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体制转换分析及其政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久性论文,通货膨胀论文,体制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始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已多次面临通货膨胀威胁，关于通货膨胀诸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出现了很多真知灼见(樊纲，1994；刘树成，1997；高铁梅等，2003；刘金全等，2006；李彬、刘凤良，2007)。当前，持续的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充足流动性，同时“人口红利”趋于耗尽等结构性变化导致中国正在步入高成本时代，中国将长期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在此背景下，深入考察通货膨胀动态演变的经验特征，以期为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特征尤为值得关注。通货膨胀持久性反映了通货膨胀如何同历史通货膨胀相关联，也反映了历史冲击对当前通货膨胀的累积影响(Fuhrer，2010)。通货膨胀持久性越高，经济在遭受冲击后偏离均衡通货膨胀率的持续时间就越长，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就越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也越明显。因此，通货膨胀持久性对于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货币政策立场乃至强度的调整都需要考虑通货膨胀持久性的高低。
通货膨胀持久性也是近10余年来货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菲雷尔(Fuhrer，1995)、菲雷尔和莫尔(Fuhrer & Moore,1995)较早注意到了通货膨胀具有持久性特征，并据此向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价格模型提出了挑战，认为后者固有的前瞻性难以解释现实通货膨胀序列的自相关性质。继而，菲雷尔(Fuhrer,2006,2010)、莱文和皮格(Levin & Piger,2004)、奥雷理和韦兰(O'Reilly & Whelan,2005)、比纳迪(Benati,2008)、西迪(Sheedy,2010)等一系列研究提出了估计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多种方法，分析了其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探讨了其对于货币政策操作的意义。通货膨胀持久性以及动态路径的状态转换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关注(张成思、刘志刚，2007；张屹山、张代强，2008；张成思，2008，2009)。张成思和刘志刚(2007)以及张成思(2009)等研究依据未知断点结构性变化检验发现，中国通货膨胀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结构性转变，但RPI通货膨胀率的持久性在结构转变前后未有显著变化。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本文首先利用马尔科夫(Markov)体制转换模型实证估计了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并据此度量了通货膨胀持久性，继而校准了一个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模拟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考察通货膨胀持久性如何影响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效果。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厘清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中国的通货膨胀过程是否存在体制转换以及通货膨胀持久性是否因此发生变化；其二，通货膨胀持久性对于反通货膨胀政策有何意义。
二、基于体制转换模型的通货膨胀持久性估计
(一)通货膨胀过程体制转换模型的构建
假设通货膨胀率遵循一个AR(p)过程：
其中，φ=-(1-α)。因此，估计出系数φ，就可以进而计算出反映持久性程度的通货膨胀自回归系数和α。
如果采用估计平稳时间序列的计量方法估计方程(3)，需要将上述自回归方程中的系数以及随机扰动的方差假设为常数。然而，通货膨胀率路径所具有的可能并非平稳时间序列，随经济政策或经济体制的变化，自回归过程可能存在结构转变，这时基于平稳时间序列假设进行估计将会导致结果出现较大误差。同时，简单的自回归模型只能描述时间序列中存在的线性关系，而无法概括通货膨胀动态变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同状态，因此简单自回归模型不可能准确地刻画通货膨胀率的数据生成过程。
为此，本文将把马尔科夫体制转换引入上述简单自回归模型：
(二)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体制转换分析
估计中使用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月度同比RPI计算得出，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83年1月～2010年12月。在估计中，自回归阶数p取值根据AIC准则确定为3。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①。不难发现，除
两个参数外，其他参数的估计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认为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较好地刻画了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演变过程。
通过观察滤波概率和平滑概率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图1给出了上述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在2个状态
=1和=2下的滤波概率与平滑概率，它们刻画了系统在时期t(t=1，2，K，T)处于2种状态的概率。其中，粗实线给出了平滑概率，细虚线为滤波概率。从图1中可以观察到，中国RPI数据支持通货膨胀率自回归过程确实存在结构转变，在不同体制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变迁。大体而言，1984-1994年间，通货膨胀率自回归过程始终保持在状态2；1994-1996年间发生了一次体制转换，通货膨胀自回归过程由状态2转为状态1，并在状态1持续到2006年；2006-2008年间再次发生体制转换，通货膨胀过程转变到状态2，但在状态2持续的时间较短，到2009年又出现体制转换倾向。
本文关心的参数为
和
，根据这两个参数的估计值，可以计算出通货膨胀率自回归系数和α。在体制1下，
=1+=0.94；在体制2下，
=1+=0.97。这个结果清晰表明，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率自回归过程中存在的体制转换，通货膨胀也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持久性。换言之，通货膨胀自回归过程中存在的结构转变并没有显著削弱通货膨胀持久性。因此，可以确定地认为，通货膨胀持久性是中国通货膨胀过程的重要特征。
图1：滤波概率和平滑概率
三、通货膨胀持久性与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持久性会影响最优货币政策的性质。同时，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也会明显改变反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对政策的动态反应，进而影响反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正如菲雷尔(Fuhrer,1995)所言，通货膨胀表现出越强的持久性，货币政策越难将其降低下来；货币当局的处境越困难，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的可能扭曲越强，反通货膨胀产生的成本就越高。为比较通货膨胀具有和不具有内在持久性两种情形下反通货膨胀的成本，本文将基于一个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模拟两种情形下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
(一)模型结构
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通过垄断竞争下的交错定价假设将价格粘性纳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DSGE框架中，为货币政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性分析工具。本文依据加里和格特勒(Gali & Gertler,1999)、克里斯迪阿诺等人(Christiano et al.,2005)、斯麦茨和沃特斯(Smets & Wouters,2007)等的研究，使用下述3个方程来描述整个模型：
方程(6)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刻画了企业在交错定价机制下的跨期最优定价行为。其中，表示企业实际边际成本相对于稳态值的百分比偏差；
为外生随机扰动；β∈(0，1)，表示主观贴现因子；θ∈(0，1)，表示企业在每一期保持之前设定价格的概率，度量价格粘性程度；χ∈(0，1)，表示根据历史价格定价的“拇指规则”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度量定价的后顾性程度，ψ≡θ+χ(1-θ(1-β))。
方程(7)为前瞻形式的泰勒规则，刻画了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其中，
表示货币当局的目标通货膨胀率，
为外生随机扰动，表示货币政策冲击，η度量了目标利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γ度量了目标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μ度量了利率平滑倾向。
(二)参数校准
为了校准参数，本文采用GMM方法估计方程(6)。估计利用的工具集中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名义利率的当期值及其一阶滞后值和二阶滞后值。估计中使用的短期利率为7天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产出缺口为采用HP滤波剔除趋势后的季度实际GDP(通过将季度名义GDP用CPI定基指数减缩得到)，通货膨胀率则直接根据RPI同比数据计算。估计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估计得到β=0.967，θ=0.755，χ=0.485。消费习惯存量与历史消费比率ρ被设定为0.99，反映了中国居民消费受较强的“习惯形成”影响(杭斌，2010)。相对风险规避系数σ根据卢卡斯(Lucas，2003)的建议取值为1。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利率平滑系数μ被设定为0.9(张屹山、张代强，2007)。参照王文甫(2010)的研究，目标利率的两个反应系数η和γ分别被设定为1.77和0.25。
(三)政策模拟
图2给出了通货膨胀率在两个实验中的动态路径。通货膨胀率在两个实验中均下降1个百分点。在第1个实验中，通货膨胀率发生“跳跃”，从1%直接在第0期下降到0，而后保持在0的水平不变。在第2个实验中，通货膨胀率平滑降低，在政策调整后的第4期下降到0的水平，而后继续下降到略低于0，大约在政策调整后的第12期回复到0并保持不变。
图2：政策实验中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路径
图3报告了产出缺口在两个实验中的动态路径。在第1个实验中，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没有对产出缺口产生任何影响，后者始终保持在0的水平。在第2个实验中，产出缺口平滑下降，形成U形曲线，在政策变动后的第5期达到最小值，而后逐渐上升，并且也类似于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程度的“超调”，大约在24期回复到初始水平0。
第2个实验的结果在意料之中，但第1个实验的结果颇值得深究。通货膨胀率能够直接“跳跃”到新的目标水平，其中关键在于政策的可信性。在第1个实验中，因为目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被相信和接受，而且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中没有其他因素束缚预期的调整，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直接调整到新的目标水平，在此过程中，产出缺口和利率均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此试验中反通货膨胀的成本(用产出损失衡量)为0。
第1个实验也明确揭示出政策可信性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之间的密切联系。所谓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其要义正在于政策可信性。如果政策是可信的，就可以引导经济中的价格制定者调低通货膨胀预期，则货币当局就能够以较低的产出损失为成本(在第1个实验的极端情形中，产出损失为0)降低通货膨胀。另外，上述简单实验没有反映出来的一点是，提高政策可信性也可以降低通货膨胀持久性。因为政策可信性的提高有助于锚定经济中决策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人们在决策中就会较少地依赖历史信息，从而加强通货膨胀动态的前瞻性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经验也支持上述分析。比纳迪(Benati,2008)利用一个长时期的跨国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体制下的通货膨胀持久性，其中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显著降低通货膨胀持久性。
图3：政策实验中产出缺口的动态路径
四、结论性评述
通货膨胀持久性是中国通货膨胀过程的重要特征。本文利用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分析通货膨胀持久性是否存在结构性转变，结果发现RPI通货膨胀率动态过程存在体制转换，体制转换时间发生在1994-1996年以及2006-2008年间，但这种结构性转变并没用显著降低通货膨胀持久性，两种体制下的通货膨胀自相关系数和分别达到0.94和0.97。与张成思与刘志刚(2007)以及张成思(2009)等研究的结论略有不同，本文利用更长的数据样本发现中国的RPI通货膨胀率在2006～2008年再次发生体制转换；此后通货膨胀率持久性略有升高。
通货膨胀是否具有持久性对于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持久性意味着，在受到经济中的随机扰动冲击之后，通货膨胀会持续地偏离其稳态均衡。通货膨胀持久性越高，持续偏离的时间就越长，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敏感性越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越明显。在探讨货币政策效应时，如果忽略了持久性，很可能会得出错误判断，给出不恰当的政策建议。这一点在反通货膨胀时尤为明显。通货膨胀表现出越强的持久性，货币政策就越难以发挥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实现反通货膨胀目标就越可能扭曲实际经济，从而产生越高的成本。
本文利用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进行了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模拟，结果发现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会明显改变反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对于政策的动态反应。如果通货膨胀不具有内在持久性，反通货膨胀的产出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但是，当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持久性时，反通货膨胀就具有较高的产出成本，或者说，具有较高的牺牲率。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述分析也意味着预期管理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引导经济中决策者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反通货膨胀就会具有较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加强预期管理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持久性。如果市场主体对货币当局的政策缺乏信任，认为货币当局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持续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持久性。若要通过预期管理有效降低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首要任务是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透明度，明确对通货膨胀的低容忍度立场，加强和市场的沟通。当预期得到很好管理时，即使经济中还存在诸如实际刚性和名义刚性等摩擦，货币政策也可以有效地应对通货膨胀。
注释：
①估计使用了Marcelo Perlin编写的MATLAB程序包MS_Regress，参见Perlin(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