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二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方法论文,社会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专业委员会、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二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11月10—12日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举行。这是与1986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整整相隔了10年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北、江苏等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宣读了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方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驼教授主题报告，总结了十年来我国社会调查事业在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概括了这一领域的队伍建设、组织机构和主要学术活动的状况。会议收到论文21篇，发言提纲12份。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代表本着总结、交流在社会调查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以及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规范化和国情化的基本指导思想，分专题进行了研讨。现按照这些专题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的概念
关于“社会调查”概念的讨论，是由风笑天（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对社会调查所作的定义引起的。他认为，社会调查，指的是一种以结构式问卷为工具，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主要通过定量地分析这些资料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它具有使用一定规模的随机样本，使用结构式、标准化的资料收集工具和程序，所收集的是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切资料以及主要依赖定量分析的特点。因此，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都不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调查范畴，实验、实地研究、文献研究也被排除在外。
水延凯（湖北孝感市委党校教授）等人持不同观点。水延凯认为，社会调查是社会调查研究的简称，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了解和分析、研究，来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自觉活动。调查属感性认识阶段，而分析、研究属理性认识阶段，我们不能把调查与研究分开，更不能把个案调查、典型调查、观察、实地研究等从社会调查概念中排除出去。风笑天的定义考虑到了同国外学者的概念的“接轨”，但我们更应当考虑到与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形成的社会调查概念“接轨”。范伟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认为，风笑天将“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区分开来，从逻辑上讲是有意义的。但这种分区，目前还不易为国内学者，特别是实际工作者接受。我国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调查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刘崇顺（武汉市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认为，社会调查方法的概念不宜理解得过窄。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调查概念，比国外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过分狭义的社会调查概念，不利于社会调查对实际工作部门的指导。
风笑天还区分了“传统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他认为，这两种方法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前者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为主要调查方式，据研究者的主观分析、判断，选取几个具体个案或典型作为调查对象，采取无结构的自由访谈、座谈会收集资料，对资料主要作定性分析。而后者以抽样调查为主要调查方式，以一个一定容量的随机样本作为调查对象，主要以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收集资料，并主要用定量方法分析资料。风笑天认为，前者适应的是“传统”社会，而后者所适应的是“现代”社会。两者的方法论基础是社会学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
林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认为，应当区分社会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概念，并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关于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的关系，他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认为社会调查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见闻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是要依据对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理论或假设。社会学研究是社会研究的一部分。社会研究包括学科研究和非学科研究。在这两类研究中都包含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
二、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程序
刘欣（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定义、体系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社会学方法论可以看作是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哲学，它把用于获取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各种方法、程序和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获得资料、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关系、得出研究结论的方法、程序和技术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准则。社会学方法论有两个核心问题，即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和说明社会现象的方式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社会学方法论应探讨以下问题：1、研究的客观性（包括对象、方法、程序和资料的客观性）。2、研究者的价值观对研究选题和研究过程的影响。3、研究的逻辑起点。关于这一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和讨论“个体论”和“整体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问题会更有意义。4、研究的逻辑程序。自然科学的归纳和演绎是否仍是社会学研究的有效程序？或然（概率）归纳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何作用？5、用什么方式（因果解释、结构—功能解释的方式或理解的方式）来说明社会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果采用因果解释，社会学断定因果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刘欣认为，目前国内不少社会学者都未做到自觉地在方法论的指导下系统、规范地开展社会学的研究，这使得有效积累社会学的知识、促进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未取得明显成效。一个好的研究者应当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较深入的了解或探讨，从而选择并形成一套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论准则，自觉地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从事研究。
张彦（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茂福（湖北郧阳师范专科学校讲师）认为，社会学讨论的方法论问题，其它社会科学也在讨论；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其它学科也在使用，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社会学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社会学充其量只是有一定自己学科特色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独有的体系是不存在的。
李宁（宁夏大学政法系副教授）论述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我国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发展的现实意义。其意义主要表现在：1、方法论的指导意义；2、毛泽东的调查实践活动开创了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3、对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先进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具有指导意义。
林彬划分了社会研究的四种基本类型及其基本模式和逻辑程序：学科的应用研究，模式是：实践问题—经验说明—理论建设；非学科应用研究，模式是：实践问题—经验说明—对策建议；学科理论研究，模式是：理论问题—学术论证—学科建设；非学科理论研究，模式是：理论问题—综合论证—对策建设。刘欣对W.Wallace的社会学研究的逻辑程序的“环形图”加以改造，将其图中“观察”一环分解成“资料”、“搜集资料的方法”、“选样方法”、“样本”、“现象”和“本质”等几个不同的环节和层次，探讨了它们之间在研究过程中的具体逻辑关系和需要从方法论上进行研究的问题。
林彬还在探讨了科学的分界标准的基础上，对社会研究的科学性、规范化、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在于：1、科学的推理和论证是自足的；2、科学的目标是在其“信息域”中自主地、系统地提出问题、制定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确定一系列可能的解答，建立衡量什么是可接受的解答的标准；3、科学共同体遵守其共同制定的标准、规则和规范。依据这些标准，科学研究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经验科学的研究，也不局限于学科研究和实证研究。对于社会研究是否科学研究要作具体分析。规范化是同科学化相联系的，规范是学术共同体为提高效率和质量制定的规则，它为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争论和协作提供了框架。本土化与科学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当前本土化这一“论域”的展开是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相联系的，其背景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实证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理论概念、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的拒斥和反思。把本土化视为将国际通用的规范、方法、程序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修正是正当的；但只有本土人才有资格研究本土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本土化是要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中研究本国问题，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论证也是客观的。
于真（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谭明方（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讲师）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联系。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这两种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
张宛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在对国内目前社会学方法研究倾向进行考察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今后社会学方法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探讨。她认为：1、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选择应首先满足对社会研究的需要。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研究需要有一套适合于、满足于中国本土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的建立应以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为原则。现阶段我国社会学界在方法论上引入、实践、研究已有的人类学方法、解释学方法、文献法、个案法等会更有益处，而在方法论上集中研究、实践理解社会学一系的研究方法则会有独到的功效。2、从满足中观社会学研究需要为突破点，实践、创建适合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体系是一种较好的选择。3、应关注“人”的主体性、目的性、非理性及其社会行为研究的有限性、制约性。4、方法学者应有理论意识及其关照。
三、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和质量控制
张宛丽总结了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三点倾向：1、由“撒网捞鱼式”的问卷调查热转向深入的典型及个案研究，并引入了人类学的田野方法；2、由强调、突出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宏观层面的研究，扩展到对行动者的行动解释研究，研究层面由宏观下移到中观、微观层面；3、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一些方法，如解释学的有关方法、语义分析法、文献法等，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被用于有关研究实践之中。
白红光（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对近年来我国社会调查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应用的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认为整体说来，我国学者对这些方法理解和掌握的程度还不高，因而出现了一些错误，导致了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王康乐（湖南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结合社会学恢复以来自己从事调查研究的经历，认为所作调查的最大缺陷是资料缺乏连续性，无法反映历史性的纵向变化。
田凯（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风笑天对近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方法的应用状况进行了考察和评析。他们认为，实地研究是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在我国实地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尚待提高，应用的领域也有待拓展。李少文（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认为，实验法目前在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很少，但有必要对它的适用性作探讨并尝试在实际研究中加以应用。
范伟达认为，社会调查不能仅用于学术性的研究，应当积极参与市场调查和咨询业的活动。
杨俊启（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泥安儒（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对社会调查方法的教学和应用总结了“三兼顾”和“三结合”经验：即融教学、科研、实际应用为一体，兼顾教师科研、学生实习和实际部门的需要；在调查实践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实际部门密切配合，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各尽其职，知识互补。
赵孟营（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总结了近年来农村社会调查的发展倾向和问题，他认为，近十年来农村社会调查的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偏重重点或典型访谈的阶段、偏重抽样问卷调查阶段、综合多种形式阶段。农民对调查的态度也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热情再到冷淡再到理解的过程。农村社会调查方法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问卷的设计贪多求全，问题过于书面化，影响了资料的可靠性；二是调查者的语言表述、行为习惯不能与调查对象相融洽。
风笑天、于真、刘崇顺等对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研究总体质量水平不高的原因作了分析。风笑天认为，目前我国存在一些低质量社会调查的原因，除了调查研究人员对具体操作方法和技术掌握不够外，对社会调查方法的性质、特点、作用，尤其是对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缺乏应有的认识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从抽样、测量、解释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调查所面临的挑战，并认为，如何根据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严格贯彻样本抽取的随机性原则；如何通过科学的操作化程序，提高社会测量的有效度；以及如何利用同一时间点的横切资料，将相关分析推向因果分析，是提高社会调查质量、保证社会调查科学性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于真、谭明方认为，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研究总体质量水平不高的原因在于：1、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2、在运用统计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时，只注意到了形式上的“规范”，调查内容却空洞无物；3、统计分析与理论分析脱节；4、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刘崇顺认为，当前社会调查方法在应用上没有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点，是造成问卷方法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延凯认为，调查结果的质量取决于：1、调查者的责任感、知识水平和能力；2、调查方法；3、被调查者的合作态度。调查结果实际上是这三者相互合作的结果。由于任何一种调查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都有其适用的对象和条件，因此把不同的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相互取长补短，是提高调查质量的重要方式。
杨心恒（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中，对社会测量指标的效度和信度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效度和信度发生问题，一是出现在概念层面上，是由于概念不清或对概念的重要特征把握不准造成的；二是出现在计量层面上，是由于测量工具的模糊不清造成的。要提高测量的效度，除了对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征作清楚的解释和准确的把握外，还要对所设计的指标进行经验的、统计的筛选。而要提高信度，就要使所设计的表达指标的语言让被调查者一看就懂，使指标的内容在被调查者的知识范围之内，对于复杂的现象则要使用综合尺度法。
陶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在探讨了抽样调查中易发生质量问题的区域和质量问题的表现的基础上，借用工业生产过程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勾画了社会学抽样调查质量控制的流程图，认为应采用问卷一致率、有效样本率、问卷编码检查覆盖率、编码出错率、录入数据核查覆盖率以及数据录入随机出错率等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个抽样调查的质量。
四、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工作规范
李煜（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对开放式问题在定量研究中的应用作了探讨。他认为开放式问题与封闭式问题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是否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答案，更为本质的差别是有没有对问题的答案做了提示，而这又使得两种问题在设问、适用条件、优缺点上有很大不同。他还对调查过程中开放问题的操作技巧以及开放问题资料量化分析的技术作了探讨。周长城（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对标准化访谈中的提问、追问、答案记录等技术和调查员的态度作了说明。陈恢忠（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对反提问技术、近似提问技术、分解提问技术以实例作了说明。
史希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介绍了概率归纳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简要说明了列联表分析、Log线性模型的应用和高维列联表的压缩方法。肖明（北京广播学院统计调查研究所讲师）结合舆情调查的实际数据，简要介绍了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的应用。刘欣简要说明了Logistic回归分析的基本思路和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杨胜坤（贵州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探讨了两极测量法在社会测量中的应用。王铁（武汉市社科院城市发展所副研究员）结合自己开发、应用的成果，展示并介绍了GIS（地理信息系统）在社区研究、统计结果的直观展示和比较、抽样框的管理及应用、调查资料数据库的共享等方面的应用和开发潜力。
王铁、陶冶等提出建立我国社会学界的资料数据库问题。
冯小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范伟达、白红光、唐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陶冶等，对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的规范问题发表了意见。冯小双认为，目前对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有两个误区，一是将社会调查神话了，认为社会调查无所不能，不管适用不适用，什么问题都去搞调查。二是不讲科学规范地滥用，比如，有的调查只有10个人的样本，甚至还以此为基础作推论。此外，有些调查者不讲职业道德，调查时随便作诱导，甚至伪造数据。范伟达认为，目前国内市场调查、咨询业星罗棋布，但却各自为政。若没有规范的约束，就很难树立好的形象和声誉，很快就会被国外的同行挤垮。唐灿认为，由于对调查方法的神话和无规范的应用，目前国内社会调查的声誉已经受到了影响。比如有几家大报就已经开始拒登有大批数据的文章，它们对个案研究性的文章更感兴趣。现在应当由社会学界牵头，以实际行动来挽回社会调查的声誉。白红光、陶冶等还在发言中探讨了社会调查职业道德规范应包括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措施。
与会代表在我国社会调查必须坚持科学化、规范化以及必须加强社会调查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