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低碳城镇化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城镇化论文,版中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081－007
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对中国经济既有版本的继承、发展和升级，它通过改革发展、创新发展、低碳发展、城镇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质量和效益改善、就业和收入提升、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目前，学术界对低碳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关系认识不清。有人甚至认为低碳城镇化就是造城，经济升级就是新型工业化。这将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产生方向性的不利影响。本文从低碳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升级的关系出发，论述了低碳城镇化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低碳城镇化，而不是工业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动力或第一动力，是中国经济成功升级的关键。只有推进低碳城镇化，中国经济升级版才能成为科学现实。
一、低碳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从外延型增长为主升级为内涵型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是从低劳动成本、低附加值为主升级为知识型劳动和较高附加值为主的技术推动型经济发展，是从过于依靠外需拉动速度型增长升级为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是从过于依靠投资拉动的速度型增长升级为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的内生增长型经济发展，也是升级为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环境得到更好保护的经济发展。[1]一句话，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目标与效果的转变。
如何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目标与效果的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可见，中国经济升级的道路，是由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四条道路所构成的。而中国经济升级的必要过程和有效方式，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来说，就是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是四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
低碳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是由中国经济升级的道路、过程、模式、目标与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国经济升级的四种发展模式中，有三种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有关，如表1及图1所示。所谓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就是低碳城镇化，就是要在城镇化进程中，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高产出为约束条件与目标来进行低碳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
图1 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低碳城镇化的核心是要建立低碳生产体系，包括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传统高碳产业的低碳化改造等，而这又离不开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消费、低碳教育、低碳价值观念等。可以说，低碳城镇化的方向，就是“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低碳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升级的主动力。
二、低碳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
城镇化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向更高层次的变革、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互动与转化。城镇化与单位GDP能耗和人均碳排放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基于Kaya恒等式的拓展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可以得出人均碳排放水平是“四化”发展水平的函数，所图2所示。
图2 四化与碳排放的关系等式
其中，城镇化水平可以通过数条路径影响人均碳排放水平。一是能源的直接需求。城市人均能耗水平高于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能源消耗的直接增长。城市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交通和建筑能耗。这是城市化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升级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但是，城市是科技创新中心，是服务低碳产业的摇篮，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化发展对中国经济升级有着至关重要与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2003—2012年城镇化率、服务业比重与万元GDP能耗和人均
排放的数据分析比较可知，我国城镇化率与服务业占GDP比重高度相关，两者与万元GDP能耗成负相关关系，与人均排放成正相关(见图3)。1995—2006年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与单位GDP能耗呈负相关关系。
图3 2003—2012年城镇化率、服务业比重与万元GDP能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4.2倍，年均增速为5.8％；尤其是近10年，GDP年均增速高达11.2％，步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上涨，增速高达9.5％，远大于以往任何时期。[2]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
从中国能源基础储量的总量及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速度来看，中国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年限有限，加之海外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升级版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延伸，其最终目的，是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破解能源需求结构及规模的低碳转型尤其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城镇将成为未来我国碳排放和能源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区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对碳排放具有锁定选择效应，与我国经济既有版升级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因为城镇化与人均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与万元GDP能耗成负相关关系，这就决定了低碳城镇化发展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重要地位。低碳城镇化是相对高碳城镇化而言的，低碳城镇化是一种与人均碳排放增长和化石能耗增长脱钩的城镇化。低碳城镇化就是要在城镇化进程中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高产出为特征来进行低碳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低碳城镇化作为低碳转型期间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着上百个产业部门几万种产品，因此，具有主导性地位。低碳城镇化中的主要新产业集中于第三产业部门，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点，这对于促进中国转型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低碳城镇化又是民生工程，既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有利于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还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的安居、就业，提高他们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与文明水平。总之，低碳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
三、低碳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第一驱动力
研究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是我们理解低碳城镇化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和主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促进机和积聚器。这是西方国家在要素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规律。但是，在我国，受到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时期极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发动机和主动力功能被弱化，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与工业化水平时间同步数据相关性不高，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响应存在严重的滞后效应，或严重脱节，如表2所示。
由图4可见：1949—1956年期间，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上升，城镇化发展速度落后于工业化；1957—1978年期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工业化对城镇化推动作用有限，1979—2008年期间，城镇化发展迅速，工业化减速；2009—2012年期间，城镇化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的第一驱动因素。
图4 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4]只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产业，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变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突出城镇化质量、品质的提升，不是单一地追求工业化与GDP指标，中国梦的实现才有希望。
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原来城镇化也有高碳与低碳两条决然不同的道路。如图5所示，美国目前城镇化水平高达82％，但人均碳排放水平高达20吨。美国走的是高碳城镇化道路。巴西城镇化水平与美国差不多，但人均碳排放水平只有3吨左右。巴西走的是低碳城镇化道路。如果我国走美国式的高碳城镇化道路，人均碳排放水平高达20吨，就违背了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环境得到更好保护的宗旨。事实上，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碳空间供我国排放，也没有那么多化石能源供我国消耗。所以，只有低碳城镇化，才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第一驱动力。
图5 2005年世界典型国家城镇化类型区
数据来源：World Bank based on IEA 2007,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6。
四、低碳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手段
低碳城镇化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各种技术和制度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城镇化过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要求。低碳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弱化国内显著的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变革落后区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调整和优化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从而为升级版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改革红利视角出发，低碳城镇化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带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低碳城镇化带动中国经济升级的途径之一，是国家政策致力于消除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部门等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此时，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弱化赋予了改革红利新的时代内涵，有别于早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释放的改革红利。
就需求结构而言，低碳城镇化将提升绿色住与行，以及对新科技和衍生知识的学习投入，进而拉动内需，推动内需与投资、外需协调发展的格局，有利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形成。消费性投资①的严重不足，是引致“住、行、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根本成因。由于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吃、穿、用”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现下落趋势是一个规律性现象，所以，与GDP增长率相比，这一时期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足的主要成因不能归结于“吃、穿、用”占比的降低，只能归因于“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支出额增加过慢。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等供给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低碳城镇化建设过程。事实上，解决“住、行、学”问题，既是低碳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主要内容，还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5]
立足产业水平，低碳城镇化将优化要素组合形态，扩大产品需求规模，进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低碳转型城镇所具有的一些功能性服务，如技术培训、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生活配套性服务等又为低碳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撑；而城镇人口规模的逐步扩大以及绿色消费需求的养成，又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劲的低碳产品消费市场，进一步促进了与市场接轨的产业集群发展，从而形成地方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城镇化互促共进良性循环。以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例，其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几乎无例外地与产业集群的良好成长有密切关系，产业集聚的成长和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6]
以城乡发展问题来考虑，低碳城镇化以低碳社会模式主导城镇体系形成和完善、城乡差别缩小、城乡关系的协调以及城乡一体化演进，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突出的国家，城乡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性和深刻的渗透性。以低碳主导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结合，有利于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提高城乡空间的经济集聚度，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三大产业相互渗透，合理配置城乡人口分布。同时，低碳城镇化以低碳发展理念为指导，建设和谐宜居的现代城镇，也降低了农民市民化的门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镇，促进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技术创新和创新技术的大量应用是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主要动力源泉，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7]改善技术生态，低碳城镇化将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升级。首先，低碳城镇化通过大规模兴建、改建和扩建交通、通讯设施，调节新兴城镇与周边城镇之间的空间距离，促进区域间信息、资源及人员流动速度，有利于新兴城镇吸收相关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进步。其次，低碳城镇化改变了相关地区等级规模及技术偏好，而区域等级差距与技术偏好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十分显著。再者，低碳城镇化改变了新兴城镇内部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及人们的生活形态，相应激发了当地对相关适用技术及其升级改造的需求，进而引发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升级，有利于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五、低碳城镇化是检验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否成功的标志
可以从发展方式、改革红利、需求结构、产业水平、城乡发展、技术创新与资源环境七大方面，检验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否成功(见表3)。
对检验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否成功的一、二级指标，依据低碳原则进行指标细化，我们能计算出评价中国经济升级的蛛网图。此处，计算框架及技术细节参照了可持续能源发展观察指数。8项指数以不同单位度量，但却不会影响比较结果，因为评价体系将各指数转换为无量纲值后纳入目标值。两者结合得到中国经济升级检验指标体系，如表4所示。指标的高低变化是检验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否成功的具体标志。
计算结果绘制成蛛网图(见图6)。当指数值大于或等于1时，该观测值是不可持续的；当指数为负值时，表明相对于基期，其存在弱化效应。从图6可以看出，1990—2010年期间，我国经济升级努力最大的成功之处是能源强度的降低，最失败的地方是人均排放水平的提高。今后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任务很重，最艰巨的任务是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减少人均和污染物排放量。总之，通过低碳城镇化，实现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任务之一。总之，低碳城镇化是评价中国经济升级成败的重要标准。
图6 评价中国经济升级的蛛网图
资料来源：根据分析计算所得。
注释：
①消费性投资是指为形成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所进行的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