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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1年第一季度增速为9.7%，第二季度跌到9.5%，第三季度跌到9.2%，第四季度是8.9%，跌到了9%以下；2012年第一季度为8.1%，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怎样实现稳定增长，尤其是把增长稳定在7%这个底线以上，实现7.5%的目标。对此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即达到7.5%；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我坚决反对救市，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救市的能力。救市需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1.从货币政策来看
到2011年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85.7万亿元，GDP是47.3万亿元，已经达到190%还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2007年和2008年的150%左右，已经偏高。根据研究，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比例达到100%后开始回落，如美国这一比例现在是51%。很明显，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如果要动，只能调整一下存款准备金率(Deposit-Reserve Ratio)而已，把2011年的21%调整到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不是救市。
2.从财政政策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使用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借债的余额，其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的60%。如果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现在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也不大。我国目前的借债余额有两种说法。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地方债务为10万亿元～11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为4万亿元～5万亿元，加起来就是1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7%左右。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达到2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0%。使用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
我国目前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怎样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现有的体制很难保证再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调整，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1)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我国没有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缺少法律平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按照目前的体制，政府一直在领导企业，这实际上就搞错了，应该是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邓小平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搞经济建设。下一步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为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
(2)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我国资源配置有三项离不开政府：土地、公共建设项目、政府消费。如土地不能审批而必须拍卖，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而必须招标，政府消费要进行市场采购。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只有彻底走向市场配置，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竞争的活力。
(3)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而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就不能搞审批制，而要转向备案制。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活动，在政府备案即可。
(4)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一定约束。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力体系构成：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和公权体系(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是相互制衡的，不能相互侵犯，如公共权力不能侵犯产权权力，不具有司法权力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就是司法机构如果没有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力，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5)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既然是平等的社会组织，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即企业可以告政府。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说：不告收拾我，告就更要收拾我了。这显然不行。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
(6)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理的企业永远是政企不分；二是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就成为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而有的企业没有后台老板)，同时政府又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在发达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属于政府。
(7)政府征税应以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税收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需要成本，应该收税，而收多少税，要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要解决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一定要调整税收依据，否则企业很难再有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8)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赢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赢利项目应该由企业来投资。如修一条高速公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如果收费进行商业运作，就应该由企业来投资。界定政府和企业投资权限的标准，就是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商业运作要交给企业。
2.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是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遇到两个障碍。
(1)理论障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是资本不创造价值。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具有了剥削的性质，让资本拥有者分得那么多收入，他们就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担心什么时候会动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影响的就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富二代”对接班没有兴趣，原因是创业的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的一代因为穷只管干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代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害怕接班之后成为剥削阶级，这需要解决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因此，理论上的改革迫在眉睫。理论改革很难，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很关键。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
(2)法律障碍。首先是宪法障碍。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如何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其发展的主体地位已经有所区别了。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刑法等也难以做到平等对待。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是否可修改成我国实行混合经济。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其劣势和优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提法比较好，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体，有四个评价指标，即看其对经济增长、税收、就业和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这四个指标来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是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是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技术专利的绝大部分也属于民营经济。
3.解决二元经济问题
我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一般来讲，二元经济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看，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二元经济的解决需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以下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1)城乡价格形成机制一体化。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致。现在的情况是，一产生通货膨胀就认为是农产品涨价造成的，就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放开农产品价格、加大对穷人的消费补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动辄打压农产品价格，农民难以依靠生产、销售农产品富裕起来。因此，城乡价格形成机制要一体化，而市场是形成商品价格的基础。
(2)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即农村人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应该平等地享受。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因为不能享受城市的民生投资。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留守儿童，我国现在有6500万留守儿童，因隔代抚养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被父母带进城但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孩子上学的学校差异较大，会使孩子心理产生落差。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未来人生将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3)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现在城乡的产权制度不一样，如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也就是说，农民的两部分财产(房子与耕地)都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所以很穷。这背后的问题是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里的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引发了重要的社会矛盾，且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既不能怪地方政府，也不能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是利益分配不合理。资源和利益到底怎么配置与分配，确实需要认真研究。
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增长方式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和投资，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三大元素，而目前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弱化。外需已经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增长，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并且劳动力价格还要高速上涨，同时，也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已没有运作空间。
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消失，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就是内需、技术创新和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推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转变说起来容易，也容易形成共识，但是真正运作起来很难。
以技术创新为例，这是从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的关键，但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技术创新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化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人才制度。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这种人才制度是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它强调人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这种理念在我国实行难度比较大。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创新理念确实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是中长期目标，短时期通过调整把速度维持在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是可以的，彻底的转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为老百姓消费水平低的原因还是收入太低。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四、调整经济结构
从短期看，两个产业的问题很大：房地产和服务业。这两个产业必须调整，因为这两个产业在短期内调整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研究房地产业不能绝对化或政治化，调整房地产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继续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阶层，房地产业的调整应该从“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如计算房地产的价格收入比，收入是指一年几百万元、几十万元还是几万元的收入？房价是指高档房还是普通房的价格？如果只讲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因为它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另外一个是普通房价的问题，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服务业调整起来见效比较快，对近期有意义。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消费性服务业，就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主要表现为餐饮和商贸；第二类是商业性服务业，这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都属于商业性服务业；第三类是生产性服务业，即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如有的企业为所有钢厂服务，或调整工艺流程以实现节能环保，或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而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等；第四类是精神性服务业，即为精神生活服务的服务业。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四大类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很有意义，而且在短时期内会对增长有贡献。因此，短时期的稳增长要加大对服务业的调整。我曾经研究过，如对服务业减税1元钱，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6元钱。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这两个产业的调整。我国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不是现代制造业大国，现代制造业市场已经被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要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制造业。如我国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中客车公司年产量的20%、波音公司年产量的27%卖给了中国，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多大！同时，我国也是装备需求大国，石化设备的75%是进口的。我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而且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七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既具有战略性又是新兴的，对经济增长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新材料将影响到许多产业。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2010年宣布发现超光速材料，两个英国人发现了超薄材料，这将影响许多产业的发展。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浪潮，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者的融合会加速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把握好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重点；从短期来看，则要调整好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够把握好，在2012-2013年两年内能够对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实行最佳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2012年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国最少还可以有30年7%以上的较快增长。如果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经济出现较大问题可能会在2015-2017年。妥协也是现在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办法，可能在底线上也会妥协。如果对我国经济及时进行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还会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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