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183;小雅#183;都人士》名物新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物论文,小雅论文,人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一章）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二章）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三章）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言从之迈。（四章）
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
。我不见兮，云何盱矣。（五章）
朱熹《诗集传》云：“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都人士”固有“美士”之训（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三），不过诗中的都人士、君子女，无一不是都邑群像；诗人之“见”与“不见”，亦无一不是城郭风景，故郑笺“城郭之域曰都”，应可从。虽不必指为诗是“乱离之后”所作，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之“都”，远远不是战国时代的都会景观，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一类的临淄风光，而是西周时代贵族卿士的聚居之邑，因特以“衣服不二，从容有常”的敦朴风尚，显示出和平有序的都邑气象，则曰诗是有感于故城的某种变革——所谓“君子伤今而思古焉”（《小雅·甫田》小序），大致不错。
衣服的历史，以裘为最古。未有丝麻之前，古人不过兽皮为衣，草索为带。[1]并且，在很长的时期里，裘之为衣，是革为里，毛在外——甲骨文与金文的裘，便是取裘毛四散纷披之象（图一）——直到汉代，都是如此。[2]又古时裘毛不分粗、细，凡虎、豹与狐、羊之皮，均取以为服。《礼记·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所谓“右”、“左”，即虎贲氏、旅贲氏之属。孙希旦曰：“虎裘、狼裘，象其威猛以卫君也”，其实虎狼之皮为衣，本来古制。但《诗经》的时代，已经有所分别。“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是《诗》中同以“羔裘”为题的三篇，虽命意不同，但描写的都是上君子的仪容。狐裘贵于羔裘。《左传·襄公十四年》，卫人欲杀右宰穀，穀辩之曰：“余狐裘而羔袖”，杜注释：“言一身尽善，惟少有恶”；《正义》引《礼记·玉藻》，曰狐贵于羔。可知狐贵羔贱为时谚。《豳风·七月》则特别写道：“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但最庄重的祭天之服，却是黑羊皮制作的素朴无饰之“大裘”。这一面是礼天须敬，敬则以朴；一面是所谓“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器》）若息居游燕，裘的外面，可以不罩上服。《郐风》中的“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羔裘”上承一章、二章之“逍遥”与“翱翔”，可知是游燕所服，而裘毛脂膏润泽得与日光相照耀，又可知羔裘之外未加上服。若作礼服，则裘的外面，必要罩衣，且罩衣须与裘毛颜色相谐。《论语·乡党》：“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礼记·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裦，玄绡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裦，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二说稍有异，但形制相差不远。所谓“黄衣，狐裘”，原是士君子礼服之一般，故诗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是为士君子之概指——“黄黄”二字叠用，或未必指颜色，而是状写形态，如《小雅·苕之华》“其叶青青”之谓盛貌。但贾谊《新书·等齐》篇引《诗》作“彼都人士，狐裘黄裳”，则这里仍有概括颜色之意。下言“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乃更写出狐裘黄黄的翩翩风度之下，其博文知礼、行止有道的内在气质与精神。胡承珙《诗经后笺》卷二十二：“笺谓都人有士行者本不专指庶民，观下笺云其余万民寡识者咸瞻望而法效之，是明以士与民对。正义曰：举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此本郑注。《丧服》传云都邑之士则知尊祢，近政化也。贾疏云：士下对野人，上对大夫，则此士所谓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礼义者，总谓之为士也。此解甚是。”所谓“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义礼者”，正概括了士的最初形态。《谷梁传·成公元年》：“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此虽曰“上古”，但“士民”之称，实是四民制度成立以后——约当春秋晚期——的见解，孔子以前，尚未有这样明确的概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9—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而诗却是最早描写了最初的士之形象，且鲜明若是，亲切若是，一唱三叹、三致意焉。
图一 甲骨、金文中的“裘”字
“台笠缁撮”，毛传：“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缁撮，缁布冠也。”毛传之“暑”、的蓑衣，又有“雨”二字互讹，有《无羊》传、《南山有台》疏为证，早已经人指出。不过这是细分之别，若大略言之，则台、笠都可以是御雨之具。台是莎草，又称夫须，编之若甲衣，毵毵而垂，雨水遂顺注而下，便是御雨襏襫之称。《国语·齐语》言时雨既至，农人“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韦昭注释：“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襞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为笠也。”这里的笠，亦即斗笠。徐州铜山县苗山汉墓画像石中有一戴笠者，一手持耒，一手牵凤凰，下边是一头生着双翼的衔草神牛（《徐州汉画像石》图90，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图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氏。虽然是汉人的创作，但笠的样子，与《周颂·良耜》中“其笠伊纠”之形容，正好相合。[3]“缁撮”之撮，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二引《仪礼·士冠礼》“缁布冠缺项青组，缨属于缺。缁广终幅，长六尺”，并郑注“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无笄者著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及《庄子·寓言》之“括撮”、《人间世》之“会撮”等，以为撮有固冠之意，而此“撮”即缁布冠缺项青组之缺，亦即《诗》之“有頍者弁”之頍。此说可据。东汉以前，冠的下面都没有帻，即《续汉书·舆服志》中所说：“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頍在冠的下面，状若带子，周环发际，然后与冠缨相联，以是把冠固定在发髻之上。秦始皇陵兵马坑中的戴冠俑，把这一形制表现得非常清楚（《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图三）缁布冠，起源很古，其初是周人太古时所戴之冠，为保存古礼，而以缁布冠象其遗意，成为士人行冠礼时的始冠之服。但按照《仪礼·士冠礼》的记载，缁布冠只是在冠礼之上行礼如仪，过后则废而不用，即所谓“冠而敝之可也”。郑笺：“都人之士以台皮为笠，缁布为冠。古明王之时，俭且节也。”罗愿《尔雅翼》以《礼记·郊特牲》为据，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台笠谓此。蜡礼自伊耆氏始，盖已久矣。然犹存其衣服之制，谨而不敢变，可谓‘衣服不二，从容有常’矣。此所以伤不复见古人也。”竹添光鸿《毛诗会笺》曰台笠缁撮盖周初士人之野服。诸说皆近乎推测。不过，曰蜡礼之草笠野服，虽也未必至切，但就全诗基调而言，谓此乃追述古制，大抵不错。
图二 汉画像石中的戴笠者
图三 始皇陵兵五坑中戴冠俑的冠和頍
“充耳琇实”，言都人士之饰。此即《鄌风·君子偕老》中的“玉之瑱也”。穿耳佩饰，其俗久远。出土实物中明确的形象，即有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玉人（《文物》1989年第4期，第8页），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神人兽面玉饰（《文物》1991年第10期，第15页），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所出铜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选》图版8—14，巴蜀书社1992年版），陕西西周墓发现之神人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第5期，第470页），直至山西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之玉雕人头（《考古》1984年第4期，第326页）、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编钟簨铜人（《曾侯乙墓》第79—8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图四）[4]。这些都是穿耳、佩饰或不佩饰的男性。《齐风·著》“充耳以素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充耳以黄乎而”，[5]是称美瑱的鲜丽；《卫风·淇奥》“充耳琇莹”，则是赞颂瑱的美质。至《邶风·旄丘》“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却是以瑱之为盛饰而作一反讽。[6]这些都是男子之首服。旧说以充耳为男子冕服、弁服冠上垂下来的当耳之饰，似不确。或曰黈纩即充耳、即玉瑱，却于《诗》、《礼》无征。[7]所谓“以黄绵大如丸，悬冠两边，当耳”，其制起于后汉，很有可能是受到西域大月氏传来之步摇冠耳旁挂饰牌的影响（孙机：《步摇·步摇冠与摇叶饰片》，《文物》1991年第11期，第60页）。至于丧仪中所用的瑱，则又别是一种葬玉，[8]初与耳饰之瑱无关。《说文》：“瑱，以玉充耳也。”《释名·释首饰》：“瑱，镇也。悬当耳傍，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或曰充耳，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止听，故里语曰：‘不瘖不聋，不成姑公。’”所引里谚，其源颇古——战国时的慎到已经据以为言：“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但此说与饰耳之瑱，尚无联系。充耳无论为玉为石，作为装饰，若果然塞耳，便失去装饰意义；若作为礼服之一，则庙堂之上，塞耳无闻，更大悖于情理。《国语·楚语》：楚灵王谓白公，“子复语，不穀虽不能用，用愸寘之于耳。”对曰：“赖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其又以规为瑱也？”韦注释：“规，谏也。言四兽之牙角可以为瑱难尽，而又以规谏为之乎？”这里说瑱，并无塞听的意思，而是言装饰。又可知充耳的质料除玉石之外，并有兽之牙角。远古男女穿耳佩饰的习俗，至此也还没有改变，所以充耳的佩戴方式应该是穿耳。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一件战国铜人，耳垂上边各贯了一支小“棒”（林巳奈夫编《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的研究》第100、101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版）（图五），便是“充耳”，亦即穿耳之瑱。被赋予礼的特殊意义之后，充耳遂成为“塞听”之象征，并与黈纩混称。《汉书·东方朔传》，朔上书引成言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即此例。这在两汉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后世言黈纩，便多取此义，如元人李治作《敬斋古今黈》，即援此典。不过充耳为塞听的象征意义大约后起，《诗经》的时代似不如是。《诗》仍是借充耳之美，赞颂人之明艳，如《著》，如《淇奥》。则都人士之“充耳琇实”，也是渊然古风。
图四 1.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玉人 2.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神人兽面玉饰 3.沣西西周墓出土神人兽面玉饰 4.光山县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雕人头 5.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编钟簨铜人
图五 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战国铜人
“垂带而厉”。带的最初形制，原是一根系在腰间的草索，亦即墨子所说的“衣皮带茭”之带茭。有了丝麻之后，带可以做得很讲究了。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墓出土的白石像，腰间就束了织着花纹、缘着刺绣边的带子（《殷墟的发现和研究》第3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到了丝织业空前发达的战国，带的制作就更为工致秀巧。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宽宽的腰带，红地子上黄线细勾花纹，上下两道边栏又密层层排出金线（《信阳楚墓》第60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图六）。那时候可以在一件丝绸袍子两寸宽的镶边上织出走兽飞禽、车马人物驰骋田猎之象，用来和盛装相配的腰带，自然会比木俑所服更美丽。
图六 1.安阳商墓出土白石像 2.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彩绘木俑
丝织的腰带又可以做得很长，在腰间打一个大大的结，然后悠悠地垂下来。这下垂的带子，便称作厉。厉，又是裂的假借。《说文·衣部》：“裂，缯余也。”（徐锴曰：“裁剪之余也。”）《方言》：“烈、枿，余也。”《广雅》：“
，余也。”是裂、烈、，通。又《国语·齐语》：“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余。”余、裂对文，则裂和余，命意相同。毛传：“厉，带之垂者”，谓垂带之余以为饰，故诗下章曰：“匪伊垂之，带则有余”，便是以余和厉为对文。带的更正式的名称，作绅。《说文》：“绅，大带也。从系，申声。”一面表明是丝织品，一面寓申约之意（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绅写入《礼记》，详细载明不同等级的规格、形制、色彩和佩系方式，成为服饰制度中重要的一项。[9]《曹风·鸤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乃用以描写士君子之仪；《卫风·有狐》“心之忧矣，之子无带”，则用以暗寓无所系属之伤忧；《芄兰》“容兮遂兮，垂带悸兮”，便是与“垂带而厉”同义，都是状写绅之修修然佩垂于身前。[10]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所出春秋陶范（《侯马铸铜遗址》第202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战国带钩上（《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的研究》，第126页）（图七），可以见到这样的形象。以佩绅垂厉为仪容之美，流风且被于两汉，成为“汉官威仪”之一。汉画像石中，常见身前绶带宛转长垂的人物——绶用来系印，与绅又自不同，但系佩方式，依然古风。（图八）
图七 1.侯马铸铜遗址所出春秋陶范
2.3.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战国带钩
图八 汉画像石中的佩绶者
《说文》中，同样以“大带”为释的，还有鞶。《说文·革部》：“鞶，大带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男子带鞶，妇人带丝。从革，般声。”般训大，革则言明质料。革带的使用，也许更在丝带之前，流行的时间，且更久。《诗》中所说的“朱芾”、“赤芾”，“佩觹”、“佩
”，都是用革带束系。[11]但革带素朴无饰，不能如绅那样制作华美，故法服之上，革带系佩，丝带束衣，二者并行无偏废。不过西周末年至春秋晚期，革带上有了带钩和带饰，遂使之一改旧观。早期的带钩制作简单，并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12]但这时候的带饰，却已经有了惊人之笔——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黄金带饰，垂叶、虎头，大大小小的弧面圆环、扭丝圆环，十五件合为一组，显示出一种异于中原传统的风格。[13]鞶于是很快从绅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体，又不断融合各种外来因素，而演变作后世官服中的金带和玉带（孙机：《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207页）。宋人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第五中写道：“东坡十岁时，侍老苏侧，诵欧公《谢对衣金带马表》，因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笑曰：‘此子他日当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为承旨，谢表乃益以两句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这里援“匪伊垂之，带则有余”为喻，却纯属用典——彼带久非此带矣。至于诗中所反复叹惋的“我不见兮”，自然不是当日全不见此束绅垂带之士；那么，是不是都邑景观中有了一点新的景致，带的异于古制之变是否已在都邑之士的装束上初见端倪？
“君子女”，与“都人士”对言，见出身分。拈出“尹吉”，以概宗姓，犹“齐姜”、“宋子”之类。“绸直如发”，毛传：“密直如发也。”郑笺：“其性情密致，操行正直，如发之本末无隆杀也。”一言美发，一言美德，历代解诗者就此二义各有发挥，歧说颇多。胡承珙曰：“经言其发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装，故云其绸直者有如此之发也。”此说直截明白，可从。这里的绸直如发，正是称叹秀发天然的天生丽质。君子女的大家仪范，首见于此。
“卷发如虿”，郑笺：“螫虫也。尾末揵然，似妇人发末曲上卷然。”虿，今呼为蝎子，动则翘翘然举尾。《说文·虫部》：“虿”、“
”，同训为毒虫，[14]则即虿，以其尾之夭上曲，而又谓之。郑公孙虿字子，齐公孙虿字子尾，其义一也。罗愿《尔雅翼》：“《礼》，敛发无髢。而有曲者，以长者皆敛之，不使有余。鬓傍短者不可敛，则因之以为饰，故曰‘匪伊卷之，发则有’。先儒以为‘，扬也’，非故卷之，发当自有扬起尔”，“曰‘卷发如虿’，言首饰整然矣。”罗释很贴切。卷发如虿，原是一种特别的修饰——《采绿》篇有“予发局曲，薄言归沐”，却是说不整仪容，以致头发卷曲蓬乱，与此不同——诗先言修饰之美，继而下一转语，反言“匪伊卷之，发则有”，正好和上面的“绸直如发”相扣合，曰君子女之发黑而密，且天然卷扬，不刻意修饰而特有修饰之美。与《君子偕老》中的“鬒发如云，不屑髢也”，属意相同，乃所谓“不著色之艳”。
“卷发如虿”之饰，也是“古已有之”。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商周时代的玉人，头上一围辫发，两鬓齐齐垂下来的余发在耳朵下边弯弯打出两个卷[15]，正是“卷发如虿”的形象。传洛阳金村周王室墓葬出土的一对战国雕玉舞女，深衣垂足，舞袖翩跹，头上似乎别无装饰，唯鬓边垂将及肩的余发夭外卷。（图九）可知这样的装扮，流行了很长的时期——大约始终于殷商和两周。解诗者或引《淮南子》“郑舞者发若结旌”[16]以释“发则有”，但在这里，意取上扬，原与“卷发如虿”意相通贯，而汉墓发见的玉人，已不复见“卷发如虿”者，（图十）所谓“发若结旌”，或是形容长发“卷而复舒”之象，或是化用《诗》句，而非实写。在诗人作歌之时，同“垂带而厉”一样，“卷发如虿”也是传统装束之一。罗愿曰：“世衰礼废，则妇人之饰，相尚以奇异。髽，丧礼也，南宫縚之母死，夫子犹诲兄子以‘毋从从，毋扈扈’（按见《礼记·檀弓》），谓长大垂鬌之状也。况幽王之时，褒姒以男冠化于上，则妇人之发结可知，其不为堕马髻者几希矣。宜乎事虽微，而思古之长民者也。”此说或可代表古代士人对服制的基本看法，这是从诗序以来一以贯之的。正史《舆服志》便多有“服妖”之说，凡装束异于常制者，皆被认为是社会变乱的不祥之兆，且每有民谣为证。其中的荒诞无稽，可以不论，但服饰的变化，的确可以反映出变动着的时代的某些重要特点，此所以《都人士》独以都邑男女服饰之变而感怀世事，寄慨遣哀也。诗中所叹惋的种种“不见”，今大抵可以取证于三代遗物，但于歌者之所“见”，却只能付诸悬想。这倒并不是诗人故意伏下“草蛇灰线”，而毋宁说，“我心不说”，“我心苑结”，本来就隐含着一种迷惘，一种预感和关切，此是有异于诗序之价值判断的一种淳朴深厚之思。所谓“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四方有羡，我独居忧”，黍离麦秀之深悲，高岸陵谷之枨触，《诗》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其中蕴含了这样的气象与精神。
图九 战国雕玉舞女
图十 汉代玉舞人
1.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2.淮阳北关1号东汉墓出土
注释：
[1]《墨子·辞过篇》：“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
[2]《汉书·匡衡传》：“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颜注释：“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内也”，可证。不过这是中原地区的情况，若西域，则不然。新疆哈密五堡乡发现的距今三千年前的古墓群，其中出土一件裘皮袍，便是毛皮在内，皮板光滑面在外。见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装研究》第5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陈乔枞云：“《说文》：‘纠，三合绳也。’《郊特牲》言：‘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诗》‘其笠伊纠’谓以草为笠，其绳惟三合之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六引。
[4]以上诸例虽出土地点不一，但这些地区的文化性质却有着某种一致。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规模宏大，出土物类丰富，为历来所仅见，从出土实物的文化性质看，可知当时殷人影响已远及长江流域的赣江地带。四川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说明殷商时成都平原一带也有发达的青铜文化，且与商文化颇有关联。
[5]此“素”、“青”、“黄”，乃瑱之色，下面“琼华”、“琼莹”、“琼英”乃言之质。若仿《淇奥》之句例，正不妨称作“充耳琼英”。郑笺谓素、青、黄为悬瑱之紞，马氏《通释》则以为是缀瑱之纩，皆未确。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三》：问：“《旄丘》篇‘褎如充耳’，毛、郑异义，后儒多从郑说，何也？”曰：“《诗》言‘充耳’者凡四，《淇奥》、《著》、《都人士》，皆取‘瑱’义，此篇不当别取‘耳聋’为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饰，有盛饰而德不称，故诗人贵之，与《候人》刺‘三百赤芾’语义正同。”
[7]《文选·东都赋》薛综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此，下云：“《续汉书·舆服志》注引《字林》、《论语》皇疏、《左传》孔疏、《汉书·东方朔》颜注，并用其义，而求之《诗》、《礼》，绝无征验。”
[8]《荀子·礼论》：“丧礼者……充耳而设瑱。”杨注释：《士丧礼》：“瑱用白纩。”郑云：“瑱，充耳。纩，新绵也。”瑱在后世成为葬玉，应是由此而来。
[9]《论语·乡党》：“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是卧病面君，礼服之外，犹不忘“拖绅”。
[10]“垂带悸兮”，《经典释文》引韩诗作“垂带萃兮”。《左传·哀十三年》：“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盏兮，余与褐之父睨之。’”杜注释：“繠然，服饰备也。己独无以系佩，言吴王不恤下。”《说文·心部》：“繠，垂也。从惢，系声。”悸、萃，皆为繠之假借。《广雅·释诂》：“惢聚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为草木花叶皆以聚故而下垂，则萃、惢、繠，并为垂貌。说皆可从。但“佩玉繠兮”，与《诗·小雅·采芑》“有玱葱珩”、《秦风·终南》“佩玉锵锵”之佩玉与珩，却并非束在腰间，而是垂于胸腹之前——此乃先秦组玉佩之系结方式，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11]《礼记·玉藻》郑注释：“凡佩，系于革带。”孔疏：“
、佩并系于革带者，以大带用纽约，其物细小，不堪系、佩故也。”
[12]迄今所见华夏族地区最早的实物是山东蓬莱村里集七号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墓出土者。带钩铜质，长方形，素面，长4.3厘米。见山东烟台地区文管组：《山东蓬莱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第53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3]北大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第14页、图二○。金带饰出自墓I11M8中，断代为西周晚期宣王之世。据遗址第四次发掘之报告（载《文物》1994年第8期），墓I11M6中亦出金带饰，但于具体形制未加介绍。此墓年代亦推定为宣王之世。
[14]二徐本皆云：“，虫也。”“虫也”之上，本有“毒”字，或写者脱去。《汉书·朱博传》“右将军 望”，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十三：“萧该案：吕靖云：‘，毒虫也。’”《玉篇》与吕靖《韵集》同，并本《说文》，可证。
[15]两例均见沈从文、王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插图二：2.图二八。后者图版说明曰“韩墓”。关于金村墓葬群的国别和性质，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以为此乃“周朝的墓葬，可能包括国王及附葬臣属”，可从（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另一对，见《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的研究》。
[16]《淮南子·修务训》本作“鼓舞”，下亦有言“夫鼓舞者非柔纵”；高注“鼓舞”或作“郑舞”，谓楚怀王之幸姬郑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