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域论文,差异论文,自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在谈论实践检验时，往往是把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放在一起，不加区分。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实践检验，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个体特征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
由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个体特性不同，决定了实践检验在这两个领域的表现也不同。具体地说就是，在自然领域，实践检验所受的干扰较少，可以顺利（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受挫）地达到目的。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实践检验所受的干扰较多，在到达目的的道路上往往是一波三折。
例如，在自然领域，牛顿力学建立后，哈雷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准确预测了哈雷慧星的运行轨道；牛顿自己根据万有引力和惯性离心力的概念推断地球是赤道突出、两极扁平的扁球体，后来经实地测量证明这一推测是正确的；以后还有引力常数的测定，天王星、海王星的发现等，都证明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确凿无疑的客观真理。这些实践检验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在社会领域就不一样了。以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早在50年代末就已经提出，并在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如1986年张其瑞同志回忆道：“（1962年）5月间，根据邓老的建议，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带我到实行‘责任田’较早，而意见又不完全一致的安徽省调查。我们选择了以稻田为主，收获较早，上年已实行‘责任田’的当涂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上年增产增收，当年早稻又普遍增产。”（注：沈时：《百年辉煌：共和国大事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6月27日，由我带一个调查组到宿县符离集区。……宿县是以种玉米、高粱为主的地区。调查结果和当涂县一样，上年增产增收，当年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群众普遍满意。”（注：沈时：《百年辉煌：共和国大事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但由于人为的因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经历了五起五落的曲折过程；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在全国推行。在推行的过程中，仍不断受到干扰和抵制。但实践证明，它是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最后在农村得到普遍的推广，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在时间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然领域的变化比较缓慢，社会领域的变化则比较急速，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真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二是自然领域在变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循环（不是绝对循环）的特征，社会领域在变化的过程中则很少数表现出循环这种特征，有时看似循环，但实质的内容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是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在时间上都具有不可逆性，但自然领域的不可逆性的程度，远远低于社会领域的不可逆性的程度。
由上述差异决定，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实践检验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就是：在自然领域，实践检验的机会较多，并且可以重复，因此检验结果的准确度也较高。例如，广义相对论创立以后，1919年5月29日，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和克罗姆林分别在非洲和南美洲观测月食时太阳附近恒星位置的变化，验证了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效应。两地观测的结果是1.61"±0.30"和1.98"±0.12"，爱因斯坦1916年预言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由于时空弯曲其偏角为1.75，以后多年观测得到的结果，偏角在1.6″-2.1″之间。随着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近年来射电源已能精确地定位。1976年测得偏角为1.76″±0.0016″，这一结果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准确的实验根据。
在社会领域则不同，实践检验的机会较少，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理论都有机会接受实践的检验。除此而外，实践检验是不能重复的，因为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最后，实践检验的结果多是定性的，不可能非常精确。例如，我国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提出了新人口学。他认为，人口激增必然带来种种问题：1、人口激增同加速资金积累的矛盾；2、人口激增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3、人口激增同工业原料的矛盾；4、人口激增同提高生活水平的矛盾；5、人口激增同科学事业发展的矛盾。鉴于人口激增的强烈负效应，他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1、建议在1958-1967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2、大力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了解节育的意义，强调国家有行使干涉生育、控制人口的权利；3、实行计划生育，宣传避孕。
马寅初的新人口学提出后，很快就遭到了批判，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因此也就不可能接受实践的检验。后来，由于我国人口急增，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才不得不考虑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这时反过头来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学，可知其是正确的、合理的。但这种实验检验只是一种间接检验，而不是直接检验。直接检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不可能再重复出现。由此决定已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作为现实的问题已无法挽回。
第三，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在普遍性的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自然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个体，以及个体组成的系统。对同类的个体或系统来说，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但差别是很小的、本质的差别更小。例如，在星系之间、恒星之间、行星之间、物质之间、分子之间、原子之间、基本粒子之间、等等，都是如此。由这种情况决定，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一般都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例如，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只要温度达到100℃，就会沸腾而变成气体。不管到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只要符合上述的条件，就会出现相应的现象。恒星的演化，根据观察、分析和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引力收缩阶段（包括快收缩阶段与慢收缩阶段）、主星序阶段、红巨星阶段、脉动阶段、爆发阶段、高密阶段。不管是哪个恒星，其演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以上几个阶段。
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因为社会领域的同类个体或系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男人之间、女人之间、同一阶层的成员之间、相同的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由这种差别决定，在社会领域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多，它们只适应于某一方面、某个领域、某些时候；有的理论甚至用了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当然，也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但在应用过程中也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变通。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它在世界各国的应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具体地说，在德国的应用不同于美国，在俄国的应有不同于中国，等等。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对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启迪作用。但这条道路却不能照搬照抄，因为它只适应于俄国，而不适应用其他国家。例如就不适应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俄国，在中国不能走“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当革命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再攻打大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由上面的情况决定，在自然领域被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在应用时一般是比较顺利的，其目的也较易达到。而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一些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在应用于新的对象时，需要搜集新的材料、信息，分析、研究新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某种修订。不然的话，就会受挫，甚至导致失败的结果。
第四，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对反例的态度、处理方式不同。一般地说，在自然领域，理论一旦遇到反例，而反例又无法消除，结果就会导致对理论的否定，并用新的理论来代替它。例如，燃素说，是由德国化学家施塔尔创立的。按照燃素说，燃素充塞于天地之间，流动于雷电风云之中。在地球上，动、植、矿物中都含有它。用燃素解释燃烧现象时，认为一切与燃烧有关的化学变化都可以归结为物体吸收燃素与释放燃素的过程。如燃烧硫磺，燃素逸去，变成硫酸；硫酸和富含燃素的松节油共煮时，又从松节油中夺回燃素，于是硫酸还原成硫磺。用这种方法，燃素说可以解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但在金属煅烧现象上却遇到了问题。因为根据燃素说，金属煅烧过程可表示如下：
金属－燃素＝煅灰
在这个式子中，金属肯定重于煅灰，因为从它当中已逸出燃素。但实际测定结果正好相反：煅灰重于金属。对于这个反例，燃素说无法消除，于是就出现了代替它的新的理论，这就是拉瓦锡的氧化说。根据氧化说，金属煅烧过程可表示如下：
金属+氧＝煅灰
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释了煅灰变重的现象，消除了燃素说所遇到的反例。
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如果理论遇到反例，而反例又不是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反例消除不掉，理论也不会被否定。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行的过程中，也现出过一些反例，即失败的事例。直到今天，反例仍然存在，在某些地方表现得还很突出。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从整体看，这种制度是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它曾并将继续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个例子表明，社会领域的理论检验，主要看社会总和，即社会整体的情况。只要在社会总和上通过了实践检验，个别反例不足以否定理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个别事例也难以证明社会领域中理论的正确。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经济也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从整体上看，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
当然，在社会领域，个别反例不足以否定理论，但这并不是说反例可以不予重视、甚至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反例尽管否定不了理论，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论存在的缺陷。如果反例出现以后，认真加以分析，就能迅速找到理论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弥补，这样，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反例开始出现时是少数，但如不重视，就可能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如果这时再解决，即使变更理论，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
第五，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在价值问题上的侧重点不同。我们知道，实践检验分为事实检验和价值检验。事实检验是对认识作出的真假的判断，它指的是认识是否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而价值检验是对认识所作的好坏的判断，它指的是认识对于主体有无肯定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在自然领域，对理论的检验，一般只考虑事实检验，即理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例如，麦克斯韦依据库仑、高斯、欧姆、安培、毕奥、萨伐尔、法拉第等等前人的一系列发现和实验结果，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根据电磁理论，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后来，赫兹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发现了电磁波。他还分别观察到电磁波的两个组成部分——电波和磁波，观察到了电磁波的反射、折射、干涉、衍射和偏振现象，并测得电磁波传播速度同光速是一个数量级。这样，赫兹就用实践证实了麦克斯市的电磁理论。但这里的实践检验属事实检验。
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因为这里的理论检验，不仅要考虑事实检验，更要考虑价值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检验比事实检验更重要。例如，一个产品从设计到制造成功，应该说已通过了事实检验。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产品是为了出售，出售就得有顾客。而顾客对产品的购买，要进行一番价值的衡量。一般地说衡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的价格，二是产品的功能。如果产品的价格适宜，而其功能又能满足顾客的需要，顾客就会出钱购买产品。一旦顾客买走了产品，产品也就通过了价值检验。在这里，事实检验是重要的，但价值检验更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价值检验，生产的目的才能实现，进行生产的企业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上面的情况表明，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对事实检验和价值检验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这里不能理解成是只要一种检验而不要另一种检验。事实上，两种检验都是需要的。例如，在自然领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为人类服务的。因此关于自然的理论，固然认识意义是首要的，但从长远来说，也要考虑价值问题。一般地说，凡是能较早或较快地显露出实用价值的理论，就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反之，则会遭到冷遇，长期被搁置在一边。例如，在非欧几里得几何出现以后，又出现了非阿基米德几何、非戴扎几何。但只有非欧几里得几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它通过了价值检验。
在社会领域也一样，价值检验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事实检验。因为事实检验是价值检验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事实检验，也就谈不上价值检验。例如，一种产品在出售之前，首先得把它制造出来。而制造过程就是一个事实检验的过程。一旦制造成功，也就通过了事实检验。事实检验之后才是价值检验。
由此可见，不论在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事实检验和价值检验都是需要的。当然，对二者的侧重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某些领域，事实检验和价值检验有合而为一的趋势，即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以至于很难把它们分开。
第六，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对利益涉及的程度不同。在自然领域，很少涉及到利益问题，因此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一般会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承认和接纳。例如，欧几里得几何、牛顿力学、电磁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先后得到社会的公认，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在某些时候，理论也会涉及到利益问题，这时社会上的一部分成员、甚至大多数成员，会因为利益问题而对新产生的理论大力挞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事例是：基督教会对哥白尼、达尔文学说的谩骂和攻击；对坚持哥白尼、达尔文学说的科学家的摧残和迫害。例如，伽利略因坚持哥白尼的学说，在罗马宗教法庭多次受审，最后被软禁起来，在双目失明中去世。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被教会监禁了八年，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教会人士为什么如此对待哥白尼、达尔文学说，这里的原因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哥白尼、达尔文学说否定了宗教的教条，而对宗教教条的否定，也就是对教会的否定，这就危及到教会人士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便百般仇视哥白尼、达尔文的学说，并想方设法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社会领域就不同了，利益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具体地说就是，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涉及到利益问题，有些理论涉及得还比较严重。因此任一理论，即使它已通过了实践的检验，由于它损害到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仍会遭到这些个人或集团的诋毁和攻击。特别是当它损害到某些个人或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个人或集团又是社会的统治阶级时，在这种情况下它便会受到疯狂的围剿、残酷的镇压。例如，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遭遇就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经受住了多次实践的检验。但由于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资产阶级及其文人的拼命反对和攻击。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1页。）他还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1页。）
由此可见，在社会领域，利益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的法码。但我们在看到这一点时，也不能把它过分夸大。事实上，任何一人集团或阶级，他们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遵循社会的客观规律，当他们的利益与这种客观规律发生矛盾时，他们（至少是某些集团或阶级、或者其中的较明智的领导者）有时会放弃已有的利益（至少是一部分利益），而去按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
第七，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承受能力不同。在自然领域进行实践检验时，也有一个承受极限的问题，但一般地说，自然领域的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例如，据统计，从1945年至今，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主，包括印度在内的六个国家进行了2044次核试验。具体地说，美国1945-1992年在大气层内进行了215次核试验，在地下进行了815次核试验。前苏联1949-1990年大气层内进行了219次核试验，在地下进行了496次核试验。法国从1960年到1996年1月，在大气层内进行了50次核试验，在地下进行了160次核试验。英国1952-1991年在大气层内进行了21次核试验，在地下进行了24次核试验。中国1964-1995年在大气层内进行了23次核试验，在地下进行了20次核试验。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些核试验对自然界的破坏是严重的，但自然界毕竟还是承受下来了。
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较弱。当某一理论（政策、措施）付诸实施或检验的时候，如果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导致社会的失衡、甚至无序。例如，我国在1988年进行的价格改革，由于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了抢购风的出现，造成了市场的一定程度的紊乱。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由于改革的度掌握得不好，结果引起了剧烈的社会振荡，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因此，社会承受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估计不当，即使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政策、措施）也难以获得成功。当然，社会承受能力是一个变数，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觉悟的提高，在不断地增强。除此而外，在某种情况下，为了社会的发展，适当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也是必要的，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小规模的紊乱，但从整体上说，收获是颇丰的，权衡利弊后是值得的。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探讨了实践检验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差异。弄清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的实践检验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富有成效。而实践检验在一切工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上面的分析、探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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