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第二届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林顿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伊始，就一再表示重视改善中美关系。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中美关系继续有所改善，高层交往增加。但与此同时，美国反华势力的活动再次明显加剧，围绕是否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几年来最激烈的争论。显然，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由于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已基本明朗，把握这一走向，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做出总体判断。
一、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
虽然早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第一届任期中，就已经提出了与中国“全面接触”的政策，但在此后两年中，对于“全面接触”的具体内涵并没有清楚的说明，而且由于克林顿同意李登辉访美及其后的事态发展，中美关系下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在1995年6月到1996年7月期间，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实际上已经中断，直至1996年秋天才开始恢复。今年克林顿政府进入其第二届任期后，尽管美国国内再次发生对中国是采取“接触”政策，还是采取“遏制”政策的辩论，但各方面情况表明，克林顿政府将坚持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的政策。
重新重视中国及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是克林顿政府提出并日益明确地坚持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政策的基础。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朝野曾一度较普遍地忽视冷战后中国及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这是布什政府后半任期和第一届克林顿政府任期内美国政府多次轻率处理中美关系，导致中美关系发生麻烦的基本原因。然而，冷战后中国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影响明显增强。到90年代中，美国朝野实际上已经形成共识，重新重视中国及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尽管由此产生了认为应与中国保持“接触”抑或及早加以“遏制”的两种政策主张。克林顿政府的第二届任期开始以来，克林顿等一再表示了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视。今年2月，克林顿在其第二届任期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符合美国的利益”；[①]同年5月在关于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决定的演讲中又说，“中国在经济开放和政治稳定状态下继续发展，对美国有极大的利害关系”。[②]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今年4月在谈及美国的东亚政策时强调：“在决定21世纪亚洲的前进方向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起的作用会比中国更大。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力量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③]这些言论表明，克林顿政府意欲在强调中国及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建立并执行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
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已经明确地把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作为在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维护美国利益的基本手段。克林顿等强调：第一，冷战后，中美之间既有可以合作的重大问题，同时也存在许多重大分歧，只有保持与中国的接触，才可能与中国合作，影响中国以减少分歧。第二，从长远看，只有保持与中国接触，才有可能促使中国发生美国希望的、对美国有利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克林顿说，保持与中国的接触“是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大家庭和保卫我们的利益与理想的最佳途径”。[④]第三，孤立中国将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孤立中国。克林顿明确表示，“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⑤]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也指出，如果断绝与中国的接触，“会使世界上一个新兴市场向我们的出口关上大门。……把中国作为敌人对待，很可能使中国成为敌人”。[⑥]
总之，克林顿等认为，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接触”既可以争取美国的现实利益，又可以保证美国的长远利益。所以，尽管一再发生争论，但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将把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接触”，作为既定方针而继续坚持。
二、加强对中国的防范
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届任期中，克林顿政府在提出保持与中国“全面接触”的政策的同时，开始建立防范中国的战略态势，从而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美国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接触”和加强对中国的防范，有着共同的基础，即美国对中国实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不断增大的重视和担忧。保持“接触”侧重于化解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加强防范则更多地着眼于防止和消减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克林顿政府在加强对中国的防范时，强调中国将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威胁。美国1994年7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潜力和已具规模的军事实力，不让中国在安全方面对亚太地区构成威胁是至关重要的”。[⑦]美国国防部1995年2月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也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对中国力量增强的重视和疑虑。目前，克林顿政府的这种疑虑和担忧继续严重存在。
克林顿政府加强对中国防范的基本措施是，加紧建立以防范中国为重点之一、由美国主导的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态势，在保持冷战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名义下，行防范中国之实。这一努力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届任期即已开始，而在第二届任期则更加深入和具体化，包括：强化美日、美澳双边军事关系；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速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在加强与东盟国家原有的安全合作关系的同时，重视发展美越关系；强化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施加影响，争取将中国“纳入国际规则”等，其中尤以强化美日安全关系的行动最为突出。此外，今年上半年以来，还屡屡传出美国军方部门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的计算机模拟演习的消息，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继续加紧防范中国以及美国军方对此的支持和参与。但应看到，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防范，是一种着眼长远的、战略性的防范，而不是50、60年代美国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遏制所形成的新月形包围圈的简单再现。
三、美国反华势力对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1989年以来，美国反华势力的活动多次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并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影响。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突然改变原先的决策，同意李登辉访美，就与当时美国国会内反华势力的压力加大有直接关系。显然，美国反华势力及其活动将继续对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又是有一定限度的。
今年上半年，美国反华势力的活动又一次明显加剧。与以前相比，在这一次美国反华势力的活动中，除了一向纠缠不休的所谓的人权问题外，所谓“中国威胁论”问题相当突出，而且所谓“政治捐款”问题、香港问题都成为热点。有更多的团体、人士参与反华活动，出现所谓保守人士（主要指共和党保守派）与“开明”人士（主要指民主党自由派）在反华方面的合流，以及某些宗教组织、工会和妇女团体更积极地参与反华活动。因此，这次的反华活动显得比以前更加来势汹汹，并且在关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上有着突出的表现。这可能预示着，在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任期内，美国反华势力的活动将更加剧，影响可能更大。
但是，美国反华势力的活动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中，美国反华势力的积极活动就一直未能达到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目的。在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任期中，一方面，克林顿将主要在重视中国及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的基础上，比较务实地确定和执行其对华政策，而较少顾及反华势力的议论和批评。就是从党派斗争的角度考虑，他这样做也更为有利。另一方面，这次反华势力虽来势汹汹，但党派斗争和内部政治斗争的色彩更为浓厚。如所谓“政治捐款”问题反映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又如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在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转持反对延长立场，反映出民主党内部权力之争。实际上，参与反华活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个人并没有统一的政策主张，例如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在鼓吹应及早遏制中国的同时，竟也表示应与中国保持接触。所以，反华势力对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有一定限度。
可以预料，在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任期中，不时加剧的反华势力的活动，将主要通过影响改善中美关系的程度、速度，以及在中美关系中不断制造麻烦，表现出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制约和限制，而不会根本改变克林顿政府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的既定方针。必须看到，克林顿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一向标榜重视人权、民主等美国的价值观念，加之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为多数，克林顿的地位较弱，又由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中本来就有加强防范中国的一面，所以面对反华势力的活动，克林顿不仅可能做出某些让步，而且还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迎合及配合，这无疑将增大反华势力的影响，但仍然不会根本改变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四、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展望
在克林顿政府第一届任期的后半期，已基本形成具有突出双重性的对华政策。同时，在经历了多次冲突和妥协后，也已逐渐形成了既冲突又合作、既斗争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合作而不巩固的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可以预料，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将仍然在这一基本框架中发展变化，但也将表现出与前几年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是，中美关系在仍将不断出现麻烦的同时，发生可导致全局性危机的严重麻烦的可能性将减小，即发生前几年那种严重下滑的可能性减小，有可能比前几年相对稳定。
80年代末以来，中美之间一直麻烦不断，并且先后发生三次导致全局性危机的严重麻烦，即1989年6月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1992年9月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飞机；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并于1996年一季度派遣航母战斗编队进入台湾海峡及其附近海域。中美之间麻烦不断，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冷战后中美之间利益冲突增多并且明朗化的实际状况。但是，中美之间发生的大量麻烦，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问题等，并不是中美之间特有的，这些麻烦在美国与许多其它国家，甚至与其盟国之间也大量存在。这些麻烦不断发生明显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例如美国因贸易问题、武器扩散问题等多次扬言甚至实行对中国进行制裁，但这些麻烦实际上又没有对中美关系真正造成全局性危机，最终都因双方做出妥协而化解或减轻。只有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引起的麻烦，不仅难以化解或减弱，而且最可能导致全局性危机。这表明台湾问题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坚持插手，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之间特有的、深层次的战略利益冲突问题。
第二届克林顿政府较前重视中国及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而且1995年5月到1996年一季度的严重斗争，也使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在台湾问题这个事关国家统一大业的问题上可能做出的严厉反应有了深刻体会。所以可以预料，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或其它可能引起中国严厉反应的重大问题时，将比前几年谨慎得多，从而将减小中美之间发生严重麻烦和中美关系发生全局性危机的可能，中美关系将因此比前几年相对稳定。但这没有，也不可能减少或掩盖中美之间大量的具体利益冲突，而且克林顿政府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及其它原因，在一些问题上还会持强硬立场。所以未来几年中，中美之间围绕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问题，以及其它具体问题，仍将麻烦不断。今年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再度发生激烈争论，以及这一问题的解决，清楚地预示了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将相对有所稳定，但同时仍将麻烦不断，有时还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前景。
注释：
① ⑤克林顿1997年“国情咨文”，1997年2月4日
② ④克林顿1997年5月19日对青年经理组织和世界经理组织的讲话
③奥尔布赖特《美国在远东的原则与目标》，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1997年5月12日
⑥伯杰《在对华问题上取得新的一致》，美新署1997年6月6日
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1994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