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均衡发展刍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人口均衡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刍议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工荒”背后的深层含义
从2004年开始， “民工荒”由珠三角始发，然后慢慢向长三角扩张，并逐渐蔓延到中西部劳动力迁出大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民工荒”给予高度关注和各种解读：“民工荒”使企业普遍招工不足，无法按时、按量开工，给遭遇“民工荒”的地区和行业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从而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尤其会影响到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
2010年，“民工荒”的显现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依靠“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来促进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利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主体是农民工，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急剧萎缩，导致我国出口明显下降，沿海地区大量工厂开工不足，有的甚至倒闭，于是出现了2009年的农民工返乡潮。随着西方国家2010年的经济开始企稳回升，经济发展的预期发生了V型反转，沿海地区制造业率先复苏，使得国内用工需求明显上升。也可以说，“民工荒”是由经济扩张引起的劳动力诱致性需求增加导致的区域性和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民工荒”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农村和农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外出打工不再是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唯一选择。一些企业、用人单位还在用老眼光看待农民工，劳动条件、工资待遇没有随之改善，导致许多民工选择就近就业或留在农村，还有些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对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偏低、保障欠缺的工作，在原有工资水平上其用工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如果说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那么“民工荒”则昭示着人口均衡发展应该成为我国一个新的方向。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看，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再仅仅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的素质、结构、分布等无不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必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特别是要努力实现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才能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人口均衡发展的数量与结构问题
人口均衡发展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第二是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从第一层面看，人口均衡发展要求我们不仅重视数量目标，还应关注结构和素质目标，形成统筹协调、多目标并重的政策取向。
评价人口发展的数量目标问题，需要对我国的人口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约束手段来实现的。由于工作方法和手段的局限，目前人口计生工作还存在一些盲区，违规生育的现象并不罕见。另外，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也会导致人口增长。根据相关预测，我国按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30年，人口会达到峰值15亿以上，然后再开始缓慢减少。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过度追求人口数量的减少，特别是过快的减少，但也不可否认，在很多自然灾害和环境困局后面，都可以发现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多天灾背后都有人祸的因素。人口众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这些都决定了计划生育应是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然，计划生育国策并不等于生育政策，更不简单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目前我国各省生育政策也是不完全一样。在不少地方，农村已经实行了“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小孩。一些省份在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时，取消了生育间隔期的限制。这些体现了生育政策的灵活性和以人为本精神。
人口均衡发展还要求我们统筹考虑人口发展的多个方面，尤其要更加关注结构性问题，包括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流动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和社会融合。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要积极化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个阶段，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老龄化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老龄化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对中国来讲，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非常高的时候迎来的快速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未富先老”，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老年人并不就是社会和家庭发展的“包袱”。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负担。把身体健康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有效工作年龄理应伴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加上他们的工作经验，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所以，还可以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缓解老龄化的压力。加强对老年人生活和就业参与的关注，围绕老年服务可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会为人口计生工作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所以不应把人口老龄化看作为一种负债，而是新的人口发展阶段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人口均衡发展要求我们更加专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要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正常终止妊娠的行为进行严厉地打击，要在法律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如修改刑法，加大对“两非”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要切实解决农村“女儿户”的困难，为她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切实提高妇女地位，让男女平等的理念真正地反映到生育行为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投资于人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都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人口增长率很高，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却要明显慢些，其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人口进入劳动队伍至少要在十余年以后。这意味着，在当时就业问题还不至于对经济构成明显压力，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正好满足就业需求增长的速度，工业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口，使他们转移到城镇中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战后出生高峰新增的人口在60年代相继进入劳动年龄，加上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劳动力增加的速度甚至超过了3％，他们正好赶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的时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增强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上一个十年生育率的下降减缓了此时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更由于教育的发展，延缓了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就业的步伐，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初期，妇女参与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到中后期，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变得尤为突出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通过教育的迅速发展，对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就是人口红利深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的过程。
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在人口转变期同样会遇到劳动力短缺问题，劳动力总量优势趋于下降乃至最终消失，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越来越仰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现有劳动力人力资源的再开发，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减缓造成的第一类人口红利渐近消失的问题。人力资源再开发可以说是对第一类人口红利的再延续。通常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因生产人口和消费人口比例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以往对人口红利的研究注重的主要是劳动力的规模和比重，而忽视了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素质因素。由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确切地说应是人口窗口，即人口机遇期。人口机遇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对人口红利的收获，它还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社会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基本上都能与适当的就业岗位相结合，尽量减少劳动力的闲置或隐性闲置；其次，现有的劳动力有足够的人口素质，能够和现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相适应，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能力进行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再投入。
“民工荒”从根本上说，是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带来的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和资源不相协调的结果。当前普遍发生的劳动力短缺最主要的还是人力资本的短缺，是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社会经济转型和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整体上看，“民工荒”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下降，而是由特定人群短缺而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或者可以说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即真正能够满足流入地需求又能外出的劳动力数量有限。
“民工荒”预示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过去完全依靠粗放式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国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相应地转变人口发展方式，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使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解决现有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实现对第一类人口红利的延续和再开拓，以及改善现有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一个主要途径是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也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这里面包括提高人口素质，推行素质教育，加强和改善职业技术培训，进一步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推行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就业制度和退休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定居的步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