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动员行为比较(2012-2016)论文

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 组织动员行为比较(2012-2016)

艾明江

〔内容提要〕 本文对2012-2016年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立法院”中的党团提案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提案过程中,双方都倾向于通过各自组织动员党籍“立委”的支持或反对来采取一致性行动,两个政党的党籍“立委”基本都能配合和支持所属政党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台湾地区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政治博弈过程中的二元对立性日益突出。研究也发现,两个政党内部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跳票现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地区党籍“立委”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空间越来越大。

〔关键词〕 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 组织动员

一、问题的提出

在推行议会政治的国家或地区,政党已经成为推动议会政治运作的重要工具,“现代国家干预的事务日渐增加,议会中的事务也日渐增加,为使议会在必要的时限内完成立法工作,则需要一个更有组织的政党”[注] Harold J.Laski,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England ,NY:Vikings Press,1947.。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在台湾地区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按照台湾地区现行规定,“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注] “中华民国宪法”第63条。 。由于立法机构对执政党政策起着重要的审议以及监督等作用,因此,台湾地区执政党越来越重视立法机构的政治运作,而对于在野党而言,立法机构作为发挥政党监督以及参与立法审议的重要平台,更成为与执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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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地区,为了规范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政治行为,台湾地区“立法院组织法”规定:“立法委员依其所属政党参加党团,无党籍之委员,得加入其他党团,或合组政团,并给予党团办公室。”[注] “立法院组织法”第33条。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民进党与国民党便相继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设立议会党团,试图通过成立议会党团的形式来展开政党政治运作。特别是民进党在1987年2月首次进入“立法院”以后,便开始利用立法机构作为挑战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舞台,民进党通过在立法机构不断制造冲突与对抗,来扩大舆论影响,甚至干扰国民党执政。面临民进党带来的政治压力,国民党也开始重视立法机构,并在2000年成为在野党后,也频繁利用立法机构对民进党执政进行牵制。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全面掌握台湾地区的行政、立法资源。尽管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执政表现却难以获得认同,尤其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始终在立法机构陷入难产的处境,最终引发“太阳花运动”。一直以来,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由于党纪较弱,对党员行为难以有效约束,在立法机构一些重大事件表决中,也出现过国民党党籍“立委”跑票的情形,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多数优势,民进党也试图利用反对党的身份来挑战的国民党执政地位。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组织动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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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国民党议会党团的提案数之所以要远低于民进党,显然与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民党议会党团相对于政党中央的独立性就低于民进党议会党团,[注] 郑明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组织问题之研究》,《政治科学论丛》,2005年第25期,第135—166页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由于受到行政部门的制约,党团提案的主导权被行政部门主导,这就更加降低了党团的提案作用。另外,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了行政与立法部门,由此构成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一致性”政府,基于对本党执政的支持,国民党议会党团不会提出太多的提案来对行政当局进行质询和监督。对于这一现象,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发现,在国民党同时掌握行政与立法资源的全面执政时期,国民党“立委”及党团的提案反而较少,而行政部门提案较多;同时,作为反对党,民进党的提案次数更多,存在更积极的提案动机。[注] 盛杏湲:《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一致政府与分立政府的比较》,《台湾政治学刊》,2003年第2期,第51—105页。 本文的统计结果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吻合,这也更加证实了,在国民党全面执政时期,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活跃程度有所降低,其活跃性要低于民进党。

二、两党的党团提案行为

议会党团提案体现了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议题设置以及发起权,通常来看,党团提案越多,往往意味着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行为活跃程度较高,能体现出政党在立法机构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一)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党团提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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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立法院”中的党团提案数量比较(单位:项)

本文主要考察台湾地区“立法院”第八届会期主要政党通过党团提案展开的政党博弈。“立法院”第八届会期从2012年2月1日到2016年1月31日。“立法院”的席次总计113席,包括区域“立法委员”73席、“原住民”“立法委员”6席、不分区以及侨居海外“立法委员”34席。国民党获得了64席位,掌握多数席位,这使得国民党在院会集体表决中拥有多数优势。其余政党席次分配分别是:民进党40席、“台联党”3席、亲民党3席、无党团结联盟2席、无党籍1席。在台湾地区“立法院”中,提案主体包括了台湾地区“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立法委员”及党团。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政党在“立法院”中达到3席或以上就可以可组成党团,党团提案行为通常被视为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集体行为。

与国民党不同,民进党作为立法机构中的少数党,其较多的议会党团提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党在立法机构中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作为少数党,民进党必须一方面通过党团提案来回应社会对民进党的期待,即使民进党的相当多提案都不具有实质性意义、难以通过提案带来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改变,民进党也依然不断通过党团提案来展现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价值”。同时,民进党也试图通过党团提案来提升对立法机构的影响力,特别是民进党成为在野党后,只能通过立法机构才能获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在立法机构提出党团提案就是维持政党政治影响力的最好途径。因此,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党团提案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民进党所扮演的反对党角色,其象征性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而国民党在马英九时期属于全面执政,国民党议会党团在立法机构中更多是配合与支持执政当局施政,以此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国民党议会党团的政治活跃程度。

(二)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提案策略行为

民进党在台湾地区“立法院”第八届任期中席次较少,单独提案难以产生实质效果,因此,在党团提案上往往采取政党联盟的形式进行提案。根据统计,从2012年到2016年,在民进党议会党团的全部提案中,采取政党联盟形式的合作提案共188次,占民进党议会党团所有提案的60%;其中,民进党党团与“台联党”一起提案154次,民进党党团、台联党与亲民党党团一起提案34次(见图2)。这意味着民进党成为少数党后,在立法机构中主要采取政党联盟的形式来进行提案。

从2012年到2016年,在台湾地区 “立法院”第八届任期中,国民党议会党团在立法机构中一共提出了70项提案,而民进党议会党团的提案数为313项,双方提案数量差距较大(见图1)。作为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党,国民党反而在党团提案数量上远低于民进党。如果从党团提案数量来判断,可以发现,相比于国民党,民进党更加主动积极地在立法机构中进行提案,这也意味着民进党议会党团在立法机构中的政治活跃度要高于国民党。

图2 民进党党团的提案形式(单位:次)

民进党之所以在立法机构主要采用政党联盟的合作提案形式,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民进党本身的席次较少,具有推动和其他政党合作的政治动机。其二,“台联党”本身属于泛绿阵营,是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政治盟友。其三,亲民党虽然属于泛蓝政党,不属于民进党稳定的政治盟友,但是由于国民党执政后亲民党没有获得太多的政治资源,转而与民进党建立某种策略联盟,通过双方合作提案的形式,反而能够争取和维护亲民党的政治利益。此外,合作提案也能够增强民进党在议案设置上的发言权,一些提案可以由民进党主动提出,也可以由其他政党主动提出,民进党都可以成为提案的共同参与者,由此大大提升了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政治活跃度。更重要的是,借助“台联党”与亲民党在“立法院”中的六个席次,民进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提案的影响力,甚至对国民党产生一定的遏制,迫使国民党采取更强烈的组织动员来应对。因为,民进党联合其他政党主动进行提案,国民党要对其进行否决,必须动员更多的党籍“立委”到场反对,这就使国民党中提升了组织动员成本。

民进党作为第八届“立法院”的最大反对党,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在立法机构中尽量削弱国民党的执政优势。对于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发起的多项党团议案,国民党议会党团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都会组织动员党籍“立委”进行投票反对,依靠人数优势防止民进党的提案对国民党执政造成干扰。对于民进党议会党团的提案,通常在“一读”程序中,只要在人数表决上不超过相对多数就意味着提案失败,无法进入下一个审议环节,因此,国民党必须要动员一定的党籍“立委”到场予以反对。从2012年到2016年,国民党反对民进党提案的动员人数均值达到了55人,极个别提案因为支持与反对的票数发生分化,反对提案的动员人数有所下降,但是反对民进党提案的动员程度依然达到了87%(见图5)。这意味着国民党基本可以动员超过一大半的党籍“立委”来反对民进党的提案。从理论上讲,民进党提案获得的支持票数最多可能达到46人(台联党、亲民党可以提供6票),国民党要否决民进党提案,就必须动员46名以上党籍“立委”出席。实际上来看,国民党的反对动员平均人数都达到了55人。这就意味着国民党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政治动员,国民党党籍“立委”大多能到场反对民进党党团提案,从而对手提案侥幸“闯关”的机会。

(一)训练的无效。在课堂上,老师时常要求学生去体会作者的感受,如亲切、悲伤、激动、感激等等,这些感受本身就取决于个人的体会,作为小学生,他们的阅历非常有限,很难保证他们能够体会和理解这些抽象的事物,就更不用说要他们在朗读时融入这些感情了。而有时老师在要求学生朗读之后,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却并没有做具体的指导,只是不断地指出感情融入上的不足,要求一个又一个的学生继续朗读,最终还是无法真正提高学生朗读水平。

三、两党对议会党团提案的支持动员

议员对议会党团提案的支持与否,可以视为衡量政党组织动员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党团提案要获得通过,必须依靠本党“立委”的大力支持,这种政治支持体现为本党“立委”是否愿意出席会议并投票支持党团提案。

在第八届“立法院”中,民进党对党团提案保持了较高的支持动员程度,能够动员95%的本党议员支持党团提案,除了提案本身与政党利益密切相关外,更重要的是民进党能够在立法机构对党籍“立委”实施有效政治动员,特别是民进党沦为少数在野党后,议会支持党团提案也被视为检验政党凝聚力与团结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党籍“立委”积极支持党团议案,也可以视为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呈现了较好的组织动员能力。

(一)国民党对党团提案的支持动员

长期以来,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问题会影响政党的凝聚力,政党成员的“搭便车”或“越轨”行为往往会侵蚀政党竞争力。为了加强对政党成员的约束,国民党试图对不遵守政党集体决议的行为给予四种惩罚:警告、留党察看、停止党权、开除党籍。2012年6月6日,国民党党团公布《党团组织运作规则》,明定指出“须经‘立法院’配合的重大政策或法案,须经党团大会议决通过,通过后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不得有杂音,也不能对外、对媒体发表相反主张”[注] 《牛案首例适用国民党团新规 重大法案需党团决议》,《中国时报》,2012年6月7日。 。此外,国民党还加强议会党团与政党中央的协调沟通,按照国民党相关规定,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提出的各种提案或重大政策,需要提交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然后由政策会下达给“立法院”党政协调工作会。[注] 陈淞山:《国会制度解读》,台北:月旦出版社公司1994年版,第141页。 党政协调工作会负责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沟通,采取双方都能够认可的方案,最终形成国民党议会党团在立法机构中的提案。国民党通过党纪约束、协商沟通等方式来强化政党组织动员,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党员的个人行为,就是看到了党员自主行为如果缺乏有效规范和整合,势必会对政党集体行动造成较大的政治冲击,从而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竞争力。

图3 国民党党籍“立委”对国民党党团提案的支持度

尽管多数国民党党籍“立委”的政治支持确保了国民党议会党团议案在立法机构中得以顺利通过,但是,国民党党籍“立委”在对本党团提案的投票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或是“弃权”的“跳票行为”。统计来看,在9次国民党议会党团提案中,分别出现了“反对”或“弃权”的跳票现象(见表1)。当然,这种跳票的个别行为并不能在总体上影响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政治优势。

表1 国民党党籍“立委”针对党团提案出现“反对”或“弃权”的次数

进一步分析来看,在针对国民党议会党团提案的院会表决中,共有7名国民党的党籍“立委”与民进党立场一致,即这些国民党党籍“立委”对本党提案投了反对票。同时,还有4名党籍“立委”投了弃权票。“立委为了积极寻求立法表现,有时甚至因为照顾选区的利益而与国民党高层领导的既定政策立场相违背。”[注] 盛杏湲:《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一致政府与分立政府的比较》,《台湾政治学刊》,2003第2期,第71页。 跳票的党籍“立委”大多数为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只有2名为不分区“立委”。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体制中,由于区域“立委”由地方选区投票产生,当选“立委”更加依赖地方选区和选民,具有较强的行动自主性。相反,不分区“立委”则依赖党中央提名,对政党组织的依附性程度较高。因此在党团提案表决中,区域“立委”出于选区利益或者自身偏好考虑,不一定完全按照议会党团意志。这就需要由党团事先与他们进行协调沟通,取得认同支持,一旦协调不成,难免造成跳票的现象。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区域“立委”事先和议会党团经过了协商沟通,跳票行为对党团的集体行动不会带来负面破坏。另外,由于国民党党籍“立委”人数在立法机构中处于相对优势,党团往往不需要采取较高强度的组织动员,对于个人的自主性行动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一旦党团没有采取高强度的政党动员,党籍“立委”认为选择与党团提案不一致的“分裂”投票行为不仅不会影响党团议案的通过,反而会体现一定的行动自主性,从而增加所在选区的选民政治好感度,因此更有意愿采取不支持党团议案的主张。

尽管国民党党籍“立委”的跳票行为并没有影响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整体优势,但的确也体现出,在国民党内部,党籍“立委”与国民党党团在个别议案上存在利益或理念上的冲突与分歧,党团对个别党籍“立委”的跳票行为也一直无法实施有效约束,一旦遭遇某种重大提案,如果缺乏事先协调沟通,跳票可能会冲击国民党的政治优势。在以往“立法院”院会表决中,国民党由于党纪松散,议员跑票的现象较为严重。[注] 罗国豪:《“我国国会”党团在政党中的角色与地位——与英美两国之比较》,台湾东海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一旦双方矛盾难以调和,势必会冲击政党的集体行动能力。2012年4月27日,针对“讨论事项拟增列‘暂停美国牛肉及产制品进口之决议’”议案,就出现了国民党“立委”与民进党“立委”投票人数相同的情况,双方投票支持各自党团提案的票数均为44票,国民党党团不得不依靠“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投票获得议案的通过。在国民党处于政治优势的前提下,还出现这种表决遇阻的现象,的确暴露出国民党议会党团在立法机构中一旦动员不力,党籍“立委”对党团提案的支持力度不够,势必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政治危机。

国民党议会党团要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以及配合执政当局施政,就必须在立法机构提出和通过有利于国民党执政的提案,而为了获得提案顺利通过,就必须要在立法机构获得党籍“立委”的支持,共同采取一致性行动。在 “立法院”第八届任期中,国民党议会党团一共进行了70次提案,依靠党籍“立委”的政治支持,这些党团提案都基本获得了成功,这意味着国民党通过议会党团在立法机构实行了较为成功的组织动员。“国民党通过党政协调机制,使立委服从政党的领导立法。”[注] 盛杏湲:《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一致政府与分立政府的比较》,《台湾政治学刊》,2003年第2期,第71页。 从表决结果来看,国民党党籍“立委”在“立法院”院会表决中,基本能支持国民党的党团议案,“同党的立法委员有较高的动机去遵循政党的立法主导”[注] 盛杏湲:《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一致政府与分立政府的比较》,《台湾政治学刊》,2003年第2期, 第77页。 。只有少数提案的投票人数在50人以下,而支持提案人数最多的达到63人,支持党团提案的平均值为57人,平均支持率维持在89%(见图3)。这基本确保了国民党能在“院会”表决中处于过半数的优势,其他政党在人数上就很难否决国民党党团的提案。

总体而言,从国民党在第八届“立法院”的组织动员情况来看,在院会表决结果中,党籍“立委”多数能够支持党团提出的议案,从而使得国民党的党团提案都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另外,由于选举体制等多因素的影响,政党成员与党中央存在不同利益层面的考虑,政党也难以完全有效控制党籍“立委”的自主投票行为,在政党集体行动与个人行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分歧。这也显示出,国民党作为内部利益不断分化的政党,如何协调“立委”与党团的利益,将是考验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组织动员能力的关键。

(二)民进党对党团提案的支持动员

民进党在第八届“立法院”中只有40席,难以获得议题主导权。尽管如此,民进党议会党团依然在2012年至2016年国民党全面执政时期,积极进行党团提案,数量远远超过了国民党议会党团。为了给国民党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让自己的提案获得更多的影响力,民进党对党团提案进行了积极的组织动员。从统计来看,在一共313次党团提案中,民进党“立委”支持党团议案的人数基本都维持在30—40人,提案支持人数的平均值为38人,平均动员支持率达到了95%(见图4)。从支持动员程度来看,国民党要略低于民进党,这也显示出,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动员程度比国民党具有一定的组织优势。

图4 民进党党籍“立委”对民进党党团提案的支持动员

首先来看新闻文本。尽管一则新闻报道指涉的是实在世界,但经过“把关人”(编辑、记者、传媒机构或任何信息发送者)对“材料集合”选择之后,其材料构成的成分已经是人为构建的符号组合,然后经过媒介化(文字或影像等)再现为显在的“述本”(公开发布的新闻报道)。这一“文本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真相转化为文本所呈现出的真相。这正如博德里亚所说:“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注][法]博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页。也就是说,实在世界中的客观真相与文本所呈现的真相往往容易被混为一谈。

与国民党一样,民进党的提案中存在个别的跳票行为。根据统计,民进党在三次党团提案中出现了跳票行为,占总提案的0.96%;每次都有18名党籍“立委”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从比例来看,民进党党籍“立委”的跳票比例要低于国民党。出现跳票行为的原因与提案本身及政党成员利益的有关,此外,“立委”也会在投票中进行理性选择,一旦觉得少数跳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党团提案的失败结果,反而会以跳票的形式来维护“立委”在社会中的好感度,特别是对区域“立委”而言,自主行使投票权有助于维护在选区中的政治评价。

总体来看,民进党作为立法机构中的少数党,并没有因为席次较少而出现组织动员困难的现象,反而爆发出较为积极的政治活跃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进党在政治逆境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能够通过动员党籍“立委”支持党团提案来凝聚党内团结。事实也证明,从民进党最初进入“立法院”开始,就能够凭借极少数力量展现惊人的政治能量,制造出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也进一步反映出,即使国民党全面执政,民进党也没有因为自身在立法机构中的席次较少而沦为政治旁观者,依然能够组织政党成员积极支持党团提案。

四、两党对对方提案的反对动员

在台湾地区政党政治中,政党在立法机构中除了积极支持党团提案的组织动员外,还会动员议员反对竞争对手的提案、阻止对方的提案顺利通过,以此化解竞争对手制造的政治挑战。可以说,政党成员对另外一个政党提出的议案具有多大程度的反对立场,也是检验政党组织动员能力的重要表现。

(一)国民党对民进党议会党团提案的反对动员

作为政治竞争对手,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中的表现行为直接影响着国民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作为反对党,民进党会通过提出自己的党团议案来挑战甚至削弱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地位,国民党的组织动员强度则会随着民进党挑战的强度而发生变化。具体来看,民进党在议案表决中的动员强度越高,即支持民进党议会党团提案的票数越多,国民党为了实施有效反对,必然会大力动员党籍“立委”参与投票来进行反制,以此化解民进党带来的政治挑战。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部门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能源审计计划以及节能规划方案。而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部门建立起完善的能源管理机构。在实际推进节能降耗战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节能政策制度的制定对该计划的落实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政府部门要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综合分析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并通过能源计量工作权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从而优化能源配置。

与民进党不同,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没有采取政党联盟形式进行提案,70次党团提案都由国民党议会党团独立完成,即使亲民党属于泛蓝阵营,也没有成为提案的共同参与者。国民党之所以不积极争取亲民党作为提案的共同体,存在较为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意在立法机构中给予亲民党更多的政治资源,例如支持亲民党的提案;另一方面,国民党拥有立法机构的主导权,缺乏主动与亲民党合作的政治动力,因此即使双方都属于泛蓝阵营,反而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处境较好,导致国民党不愿意谋求合作。

本文研究所用混合室为箱式混合澄清槽,混合室尺寸450 mm×450 mm×550 mm的长方体平底槽,有效液面高度为500 mm,所以混合室的有效体积为100 L,计算见式(3)。

图5 国民党对民进党议会党团提案的反对动员

国民党的反对动员体现了国民党的集体意志,但是,在反对动员中依然存在党籍“立委”的跳票行为,即个别党籍“立委”没有遵守政党的反对立场,而是出现了支持或弃权的跳票行为。根据统计,针对民进党议会党团的313次提案,国民党党籍“立委”出现跳票的次数达到了46次,占所有提案的14.7%。少数国民党党籍“立委”的跳票行为意味着这些“立委”并没有与政党的反对立场保持一致,甚至与民进党立场相同。尽管这些行为最终不影响国民党对提案的否决,但是从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对立关系来看,国民党个别“立委”公开与民进党立场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个别党籍“立委”在重大提案上与党中央存在分歧,甚至有利益冲突。

(二)民进党对国民党议会党团提案的反对动员

在台湾地区 “立法院”第八届任期中,由于国民党在席次分配上具有相对的人数优势,只要国民党党籍“立委”对本党团提案的支持达到了一定的票数,即使民进党动员全部党籍“立委”到场投反对票,也无法阻挡国民党党团提案的多数通过。因此,民进党对国民党党团提案的反对主要是履行反对党的政治职能,以及通过反对动员来强化民进党内部的凝聚力。

总体来看,对于国民党党团发起的70次提案,民进党党团的反对动员人数平均值达到35人,平均动员程度达到了88%(见图6),略高于国民党对民进党的反对动员。除了个别国民党党团提案由于经过了双方的党团协商、民进党因而不会采取组织化的反对动员外,也有一些国民党党团提案是针对民进党党团提案而来,因而民进党对此给予了支持动员,但其立场与国民党还是存在根本对立。

图6 民进党对国民党议会党团提案的反对动员

在针对国民党的反对动员中,民进党也存在个别跳票行为,即部分议员并没有采取与党团一致性的反对立场,而是选择了“支持”或“弃权”。根据统计,在除了党团协商以外的66次提案中,民进党议会党团中出现跳票行为的达到了10次,跳票比例达到了15.2%,与国民党14.7%的跳票率相比,双方差距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席次差距较大,双方在提案过程中都没有采取高强度的政党动员,在不冲击政党竞争的前提下,政党对一些跳票行为给予了一定的默许或宽容态度,因此导致双方都出现一定比例的跳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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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国民党掌握了行政与立法资源,使得国民党当局呈现出“一致性政府”的特征,国民党在立法机构中的提案活动主要通过行政部门来进行发起设置,因而国民党的党团提案数量不多,政党活跃度有所下降。但在每一次提案行为中,国民党基本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几乎所有的提案都能获得顺利通过。同时,对于民进党发起的提案,国民党党团也能组织党籍“立委”进行反制,使民进党难以在立法机构挑战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型钢混凝土斜柱的安装会直接影响到上部结构的施工质量,因此对精度控制的要求相当高。针对斜钢柱的安装,我们采用了如下的测量控制程序来保证钢柱安装的准确:标准柱竖向投点控制网闭合,测量,排尺,放线→柱顶标高测量,定相对标高控制值→确定柱顶位移值→超偏处理→抄平结果与下节柱预检数据综合处理→安装钢柱,确定借位值进行粗校→分析测量数据→钢柱垂直度重校正→会审安装测量记录,指定施焊顺序,确定特殊部位处理方案→施焊,测量跟踪观测柱→焊接检验→验收→标准柱竖向投点控制的闭合→提供下节钢柱预控数据图。重点对垂直控制网的布设和转换、外立面斜率及钢柱的测量控制、柱模板斜率控制等方面进行实施。

近年来,有人认为在马英九执政后期,国民党由于团结程度不够,导致难以主导立法机构的运作,因而使得民进党多次发起对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冲击,例如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最终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民党在马英九执政后期依然能主导立法机构对议题的运作。不过,由于政治活跃度的不足,议题设置逐步被民进党抢夺,最终影响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特别是一直以来,国民党内部就存在组织纪律涣散和党内派系利益的问题,个别党员的跳票行为也冲击了国民党的团结性与凝聚力。在政党内,个人都会面临一个困境:追求自身利益还是投入资源维持政党的集体声望。[注] [美]大卫·J.塞缪尔斯、马修·S.舒格特:《总统、政党和首相:分权如何影响政党的组织和行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因此,如何解决国民党内部在立法机构中的行动一致性,关系到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政党竞争力。

在马英九执政后期,民进党主要通过多次发起提案来扩大政党在立法机构的话语权,尽管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无法阻挡国民党的人数表决优势,但是,民进党的大量党团提案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党的政治活跃度,更能通过提案行为来整合政党内部的团结,无论是支持民进党发起的本党提案还是反对的国民党提案,民进党都能呈现较高的组织动员程度,这意味着作为少数在野党,民进党没有降低政治活跃度,而是不断通过提案行为来维持了政党的一致性行动。本文还发现,与国民党相比,民进党在提案中的支持动员以及反对动员过程中也存在跳票行为,民进党对于本党提案的跳票次数要少于民进党在反对动员的跳票次数,这也说明,对于本党提案,民进党更希望通过一致性行为来展现党内团结,而对于国民党的提案,由于缺乏人数优势,使得民进党的反对动员难以构成实质性阻挡,因此,民进党内部选择跳票的自主行为也会大量增加。

Comparison of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Behaviors of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s Legislative Body(2012-2016)

Ai Ming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ucus proposal behaviors of the KMT(Kuomintang) and the DPP(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the “Legislature” from 2012 to 2016,and find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posal-making,both parties tended to organize and mobilize the support or challenge of the respective party’s “legislators” to take concerted action and most “legislators” of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would cooperate and support the position of the party concerned.This,to some extent,shows a crescendo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party in the political game in Taiwan.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bounced check” appeared within these two political parties to different degrees,which shows from another aspect that the party “legislators” in Taiwa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from the political parties.

Keywords: Taiwan,legislative body,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作者介绍〕 艾明江,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笑天)

Author: Ai Mingji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Party School of Xiame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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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的组织动员行为比较(2012-2016)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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