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有关南唐的文字史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籍论文,南唐论文,文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至宋初，南唐政权统治江淮地域近40年，被认为是当时中原以外的政权中实力最为强盛的一个。由于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它被置于历史上众多旋起旋灭的偏霸小国之中，未能引起后代史家的足够重视。今天，当我们以新的视角审视这一段历史时，会发现南唐及其前身——杨吴政权不仅在当时中国政局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其展示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及文化风貌已初露其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端睨。但由于受“偏据小国”观念的影响，南唐史料的流传受到极大的限制，为后人研究这一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殊地位的王朝造成困难。
现存有关南唐史的文字史籍如下：
1.《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薛居正监修。该书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成于开宝七年（974年），在现存诸五代史专著中成书最早，是研究五代史的核心史料之一。
《旧五代史》中关于南唐及杨吴历史集中于卷一三四“僭伪列传一”中。其作者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对当时中原以外诸政权并不重视，将其中不奉中原为正朔者，如吴国杨氏、南唐李氏、闽国王氏、南汉刘氏等列入“僭伪列传”。另一方面，因当时关于南唐的资料比较缺少，《旧五代史》是据范质《五代通录》而成，而《五代通录》的依据是五代历朝实录，这些材料中涉及中原以外政权的内容很有限。自杨行密时代起，吴及南唐与中原王朝就基本断绝正式来往，中原诸朝对南唐情况记载甚少。薛史成书时，南唐事实上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存在于长江以南，薛居正等无法看到保存于南唐的史料，这使《旧五代史》的南唐及吴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史料上的缺陷。首先，《旧五代史》的南唐部分总体上不完整，只记到中主李景（南唐国主多次改名，为行文之便，本文称中主为李景，后主为李煜，南唐先主使用较长时间的名字有两个，本文以其称帝为界，之前称为徐知诰，之后称为李昪。）为止，而事实上其后李煜的统治还维持了14年多。其次，它详述了由杨行密至李煜的政权叠变过程、吴与南唐对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战情况，而对其间的南唐内政、南方政权之间的战争等却未提及，即使是言及南唐与后周之间的战争时，内容偏重于后周一方，而对南唐的战守情况言之甚少。其三，《旧五代史》的南唐及吴部分，充斥着大量的祥瑞之说。这些特征说明，《旧五代史》南唐及吴部分的史料来源主要是中原王朝档案，而中原王朝对于南方政权的了解则来源于双方的交往过程。同时，由于南唐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权之一，并且由杨吴至李氏南唐争夺政权的斗争富有戏剧性，当时如果产生以此为背景的传说，这也在情理之中，薛居正等极有可能采用了流入中原的这部分材料。
《旧五代史》尽管有片段性与片面性，作为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南唐史的撰述，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吴及南唐的政治轮廓及其发展过程。
2.《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宋欧阳修撰。关于吴及南唐的部分集中于卷六十一“吴世家”及卷六十二“南唐世家”，此外，卷六十“职方考”、卷七十一“十国世家年谱”都有涉及吴及南唐的内容，卷三十二“死节传”及卷三十三“死事传”分别载有南唐人刘仁赡及孙晟事迹。
吴及南唐的统治者一直重视国史的修撰，其朝廷中设有史官，并有实录。南唐亡国后，这部分史料被宋朝收集。北宋初期，出现了一批南唐史专著， 其作者大都是南唐旧臣， 欧史撰于宋景祐三年（1035年）至皇祐五年（1053年）间，欧阳修有条件从这些著作中吸收史料，他曾受命修唐史，可以接触到官方史料，其中可能就有关于杨吴及南唐的材料。《新五代史》从而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吴及南唐政权的发展历程，并概要介绍了这两个政权的内政。
然而，欧阳修与薛居正一样，都将十国史作为五代史的附属，在这两部五代正史中，十国史仅以列传的形式出现。虽然欧阳修接触到的南唐史料已比较丰富，但他仅择其中有关国家大事者而用，这显然不足以反映南唐的全貌，其书的史料价值也受到了限制。
3.《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主编。吴与南唐历史集中于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至卷二九四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之间。司马光著史，意在研究政治得失，故对于可资借鉴的统治之道，即便是出自偏霸小国，他也予以记载。因此，《资治通鉴》中杨吴、南唐部分的内容，容量与涉及面大大超过两部五代史，除政治史外，作者还将关注点深入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这对于研究类似的地方政权是很可贵的。
在史料方面，《资治通鉴》在采用正史材料以外，还吸收了杂史、笔记资料。一些史料仅见于《资治通鉴》，如南唐先主李昪对于宦官的抑制等。对于所用资料，《资治通鉴》的作者都详加考证，在大量原始史料散失的情况下，经过严格考证的《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通鉴考异》，列举了诸家史书的不同处，并保留了一些已经失传的重要史书的片段，如刘恕的《十国纪年》、徐铉等的《江南录》等，其史料价值尤高。
可以说，在有关南唐的各种史籍中《资治通鉴》的考证最严格，资料价值最高。
《资治通鉴》不仅是史料汇编，更是一部研究性史著，可惜所载内容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南唐史另有一大半未能被载入。
4.《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宋李焘著。其中宋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之间之史事，有关于南唐史的后半部分内容，包括南唐中主李景最后两年的统治，及李煜时代的国政、南唐的亡国以及李煜末年的生活，补足了《资治通鉴》所缺部分。《长编》博采众书，考证严谨，有较高史料价值。
5.《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脱脱监修。其中卷四七八有“南唐世家”，但其内容未超出宋人撰述。
6.《五代史补》，五卷，宋陶岳著。宋人治五代史，多数将“五代”作为时代概念，而不局限于地域、政权。故当时的五代史专著在记述中原王朝之余，兼及中原以外的政权，对于研究南唐史都是有用的。宋代先后出现了一批史著，对两部五代史进行增补、纠误，如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二卷、吴缜的《五代史纂误》五卷，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五代史的重要史料。《五代史补》是其中较多涉及中原以外政权的一部。
《五代史补》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旨在补薛史之缺，关于吴以及南唐史的内容有：卷一之“杨行密钱塘侵掠”、“杨行密诈盲”、“朱瑾得战马”；卷二之“淮南写太祖真”、“宋齐丘投姚洞天”；卷三之“李昪得江南”；卷五之“世宗面谕江南使”、韩熙载帷箔不修”。
作者自称其书“据累朝创业事迹”（宋·陶岳《五代史补》，台湾《影文渊阁四库全书》。）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仍认为其“当薛史既出之后，能网罗散失，裨益阙遗，于史学要不为无助”（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64页。）。但所述内容多似传奇志怪，似据当时流行的野史而成。
7.《五国故事》，二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应为北宋初年人所作。五代十国的历史终结以后，有人编撰了以南方割据政权为立足点的史著，这些著作大多为私修，《五国故事》是保留至今的一部。其书名称五国，实际上记载了杨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闽国六国之事。其记事琐碎，类似传闻逸事，但南方诸割据政权所留原始史料较少，本书因其成书年代较早，仍有一定史料价值。其中南唐部分，详记了李煜的宫廷生活，为研究南唐贵族的生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8.《九国志》，现存十二卷，北宋路振著。《九国志》原记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北汉九国之史，其后路振之孙路纶又增入荆南史，实为十国，这是迄今可见的最早的十国史。由于官方史料的匮乏，多数关于十国史的史著都是依据见闻、甚至传闻成书，类似于以时间为线索的杂记，而《九国志》为纪传体史书，体例稍完备。
五代史、特别是十国史，由于历史上长期被忽略，以至原有的一些重要史籍失传，《九国志》即其中之一。此书久无刊本，今本为清人邵晋涵、周梦棠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有大半佚失，世家部分仅留下姓名、年号等。现存的十二卷中，卷一至卷三为吴史，卷四为南唐史，而南唐史事实上仅剩周本一传。
路振治史态度严谨，其书在所有五代十国史著中，是保留杨吴政权史料最多的一部。吴国虽结束较早，但仍留下了一批史料，据《五国故事》、《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的记载以及《十国春秋》，吴时有信都镐撰《淝上英雄小录》二十卷，其书记录追随杨行密转战江淮、开杨吴基业者四十人，这些人来自唐末当地的各个阶层，对研究唐末淮南社会应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吴国史官曾撰吴太祖（杨行密）等本纪；南唐代吴后，兵部尚书陈濬受命修吴史；书未成而卒；此后，南唐史官高远与徐铉、乔匡舜、潘佑共同完成《吴录》二十卷，路振修史，必定大量参考这些史料。这些史籍本身已失传，后人研究吴国历史，必须依据《九国志》。由于吴与南唐的嬗变关系，《九国志·吴臣传》对研究南唐史也是十分重要的。
9.《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著。南唐亡国之后，其一些旧臣相继著史，构成南唐史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南唐近事》就是其中一部。作者郑文宝曾任南唐校书郎，直至李煜去世才肯入仕宋朝。他追怀故国往事，搜集耳目所及的南唐逸闻琐事，作《南唐近事》。此书成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其形式类似笔记， 其中提到：“昪元格，盗物直三缗者处极法”（宋·郑文宝《南唐近事》，《丛书集成初编》本。），是关于南唐法律的宝贵资料。其书有较高史料价值，为后代治南唐史者所重视。
10.《江表志》，三卷，为郑文宝的另一部南唐史著作。 此书成于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前后，以记朝廷大事为主。分先主、中主、后主三卷，每卷皆附有诸朝皇子、将、相、使、臣表，这在现存所有南唐史著中所仅有，可见郑文宝作此书，意在编撰一部内容、体例详备的南唐国史。
南唐有自己的国史修撰机构，史官高远曾撰南唐先主实录二十卷及中主实录十卷，然而高远临终前感愤于江河日下的国势，将一部分手稿付之一炬，宋时仅剩十三卷《南唐烈祖实录》，另有王颜所撰《烈祖开基志》十卷。南唐亡国之后不久，其老臣徐铉、汤悦受宋太宗之命，撰《江南录》，这是历史上唯一的官修南唐史专著，有深远的影响。此书已佚失，从后人的记述来看，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受历史条件所限，成书仓促，“忘远取近，率皆疏略”（宋·马令《南唐书·序》，四部丛刊本。）。特别是作者为南唐末年党争的中心人物，其书中表现的政治态度难免有不够客观之处。其余的一些南唐旧臣，对此不满足，另作南唐史，以补其不足，《江表志》即其中之一。
《江表志》与《南唐近事》一样，以反映南唐士大夫风貌为主，是南唐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一般认为，郑文宝亲侍李煜，其书中所记应属史实。事实上，郑文宝经历的只是南唐末年政事，他对于前朝典故的记载所凭借的也是传闻，未必全然可信。作者对故国忠心耿耿，致使书中对南唐、特别是后主李煜有颇多偏袒。《江表志》已缺失大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虽存而实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六，第586页。）。
11.《钓矶立谈》，一卷，作者自称“叟”、“山东无闻人”， 从其自叙及书中所记事件来看，应是南唐著名隐士史虚白之子。书中提到：“叟比闻铉其及汤悦奉诏书江南事”，可见其成书时间与《江南录》相近。其“自序”云：“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时移事往，将就芜没”，故“随意所向，聊复疏之于纸”（《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可见其史料来源与郑文宝二书相近。《钓矶立谈》是一部有强烈的政论性的史著，其体例是夹叙夹议。在选材上，作者特别注重有关国家盛衰兴亡之事，如南唐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党争的经过，并展现了特殊年代中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文人的风貌。这些特点使该书在同类著作中独具一格。
12.《江南别录》，一卷，作者陈彭年早年在南唐为官， 后入仕宋朝。《江南别录》从杨行密临终记起，分徐温、烈祖（先主）、元宗（中主）、后主四部分记述，这一体例避免了对吴、南唐这两个实则一脉相承的政权的人为割裂，有其独到之处。其书虽不免仍留有杂记痕迹，然已较有连贯性，对政权的演变过程及其间激烈的政治权力之争有较完整的记录。
13.《江南余载》，二卷，作者不详，从其书自序来看， 书成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之后，并以《江表志》为稿本。其书形式为杂记，许多内容不见于其余同类史著。其中载有一些关于南唐宫廷生活及园林建筑的资料，这在以政治史为主的诸种南唐史著中较为可贵。
14.《江南野史》，十卷，宋人龙衮著。龙衮，《宋史》无传， 故其生活及成书年代不详。全书以纪传体写成，形式上已初具两部《南唐书》的规模。其书保存了一些南唐的重要经济、法律资料，如赋税、币制、兵制、刑法诸条，可与其它史书相参照。如其书名所示，书中夹杂许多演义成份，其书被认为有悖史家传统，历代对其评价不高，但因为南唐史料数量少，涉及面窄，此书也时常为研究者所用。
15.《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著。马令，《宋史》无传， 根据其作者自序，其书大约成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50年）前后。马令作此书的目的一是完成其先祖撰南唐史之志，二是为宣扬尊天子、贬僭伪的思想。因此，马令模仿欧阳修《五代史记》体例，以纪传体成书，对南唐三主本传称“书”而不称“本纪”，其余有女宪传一卷、宗室传一卷、义养传二卷、列传四卷、儒者传二卷、隐者传一卷、义死传二卷、廉隅传及苛政传合为一卷、诛死传一卷、叛臣传一卷，另有党与传二卷，记曾在南唐政坛风云一时的宋齐丘等人；灭国传二卷，记一度臣服于南唐的闽、楚二国及其后继政权之事；书末合“建国谱”及“世系谱”合为一卷，前者为地理志，后者为李氏族谱。
马令在南唐亡国100余年之后，博采众书，编撰成史， 是对前代南唐史资料的总结，然而，后代一些学者对此书评价不高。首先，马令在选用史料时缺乏考证，致使其书中芜杂与疏漏并存，作者虽然有意修南唐地理志，但“建国谱”仅记到州、军为止，较显粗略，这也表明其个人撰史，受到资料、能力各方面的很大限制。其次，马令所吸收被宋儒强化过的正统思想中最为陈腐的一面，并将其贯穿全书，这反映作者在史识上的欠缺。尽管有这样的缺陷，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南唐史，其书在南唐史研究中仍有突出的史料价值。
16.《南唐书》，十八卷，南宋陆游著，包括三卷本纪、 十四卷列传、一卷“浮图契丹高丽传”。陆游生活在偏安江南的南宋，当时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收复中原、统一国家是其毕生志愿。在其宦游生涯中，他时刻留意山川形势、研究战守之道。然而，终其一生不得施展其政治抱负。南唐的境况与南宋相似，陆游为南唐作史，于书中倾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并展示其政治、军事思想。
《宋史》陆游本传未载陆游作《南唐书》之事，其“艺文志”在该书之下也未写明《南唐书》的作者，元代戚光为这部《南唐书》作《音释》一卷，经考他书后，认定陆游为其作者，只是私著之故，未于书中具名，可惜戚光所引以为据的书籍已无从考寻。另有学者认为“刘仁赡之传游固著其名”（清·蒋国祥《南唐书合刻》序，清同治甲戌年盱南三余书屋刻本。），宋人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也记到其书是陆游所作。朱东润先生的《陆游传》认为，该书与陆游参与修撰的宋孝宗、光宗实录一起，构成陆游一生成就的另一重要方面。但由于关于陆游的原始史料中不见其书的编著情况，其成书年代一直不详。
该书成后流传不广，元代戚光纂辑《金陵志》时始访得《南唐书》，戚光为此书作《音释》一卷，赵世延为其作序，此刊本流传亦不广。明人王士祯称曾见过该书宋刻本。明末，毛晋根据从几处访得的残本将其刊印，即汲古阁本，此后马、陆二书并行。清人周在浚为该书作注，其注本“当时最有名，以未有刊本，故当流传绝少”（清·刘承幹《南唐书补注·跋》，嘉业堂丛书本。），清嘉庆年间，汤运泰又为该书作注。后刘承幹以周注本为基础作补注，以陆书为主，将马书分别入注。
陆书与马书的侧重不尽相同，其在史料的选择上也相互有异。清人李清、蒋国祥都编过二书的合刻本，李清之本未刊行。历代学者常将二书进行比较。汤运泰总结道：“马书有传是书（陆书）无传者三十九人”（清·汤运泰《南唐书注·凡例》，绿簽山房刊本。），蒋国祥总结为“马视陆书益四十九篇，陆视马书益二十八篇”（清·蒋国祥《南唐书合刻》序，清同治甲戌年盱南三余书屋刻本。），一些列传在陆书中被合于一传之下，另有一些列传在二书中人同名不同，此外还有一些事件的记载有出入。后人为陆书作的题辞总结道：“若申屠令坚之誓死报国，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邹延之不草降书见杀，段处常之面诮契丹死虏中，赵仁泽之不拜吴越王，张雄之满门死难，乔匡舜之极谏亲征，张义方之力振纪纲，欧阳广之疏劾边镐，高远之料楚难守，陈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马书所无。”（陆游《南唐书》所附题辞，《丛书集成初编》本。）因此对陆书更为推崇。一些学者都认为陆书在思想性及文学性上超过了马书，然而，陆游固守“南唐”概念，未为由南唐入仕宋朝的徐铉、张洎、汤悦作传，而这三人恰是南唐末年朝臣中最重要的人物，这是陆书缺憾。就史料作用而言，在南唐史研究中，两部《南唐书》可相互参照。
由于《江南录》、《吴录》、《九国志》南唐部分等重要史籍的散失，两部《南唐书》史料的具体出处已难考。根据保留至今的这些早期史书的片段，可以看出，马、陆二书都是依据《江南录》为基本线索而成书。例如，关于李昪家世，《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都未明言李昪是李唐皇室苗裔，《江南录》与《江表志》、《前后蜀实录》、《吴越备史》都各持己见，而两部《南唐书》承袭的都是《江南录》的观点，即李昪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裔。由此也可见《江南录》对历史上南唐史研究影响之大。
两部《南唐书》都是综合前人史书而成，但由于其成书年代距南唐较近，已被当作南唐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而用。此外，宋人胡恢及由南唐入宋的杨亿也各撰过一部南唐史，但二书已佚。
17.笔记、文集。由于南唐史料的零散性， 散见于南唐人及宋人笔记及文集中的资料构成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一些根据亲闻亲见而录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较重要的有：南唐人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序》，历南唐与宋两朝的徐铉的《徐骑省文集》，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释文莹的《玉壶清话》等。
18.《十国春秋》，一四七卷，清康熙时人吴任臣著。在元、明、清三代，偶有学者治南唐史，明人陈霆作《唐余纪传》，毛先舒作《南唐拾遗记》，但多为因循传抄之作，价值不高。清代南唐史以及十国史研究的最高成当数《十国春秋》一书。
《十国春秋》卷一至卷十四为杨吴史，卷十五至卷三十四为南唐史，这两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且其容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部杨吴或南唐史专著。书末有十国纪年、世系、地理、藩镇、百官表，弥补了前代史书之不足。此书堪称当时十国史研究之集大成者。清人郎廷极赞《十国春秋》道：“采辑南唐事最为详博，有二书中所未及者，其为列传多至一百九十五篇，证二书所载，仅得吴氏之半，于此服其搜览之广，而古人所传者为简略也。盖吴氏所辑，荟萃众书而成，故其说独详。”（清·郎廷极《南唐书合刻》序，清同治甲戌年盱南三余书屋刻。）
吴任臣治史严谨，广泛收集资料，其书凡例所列书目达一百五十六种，包括《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著作，《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五代史专著，以及十国史专著，各种地方志，以及文集等。其中与吴及南唐史直接相关的书籍有：《吴录》、《稽神录》、《江淮异人录》、《妖乱志》、《淝上英雄录》、《吴郡志》、两部《南唐书》、《江南别录》、《江南野史》、《南唐近事》、《唐余纪传》、《江表志》、《钓矶立谈》、《史外小录》、《耿先生传》、《南唐拾遗记》。这个目录基本反映了清初南唐史的史料情况，其中《吴录》、《妖乱志》、《淝上英雄录》、《史外小录》、《耿先生传》、未收入《四库全书》，其后流传不详。汤运泰《南唐书注》的凡例说：“李氏三世好文学，当时撰述惟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江南余载》、龙衮《江南野史》、史氏《钓矶立谈》尚存”，“而遗文轶事多散见于《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五国故事》、《九国志》、《十国纪年》、《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宋史》、《辽史》、《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吴淑《江淮异人录》、徐铉《稽神录》、释文莹《玉壶清话》，以及宋人说部、文集，两江省志、府志中。”（清·汤运泰《南唐书注·凡例》，绿簽山房刊本。）这个目录反映的是清代后期南唐史料情况，与田居俭先生所著《李煜传》书末所附的体现当代史料情况的书目基本相同。将这些书目及宋代及其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相对照，可看出南唐史料的流传情况。
但是，吴任臣未在书中注明其史料的具体出处，这影响了《十国春秋》的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有关南唐史的原始史料所存有限，其余史料在流传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流失及增删，这些对南唐史的研究造成史料上的困难。故在南唐史的研究中，首先必须对这些现存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且必须借鉴考古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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