不完全可靠。([1]，p.164)这样，必然是“借夷之款以增夷之利，用夷之法以遂夷之计。”([1]，p.172)正好落入夷人设下的圈套，埋下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
顽固派认为，中国发展科技事业只对夷人有利，而且将造成中国社会的不安定。顽固派反对中国制造和使用机器是出于多种顾虑：一是制造和使用机器将引起机器流布天下，危及政权稳定。他们说，中国若自行开局制造枪炮，工匠必将私卖武器以图利，大量雇募民众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民间私铸枪炮，私藏火器，他们以此与官军对垒，后果不堪设想，未受其利，先受其害，“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器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5]，p.290)二是制造和使用机器将引起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他们说，在中国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占居大部，男耕女织，各事其业，这是国家治安的根本。若用机器生产，富家兼并土地，田连阡陌，用力少而收获多，确实有好处。而贫穷之家没有生产资料全靠出卖体力过活的人，往往十居八九。机器生产越是推广，失业者越多，这样会使大多数人沦为游民，害处不可胜言。工匠若用机器生产情况也是如此。([5]，p.94)还有人认为，天生金、银、铜、铅等矿产资源是有限的，是供养资源产地的无数贫民的，如果以机器采掘，本来百年的矿利，十年竭尽，十年之外，民众生活将无所依赖。有人说，中外国情不同，外洋人口少，劳动力缺乏，所以用机器，还招募华工以补充人力不足；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充足，所以不用机器，众多生计困难的穷民还得出洋谋生。个别人也有担心技术本身问题的。他说，机器颠簸，火焰猛烈，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发生意外情况在所难免。
总之，顽固派认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国也不适合发展科学技术。洋人鼓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是心怀叵测。洋务派利欲熏心，识不破外人的阴谋诡计，看不到科学技术的危害，是十足的祸国殃民。
四、结语
晚清顽固派标榜自己“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是正统儒家思想的传承者。面对新的世界，他们治国安邦的思想仍然固守儒家治平之道，大多老生常谈，缺乏时代精神。在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对发展科学技术提出迫切要求和具备发展的客观条件的时候，他们为反对科学技术竭尽所能寻找理论依据。他们对待科学技术的观点，有的是直接引用儒家经典，有的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对传统理论的阐发和引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儒家科学技术思想的总汇演。因为在以前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事件、一个时代能触发这样的争论。顽固派的思想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价值取向和道德风尚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认知，顽固派的思想表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本身没有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良好“基因”，产生不了“内生性”的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发展近代科学技术走的是“外生性”道路，在接种外来近代科学技术时也充满了“抗体”，进行着激烈的“排异”反应。传统社会的思想与近代科技是不兼容的，科学在社会上地位的上升，儒家思想的地位就下降，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大旗的举起，“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