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辩证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它已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问题，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回顾国际共运，特别是我党建设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我们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及实践却经常出现偏差。为此，重新认识与分析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与协调运行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就此作一番论述。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并原则性地强调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时候，指出：“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列宁选集》第3卷第232页）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但在他们的思想观点和革命实践中则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集中制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1847年和1864年分别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作了阐述。在以上两个“章程”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直接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章程的条文中却明显地贯穿了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的内容，并明确表达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思想。例如，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体现民主制内容的有：同盟各级组织的领导人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之；盟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等等。体现集中内容的有：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对全盟实行统一领导，盟员要“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等等。两个章程的内容既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又体现了集中的精神，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阐发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原则，而且对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总结。他们认为，权威和自治、集中和民主都是相对的概念，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把它们绝对化，而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恩格斯曾经批判过那种把权威和自治、集中和民主绝对对立的观点。他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这里显然是强调的民主制与集中制在运行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它指明了民主制与集中制在运行过程中的相对性，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条件的不同，或强调民主多一些，或强调集中多一些，只要不违背客观现实，都表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协调运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在整个国际共运中直至今天对我们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概念，并在实践中对其运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使民主集中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是由“集中制”最终过渡到“民主集中制”的，它带有明显的“集中制”特点。因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本身就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和科学的运行规则。这从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过程可见一斑。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他的建党实践始于189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协会”的建立。“协会”是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它所采取的组织原则是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最原始的细胞，它是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从“协会”建立到1904年2月至5月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和《怎么办？》的发表，列宁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强调了“自上而下集中制”的思想。尽管这种“自上而下集中制”一提出就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也发生了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一场论战，但列宁始终认为，是当时的以下条件决定了这种“自上而下集中制”思想的必要性：第一，俄国党当时刚脱离小组状态，需要克服党内的小组习气和其它自发性；第二，俄国党刚建立，党的主要任务是“自上而下”地组建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第三，俄国党的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等等。这说明，列宁的“自上而下集中制”思想是当时诸多历史特点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思想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对于俄国党当时战胜恶劣的政治环境，完成党的任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1903年党的“二大”以后，经过“三大”、“四大”，列宁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新特点，在强调集中制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民主制原则。如，党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问题；党必须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应该尊重和保护党内少数派的权利，等等。这说明，列宁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了民主制与集中制相统一的思想，并终于在1905年俄国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这标志着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关于“党组织的基础”一文中又明确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公认一致的原则。”（《列宁全集》第10卷第137页）这个原则为随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确认，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二条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165页）这是俄国党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列入党章。从此以后，列宁式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都坚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
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说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和实施的过程中，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运行，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两个过程，民主与集中缺一不可。但是，民主过程和集中过程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是绝对均衡的，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有时可以强调民主多一些，有时也可以强调集中多一些，这都是民主集中制协调运行的反映。事实上，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由于俄国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还经常处在严酷的军事斗争中，所以，那时不仅俄国党只是在原则上（只体现在党章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在国家管理上这一时期实行的也是“极严格的集中制”。当时这样做虽然使党内生活受到了一些损失，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而当战争基本结束形势稍有好转之后，列宁又马上把注意力转到了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方面来。在俄国党的第九次、第十次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决议中清楚地表明，列宁已经注意到了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俄国党在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教育和监督方面的重要性。所以，发展党内民主是列宁这一时期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思想的主要内容。总之，从十月革命后直到列宁逝世，列宁对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民主监督，克服官僚主义，建立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党内生活的正常制度等，作了许多分析和阐述，使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基本协调，并使民主集中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三、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提出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科学的运行规则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第一天起，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早在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认真讨论过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在党的章程及其一些规定中都强调了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明确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了党内生活中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批判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并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来概括民主集中制。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肯定了对民主集中制这一运行规则的科学概括，并将“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修改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概括是对列宁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这说明我党已深刻认识到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制度，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民主制与集中制相互依存构成了一项严密的组织制度。
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指党的集中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甚至会把集中变成个人专断或家长式领导。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是基于广大人民长远利益和劳动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的集中，这种集中本身就要求必须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使集中的内容在前进中不断改善和提高。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指党的民主制必须建立在集中的正确指导下，没有正确的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没有正确的集中作指导，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民主便会变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运行规则要求，民主制与集中制必须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规则中运行。当然，根据党内生活的具体情况，在某一个时期，当党内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时，强调一下集中；在另一个时期，当党内出现缺乏民主生活的现象时，强调一下民主，这是可以也是必要的。但是，绝不允许因为强调集中而不要民主，也不能因为强调民主而不要集中，任何一种偏废，都破坏了民主制与集中制的协调运行，从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事业。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
四、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辩证统一与协调运行，使其真正成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回顾历史，我党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但由于我党是在缺乏民主传统的特殊条件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使得党经常受到违背民主集中制思想和行为的干扰，所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片面强调民主和片面强调集中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文革”期间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我党对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努力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科学地操作民主制与集中制使之协调运行，党中央也为我们树立了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良好榜样。但实践证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给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又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仅那些在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民主集中制的运行程序很多已不适应新的需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突出的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民主基础不足和集中权威不够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表现在高层决策中。民主基础不足和集中权威不够的现象在高层决策过程中有着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制定一些大的方针政策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全民的文化程度、民主素养等等条件），我们还只能做到在少部分人（主要是代表、专家等）中听取意见，而多数群众的意见则很难直接听到。同样，对于上级的决策，很多群众也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这不仅难以避免制定出来的政策有片面性，也避免不了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会出现偏差。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方面的情况又十分复杂，这种不广泛的民主基础对决策水平的影响更突出。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个人素质和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如官僚主义、专制作风等等，不能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听不到大多数党员的意见，由此而造成决策失误。而片面或失误的决策是很难得到顺利地贯彻执行的，这在客观上就削弱了集中的权威性。显然，民主基础不足是造成集中的权威不够的原因。
其次，表现在中层和基层决策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代替民主集中制建设。所以在执行上级决策和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政策时，既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也不执行上级的指示，随意性很大。有些人以“自主权”为幌子，甚至把自主权当成了个人的专权，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提出的任务，阳奉阴违，采取“有条件”地执行，或完全不执行的态度；还有的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人对下级的意见和要求更是置若罔闻，对领导班子内部多数人的意见置之不理，搞“一言堂”，独断专行。总之，近些年来在我们许多党的干部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分散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反映了贯彻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起到了涣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领导的作用，否定或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综上所述，民主基础不足和集中权威不够的同时存在，反映了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不协调，为了改变这种矛盾现象，首先，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扩大民主的基础，使多数人的意见能够真实直接地反应到决策中心，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发扬党内民主，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在党内生活中发扬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支持和保护党员依据党章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的人和事，要认真查处。”实践证明，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而只有正确的集中才是有权威的集中。因此，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其次，要通过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领导体制和领导制度，建立健全一套科学严密的制度和机制。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说，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很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健全一套科学严密的制度和机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不仅要完善已有的规则，而且要制定新的规矩，如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和执行程序。第三，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各级党委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其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原则，也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中央要有权威，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所以，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时期，加强民主集中制，首先必须强调中央的权威，强调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总之，要从多方面努力创造条件，使民主制和集中制相辅相成，协调运行，使民主集中制真正成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