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展与问题：1989—1995文艺学建设概观（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文艺学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末至今这六年是我国文艺学建设步伐最快、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无论从理论建树的深度、广度，还是从知识增长的速度、力度来说，都无疑是新时期以来乃至建国以来最为令人瞩目的。
这一成就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长足进展为此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其中包括对于国外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对于我国古代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发掘和梳理，以及波及整个80年代的“美学热”、“《手稿》热”、“方法热”、“文化热”等几次热潮的激荡，一批学者在文艺学领域内长期的耕耘和积累，共同为今天文艺学的腾跃铺设了有力的起跳板；文艺学理论梯队的扩充和完善则提供了人员的准备，如今中年以上的一辈学者仍然是文艺学建设的带头人和组织者，他们以多年治学的丰富经验和学术声望对后起的理论工作者产生感召力，凝聚起实力雄厚的理论群体，如今的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在80年代学成的一批博士、硕士已经成为这支队伍中最有生气最具创造力的中坚力量，在当今的文艺学建设中不仅以其敏锐和勇毅确立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主攻方向，而且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崭新的知识结构而卓有建树，六年来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学论著就是由这批老中青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在经过激烈而痛苦的反思和自审以后，学术心态普遍由浮躁转向沉稳、由激切转向平实，促使学术回归自身，找到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正常功能机制，这就有利于学术在一种相对稳定、纯正的状态下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商品大潮对于文学活动的制约和渗透，使得原有文艺学的许多空白点暴露了出来，例如文学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环节，文艺的管理、调控、预测机制等问题，大都是以往文艺学不甚了了的，这些来自实际生活的新课题迫切要求文艺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凡此种种，为六年来文艺学的建设构成了有利的外部和内部条件。
六年来我国文艺学的建设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展开，而在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这一时期已很少见以前那种对马恩文论单纯进行注释和辨析的论著，主要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梳理和整合，其中有陆梅林的《唯物史观与美学》（1991）、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1991）、赵宪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基础》（1992）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1990）和李衍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二书，前者侧重于对从马恩到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再到我国“五四”时期的早期共产党人及随后的瞿秋白、鲁迅，再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部发展史进行梳理，后者侧重于对左翼文艺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左翼文艺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步走向中国化、以及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手中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这三大递进性分期作出勾勒，这二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的脉络，可谓相得益彰。
二是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分两类，一类偏重研究性，可用作理论的基本参照系，而另一类偏重操作性，可作为教材使用。在前一类成果中，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1989）堪称扛鼎之作，该“三论”可分可合，既有总体的框架设计和建构目标，又有相对独立的谋篇布局和叙述风格，其总的优长之处在于规模宏放、包容大度，逻辑线索明晰、结构新颖，在观念和方法上突出地显示了当代性和前沿性，例如《发展论》整合贯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线索，达到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的相互融合，《作品论》把作品确立为文学有机整体最基本的细胞，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起文学有机整体的逻辑框架，《创作论》运用审美实践论、审美社会学、审美心理学的方法来寻求文学创作的美学规律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此外必须提到的还有胡经之的《文艺美学》（1989）、九歌的《主体论文艺学》（1989）等；在后一类成果中引起重要反响的有王元骧的《文学原理》（1989）、郁沅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1）、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2）、狄其聪、王汶成、凌晨光的《文艺学新论》（1994）等，其中突出的是后一著作，该书依照“结构性一体化”、“层次性一体化”、“材料性一体化”三大原则，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理论价值，将其统摄于“文学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这一总的观点之下，构筑起体现“综合一体化”主旨的恢宏的理论体系。
三是文艺学分支学科研究，这是六年来文艺学建设中最为热闹繁盛、颇多创意的领域，许多文艺学的边缘性、交叉性、横断性研究大量涌现出来，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价值学、文艺方法学、文学史哲学、文学批评学、文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等，一些在80年代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学科现在主要集中群体力量进行宏观的、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或出版专题丛书，或组织集体编撰，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丛书有吉林教育出版社的“文艺理论建设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心理美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文体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等；集体编著有童庆炳主编的《艺术与人类心理》（1990）、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等。这方面的个人专著一般来说也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品位，如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程麻的《文学价值论》（1991）、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1990）、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概论》（1991）、王先霈、范明华的《文学评论教程》（1990）、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的《文学批评学》（1991）、刘介民的《比较文学方法论》（1993）等都是立意高远、内容厚实的佳作。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鲁枢元的《超越语言》（1990），该书不仅在国内文学语言学研究方面具有荜路蓝缕之功，发掘出这一领域的许多重要规律，而且以纵横开阖的思维、鞭辟入里的见解和倜傥不羁的理论话语展示了一种健康的、活泼灵动的文风。另外，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1994）也值得注意，该书是目前国内在文学史理论领域的第一本书，该书将文学史哲学定位于“元文学史学”，亦即“文学史研究的研究”，归纳出“他律论”与“自律论”两种研究模式和“时期建构”、“文类建构”、“主题建构”三种具体操作模式，并对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偏颇作出剖析，做到了有的放矢。
四是文艺学的专题研究，其中每一个具体专题属于微观层面，但一经精研细绎，便往往被推演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于是又具有了宏观的性质，这种宏微兼观视界的形成，正标志着文艺学建设已经转向深入。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朱立元、王文英的《真的感悟》（1989）、李衍桂的《文学理想论》（1992）、王岳川的《文艺本体论》（1993）、夏之放的《文学意象论》（1993）、林兴宅的《象征论文艺学导论》（1993）、王臻中的《文学美探源》（1994）等。
五是文学类型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文学门类，其中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1992）、朱栋霖、王文英的《戏剧美学》（1991）、徐治平的《散文美学论》（1990）、王长俊的《诗歌释义学》（1994）等力作。这些著作可以说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创意，例如《诗歌释义学》一书，提炼出理解与解释、意图与意义、经验与体验、语符与语境、真实与真理等十余对范畴对诗歌的基本问题、文本和解读过程进行释义，在诗歌理论的范畴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以上开列的这份相当不全面的书单不难看出，在短短的六年中文艺学建设所取得的实绩，在量上已大大超过前此的新时期十余年，更超过建国后的四十年，在质上亦非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能比肩，这里还不包括许多重要的专题论文和论辩文章及其形成的热点问题在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六年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战略发展中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和起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