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维度、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与心身症状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身论文,维度论文,症状论文,人格论文,抑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8
1 引言
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一直是人格和心理健康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国内在这一领域的很多研究大多采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或测量心理健康的量表，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本研究采用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量表对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加深对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解。与西方的人格“大五”模型[1,2] 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是七因素模型[3～7]，而且这两个模型的建立都依据的是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8,9]，所不同的是研究中使用的是英文形容词和美国被试或中文形容词和中国被试。
1.1 人格与心理健康的不同水平
尽管不同的理论家对人格的界定不同，但西方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都包括表现在外的行为特点和蕴涵于内、外部无法观察的特点两部分[10,11]。实际上，这两部分可以按照能否被观察细分为外显行为及其稳定的行为倾向、内心情感和体验、稳定的动机和生理生化反应及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等四种不同的水平[12]。
对心理健康的界定与对人格的界定一样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心理健康界定为“在良好的生理状态基础上的自我和谐及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和谐所表现出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3]（p19），包括不存在心身症状（从消极方面进行界定）和存在积极的心理品质（从积极方面界定）两个方面。因此，如果仅仅把是否出现心身症状或心身症状的严重程度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是很不全面的。对临床病人而言，心身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完全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但对于并未出现明显的症状、或虽有症状但没有达到临床显著程度的普通人群而言，以心身症状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显然是不全面的。
王登峰等认为[13]，心理健康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界定。首先，心身症状出现与否及其严重程度是最直接的标准。如果个体出现明显的心身症状则明确表明了心理健康状况的问题。即使是普通人群中，心身症状的相对严重程度也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尽管并不全面）。换言之，心身症状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最终”表达方式。目前大量研究中使用的症状检查表（如SCL－90）、焦虑、抑郁量表都属于这一类型。
其次，行为风格。大量研究表明某些稳定的行为风格或行为模式虽然不一定直接引发心身症状，但却会增加出现某种心身疾病的概率。如A型行为模式（以争强好胜、敌意和时间紧迫感为典型特征）与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存在显著的相关[14]，而C型行为模式（以过分理智化和缺乏情绪性反应为典型特征）则与癌症（特别是肺癌和乳癌）存在显著的相关[14]。另外，根据环境的要求人们需要做出适当的行为，这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如果在个体的行为谱中缺乏某种行为，就容易出现适应问题，甚至出现心身障碍[15,16]。例如，Hine[17] 曾描述了神经症行为风格中对攻击性和自信心、责任心和独立性、顺从和服从、以及亲情和信任行为的抑制。最近，国内研究者编制了分别用于测量大学生[18] 和社会成人[19] 的行为抑制量表，并发现了在行为抑制与心身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大学生群体的行为抑制量表分别测量对亲密关系、自信、求助、拒绝、信任和服从行为抑制的程度，一般群体的行为抑制量表分别测量对求助、自信、消极情绪、独立性、疏远、支配和拒绝的抑制。
第三，内心体验特点。心理健康的特点之一就是个体体验积极情绪的频率和强度比较高，而体验消极情绪的频率和强度比较低。在Rogers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中，如果个体体验到自我（自我概念）和经验（实际表现）之间的不一致，就会出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一种在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的状态[20]，这时个体为了维持自我概念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防御反应，而这本身就为心理障碍的出现提供了基础[21]。因此，自我与经验之问的和谐程度既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又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Rogers曾编制了一个由七个项目组成的评估量表用以评定个体（主要是接受心理治疗的个体）自我与经验间的协调程度[22,23]。国内研究者已经编制了用于测量个体自我与经验之间和谐程度的本土化量表（自我和谐量表，SCCS），分别测量个体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24]。
第四，积极的心理品质。心理健康的个体不仅没有症状、消极的行为方式或内心体验，而且还应具备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如幸福感、自我与环境的和谐、自尊、成熟、人格稳定、适应环境并保持独立等[25]。
作为个体的一种心身状态，心理健康可以表现为行为风格或行为抑制，或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或心身症状，或某种积极的人格特点模式，但这四者之间并非平行关系。心身症状是心理健康水平的最终表达方式，症状的出现就直接预示了心理健康的状况。行为抑制和自我和谐程度是对个体的行为方式及内心体验特点的反映，它们都与心身症状存在显著的相关[18,19,24]，但从表现形式上看，它们都仅仅是心身症状的影响因素。行为风格或自我和谐会以某种方式促进或减少症状出现的可能性，自我和谐既会受到行为风格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心身症状的出现，而积极的人格特点模式则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不）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
因此，就心身症状、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都是直接表现在外的，都会受到相对内在的自我和谐的影响。但行为抑制只是提供了一种出现心身症状的“可能性”，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自我和谐既影响行为抑制，也影响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也会影响心身症状，而且自我和谐也会经由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产生间接的影响。本研究将对这种推论进行检验。
1.2 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
虽然关于人格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采用本土的心理测量工具进行的研究仍然很少。国内学者根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通过系统搜集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建立起了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3～9]。中国人的人格由外向性（活跃、合群、乐观）、善良（利他、诚信、重感情）、行事风格（严谨、自制、沉稳）、才干（决断、坚韧、机敏）、情绪性（耐性、爽直）、人际关系（宽和、热情）和处世态度（自信、淡泊）七个维度、18个次级因素（括号内）构成[6]。最近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初步揭示了人格与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及心身症状之间的关系。
崔红等研究了人格维度与SCL－90的相关，发现人格维度或次级因素中除重感情（S13）、自制（XF2）、行事风格（XF）和爽直（QX2）等几个因素以外，其他所有因素都至少与SCL－90的部分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大多在0.10～0.30左右[26]。其中大多数人格特点与心身症状都是负相关，即这些人格特点有利于保持心身健康。但也有一部分人格特点与SCL－90的各个因子均呈现正相关，这些特点包括严谨（XF1）、沉稳（XF3）、决断（CG1）、淡泊（CT2）和情绪性（QX）等。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QZPS只能解释心身症状9％～17％的变异。其中外向性人格维度中的“乐观”，才干人格维度中的“决断”和“坚韧”，处世态度人格维度中的两个次级因素（自信和淡泊），善良人格维度中的“诚信”、情绪性人格维度中的“耐性”都至少与SCL－90的一个因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这些人格特点会降低个体出现心身症状的可能性。行事风格人格维度中的“严谨”“自制”和“沉稳”，善良人格维度中的“重感情”次级因素以及人际关系人格维度中的“热情”次级因素至少与SCL－90的一个因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β值为正值），表明这五个次级因素上的高分者容易出现心身症状。
王登峰等研究了人格与行为抑制的相关，发现每一个人格因素至少与三种以上的行为抑制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在0.10～0.57之间[27]。其中对疏远和消极情绪的抑制与绝大多数人格因素正相关，与严谨、情绪性和淡泊负相关。另外五种行为抑制与大多数人格因素负相关，但与行事风格及其三个次级因素、才干及决断、情绪性及爽直、淡泊正相关。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QZPS能够解释行为抑制17％～51％的变异。与相关分析相比，进入回归方程的人格因素为6～10个，明显少于相关分析中与行为抑制相关显著的次级因素数目（10～17个）。但除了关系显著的因素数目不同以外，相关和回归分析中人格因素与行为抑制的关系是一致的，唯一的例外是对支配的抑制在相关分析中与耐性负相关，但在回归分析中与耐性是正相关（β值为正值）。
崔红等还研究了人格与自我和谐的相关，发现每一个人格因素至少与SCCS的一个分量表相关显著，相关系数大多在0.20～0.60左右[28]。其中行事风格和才干以及处世态度中的淡泊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刻板性都是正相关，即这些人格特点容易导致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自我刻板性，而且除严谨和淡泊外，它们又同时与自我灵活性呈正相关，即同时又有利于个体的自我灵活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QZPS可以解释自我和谐39％～64％的变异。只有乐观与自我不和谐负相关（β为负值），行事风格和才干以及爽直和热情都与自我不和谐正相关（β为正值）。爽直、决断、坚韧、淡泊、严谨和自制也都与自我刻板性正相关。在进入自我灵活性回归方程的人格因素中，只有淡泊与自我灵活性负相关，利他、坚韧、合群、沉稳、爽直、机敏、决断和诚信都与自我灵活性正相关。
田林研究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的四个维度（掌控、活力、被接纳和放松）与人格的关系，发现人格的每一个维度都至少对SWB的一个维度存在显著的相关[29]。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和情绪性维度对SWB的掌控维度分别有积极（β值为正值）和消极（β值为负值）的预测作用；外向性、才干、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对SWB的活力维度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外向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与SWB的被接纳维度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对SWB放松维度的回归分析却没有人格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这一结果预示了人格维度与SWB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上相关和回归研究的结果表明，人格与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的相关程度逐渐降低，反映了心理健康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层次关系。实际上，心理健康不同指标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王登峰等的研究表明，行为抑制量表各因素与自我和谐量表各因素的相关中，除对支配的抑制与自我灵活性相关不显著外，其他相关都显著，介于0.15～0.60之间，且大部分在0.20以上[19]。同时，对疏远和拒绝的抑制与自我不和谐、自我刻板性和自我灵活性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这两种行为的抑制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后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王登峰的研究表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自我的灵活性分别与SCL－90的各个指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而自我的刻板性则只与偏执显著正相关[24]。而行为抑制与SCL－90的相关研究表明[119]，行为抑制量表七个因素与SCL－90各个因子分数都存在显著的相关。除对疏远和拒绝的抑制与SCL－90的相关比较低以外，对求助、自信、消极情绪、独立、支配的抑制与心身症状的相关均较高，介于0.15～0.30之间。而且对消极情绪的抑制与心身症状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对消极情绪的抑制有着积极的适应意义。
1.3 耐受性人格与心身健康及中国人人格的关系
西方有关人格与心身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Kobasa及其同事整合了以往众多心理学家的理论[30]，提出人格耐受性（hardiness）的概念，用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顺利地渡过应激事件，而另一些人则不行。她认为耐受性是人格中用以抵制应激的一个结构，拥有这一簇人格特质的个体可以在高度的生活应激情境下免于应激的伤害[30～32]。
Kobasa提出耐受性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包括承诺（commitment）、控制（control）和挑战（challenge），后来的学者也称之为耐受性的“3C”结构。耐受性强的个体好奇心强，总能在自己的经历中发现乐趣和意义（承诺）；他们相信他们的所想、所言、所为有一定的影响力（控制）；他们期盼日常生活有所变化，认为变化是发展的重要动力（挑战）。例如，面临失业时，耐受性强的人会采取行动积极寻找另一份工作（控制），还会到同行或主管那里调查自己为什么会被辞退（承诺），同时，他／她还会想到这可能是重新计划职业发展的一个机会（挑战）。而耐受性差的人则往往会手足无措（无力感），逃避问题（逃避），并感到事态无法逆转（威胁）。
关于耐受性的研究大部分都关注它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大量研究表明耐受性在应激与疾病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33～35]。它与自我报告的焦虑、抑郁、躯体化、人际敏感、神经质、精神病有负相关[36,37]。还可以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包括颞下合疾病（TMD）、艾滋病（HIV／AIDS）、血友病、药物滥用、冠状动脉疾病、糖尿病、风湿症、高血压和各类硬化症等[38,39]。Sharpley等人通过对澳大利亚1925名大学教员的研究发现耐受性是预测健康最好的指标[40]。
耐受性在应对应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41]。Kobasa认为它既能直接应对紧张感，又能从中起着中介作用，通过减少退行等失败的应对策略，和／或增加升华等成功的应对策略[30,41,42]。例如，Rhodewalt和Agustsdottir。发现，耐受性强的人和耐受性差的人对消极生活事件的体验是同等数量的，但耐受性强的人更倾向于朝着积极的方向看待事件，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掌控力，并且将应激看成积极、可控的[43,44]。Hull等人的研究也支持了耐受性对于紧张感的直接以及中介作用[41]。
表1 QZPS人格维度与耐受性人格的对应关系
QZPS的维度和次级因素
对应的耐受性成分
维度1：外向性活跃
控制
（控制、承诺、挑战） 合群
承诺
乐观
挑战
维度2：善良 利他
承诺
（承诺） 诚信
承诺
重感情 承诺
维度3：行事风格 严谨
控制
（控制） 自制
控制
沉稳
控制
维度4：才干 决断
控制
（控制、挑战）
坚韧
控制
机敏
挑战
维度5：情绪性耐性
控制
（控制） 爽直
控制
维度6：人际关系 宽和
承诺
（承诺） 热情
承诺
维度7：处世态度 自信
挑战
（挑战） 淡泊
挑战
对耐受性人格的测量目前已经有：Kobasa通过因素分析技术发展出的由50个项目构成的PVS（Personal Views Survey）[45]，以及Maddi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PVS-II[46] 和PVSIII-R[47]。但早期的测量却是从众多的人格量表中抽取出相关的分量表进行的。许多研究者也发现了耐受性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中的“神经质”和“外向性”之间的相关[48,49]。因此可以认为，耐受性人格是人格结构中与心身健康关系最直接的因素组合，它们可能并非以独立的人格结构存在，完整的人格结构中应包含了耐受性人格的内涵。
尽管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其中包含了与西方的耐受性人格相似的内容[50]。按照耐受性人格的三个核心成分（控制、承诺和挑战）的含义，以及中国人人格的18个次级因素的含义，两者之间存在粗略的对应关系，见表1。其中与耐受性人格的控制因素相对应的QZPS的次级因素有9个，与承诺相对应的有6个，与挑战相对应的有3个。
1.4 本研究的目的和假设
本研究试图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人格与从消极方面界定的心理健康（包括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心身症状）之间的交互关系，建立以上四组变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探讨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人格特点模式，探索中国人人格的因素与耐受性人格的关系。综合有关研究的结果，本研究的具体假设如下（见图1）：
图1 人格、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关系的假设模型
假设1：中国人人格结构中多个因素都对SCL-90测量的心身症状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而引入自我和谐与行为抑制作为中介变量之后，某些人格维度对心理健康指标的预测作用可能大部分被中介变量抽取而不再显著。其中与中介变量共同成分越多的因素，在路径分析中对心身症状的直接影响越不明显。例如善良维度表达的是个体待人处事的内部价值观和法则，与自我和谐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在引入自我和谐后，它对心身症状水平的直接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弱。而行事风格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体事物指向的特点，还包括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内容，这一部分内容与个体的心理感受、心理健康水平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行事风格”可能仍然对心身症状水平产生影响。与行事风格类似，外向性和才干可能都会在影响自我和谐和行为抑制水平以外对心身症状产生直接的影响。
假设2：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中，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和处事态度都是对个体自我某些方面特点的描述，人际关系这个维度则主要表达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表达出来的特点。因此，中国人人格结构中除了人际关系维度，其他各个维度都可能影响自我和谐。
假设3：行事风格、才干和处事态度主要反映了个体事物指向的特点[8]，因此可能主要是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抑制水平。
假设4：自我和谐和行为抑制对个体的心身症状都会产生直接影响，此外，自我和谐可能通过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产生间接的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使用LISREL 8.20来评价这个路径模型。根据Anderson和Getbing[51] 提出的建议，结构方程模型的识别／评价可以通过两步进行，首先考察测量结构的合理性，然后再考察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4种测量工具分别测量人格特质、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其中中国人人格量表的结构效度已经被先前的研究证实，自我和谐和行为抑制量表的结构效度也已经在中国文化下被证明。测量身心症状水平的SCL－90量表在大量的研究中被使用，其效度得到证实。而且由于SCL－90是一种对各种症状指标的总和，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症状指标的聚合变量。本研究使用量表各因素得分，直接进入路径分析。
同时，根据西方耐受性人格特点与中国人人格的对应关系（见表1），对图1模型的检验也可以比较中国人人格结构中与心理健康有关的因素与耐受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2 方法
2.1 被试
629名被试，男女分别为341和258人，30人未注明性别。男性被试的职业分别为：工人农民45人（高中及以下学历35人，大专以上学历10人），工商业者16人（高中及以下学历6人，大专以上学历10人），公务员22人（均为大专以上学历），科教文卫24人（高中及以下学历1人，大专以上学历23人），学生154人（高中及以下学生60人，大专以上学生94人）。女性被试的职业分别为：工人农民26人（高中及以下学历20人，大专以上学历6人），工商业者24人（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公务员21人（均为大专以上学历），科教文卫23人（高中及以下学历4人，大专以上学历19人），学生127人（高中及以下学生60人，大专以上学生67人）。年龄分布为15～69岁，平均年龄25.58岁，标准差11.34岁。所有被试都是单独参与研究，并都得到了报酬。
2.2 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为：（1）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6]，包括180个项目，测量人格的七个维度和18个次级因素，被试对每一个项目都做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的评定。QZPS有着良好的信度（七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0，0.88，0.87，0.86，0.87，0.87，0.80；间隔5周的重测信度为0.73～0.96）和效度（自评—他评相关在0.30～0.76之间，并且有良好的会聚效度和区分效度）[6]。（2）自我和谐量表（SCCS）[23]，包括35个项目，分别测量个体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自我的灵活性以及自我的刻板性（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81，0.64）三个因素。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测量的是个体对自己的看法与实际表现之间的不和谐（一致）程度，自我的灵活性测量的是个体对自己看法的灵活性和可塑性程度，而自我的刻板性则测量的是个体对自己看法的顽固和拒绝改变的程度。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将自我灵活性分量表的分数反转（即变为“自我不灵活”的指标），并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自我刻板性分量表的分数相加，作为“自我不和谐”的指标。（3）行为抑制量表（BIS）[18]，包括42个项目，由七个因素组成，分别测量个体对求助、自信心、消极情绪、独立性、疏远、支配和拒绝的抑制程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0，0.85，0.83，0.87，0.82，0.89，0.83）。七个因素的重测信度（间隔三周）在0.82～0.90之间，并且有良好的针对心身症状的预测效度。将七个因素的分数相加，作为行为抑制的指标。（4）症状检查表（SCL－90）。
3 结果
3.1 人格与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分析
人格的七个维度与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SCL－90）分数的相关与预期的结果一致，人格维度与自我和谐各个因素的相关最高，基本上在0.40～0.60左右；与行为抑制的相关中等，基本上在0.30～0.50左右；与心身症状的相关最低，基本上在0.10～0.30左右。
然而，人格维度中除外向性、善良、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分数与心理健康指标呈负相关、情绪性与心理健康指标正相关以外，行事风格和才干两个维度与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则值得特别关注。行事风格和才干均与自我不和谐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且行事风格与心身症状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做事踏实认真、谨慎、思虑周密、行事目标明确、切合实际、以及守规矩、合作的特点（行事风格的高分特点）与较高的自我不和谐、较多的行为抑制、以及较多的心身症状正相关；敢作敢为、坚持不懈、积极投入和肯动脑筋（才干的高分特点）虽然与自我的灵活性有正相关，但同时也与较多的自我不和谐、较多的行为抑制正相关。
3.2 人格变量与心理健康指标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自我不和谐总分、行为抑制总分以及心身症状总分为自变量，以人格的七个维度分数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与相关结果一致的是，人格维度对心身症状、行为抑制及自我不和谐的预测能力逐渐提高。而且，行事风格分数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低，行为抑制越多，心身症状也越明显；才干分数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低，行为抑制越多。与相关结果不同的是，对心身症状的预测只有外向性、行事风格和才干进入了回归方程，对行为抑制的预测则增加了处世态度和情绪性两个维度进入方程，而对自我不和谐的预测则是除人际关系以外的六个维度都进入了回归方程。而且，才干和行事风格在预测自我不和谐及行为抑制时的β值均为正值，才干在预测心身症状时的β值也是负值，与相关结果是一致的。
3.3 人格维度、自我和谐、行为抑制、以及心身症状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图2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非常好：df＝9，
＝9.65（ns，p＝0.38），GFI＝1.00，CFI＝1.00，NNFI＝1.00，RMSEA＝0.010，从拟合指标看模型对数据拟和很好。表3列出了所有的路径系数。
图2 人格、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及心身症状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假设1、2、3和4都得到了支持，如表2和图2所示。除人际关系维度以外，人格的其他六个维度中，行事风格和才干对心身症状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12和-0.15，行事风格对心身症状是正向预测作用，而才干是负向预测作用；它们的直接效应（通过自我和谐、行为抑制以及通过自我和谐和行为抑制）分别为0.06和0.05，最终，两者对身心症状总解释率分别为1.59％和1.05％。外向性对心身症状是负向预测作用，其直接效应为-0.15，其间接效应为-0.03，其总解释率分别为3.21％。处世态度分别通过自我和谐与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有间接预测作用，间接效应为-0.05。善良与情绪性则只通过自我和谐间接作用于心身症状，间接效应分别为-0.02和0.03。自我和谐与行为抑制都对心身症
① 限于篇幅，相关矩阵没有列出。有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直接解释率分别为1.44％和0.64％，另外，自我和谐又通过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有间接预测作用。最终，模型对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的解释率分别为54％，48％和14％。
仅就人格维度与心身症状的关系而言，依据所解释变异的百分比，人格维度的重要性依次为行事风格、外向性、才干、处世态度、情绪性和善良。就人格与自我和谐的关系而言，人格维度的重要性依次为行事风格、处世态度、情绪性、才干、外向性和善良。而就人格与行为抑制的关系而言，人格维度的重要性依次为行事风格、处世态度、才干、情绪性、外向性。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人格维度、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行为抑制的表现程度以及心身症状的评估，验证了人格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心理健康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假设的人格与心理健康不同指标间的关系，即人格维度既直接作用于心身症状（主要是外向性、行事风格和才干，其中行事风格对心身症状是正向预测，另外两个维度是负向预测），又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除人际关系以外的六个人格维度）、行为抑制（行事风格、才干和处世态度）间接作用于心身症状。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也对心身症状有直接和间接（通过行为抑制）的预测作用。
4.1 人格维度与心理健康层次模型的确立
图1和图2结构方程模型的确立是对以往有关研究的整合。当只有两个变量存在时，人格与自我和谐[28]、行为抑制[27] 和心身症状[26] 都存在显著的相关，但相关程度逐渐降低，与图2的路径关系是一致的，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行为抑制[19]、心身症状[24] 的关系也是逐渐降低，同样与图2的路径关系一致。
本研究的结果为全面理解人格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提供了佐证。首先，从人格的结构上看，外在行为、内心体验和动机（以及生物学基础，但在本研究中并未涉及）构成了人格表现在外和内在特点等两个部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人格维度与内心体验和动机的关系要更密切一些，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相比之下，人格维度与行为层面的关系要相对弱一些。图2中的关系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其次，人格维度与外显行为特点和内心体验特点间存在不同的关系模式。按照对人格内容的界定，个体对人格的生理基础、动机特点、内心体验和外显行为的觉察能力，以及相应的监控能力逐渐增加。当面对不同的环境压力时，人们首先会对外显行为进行监控和调整，甚至会出现行为表现与人格维度特点的不一致；而内心体验和动机层面的调整则比较困难，而且从适应的角度，只要外显的行为（别人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做出了调整，就已经完成了对环境进行适应性改变的任务，因此对内心体验和动机改变的要求并不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格特点的跨情境一致性在行为层面上要相对低一些，特别在中国文化中由于强调人际和谐，而且对行为规范有着相对明确的要求，因此个体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可能更低一些。最近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推论。大学生被试的场依存性（对垂直线段的判断受边框倾斜角度的影响程度）、形—重错觉（对重量的判断受体积的影响程度）及责备倾向（受人际关系、自我和他人责任水平的影响程度）间不存在任何相关（即不存在行为倾向的跨情境一致性），但这三种行为倾向与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的关系却是高度一致的[52]。
第三，图2同时还提示了人格的外向性、行事风格和才干等三个维度对心身症状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而且在所有的路径系数中均是最高的，远远高于通过自我和谐和（或）行为抑制的间接预测作用。然而，通过自我和谐及（或）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产生间接预测作用的人格维度则包括了除人际关系以外的所有六个人格维度，而且总体的间接预测作用解释率（总和为1.24）仍然高于直接的预测作用解释率（总和为1.09）。因此，总体上看，人格维度可以直接预测心身症状，但同时也可以通过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的中介对心身症状有间接的预测作用，而且后者的总体效应大于前者。
最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的关系也支持了对心理健康不同水平的划分。从心理健康的不同水平而言，心身症状是个体适应环境障碍的最终表现，它与人格维度、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行为抑制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既是心理健康的指标，同时也是心身症状的基础。人格维度、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的关系同时反映了人格内涵的层次关系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层次关系。
4.2 人格特点的心理健康模式
图2所显示的不同人格维度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模式值得特别注意。在人格的七个维度中，除作用不显著的人际关系维度以外，其余六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呈现三种不同的模式。
（1）心理健康的“促进者”。外向性、善良和处世态度等三个维度对心身症状的预测无论是直接的（外向性）还是间接的（外向性和善良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处世态度通过行为抑制）都是负向的，即这三个人格维度的特征（分数）越明显（高），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越低，情绪性维度虽然对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但由于其分值高表明情绪稳定性差，所以与外向性、善良和处世态度的作用是相似的。
（2）心理健康的“抑制者”。行事风格对心身症状无论是直接的预测作用还是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的间接预测作用都是正向的，即行事风格人格维度的特征（分数）越明显（高），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也越高。另外，情绪性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而对心身症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两者构成了心理健康的“抑制者”。行事风格人格维度包括严谨、自制和沉稳三个次级因素，反映的是个体的行事方式和态度。高分者的特点是做事踏实认真、谨慎、思虑周密、行事目标明确、切合实际、以及守规矩、合作；低分者的特点是做事浮躁、别出心裁、不合常规、以及不切实际和难缠[6,31]。显然，这样的人格特点非常有利于个体的工作和人际适应，但不可避免地会加重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和约束，因此出现较多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较多的行为抑制、甚至较多的心身症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情绪性高的人遇事、对人又急又直，因此难免会在事后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因而会直接影响自我与经验的和谐，并间接影响心身健康。
（3）心理健康的“促进—抑制者”。才干人格维度对心身症状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表明才干（分数）越突出（高），心身症状水平越低。但同时，才干对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行为抑制的预测作用，以及通过它们对心身症状的预测作用却都是正向的，即才干（分数）越突出（高），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也越高。在此前进行的研究中曾经发现才干与心身症状负相关[25]，但与行为抑制[26] 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27] 均正相关，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同时显示了这种矛盾现象。
才干包括决断、坚韧和机敏三个次级因素，反映的是个体的能力和对待工作任务的态度。高分者的特点是敢作敢为、坚持不懈、积极投入和肯动脑筋；低分者的特点是犹豫不决、容易松懈、无主见和回避困难[6,52]。这样的人格特点显然会增强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可以显著降低心身症状的程度或出现频率，因此才干对心身症状的直接抑制作用，或对心理健康的直接“促进者”角色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然而，才干（分数）越突出（高），在面对各种压力时个体期望成功解决困难的要求和期望也会越高。考虑到不同情境下个体解决困难的能力和效果并非总是一致的，当某些情境下个体感到无力应对时，就会感受到比才干分数低的个体更多的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对行为（特别是不够优异、机智的行为）的抑制也就越大。才干维度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复杂关系可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适应性行为要求的多重标准，即才干水平的高低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心理健康的促进者或抑制者，而是会视不同的情境要求而异。
综合以上讨论和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人格维度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的直接关系递减，支持了对人格四种水平划分的假设；（2）人格维度不仅直接对心身症状有着正向或负向的预测作用，还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产生间接的预测作用；（3）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对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的预测作用递减，支持了对心理健康水平三种层次划分的假设；（4）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本身都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同时它们之间有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其中心身症状是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最终外显表达，行为抑制次之，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是相对最深层次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对心理健康的测量只涉及其消极的一面，并没有包括对积极心理品质的测量。实际上，对人格因素与主观幸福感（SWB）关系的研究表明，本研究中出现的心理健康“促进者”，即外向、善良、处世态度和较低的情绪性同样是SWB的“促进者”，而作为心理健康“抑制者”的行事风格则对SWB没有预测作用，而心理健康的“矛盾者”，即才干却对SWB中的“活力”因素有正向的预测作用[29]。因此，当综合考虑心理健康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时，心理健康的人格特点模式可能会有些微的不同。
而且，人格与适应的关系与个体所处具体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病人在接受介入治疗（即在病人体内植入某种仪器）前的焦虑水平与人格的合群次级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回归分析中的标准化β值为正数），即“待人亲切、温和、易于沟通和受人欢迎”的人格特点反而会产生更高的焦虑[53]。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合群人格特点的人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应该较少产生焦虑，但由于介入治疗是一种个体无法把握和控制的高度应激源，个体这时的“合群”特点反而会加重其焦虑。因此，当探索健康的人格特点模式时，不同的情境特点也应同时考虑在内。
另外，本研究中没有区分不同性别被试在人格、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关系模式的差异。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将留待以后的研究中进行。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与西方的耐受性人格与心身健康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按照表1的对应关系，心理健康的促进者（外向、善良、处世态度）均包含了耐受性的三个成分，而且也确实对心身症状有抑制作用。但心理健康的抑制者（行事风格）及心理健康的促进—抑制者（才干）至少对应了耐受性的三个成分中的两个（控制、挑战），但对心身症状要么有促进作用，要么存在促进和抑制的交互作用。因此，西方的耐受性人格概念能否反映中国人人格结构中促进心身健康的因素，还需要系统研究的进行。
4.3 本研究的局限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结果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值得特别指出。首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人际关系人格维度与所有变量的路径系数都不显著。这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人际关系包括宽和与热情两个次级因素，反映的是对待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高分者待人友好、温和、与人为善并乐于沟通和交流；低分者把人际交往看做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自我中心、待人冷漠、计较和拖沓盲目[6 52]。这些特点都只涉及个体某一方面的倾向性（内在的宽和或外在的热情），而不涉及行为或内心体验倾向间的比较，因此它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及心身症状的相关可能会低一些，以至于在结构方程中的路径系数不显著。2）相比之下，人际关系维度可能与个体经受生活应激的频率和强度、社会支持资源的多寡及其利用程度存在更高的相关，而本研究中并没有引入这些变量。以往许多研究表明，生活应激和社会支持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54]，如果增加这些变量，人际关系至少会通过它们与个体的心身症状产生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中人际关系维度没有进入预测心理健康水平的结构方程可能仅仅是因为中介变量和心理健康指标的选择不够全面的结果。3）人际关系维度的分数与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及心身症状的相关均显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其作用被其他人格维度所掩盖。总之，对人格的人际关系维度的深入分析是以后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其次，本研究只引入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和行为抑制作为内心体验和行为层面的测量，并没有试图对人格的行为和内心体验层面进行系统的探索。本研究的结果只是一种特定设计情境下的结果，对其一般性的局限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要完整把握人格的不同内容层面、心理健康水平的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进行。而且本研究涉及的西方耐受性人格与中国人人格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初步的理论分析，并未专门对此进行研究。有关中国人人格结构与耐受性人格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进行。
同时，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后续的相关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首先，本研究的核心假设之一，就是人格与心身症状的关系是基于人格特点与环境要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如果个体的人格特点与适应环境的要求一致，那么人格特点会促进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反之则会阻碍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因此，深入分析个体所处环境特点以及对个体适应环境的要求与个体人格特点之间的一致性，并比较由此产生的适应困难和（或）心身症状之间的关系，将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在人格特点与环境要求之间的不一致与适应环境结果的关系[55～58]，考虑到中国文化强调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特点，对这方面问题的深入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本研究的结果提示了对心理健康进行干预的非药物模式。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行为抑制、自我和谐及人格维度都对心身症状有直接的和（或）间接的预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行为模式、调整内心体验、以及改善人格模式等途径对心身症状进行干预。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利于建立更加科学、稳定的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式，而且对临床咨询和治疗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6—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