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与稳定低生育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水平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市场疲软，失业上升，经济增长乏力。原因何在？总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总需求不足的成因以及如何刺激总需求，是近几年理论界的疑点和焦点。总需求不足与人口控制有无关系？如何看待人口学界关于“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的观点？在目前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人口问题？本文拟从凯恩斯的人口经济思想入手，探讨扩大内需与稳定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关系。
1 凯恩斯关于人口增长刺激有效需求论
有效需求理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凯恩斯认为发达经济或成熟经济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形成失业和经济增长停滞。面对3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西欧各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凯恩斯认为，在发达和成熟的经济中，人口缩减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是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因此，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是刺激有效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
凯恩斯将人口变量纳入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中，把人口因素作为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来加以研究，对后来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启发意义。凯恩斯的人口增长刺激有效需求的理论对中国面临的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有无借鉴意义呢？
2 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与人口控制
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不再是科尔内所定义的“短缺经济”，近几年反而出现了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通过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以摆脱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是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严峻课题。而率先以有效需求不足解释经济停滞，失业加重的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因此凯恩斯的理论是学术界乃至决策者阶层研究和参考的具有经典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而且，凯恩斯是第一个从有效需求的角度探讨人口增长的积极效应的经济学家。在目前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的人口经济思想自然而然地会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因此，目前在理论界就有一种思潮，认为我国人口增长已完成了“转变”，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人口增长阶段，我国人口在今后30～40年的继续增长是在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况下，因“人口惯性”作用而导致的增长。到21世纪末时，中国人口规模很可能与20世纪末的人口规模相仿。而且相比之下，在21世纪内，世界人口规模可能从目前的60亿增长到110亿以上，而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总量中的比重将相应地从现在不足1/5下降到21世纪末的略大于1/10。至迟在21世纪中期，中国头号人口大国的地位将被印度所替代。鉴于这种令人“乐观”的人口形势，有些学者指出，对我国目前新出现的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必要对以节制消费需求为主要依据的人口控制政策作出重新审视，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的话，......那么在21世纪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位置。”（见《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第31页）笔者拟针对这种思潮，结合凯恩斯的上述人口经济思想探讨导致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我国人口增长状况以及人口政策与目前宏观经济状况的关系等。
2.1 节制消费需求并不是人口控制政策的主要依据。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即人口再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相适应。因此不能笼统地，片面地根据凯恩斯“人口增长刺激有效需求”的理论，得出控制人口就是节制消费需求的结论。凯恩斯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面临的经济大危机以及人口增长出现缩减趋势提出人口增长刺激有效需求的理论。笔者认为不能无视历史条件，盲目照搬前人理论。况且，凯恩斯的这一理论有许多的漏洞，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
(1)有效需求与需求欲望不同。凯恩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增加消费人口，消费人口增加可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但是，凯恩斯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增加消费需求，首先需要消费人口有足够的购买力。有效需求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手中无现实的购买力如何产生有效需求？因此，即使消费人口增加了，但没有购买力，刺激消费需求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只能说，人口增长提高了生活消费欲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要使欲望变成有效需求，必须有“购买力”或“就业”这个中间环节。
结合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宏观经济形势，笔者认为，生活水平低，购买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购买力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但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750美元，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5870美元）的1/35，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仍然很低，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更低。199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为2090元，约合252美元。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是，“囊中羞涩”，不能转换为有效需求。据估计，中国目前过剩最严重的家用机电产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11种产品在全国的平均普及率仅为25%左右。因此，如果农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则仅家电产业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耐用消费品还有10年 1。因此，就中国的国情来看，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并不是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
(2)人口缩减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凯恩斯指出，人口增长缩减不但降低消费需求，同时致使投资需求不足。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这一结论不能成立。一方面是由于产生投资需求的绝不只是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就与人口有关而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导致投资需求增加。人们的需求欲望是无穷的，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人们的购买力就会不断提高，就有可能抵消由人口缩减所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熊彼特指出“人口缩减致使投资需求不足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人们的欲望达到饱和点或人们购买力达到饱和点这个论点才能成立。”
因此，凯恩斯的人口增长缩减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的理论存在很多漏洞，充其量只适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
我国是在人口盲目无序高速增长、人口总量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的。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迅速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为了节制消费需求。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表明，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但为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要素“物质资本”的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957年为222元人民币，1964年下降为220.68，经过15年后，1981年也只有456.84元，而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迅速提高到798.96元，1996年为3919.47元，1999年为4615.91元。 2由此可见，尽管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自70年代以来迅速下降，并于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却在不断增长。这充分说明，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对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才是提高购买力，增加有效需求的根本途径。
2.2 结构矛盾是中国目前总需求萎缩的深层原因
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直接原因。那么，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是目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诱发因素？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凯恩斯所处的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有着根本不同的原因。这首先表现在二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当时的欧洲处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时期。而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时期，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处于结构转型期，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其次，中国经济属于不发达经济，第三产业落后；再次，城市化水平不同，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二元结构”，农村落后于城市，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超过50%。因此，我们应针对中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分析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首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冲击，1998年中国的出口从1997年的增长23.3%下滑到零增长。而1997年，出口对中国GNP的贡献是17%。因此，出口的下降使总需求问题充分暴露。
其次，国内需求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引致投资需求不足。虽然中国居民存款1998年已经达到5万亿元以上，但是消费额并没有上升。原因主要有：(1)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吻合，存在无效供给。(2)贫富差距拉大，储户结构有问题。5万亿元的储户中，60%以上的金融资产集中在8.5%的人手中，91.5%的人只拥有不到40%的金融资产，很多人手中并没有可供支配的货币，即缺乏购买力，不能产生有效需求。(3)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一。1978～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316元增长到5160元，而农民人均收入从133.6元仅增至2090元，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则农民的收入增长更慢。1997年，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的40.5% 3。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如此缓慢，因此总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国城乡结构的不合理是抑制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4)处于改革转型期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不稳定，引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由于目前我国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改革之中，加上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的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不稳定，引起边际消费倾向下降；(5)住房、汽车、教育等的垄断现象严重，价格扭曲，影响了人们在住房、汽车以及教育方面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表面看，总需求不足是因为投资下降，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而深层原因是中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释放，包括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供求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等，以及体制改革转型期与居民消费需求有关的重大体制的不到位，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医疗保险、社会养老和社会保障等体制。结构的优化调整能支撑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却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标准态势。因此，在结构调整尚未到位以前，购买力在短期内无法提高的前提下，刺激总需求是目前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选择。 4但是，只有深化改革，进行结构的优化调整，才能从根本上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提高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在长期内保证经济持续高效的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积累是导致近几年总需求萎缩的根本原因。而并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停滞不前的直接原因。更不应该将我国近30年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看作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应该看到，正是存在这些矛盾的释放和转换，使得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持续发展的广阔余地。
2.3 人口众多，人口过剩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虽然自70年代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目前的更替水平以下，但是我国的人口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位，相对于我国的资源来讲，我国的人口依然严重过剩，人均资源贫乏，庞大的人口规模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而且未来十几年，我国每年新增人口预计在1000万人以上。我国人口的这种持续增长态势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30年代左右，总人口将接近16亿。这一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我国的人口状况与20世纪初叶欧洲的人口状况完全不同。欧洲国家的人口即使在其快速增长时，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未超过2%。凯恩斯在他的《人口增长减少的若干经济后果中》指出，人口增长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变，即由过去的人口急速增长转向人口增长趋于静止状态或人口缩减状态。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西欧国家处于低人口增长时期，相对于各国的经济状况来说，人口已经出现不足。因此，凯恩斯针对当时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各发达国家生产能力下降40～50%，生产水平倒退1/4个世纪，失业人数达3500万）以及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萎缩的状况，提出人口增长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减弱的重要原因，迅速增长的人口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源泉。凯恩斯的这一结论是当时特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针对人口不足。而我国目前面对的却是12亿的人口规模和每年净增人口1000万的人口绝对过剩的严峻现实。与凯恩斯所处时代面对的人口状况完全不同。因此，通过人口的增加来刺激有效需求增长对我国不具有借鉴意义。相反，严格控制人口，稳定我国的低生育水平从长期来看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矛盾，提高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有效需求的战略性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的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会妨碍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一国财富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从而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的速度。从1952～1990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由491亿元增加到76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倍，但由于同期农业劳动力由17317万人增到33336万人，因此，人均农业产值又增长了1.1倍，按农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增长了0.46倍。因此，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稳定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改善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总和生育率目前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目前所见的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格局都是不稳定的，人口减慢增长的同时，也潜伏着生育返潮，增长波动的巨大可能性”，因此从现状和发展趋势看，我我的低生育率格局具有“不平衡性、不彻底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 5，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回升。”
总之，人口过多仍是我国的首要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坚决克服目前已滋生的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的思想。继续严格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控制人口数量仍须作为人口政策的重点。
3 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目前在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是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内需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而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方面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明显，而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直正持久的拉动力量。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消费市场巨大。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拉动内需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稳定消费者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总体上刺激人口的消费需求。由于我国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制度等均处于改革转型期，即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加上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下岗职工的增加。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人们大多持持币观望态度，既使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由于对未来收入预期以及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普遍下降。当务之急是激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加大再就业力度。从长期看，则应加快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的改革。
(2)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滞留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积极推进城市化，不仅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而且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
(3)扩大教育投资，加快教育产业化进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1997年为1862.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6，不但低于发达国家(5%)，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墨西哥、泰国等。因此，增加教育投资，不但在宏观上可以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在微观上可以刺激家庭的教育支出。
(4)尽快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方面是我国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的需要，同时，失业保障的建立也是稳定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消费预期，扩大边际消费倾向的需要。
4 结论
通过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人口状况的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购买力不足，深层原因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释放和体制转型时期与消费需求有关的重大体制的不到位。
2)人口的低增长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3)人口众多、人口绝对过剩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仍须作为人口政策的重点。
4)从长期来看严格控制人口、稳定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矛盾，提高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消费需求的战略性选择。
5)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增加有效需求，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提高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在长期内保证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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