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陈独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以来，史学界同仁更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功与过。对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观念理论、学术见地以及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评论。在籍著方面，继80年代后期面市的《陈独秀年谱》（1879—1942）（注：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王光远编，重庆出版社，1987。）、《陈独秀传》（注：任建树、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等之后，90年代又出版了《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注：王学勤著，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等书。在论文方面，自1990年初截止到1997年上半年，发表在各种学术性刊物的文章计有200余篇。 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陈独秀研究园地。尤其是1994年10月陈独秀研究会与江津市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三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更加推动了陈独秀问题研究的深入。可以说，作为史学领域里一个研究阵地的陈独秀问题研究，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本文拟就本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以为学界同仁参考。
一、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
以往人们对于陈独秀的研究一般多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分时期分阶段地针对某一个问题经过考证做出评价，而近年来则侧重于对陈独秀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做出整体评价。
有专家指出：“总看陈独秀的一生，……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作为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党的早期领袖，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指导时代前进的，他的历史功绩是十分光辉的。他的战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著， 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1927年上半年他犯了右倾错误，并从事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因而被开除党籍。但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他却拒绝向国民党屈服。他不是国民党特务，更不是汉奸。……他犯了错误而拒绝改正，进而犯了更大错误，但仍然是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的一个典型。从这方面来说，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教训。”专家接着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正如苏联人民永远纪念普列汉诺夫那样。”（注：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见王学勤编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一书。）
也有学者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里，陈独秀依然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做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学者还提出这样的问题：“陈独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党的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如果不能列入《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根据中共党中人物研究会章程规定的研究范围和能入传的九种人物，陈独秀是完全能够入传的。（注：胡绳玉：《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学术月刊》，1991（11）。）
至于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也有学者专门著文研究。其文用4 个标题概括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倔强刚烈”、“坦诚爽直”、“身处艰难气若虹”、“终身反对派”。作者还写道：陈独秀一生在政治斗争中冲击，雄辩滔滔，最终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贫病交加。昔日的“不羁之马”，虽已是“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但是，这个倔强的老人，依然是独往独来，我行我素，至死不变。（注：张家康：《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江淮文史》，1995（6 ）。）
二、关于“二次革命论”思想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作为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始终是广大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90年代初期曾有过陈独秀有无“二次革命论”的争论出现。大多数学者认为陈独秀确有“二次革命论”，其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失败前后表现不同，是一种动摇不定，时起时伏的错误理论体系。这与党在幼年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客观形势对陈独秀的影响是有关的。有作者这样指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观点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得几起几落、数次反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二次革命论”的第二阶段；从抗日战争的爆发直到去世前的取消革命论，则是“二次革命论”的第三阶段。“二次革命论”的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注：徐光寿：《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3）。）
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有学者认为，在1923年已经基本形成，其标志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近10篇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其中《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思想。（注：徐光寿：《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3）。 ）也有学者认为：其理论体系并非形成于1923年的两篇文章，而是形成于1926年下半年，陈独秀在《向导》第172期发表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的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证，表达出他较完整的“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标志着他的“二次革命论”的正式形成。（注：郭绪印：《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学术月刊》，1991（7）。）
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基本内容，有作者指出：其包括3 个方面：第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第二、民主革命的开展以至成功，离不开以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第三、民主革命的结果，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注：蔡文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辨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5（6）。）
在具体分析研究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发展过程的问题时，有学者著文指出：陈独秀在抗战爆发、他出狱后，又回到了过去的“二次革命论”。但历史上的任何回归现象，都不会是起点和终点的简单重合。在终点再现起点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陈独秀晚年新“二次革命论”的提出就是如此。陈独秀的新理论是在他1937 年8月出狱以前开始酝酿的，抗战爆发以后这一理论才正式形成。从1937年10月以后的一年间，他接连发表了30多篇短文，从各方面论证和阐发了自己的新见解。他的新理论不像过去那样，把帝国主义统治下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基本国情放在首位，也不像过去那样承认封建势力仍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相反，他却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因之，这一理论必然减弱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性和严重性。同时，作者指出：促使陈独秀重新回到“二次革命论”的因素有以下三点：第一是陈独秀本人的托派经历给予他的教训。无情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真实地完成，托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第二是陈独秀对苏联经验的独立总结。他认为经济条件不成熟，即使在名义上建成了社会主义也不会走出资本主义范畴，因而实行社会主义决不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他从苏联经验中为其新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是过去的“二次革命论”所没有的新内容。第三是抗日战争对陈独秀的教育。此外，还有深远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认识的根源。（注：阿明布和：《陈独秀晚年的新“二次革命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访问学者专辑。）
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有学者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问题。有作者撰文指出：那种认为陈独秀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对“二次革命论”有关思想的严重误解，也由此影响到对“二次革命论”的准确把握。作者通过论证三个问题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对资产阶级力量与作用夸大，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第二、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第三、陈独秀没有认定资本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他提出革命后资产阶级拥有政权，也不等于承认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概括地讲是：笼统地规定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设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彼此互补，集中统一于国民党是“二次革命论”有关领导权思想的本意。作者还指出：实事求是地分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领导权思想表明：“二次革命论”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它已经冲出了旧民主主义范围，是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即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决非一朝一夕之事，无论是实际斗争还是理论探索都是如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这一过渡在革命理论方面的表现。（注：蔡文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辨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5（6）。）
三、陈独秀的爱国思想和抗战主张
陈独秀一生是爱国的，这是学界一致公认的。有学者这样指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有影响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思想庞杂，甚至前后矛盾。但有一个方面却始终如一，那就是终身爱国。
一些学者专门著文评述陈独秀一生的爱国思想。他们这样表述：陈独秀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清朝政府腐败没落的统治下渡过的。他深感政府的黑暗、国家的落后以及外国强国弱肉强食的悲哀。他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他认为考秀才、中举人、发家致富“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救亡图存才是“正经事”。他先后组织和参加了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拒俄义勇队”、“爱国会”等等。青年时期，陈独秀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缺乏民主觉悟和建立民主国家的要求，需要从改变国民思想做起。于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了《新青年》杂志。 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与李大钊、鲁迅等一起冲锋陷阵，对封建伦理道德、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及封建文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新青年》的新思想影响了一代人，促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民主主义，又促使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
1919年陈独秀40岁那年，他领导了对中国近代史有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陈独秀作了党的总书记，以后又亲自领导了“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风暴由上海席卷到全国，形成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悲观失望，参加了托派。但在爱国这一点上，他与其他中国托派的立场观点完全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不断写文章、发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在他年近花甲之时也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直至在他弥留之际还在喃语着：还我河山。说他是一位终身爱国者是当之无愧的。（注：柯有华：《陈独秀爱国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3）。）
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反映在他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各项抗日主张上。有学者写道：陈独秀早在“五四”时期就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侵华的野心。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站到了反日斗争的最前列。一直到晚年，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立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更将主要精力用在抗战的宣传工作上。在对抗战的伟大意义、抗战的方法及抗战的前途等问题的认识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注：徐光寿：《陈独秀与日本》，《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3）。）
也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大声疾呼抗日救国的同时，还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抨击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正因为陈独秀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1932年10月被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逮捕入狱。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陈独秀自撰辩诉状，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国、卖国罪行。在身陷囹圄的境遇下，陈独秀感时伤事，写下了抒发抗日反蒋、忧国忧民情思的《金粉泪》五十六首，表达了他心系祖国、感叹民族命运的情怀。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时年58岁。他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拒绝了胡适、托洛茨基等人让他出国的邀请，而为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痛心疾首。他连连在大学发表演说、发表文章，表示他抗日救国的决心。他的演讲对宣传组织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民族斗争中来起到了积极作用。就是在他最后的贫病交加、朝不保夕的岁月里，陈独秀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矢志犹存。（注：柯有华：《陈独秀爱国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3）。）
一些学者还指出：如果把陈独秀的全部抗战主张综合起来，便可看出其基本内容就是：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发动全国民众，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依靠国民党的正规军，经过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以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带有双重性的抗战主张，基本上属于抗战期间中间势力的政治思潮。一方面，它不赞成国民党一手包办抗战及其动摇妥协的种种政策；要求发动群众、抗战到底并提出具体办法。这是有利于整个抗战事业的。另一方面，它主张把抗战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主张依靠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来抗战，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抗战。这是不利于抗战、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也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集中反映。（注：荆忠湘：《陈独秀的抗战主张》，《青岛师专学报》，1993（3）。）
四、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长期以来，学界流行的传统看法是：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思想是右倾的，主要表现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干脆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近年来，对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著文指出：在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正式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在这些文件中，陈独秀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势力”，是“革命领袖军”，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他号召一切革命者“快聚合在共产党旗帜下奋斗”。这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文件。另外，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便开始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大战略步骤。对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制定和实施，陈独秀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促进作用。（注：杨荣华：《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初期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4）。）
也有作者提出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共“四大”通过的《对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是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当时陈独秀是总书记，大会的决议应能反映他的思想，而且后来他对这些思想还进行了许多阐述。这表明陈独秀已由中共“二大”时的“帮助”地位思想和“三大”时的“引导”地位思想进一步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了。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开始， 一直持续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时为止。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可分为三个认识阶段。第一，“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这时在民主革命前途“两种可能论”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因而，这时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领导地位”思想。第二，“二次革命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1926年7 月陈独秀在《中共政治报告》中对“领导地位”思想作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说明，即“领导地位”的实质就是“政治思想”领导。同时还提出了要“争”这种“领导地位”的思想。这应该说是陈独秀在国民革命领导观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陈独秀这时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政治思想已不是“两种可能论”，而是“二次革命论”思想了。第三，“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1927年春中共中央在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的解释》。这一《解释》认为，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经过不断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过渡到工农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链锁，使之一气呵成。这时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内涵与实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地位”下实现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一个工农及其他被压迫阶级民主独裁制的国家政权，经过有四种生产制度并存的经济制度的经济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不仅否定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领导”地位，而且开始否定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组织领导”地位。作者在此指出：综上所述很难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思想都是右倾的。（注：文培森：《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1）。）
五、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问题
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确实参加和组织了托派组织，但当抗战爆发后，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的抗战救国愿望相悖时，他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这是论及此问题学者的一致意见。有差异、可互补的内容比较集中在挖掘陈独秀参加托派的原因问题上。
一些学者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痛苦和彷徨中挣扎的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说成是国共合作政策、其责任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观点，从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在党内搞派别活动，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并成立托派小组织，创办机关报《无产者》。（注：唐宝林：《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3（2）。）
也有学者在研究中这样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托派问题产生的“契机”。中东路事件是伴随托派问题形成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共党内托派问题的产生，是党内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渗入了苏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后产生的。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和反帝反国民党的统治和拥护苏联维护中国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宣传和努力。显示出很大程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明确地说，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的正确认识影响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志在中共党内的体现，特别是影响了苏联国家民族利益的实现，这是中共党内“托派”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注：王玉祥：《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之认识与中共党内托派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3）。）
又有学者就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论战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指出：陈独秀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理念主义者。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也在8月23日出狱。 这时他目睹日帝猖獗、祖国危亡，毅然抛弃托派传统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多次在武汉发表讲演和文章，提出自己的抗战主张。并与中共及第三党、救国会及爱国军人提议合作抗日。托派在抗战爆发后虽郑重表示参加抗战，但反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对国共再次合作更是疯狂攻击，指责中共是“彻底投降”。陈独秀接读了托派的纲领后，一怒之下将其扔进字纸篓。他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是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为此，陈独秀发表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此后，陈独秀采取了给托洛茨基写信，发表文章，进行讲演等形式申明政见，与中国托派临委进行了毫不妥协的论战，直至其病逝。（注：唐宝林：《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论战》，《档案与史学》，1996（2）。）
六、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
有些作者经过调查研究指出：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问题，从党的创建伊始就提了出来，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个问题在党内和学术界已成了铁案。（注：张巨浩、林小兵：《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学术交流》，1996（5）。）90 年代初也有学者著文认为：1923年以后，陈独秀逐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并指出：陈独秀家长作风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中国社会小生产经济的普遍存在分不开，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为其家长作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首先，随着陈独秀威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他的崇拜日益发展。其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中央的非正常状况。其三，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消极影响。从这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着极为有利的客观环境，这些客观条件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有以上的客观条件，加之陈独秀的主观因素，形成家长制作风就成为必然了。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虽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急先锋，但事实上他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由于其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教育熏陶，封建专制思想余毒无时不在其思想中显现。他虽对封建迷信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但很快又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声明：不带点宗教性，革命就不能成功。同时，陈独秀对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过高地估计初期文化运动的成就，而不自觉地消除蕴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意识。随着时间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其家长作风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注：周青山：《陈独秀家长作风产生之由来》，《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1）。）
进入90年代中期，便有持不同观点的论文见于学术性刊物，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以至大革命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提出质疑。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指出，“家长制论”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列出4条理由：一、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对此， 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他在“一大”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后，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二、注意吸收新鲜血液进入领导层，不搞论资排辈。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就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党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注意培养和选拔青年知识分子，及时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委以重任。三、陈独秀允许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陈独秀认为一个政党不能搞得死气沉沉，应该发挥每一个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事实上形成了上海、广州、北京3个革命活动中心。 中央从实际出发，给了广州、北京党组织以很大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同时，广州、北京与上海党中央常常出现意见分歧，陈独秀从未采取组织手段压制打击。而始终坚持民主协商的办法，按照民主程序加以解决，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些事实证明，从党的创建到党的“五大”，陈独秀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并不是一言九鼎的权威偶像。相反，陈独秀对党内民主建设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家长制论”完全抹煞了这一点是很不公正的。四、从客观上看，从党的建立到大革命失败的短短6 年中，我们党召开过5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中央扩大会议、5 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每次会议都开得生动活泼。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生前也承认这一点。
同时，作者还指出：“家长制论”忽视了根本的历史条件。陈独秀在党内任领导职务期间，一不具备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没有极高的威望，是搞不成家长制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创立时期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都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经过独立思考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他们是不大可能盲目追随陈独秀的。因此，党那时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允许也不可能建立起陈独秀自己的家长制统治地位。当然，他发脾气使牛性的事时有发生，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但不要夸大，尤其不能夸大地说他就是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否则是不公正的，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注：张巨浩、林小兵：《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学术交流》，1996（5）。）
七、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严格地讲国内对陈独秀展开全方位的学术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后期，人们又以新的眼光将其“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领域。研究他晚年的社会活动、政治思想及其评价问题。有的学者撰写专著，有的学者连续发表文章，多层面地剖析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
有学者指出，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是他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和对苏联革命传统彻底反省的结果，是一种以民主为核心的、联系紧密的思想体系。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将要发生的危机与苏联经验的深刻联系。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这时他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进行反省，特别是从根本上探讨苏联经验的价值。他经过深思熟虑针对苏联经验所阐发的意见，代表了他研究民主问题的最高成果。他认为，苏联20年的经验，尤其是后10年的苦经验，应当从制度上找出缺点得到教训。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在于他反民主的独裁制。他说这是“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一同推翻的过错。他的六字结论是“应当保护民主”。陈独秀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并不放弃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反相成的；他反对社会主义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认为它只能导致官僚政治。他的观点是：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才可避免社会主义的蜕变。文章作者认为，在中国陈独秀是直接针对苏联模式提出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人。陈独秀的民主观是承认无产阶级民主即大众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进步；而否认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否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有质的区别，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将西方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完全混为一谈，是不能苟同的。但他尖锐地指出苏联制度的弊端、指出民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却不无积极意义。这就是陈独秀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所具有的借鉴价值。
学者还指出：陈独秀晚年对当时的帝国主义世界之战，认为它的性质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拥护民主与反对法西斯是他对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可以认为，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民主思想在这一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他对抗日战争、世界大战和苏联经验的评论和分析，则是支撑这一体系的3个支点。 其中最为重要的支点是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它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关键。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采取的客观主义立场，这是他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民主观在他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陈独秀的观点和态度更多地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陈独秀按照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本世纪社会主义潜伏的危机，并指出它的症结所在。他当年的分析和所发出的警告，到80年代后期竟酿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悲剧。因此，陈独秀当年所触及的乃是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棘手的尖端问题。（注：阿明布和：《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3）。）
八、陈独秀与胡适、梁漱溟思想比较
胡适与陈独秀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很深、地位显赫的历史人物。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共执牛耳，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而在“五四”以后又分道扬镳呢？又为什么时到晚年殊途同归，表达出对世界大势的一致理解和共同愿望呢？一些学者就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客观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胡适、陈独秀联手合作的思想基础。胡适、陈独秀都出身于破落的旧家庭，家道中衰给他们的少年时期投下了阴影，迫使他们走上了自强的道路。胡适、陈独秀二人的交流始于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胡适应邀为该刊撰稿，并与陈独秀开始书信往来，交换改造中国文学的看法。他们对中国文化革新的主体认识大体一致。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求破除禁锢解放思想；他们都敏锐地感受到在文学领域内存在的许多锢瘤，需加以革除和创新，并将此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突破口；他们都力求突破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给予“价值重估”；陈独秀从政治上树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胡适则从学术上打破思想一统的范式；他们都坚决反对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新价值观，并将这一观念推向整个社会。以上这些既是陈独秀、胡适共同的思想认识，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胡适在诸多领域进行创试和革新，陈独秀则有一往无前大无畏的气魄，二人携手共进，使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
第二、胡适、陈独秀的思想歧异。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很快被“五四”以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冲淡。二人因对某些复杂的现实问题看法不一，各自选择了不同道路。一、对进化论的两种改造。陈独秀强调激进的进化论、革命的进化论。胡适则强调进化论的存疑态度，在介绍进化论时重点放在存疑的方法论上。在文化革新方式上，胡适坚持“尝试”的态度。陈独秀则断然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字为是，不容他人之匡正。二、对欧美近代思潮的取舍不同。胡适留美10年，深受自由主义的侵染，认为美国是近代化成功的典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权政治和军阀主义的失败，也是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的胜利。因此大力宣扬实验主义，挖掘美国成功的奥秘。陈独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而且深受法国文学的自然主义影响，从法国大革命走到俄国式的中国革命，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走到列宁的社会主义，深信用革命的手段破坏旧世界，推行新制度。三、对新文化运动的路线认识不同。胡适走的是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对政治并不感兴趣。陈独秀是救世济民的革命家，他最终完成了由政治走向文化，再由文化回归到政治的循环过程，是为政治而文化的路线。四、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胡适从疑古出发，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出要“整理国故”，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看作是“再造文明”，是实现向创造性转换的必要手段。陈独秀则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他不仅激烈批判一切旧时代的伦理道德，而且是一切传统学术的叛逆者。他认定对一切旧的文化习俗非以决心荡涤不可！这就使纵向的继承和转化失去了可能，实质上是传统的“一元论”在作怪。五、改造中国的两种政治方案。胡适把改良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注重某些具体问题，诸如贫困、疾病、贪污等等。陈独秀则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方法是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建立劳工专政，以暴力夺取政权。
第三、胡适、陈独秀思想的殊途同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震动。两人分别在不同领域发表政论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对俄德极权政治的批判和对英美民主制度的偏袒，表明了其二人政治思想的渐趋一致。（注：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 （ 4 ），1996（1）。）
陈独秀与梁漱溟同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思想革新和文化改造方面，他们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主张。
一些学者在对其二人进行比较研究时，涉及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陈独秀与梁漱溟具有类似的性格和气质，两人都是个性刚烈。少年梁漱溟就贯于独立思考，不迁就或轻于附和别人的意见。新文化运动时期，讲西学成为一时之盛，梁漱溟却独树一帜，力倡印度哲学和东方文化的复兴。虽遭西化学者的攻击，仍不改初衷自行其是。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梁漱溟确实是位难得的敢于坚持己见的刚直学者。在这一点上恰恰是陈独秀性格的写照。陈独秀也曾言“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自作主张，自负责任”，“绝对不说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他们二人都了解和钦佩对方为人的品格。在他们为事业的交往中，这种人格的魅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东西文化的评估，陈独秀与梁漱溟有同存异。其相同之处在于二人都感到东方文化有缺陷，有加以变革的必要。其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评价西方文化以及如何补救中国文化的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陈独秀认为西优中劣。梁漱溟只承认中西有别，反对西优中劣说；在中国文化革新方向上，陈独秀力主重新开辟途径，移植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兰西文明，以此取代中国文化。梁漱溟则倾向于对中国旧文化进行新创造，加强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以弘扬中国文化；另外，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必须取法西洋，实际是要全盘接受外来西方文化。梁漱溟则承认西方文化有独到之处，并归纳其优点两条：一是科学的方法；一是人的个性的伸展。然而梁漱溟坚决反对照搬西学以革新或取代中学的观点。
学者还指出：梁漱溟“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仍未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并存在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化的倾向。但他能以哲人的睿智和清醒，一分为二地对待东西方文化。这一点比陈独秀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文化主张要更深刻、更彻底、更冷静、更理智。但梁漱溟的这一观点不但一直未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而且被陈独秀视为不能与梁漱溟互称“同志”的依据。（注：徐光寿、陈家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梁漱溟》，《安徽史学》，1994（4）。）
综上所述，90年代以来陈独秀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尤其是在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上，越来越重视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力求把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通过分析复杂的历史条件，揭示出人物思想、观念的形成，评价其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正确与否。我们认为应该提倡的研究态度正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因其有过错误就抹杀其历史功绩，也不因其有过丰功伟绩就文过饰非。只有这样，才能从前人走过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取营养，丰富思想，发展理论。同时，我们感到，为使这一研究领域更加深入，可以从更新的角度去发掘、去探索，从而使这一研究园地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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