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研究：技术进步路径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技术进步论文,视角论文,持续增长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D61.2；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0）04－0050－12
一、问题的提出
凭借着改革以来自身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迅速扩大。安格斯·麦迪逊（2008）认为这种扩大“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个威胁，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希望之所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不解之谜”[1]。关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以及这种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经济学界从众多角度给出解释。
改革以来，我国持续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水平，储蓄率的最低值32.9％出现在1981年，多数年份储蓄率均在35％以上，最近几年上升至40％以上。2007年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达到历史性峰值51.2％。何帆、张明（2007）分别比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民总储蓄率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国内总储蓄率，发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储蓄率就高于所有发达国家（1992年之前的韩国除外），也高于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的其他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同时，投资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基本处于30％—40％之间[2]。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只不过是由高积累堆积起来的总量扩张，长期将难以为继[3－5]。这一增长过程因技术提升幅度不高，被其视为低效率粗放式的增长过程①。Shan（2006）分析了中国的低利润增长模型，并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了比较，在Young、Lau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国家所谓的增长奇迹只不过是更多投入带来的，而非依靠生产率的提高[6]。一时间东亚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轨迹被视为低效率和不成功的代表。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发现东亚经济不仅没有停滞不前；反而是迅速地恢复了生气②。表1是亚洲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国家2003年－200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也可以看到，东亚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因而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东亚模式③ 以及中国的所谓要素高投入低效增长的路径，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高投入模式并非一定是低效率的，这要视投资是以重复原有技术水平作简单复制的投资，还是投资于物化有新技术的投资而定。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认为中国在开放条件下的FDI与技术引进中，均采取与投资相关的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将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归纳为“干中学”引发套利型一哄而起的低成本竞争模式，这样就跳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强调人力资本提升，即只强调劳动投入质量的提升，而无视资本要素的质量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8]。其实，物化在机器设备之中的技术进步形式并非是中国的特例，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种技术进步形式。Howitt和Aghion（1992）[9]、Greenwood（1997）[10]、Bernanke（2001）[11]等人均认为资本存在着外部性，新技术几乎总是要附着于新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之上，强调了物质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融合关系，也强调了资本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技术水平通常会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因而通过设备引进来模仿先进技术成为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Barro（1997）[12]强调了模仿相对于创新的成本优势，因而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可能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依靠模仿快速实现技术进步阶段后，从模仿而来的后发优势在显著递减。如果这种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长期内无法持续，那么如何在其消减之前做出恰当的转换，确保中国顺利跨越“贫困陷阱”④，以确保本世纪中期中国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就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同时，实证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13－14]也支持新投入资本体现技术进步的特征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路径问题中将发挥重要的观点，即要把握中国的经济增长，投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就必须连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研究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不能忽视的是高比例的投资率和物化在新增投资中的技术进步，这种新增技术会使得原有的技术价值降低，甚至失去价值。Aghion & Howitt（1992）[9]重新系统、规范地阐述了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将增长过程描述为固定数量企业条件下产品连续改进的过程，强调了研发的纵向竞争行为、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性毁灭的效应。Solow（2007）称赞这是内生增长理论发展中的重要进步，“我（Solow）不能断定他们（Aghion & Howitt）是否将Schumpeter的不精确的概念转换成了明确的模型并推进到非常细致的水平，但它确实说明了进步是如何实现的”[17]。本文的研究基础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从技术初始值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基本特征出发，研究其推动技术进步具体形式的特点——既可以选择向外模仿，也可以选择自主研发——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展现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当中国的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的推进形式以模仿为主，而且此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往往会取得较好的结果；当技术水平得到成功提升，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其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形式就转而以自主创新为主了，同时最优化收敛路径要求政府对于经济的扭曲也要逐步矫正，市场要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与许多经济学家所做出的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如Acemoglu，Zilibotti，& Aghion（2006）[18]认为当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时，对于竞争市场的扭曲，成本有限；但如果该国技术水平很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时，这种扭曲成本就会非常的高。他们还利用1965—1996年非OECD国家的数据（也包括九十年代才加入OECD的国家，如韩国和墨西哥，因为他们曾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回归发现高扭曲的国家在远离世界技术前沿时的增长速度相对较高，在接近前沿后，增速显著降低。⑤
借助由模仿到创新的技术进步分析框架，坚持阶段论地理解各种政策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那些曾经在特定阶段能够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如向下扭曲要素价格，超贬汇率等政策来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阶段经济继续增长的掣肘。因而，在模仿向创新转换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做出相应政策的变换，否则一国的经济就难以顺利进入创新阶段。如果，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在由模仿向创新转换的阶段，那么，鼓励自主创新，转变原有的发展战略就十分紧迫了。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与典型化事实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2008年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比重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提升到世界第一位。3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同期全世界范围内，表现强劲。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结果，见下表：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各国的高速增长期一定重合，二战以后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依次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年，年均增长9.2％；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0年，年均增长9.9％；中国香港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1年，年均增长8.7％；中国台湾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6年，年均增长9.5％；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30年，年均增长8.5％。这些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相比较，我国的高速增长期至少与目前世界上高速增长期保持最长的韩国持平或更长，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⑦。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显著的技术进步是贯穿全文的基本判断。结合我们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是从收入增长和技术提升的角度来归纳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特征：
（一）逐利厂商成为市场主体，市场经济初步建立
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就是非国有部门在社会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大部分不适于国有企业进行生产的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逐渐退出，将原有的生产资源转移到民营等更适应市场变化的微观主体手中，大大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这种得益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生产资源再次配置，也就成为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从社会研发活动的投入份额来看，企业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愈发明显。2007年，中国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总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70.4％，来自政府和其他方面的资金所占比重不足百分之三十，企业已经成为我国R&D活动的资金投入主体。企业不但是我国R&D经费的最大来源，同时也是R&D活动的主要执行部门，2007年，企业R&D经费支出额占全社会R&D经费总额的72.3％，其在我国R&D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已不可动摇，接近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世界范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R&D经费占全部R&D经费的比重都在60％以上，韩国和日本均超过77％；美国为70.3％；加拿大、意大利这一比重在50％以上；而阿根廷、波兰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较低。
（二）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高外商直接投资
改革以来多数年份，中国储蓄率均在35％以上，从2000年开始，中国国内总储蓄率出现了连续八年的增长，2007年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达到历史性峰值51.2％。钱纳里、赛尔昆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时，消费率一般为76.5％（《发展的型式，1950－1970》）。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率仍然会保持在较高水平。我们找到了一些发展水平达到和超过这一水平的国家，比较他们当时的消费率发现，消费率也是基本处于60％－80％之间。
伴随着历年中国高储蓄率而来的是每年百分之三四十的资本形成率。最近几年，中国投资率也是一直保持在40％以上。此外，规模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提供了资金来源。自九十年代开始，FDI进入中国的数量开始激增。1992年突破100亿美元，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至2008年底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接近千亿美元。
图1 1983—2008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随着FDI大量涌入中国，不断地与我国国内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相结合进行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生产人员就得到了培训、锻炼与提高，生产技能水平和人力资本储备的规模都在不断的提高，这也是中国历来奉行的市场换技术所取得的成果。
（三）技术水平显著提升，设备进口先增后减
改革之初，我国工业生产相对落后，多数行业生产能力低下，一些行业门类甚至为空白。通过向发达国家购置设备，积极开展技术引进，模仿和消化吸收，同时适时自主创新并淘汰落后的机器设备方式，我国生产领域成功实现了技术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包含着先进技术的机械设备进口额自改革以来至上世纪末呈上升态势，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机械设备进口额的相对比重开始下降。技术进步路径由模仿为主，逐步转向自主创新。
经过30年的发展，各行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新兴行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已形成了分工明确、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实现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门类单一的结构向劳动密集、技术密集、门类齐全的发展格局转变，各行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四）新世纪研发费用投入显著提高，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是指用于内部开展R&D活动⑧ 的实际支出，包括用于R&D项目（课题）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间接用于R&D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与R&D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外协加工费等。中国自1991年以来，研发投入费用的绝对数量与占同期GDP比重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91—1999年之间我国研发投入总额均低于700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徘徊在0.55％至0.75％之间；在新世纪开始后，研发费用投入的绝对值迅速上升，2000年投入绝对值为895.7亿元人民币，至2008年以增加到4570亿元人民币，研发费用投入绝对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同期GDP增长速度，因而占GDP比重也快速增加，该比值由2000年的0.91％提高到2008年的1.52％。
图2 1991—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2008年统计年鉴》和《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逐利厂商逐渐替代政府所属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开始在研发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企业支出的研发经费（不含企业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研发活动所支付的经费）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企业研发支出总额为2611亿元，占当年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超过70％。下面是选取的主要OECD国家2007年研发费用按执行部门划分的支出情况，比较发现中国目前企业主导研发活动的比重已经和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非常接近了。
（五）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日益融入世界市场
1978年改革伊始，全年进出口总额为355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为9.7％；1993年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大关，在GDP中的份额也上升为31.9％；至200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十万亿，总规模为11.7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63.8％。2007年全年进出口额为16.7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提高了近43％。2007年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总量的份额为7.8％，仅次于美国的11.3％和德国的8.5％，排在第三位。排名前七位的国家，2007年共计进出口额占全世界的43.8％，少数国家共同主导了国际商品贸易，贸易总量日益向较少数几个国家集中。2008年中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增幅居世界各国前列。
中国进出口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初级产品包括粮食、能源等所占比重在下降，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在显著上升，一方面说明我们工业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产业中应该存在着显著的技术进步。1984年，中国出口商品额以当年价格计算为260亿美元，其中制成品出口额仅占47.65％，其余超过半数的出口分别为农业原材料（5.71％）、食品（15.27％）、燃料（23.02％）和矿石及金属（2.20％）。1990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突破七成，达到71.58％，其他各非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均显著下降，总额不足三成。1993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突破百分之八十，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基本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国际形象。
图3 各国按执行部门划分的研发经费支出情况
三、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加速动力
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尚未遭遇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由于其它事件而中断这一增长过程。按照魏枫（2009a，2009b）[15－16]数理模型的分析结论，处于模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投资物化先进技术的生产设备，并通过高估企业价值来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是高估企业获利能力的主要手段，充足的资本积累，是企业投资生产的必要条件。扭曲要素使用价格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超贬汇率使企业扩大出口，通过增加销售商品的数量来增加企业收入，这样更高收益—更低成本模式下，厂商的利润就会被高估，更多潜在厂商进入生产领域，更多的资源也被配置到生产领域，就会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一）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财税补贴增强企业获利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化转型所培育的一大批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及全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政府对于生产企业的财税补贴，包括资本使用低成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以及实际税收低等，其结果就使得生产企业的获利能力被强化，进而吸引更多的潜在厂商加入工业化过程，借助竞争推动技术进步。
首先，政府隐形担保下的贷款成为生产企业可靠的资本来源，这些贷款数量巨大同时使用他们的价格有大大低于资本的市场价格。龚刚和林毅夫（2007）[21]测算，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中国贷款供给的平均实际利率约为2％，中国企业进行生产所使用的资本价格远低于主要的OECD国家，仅为同期美国资本价格的61.2％，远不及法国同期资本价格的一半（见下表）。
上述实际利率差距仅仅是资本价格扭曲的冰山一角，更为巨大的扭曲在中国各商业银行所发放的贷款回收率极低。2005年以来中国不良商业贷款总额一直在一万两千亿人民币以上，而由国有商业银行发生的不良贷款则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07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12684亿人民币，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就达11150元人民币，占到了全国不良商业贷款的88％。考虑这方面后，我国资本实际使用价格甚至为负，将贷款充斥为资本金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估了企业的获利能力指数。
其次，生产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成本，也低于正常值，廉价的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向下扭曲的劳动力价值主要体现在：工资水平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或者1／20，而农民工的工资更只有城镇职工的一半；无相应配套的社会保障成本，农民工通过租赁廉价房、无社会保障等为政府、企业节省了需要支付的高额成本。白暴力（2007）发现2004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为7650.7亿元，占其所创造GDP总数31223.4亿元的24.5％[22]。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工资成本占人均增加值的比重一般在35％－50％。
另外生产性土地的使用成本也很低，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在其乡镇里土地征用多是低价的，甚至是“无偿”的，并且没有城市社会保障、城市土地与基建开发、基础设施的营运以及城市里许多高税收的项目。在城市当中，特别是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都对生产企业的税收优惠减免，财政补贴，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省市也纷纷推出招商引资配套措施，让利于生产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企业进行生产活动的获利能力。
（二）汇率贬值政策提升出口企业的获利能力
此外一些重要的宏观政策对于提升企业获利能力，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也是至关重要，如1994年中国政府主导下汇率贬值政策，自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到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的水平。此后的汇率略有波动，1995年6月以后，人民币兑换美元保持1∶8.28的固定汇率上维持了约十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基于CPI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做过测算，以1987年人民币汇率水平作为基准期，中国在改革之初，实际汇率水平就已经开始了大幅度的下降，至1992年达到最低点，此后略有上升，在此后的近十年中，实际汇率基本保持水平态势，只做出了较小幅度的波动。
Tyers（2008）比较了1995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发现，尽管中国汇率贬值以后的十年间，汇率比值保持不变，但是同类美国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显著快于中国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导致了实际上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低价格，因而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23]。人民币至少在95年开始，就始终面临着升值压力。现实的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就意味着人民币在此期间的贬值。
图4 基于CPI的人民币实际汇率（1987年＝100）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4,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图5 1995年以来中美价格水平与实际汇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
总之，在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迅速加大，汇率贬值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国内企业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增强了它们在同类国外产品的竞争力，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自2005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此后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这一扭曲机制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才逐渐减小。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被充分考虑资本投资异质性的情况，认为充分发展的市场中，资本投入均是无差异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年新增投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社会新增的机器设备均包含着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更为先进的技术，物化性技术设备占据全社会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所考虑自主研发为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往往忽略发展中国家借助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我们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体[15]。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因资源配置扭曲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处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同时，魏枫（2009b）[16]作出了对中国技术进步所处阶段的基本判断，即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我国处在模仿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而且该过渡阶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也为进一步展开此方面的研究提供几个有趣的命题：
（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则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二）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更快实现经济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三）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而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四）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的看到。
（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多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低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六）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被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
（七）对于向下扭曲要素价格的政策要有清醒的认识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复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
1）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
2）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在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八）对于汇率升值的认识
一般理论研究认为，汇率失衡不论是汇率的高估还是低估，都会使经济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价。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超贬汇率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的贸易顺差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在本文的模仿——创新阶段论的分析框架下，本币贬值不失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陷于模仿陷阱之际，更是能够有效的帮助该国脱离困境。当然，一旦该国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离开模仿阶段，本币贬值的这一好处也就随之消失了。继续本币贬值政策就会抑制了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降低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因而，当一国处在创新阶段或者是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时，政府就要下大力气关注汇率的升值问题。
收稿日期：2009－08－01修回日期：2010－04－01
注释：
① Ofer,G.（1987）用粗放式的增长模式（the pattern of extensive growth）来描述冷战时期原苏联的增长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增长更多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扩张而非生产率的提升[7]。
② 据日本野村国际（香港）公司对东南亚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299家主要上市公司所作的调查，2005年度纯利润同比增长6％，达到413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http://jp.mofcom.gov.cn/column/print.shtml/jmxw/200506/20050600108697）。
③ 关于东亚奇迹，林毅夫，任若恩（2007）作了近期较好的综述。
④ 将一国技术进步路径收敛至稳态时，仍然处于模仿阶段的状态定义为“模仿陷阱”，这对应着一国经济停滞在较低的发挥在那水平，赶超失败的情形[15－16]。
⑤ 文章中低扭曲组(low- barrier group)包括:Chile,Ghana,Hang Kong,India,Israel,Jamaica,Malaysia,Nigeria,Pakistan,Peru,Singapore,South Africa,Sri Lanka,Taiwan,Thailand,Tunisia,Uruguay,Zambia和Zimbabwe;高扭曲组(high- barrier group)包括Argentina,Bolivia,Brazil,Burkina Faso,Colombia,Dominican Republic,Ecuador,Egypt,Indonesia,Jordan,Kenya,Korea,Madagascar,Malawi,Mali,Mexico,Morocco,Mozambique,the Philippines,Senegal,Tanzania,Uganda,and Venezuela。
⑥ 若无特殊说明，本章中的数据及图表均来源自：《2008年统计年鉴》和《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⑦ 以上数据整理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
⑧ 研究与发展（R&D）活动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进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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