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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了新的发展，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出版工作，结合我国当前图书出版工作实际，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认真履行政府出版管理职责，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推动出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开创新闻出版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当前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任务。
一、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
十六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继往开来、开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提升了新闻出版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党全国工作中的地位。可以说从十六大开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把文化建设提到党的章程纲领上来认识，这是历史上从未有的。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先进文化建设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指出了我们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总布局，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出了文化建设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更加突出的地位和作用，阐释了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紧接着中央提出了“三贴近”原则，要求新闻出版工作要坚持“三贴近”的方向，努力改进工作，这是中央在进一步端正新闻出版工作方向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在我们适应今天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适应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多样性的条件下，新闻出版工作只有坚持“三贴近”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随后党中央布置了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就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在调研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开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产业政策。这段时间，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央“两办”的名义就给新闻出版业或密切相关的问题发了5个重要文件，这段时间中央“两办”共发了22个文件，我们就占了1/4，可见这项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位置，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闻出版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不仅要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闻出版工作的关注看成极大的鼓舞，而且要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责任。结合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新闻出版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文件、每一个决策，很好地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实质，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学会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我们的文化工作。这两天看到以法国为首的60多个国家要求在世贸组织里形成一个保护民族文化的决定，这个问题先在世界讨论2年。然后才会提到世贸组织讨论。看来参与的世界各国的认识与中国一样，在经济全球化势头很猛的情况下，各个民族都面临着文化传统与多种文化样式的交融碰撞、激烈竞争，这就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应对今天加速变化的形势，我体会就是中央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因，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我们新闻出版战线的工作不能仅从眼前的具体事务出发，而应从大局出发，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繁荣、发展，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不是战役、战术问题，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在中国巩固下来，我们整个的现代化事业都要受到影响。经济上出了问题只是局部，几个措施就能补救。文化上出了问题就会动摇一个民族的根基。这就是说，我们尤其要领会其中的战略意义。
二、十六大以来新闻出版战线上的新实践
从十六大召开到现在接近一年了，这段时期新闻出版战线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十六大、宣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中来，在实践十六大精神方面，在完成党中央关于十六大之后的许多工作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新高潮。十六大的精神要靠新闻出版去传播，十六大的文件要靠我们出版，为全党全国创造学习的条件，所以我们当然要首先投入，十六大召开前后，有关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有的两个月都没休息，日夜加班，组织出版发行工作，提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十六大文件送到全国城乡和世界各地。这个工作做得较好，紧张有序，没有出现过去辅导读物满天飞的情况，党中央是满意的，这为我们今后做好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出版、发行和宣传提供了经验。
第二，组织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期间总署和全国各地新闻出版局、全国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组织了很强的力量，花了很大功夫深入调查研究，就我们事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管理等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调研报告。目前正在汇集各地调研的报告，向中央汇报调研的总成果，这应该是新闻出版战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入的一次调查研究。
第三，认真贯彻“三贴近”的要求，解决当前新闻出版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总署部署之后，全国各地都采取了具体措施，贯彻“三贴近”精神。中国新闻出版报开辟了专版，报道了各地贯彻“三贴近”的情况。很多地方、单位解决了许多具体实际问题，进一步端正了新闻出版方向和新闻宣传方向，把焦点放在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在这方面，整个行业来讲取得了很大突破。如两会报道的改进，不以领导的职位决定、安排新闻的时段、版面，而把人民关心的焦点问题放在首位，群众非常欢迎，这就是贯彻“三贴近”的一个具体表现。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已经成为新闻出版的标准之一，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事情就坚决改正。
下半年，中央又及时部署了治理报刊散滥、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大决心，要求在2004年征订时就要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经过扎实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列入整顿范围的党政机关1400多种报刊，都要通过关停并转的办法加以解决，无一例外。总署还就新闻出版行业影响人民利益的一些实际问题，认真加以解决。比如说对教材教辅定价的问题、乱编乱发问题等进行了专项治理；对图书市场高定价低折扣进行了治理；图书质量问题，也是人民群众非常有意见的问题，我们加大了查处力度。总之，对于这些人民群众关心、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问题，我们都摆在优先的位置去解决，这就是“三贴近”。各地新闻出版单位联系实际解决了不少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频频见诸报端、媒体，这项工作成效显著。
第四，投入了抗非典的斗争。今年春夏之交，我们遭遇了从未有过的非典疫情，这是我们民族面临的灾难。在灾难发生之后，我们新闻出版战线迅速投入了抗击非典的斗争。新闻记者深入一线及时报道疫情，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突发事件面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反映了大量的情况，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击非典的决策和部署，鼓舞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夺取胜利。出版单位也非常敏锐，出版了很多抗非典的读物，特别是免费送书下乡，对农村的防非典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出版单位还出版了健身强体，普及医学、科学知识的出版物，对安定人心、普及知识、促使抗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推动了新闻出版改革的试点工作。新闻出版改革从几年前启动，后来搞过一批试点集团，十六大以前有57家试点单位。十六大以后按照十六大精神，我们又积极推动新闻出版改革试点工作。通过调研，制订了《新闻出版改革试点的方案》，选择了9个省市、21个新闻出版单位进入了中央抓的改革试点，这就从两个层次上展开了新闻出版改革的试点，一个是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抓的试点，一个是中央确定的新的试点，新闻出版总署抓的试点，一个是中央确定的新的试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各个地区。这次试点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很大突破，在不同方向、不同项目、类别上展开试点，为下一步全面推进新闻出版改革提供实践经验。
第六，组织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选工作。初选工作已经完成，这项工作一是检阅出版工作两年来的成就，通过评奖表彰优秀的出版社、编辑；二是通过评奖进一步对出版方向提出明确要求，评出质量和导向。这次评奖坚持与时俱进，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强调了要把评奖同“三贴近”结合起来，同市场、发行的数量结合起来，注重两个效益。在评选方法上、推进民主决策上也做了很多改进。
第七，建立了中国图书网和信息沟通制度。经过大家努力，在推进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图书网建立以来，向社会传递图书信息，沟通管理部门上下的关系，对联系出版生产单位、了解市场信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避免了过去新闻出版行业存在的政企脱节、信息不畅等问题，为发挥政府的整体功能创造了条件。
第八，在改进行政管理上下了功夫。各地新闻出版局在转变职能、更新观念，克服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的问题上取得了成效，总的感到各地新闻出版局、管理部门把自己的工作调整到出版管理这个方向上来了，不是过去那样站在企事业那方面做工作，而是履行政府职能。一些省级新闻出版局能主动抓好出版活动、出版市场监管，在图书出版、市场管理方面做出了成绩，如选题把关，加强审读力量，查处违法违规出版活动，进行图书产品的质量监管，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等等。
正因为如此，今年在规划调整、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的调查研究、选题管理、审读工作、选题备案制度的坚持、图书质量和书号管理、查处违规的行为、规范教材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管理有了新的进步，这也是大家贯彻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做的努力。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新闻出版工作经受住了多方面的考验，这也显示了我们新闻出版全行业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出版工作上，有了新认识、新高度，表现了我们整个战线很强的党性和事业心，所以中央总体认为新闻出版战线、新闻出版队伍是党信得过的一条战线和一支队伍。
三、我们面临的新任务
目前全党正在进行着几件大事，一是贯彻十六大精神，一心一意抓发展，建设小康社会；二是全党正在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三是贯彻刚刚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化改革。国际上把这次三中全会看做是11世纪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的一个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拨乱反正、工作重点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次三中全会是进入21世纪召开的，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一个全面的改革，包括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面对这个要求我们感到新闻出版的改革与发展任务相当紧迫。首先，我们要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们这项事业的要求，要把新闻出版工作改革的任务放在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中去研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有四个方面：
第一，要深化新闻出版改革。
为什么要把推进改革放在首位，就是发展和管理都要以改革为动力，通过试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带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这次试点选择了不同类型，实行了不同的体制和政策。所谓试点就是为大家开辟了“试验田”，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各地也有自己抓的一些试点，成立了集团、组建了公司、改造了出版社等等，这些试点要按照中央统一精神，在不违反现行政策的情况下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但要有序进行，凡是突破现行规定的重大问题一定要严格按照管理的程序批准。改革上有这样几条思路：
（一）宏观管理上实行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运营的管理体制。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路线方针的领导，坚持四个“不能变”和三个“服务”。充分发挥政府致策调节和宏观管理职能，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把发展权还给企事业单位，让它们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依法经营，自主发展，充满活力，
（二）微观上要分两种情况进行。一种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即主要依靠政府资金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事业，典型的是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新闻出版行业里的古籍整理，为了传承文化，必须做；再如盲文出版，还有一些担负党和国家重要宣传任务的出版社、报纸、广播、电视台，其任务主要是宣传、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些都列为公益性文化事业。这类文化事业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增加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将来要进一步区别成完全的非经营型的事业单位、国家定额补贴的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分别给予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第二种是经营型的新闻出版单位，即转制企业，增强活力，面向市场，加快发展。通过市场、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并加快产业发展。经营型企业将来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由企业组成的，必须要培育一批知名的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支撑。
（三）要按现代流通体制的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目前的重点，就是组建独立的市场主体。我们现在的市场竞争主体还不是完全独立的，许多发行企业仍然是隶属于出版单位，它不是一个第三方的物流代理，而是别人的一个销售部，这样的发行单位做不大也做不强。辽宁省的同志就深有体会，原来发行集团是放在出版集团，经过一段实践，大大制约了发行集团的发展，而现在在分家，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一开始我们就指出，流通企业与生产单位混在一起那是小生产的一套办法。现代物流必须是独立的第三方代理，它是一个大通道，你可以搭载任何产品，仅仅发行本版图书，这个渠道就浪费了，那能挣几个钱？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所以这一点我们还要努力。在构建主体方面，已经采取了几个步骤，一个是新华书店，就是国有发行渠道的股份制改造，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企业；一个是引进民营的企业，组建新的股份发行公司。我们颁布了两个法规，一个是《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一个是《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这两个是完全按照市场物流的要求和WTO的规则，处理出版物市场发行的问题。很多同志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外国人倒注意到了，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这两个法规开放了出版物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设立出版物的发行企业已经不分国有、外资、民营，而是完全按资本实力，取得发行资格，有没有总发权、批发权，取决于你的资本实力，是以企业的杠杠来划线的，不再因你是邮政局的或新华书店的就保护你，而是作为同样的市场竞争主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给了你的优先机会就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尽快走向市场。再一个就是制定市场竞争的法规，这一年我们加紧制定，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善了，还有一些小小的补充，就能适应我们目前市场发展的需要。光有了法规不行，还要制定市场竞争的规则，实际运行中还得有一些规则，比如说目前市场上地区封锁、垄断经营、条块分割，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制约了统一、开放的市场形成。现在可以说彩电、冰箱、机电设备、各种衣服，在全国、全世界流通，可是我们的出版物在省际之间流通还相当困难，有些省限制外省的出版物进入，加上目前集团改革不完善，以所谓连锁经营的名义，取消了一部分县店、市店的结算权、进货权，造成了大批的退货和流通不畅。这使得我们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比计划经济时限制更厉害，这就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新问题。人为地限制发展，人为地设置障碍。所以我们要加速造成新的独立的主体，打破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我们最近有两个大公司进入报刊发行领域，与现在的一统天下相对抗。其中一个已在26个省市设立了分公司，另一个准备在全国建7万多个报刊发行站点，这符合世贸在全国要造成4个以上规模相当的独立竞争主体，在一个城市至少要有3个以上规模相当的独立竞争主体的要求，目前正在做。新华书店总店等五家股东组成了新华发行集团，这是国有的股份制发行企业。我们最近又批准了铁路系统以国有、民智、股份制的形式组建的一个集团，又批准了一个民营上市公司，是股份制的发行集团。就是加速打破垄断经营，为我们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线长、点多、快捷、便当的流通渠道，为所有出版社、报社、杂志社、音像制作单位的出版物提供第三方的物流代理。
（四）关于政府行政管理的改革。宏观管理体制要改革，微观主体要按照两条思路来改革，这本来就是十六大报告里提出的要求，市场要放开，思路相当明确，整个我们的市场基础、管理方式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加入世贸组织，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对政府的挑战。那么政府改革方面十六大也讲得很明确，首先，就是要转变职能，由办市场转为管市场，这是我们新闻出版一个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都是自己办，出版社是自己办，发行是自己办，办的结果只是适应计划经济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适应我们产业发展的需要。省级新闻出版局是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应该管辖你所管辖地区的所有新闻出版活动和新闻出版市场，而你现在管着你那几个出版社，放弃了全省的管理任务，自然是不适应了。二是政府直接插手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滋生腐败。我们最近几年新闻出版局出事的还少吗？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就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这是多年前在经济领域里已经出现的问题，是成熟的经验。如果大家不在管办分离上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混同于企业，你的前景也是危险的。在市场条件下政府要充当仲裁的角色。企事业单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生产经营主体，它按照市场的规则自己运行，摆脱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政府改革的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减少行政审批。尤其我们这个行业，行政审批比较多，而且是集中在中央的层次上，那么我们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陆续清理、减少了一批审批事项，还有一大批审批事项正在进一步清理、取消或者下放。那么目前为什么还没有大刀阔斧地做呢？就是法规限制了动作，因为现行法规没有修改，如许多法规规定这些审批的权限是在中央的层次上，执法主体是新闻出版总署，那么我们目前对一些项目已经开始委托省局来行使，逐步减少审批，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凡是由企业能当家做主的事情，都要还给企业，不能把这个权力放在上面。那么政府必须审批的项目也要分开层次，分级负责，不能全部集中在一个层次。我们已经向机构健全、行政能力强的省委托了一部分审批权，今后还会这样做。
第三方面，就是分清行政的层次，给予各级政府相应的职权，这个问题也还在研究。前一段时间我们审批了山东、河南关于一部分事项的管理权，一部分管理权限的下放有利于监管。我们将继续确定一些，只要地方行政力量比较强，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些职能就要交给地方去执行，减少行政环节过多、不利于提高效率的弊端。
第四方面，是加速电子政务，增加行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一点总署在加紧进行。图书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一步还有个条码中心，条码的网络管理也作为我们整个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推进。市场管理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通过了专家鉴定，整个新闻出版战线信息化管理的速度在加快，这就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政务，公开政务，有利于社会监督。我们现在有些省局建立了一个行政大厅，一站式服务，各种条款都是公开的，你来转一圈都办了，这就增加了透明度，减少了腐败行为。这就是电子政务的强大力量。
最后，就是公共服务。政府要把重点转到公共服务这个方向上来，为全体公民和整个社会做好服务工作，这就是政府职能的根本性的变化。把一个权力型的政府变成服务型的政府，这个服务就不是为你那两个出版社、那两个报社和杂志社、那两个新华书店去服务，而是为全体市场竞争的主体去服务，为公众的利益去服务，这就是政府。因为政府跟党派又不同，党派有政治集团的利益，而政府是全体公民的政府，是为全体人民服务，所以政府就要把全体公民作为服务对象，满足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比如说，政府要关注什幺？要关注重大文化工程的建设，要为整个市场竞争主体创造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这是你的公共服务的内容，不管是谁进入到市场，要有统一的政策指导，有统一的市场环境。再比如事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宏观上的布局，这是一个企事业单位所不能为的问题，政府要有作为。此外，政府还要维护国家法规政策的严肃性，依法行政，惩治违规违法行为。政府部门的领导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角色。
第二，要加快产业发展。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是我们繁荣的基础，我们在发展的目标，规划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些研究。我们设想我国的新闻出版产业能成为我们文化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广东、浙江都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文化产业中新闻出版产业是龙头，是带动型的，那么这个目标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因为从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看，最有实力、最具有产业特征的就是新闻出版业和电影业，它是加工制造推广产品，是市场上的有形产品，与演出、与广播电视不一样，它们是无形产品，拿不走。新闻出版恰恰是产品生产，不管是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生产过程完全符合其他产品的生产规程，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所以它是有条件发展起来的。加上目前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改变人们的消费结构，文化市场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这些都为新闻出版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目标自然是广阔的。大家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图书业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能翻几番，我们的人均报纸拥有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还能大大地扩充市场。因为现在我们的水平很低，书籍连学生用书算上，平均下来每人不过四五本。而有的发达国家已达到了15本以上；人家的日报千人拥有量达到600多份，我们有6600多万党员不也就是200万份《人民日报》吗？比较起来差得很远，空间大得很。日发行1000万份的报纸中国还没有，教科书、文件除外，一版发行1000万册的书中国也很少，联合国每年都公布世界前100位最有影响的报纸、图书，中国还很少列入这个名单，这就说明我们有差距，同时就有发展的潜力。不要暂时看到市场上有时候书卖不出去，报纸订不出去，就轻言多了。文化消费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它是跟文化环境、文化氛围、当时人们的情绪是有密切关系的，它不是完全像汽车、房子遵循一个铁的定律即收入，文化与收入有联系但不完全取决于收入，它是另外一条规律在支配它。
发展还有一个资源的问题，要改进新闻出版资源配置的办法。过去是按照计划经济配置的，是按照行政区划平均配置的，因此对发展的影响还存在，该发展的地区发展不起来，该发展的品种发展不起来，而另一方面一些地区、一些品种浪费资源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所以就出现有的单位书号不够用，有的就背着挎包上北京来卖书号这种情况，也出现有的杂志很有销路，却没有刊号，有的杂志期印数很低，也占了一个刊号这种情况。由于资源稀缺，哪一个部门的领导也不敢断然让它灭亡了，哪怕赔钱也得凑合着让他干下去，这就是没有按市场经济的思路去办，是很不利于发展的。因此我们应扎扎实实地思考，哪些问题影响了发展，加以解决。因为发展目前不需要我们政府直接投入，资金投入可以吸纳社会资金，进入这个行业的积极性也大得很，很多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都想进入这个行业，国外资本、民营资本也想进入，只要我们引导得当，政策对头，那么形成一个大发展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发展必须是健康的发展，不能过几天治理散滥，过几天来一个统一的专项治理活动，这种发展是不健康的发展。所以要重视从发展上解决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光留给“扫黄”“打非”，那是市场监管的一种极端的手段，最好的办法是把问题消灭在生产过程中。
第三，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路子。
过去我们一讲发展就是品种规模扩张型，多品种、大规模就叫发展，现在要转变思路，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路子，把重点放在现有资源、品种的提高上来，以质量提高带动发行量。质量好才能占领市场，走到消费者心里，质量不好，甚至伪劣，你就自断财路，发展不了，任何商品都遵循这个规则。近两年图书质量的问题也相当突出，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内容方面，一个是形式方面，这在《出版管理条例》中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格调低下的、粗制滥造的不时出现，连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书、教科书、儿童读物都出现了很多的质量问题，这就是我们只讲品种规模的扩张、不讲质量的后果。原来问题只出现在一些畅销书、市场应急的书里，现在出到老根上来了，工具书也出了问题。把多年前的那些工具书拿来胡编乱造，这个上面弄几部分，那个上面弄几部分，就敢出书，那你是误人子弟，祸害中华民族。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今年抓了一下辞书，去年抓了一部分教材，明年我们还要确定一些重点，把这个质量抓上去。因为社会影响太不好了，不断的有专家、学者和读者在报纸上批评我们的出版物的质量问题。形式上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违反国家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规格、开本、版式、设计、条码，很多都不符合规定。条码使用，这是属于国家技术标准，我到好几个物流中心看，条码使用不规范，尤其是伪造条码，一书多号，引起计算机上的混乱，已经成了一种公害。所以技术规格要严格地执行，这是全世界共同遵守的技术规范。你要进入流通，就必须符合技术规格。
我们中华民族治书的态度是很严谨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出版界的老专家十分重视国家使用语言的规范、出版物的规范，也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新一代人一定要继承这个传统。我希望几年以后我们的图书，一个书号出版的书最低达到万册以上，一定要符合质量效益型，是精品力作，一版再版，要出这样的书。不要总是凑凑合合的，看着使用了很多的出版资源，结果没出效益，为什么？算算账就知道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图书总品种在10万种左右的时候数量就达到了70亿册左右，到了2001年、2002年我们的图书品种已上升到了15万、16万，17万，我们的数量还没有超过70亿册，只有67亿册左右这样的水平，每一个品种的印数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所以强调质量效益型对出版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编辑都把自己的产品做成精品，发挥出它的效益。有的出版社只出十几种书，但印数高，有的出版社出几百种书，印数反而较低，这就是反映了质量问题。质量好才能有效益，一本发行1000册和10万册的书比较，其效益、发行利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质量和效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具体推动方面，我们要继续实施五大战略，比如说精品战略、走出去战略、技术兴业战略、人才战略，这都是提高质量的有效途径。明年出版界除了改革发展外要突出地抓一下质量问题，可不可以大张旗鼓地搞一个出版质量年的活动，整体上在质量方面打一个翻身仗，扭转我们当前图书质量下降、行业效益不理想的局面。
第四，提高政府管理新闻出版业的水平。
政府改革是为了加强管理，并不是削弱政府的职能。市场经济中政府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推进器，过去自由经济的理论是否定政府的作用的，现在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特别是在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就成了发展的关键。我们在改革发展中进一步加强出版行政部门的管理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按照“三定”方案所规定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各个环节上的管理作用，逐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一套办法，而不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市场经济。权力进入市场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规则失效，造成混乱。这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存在过。要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图书出版来说，能够让地方上发挥作用的要坚决放到地方上管，给基层创造一些便利的条件，支持地方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大胆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管理。我们的许多精神、政策首先都是通过省局贯彻执行的，只要地方政府部门工作是得力的，新闻出版总署不越位干扰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即行政要有秩序，按照要求充分发挥各个环节的作用。在具体的管理上，除了继续完善一些行政管理的规定，修改一些法规，比如图书管理的规定、质量管理的规定，有些可能不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按照新的《出版管理条例》要进一步修改；另外，要改革年检制度，通过年检要对整个行业进行调查摸底，完成经营许可证颁发的任务。将来新闻出版单位要实行“三证”，即进入要凭准入证，资格的准入是第一关；经营要凭经营许可证；担任各个层次的领导要有上岗证。目前正在组织培训、考试，就是为实行“三证”作准备。今年年检就要完成许可证的任务，便于大家凭许可证灵活地经营，不是一次一批，许可证上允许的项目你就尽管去做。要进一步完善图书出版网络的功能，加强网上的行政能力，提高效率，增加公开性。研究改进书号管理的办法，去年根据基层反映的意见，作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方面优先支持优秀良好出版社加快发展，在书号限制上作了放宽，基本解决了他们发展中的问题，第二是下放了书号管理的权限，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统一调剂本地区各种出版单位的书号问题。但书号管理上应该说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要进一步研究。要制定出版单位等级评估体系，市场经济是一个信用经济，信用就要有等级档次，出版也应这样，在过去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的基础上，评定出版单位的等级，这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也是相联系的，即支持优势企事业单位优先发展，按照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每年也要淘汰掉一些出版单位。企业长生不老，继续混下去，我们这个行业惰性越来越大。要通过评沽体系，对信用好的出版单位优先配置资源，对于不合格的单位要淘汰，对于勉强合格的单位要限制，而且定期要亮出黄牌，向社会公布哪一些单位是可以兼并、重组、收购的单位，让资源流动起来，所以评估体系要建立起来。另外，出版一些特殊产品的资质管理也要靠评估体系，比如过去古籍的整理出版，教育部教材的出版，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出版，国际交往礼品出版物的出版，要限制一定的资质，不是靠挖门子、搞关系，结果粗制滥造。即使是公开招标，也要建立在一定的资质基础上，这是维护行业信誉的一个重要措施。比如教材出版，怎么改变目前混乱的局面？现在教材出版涉及到400多家出版社，有没有能力的都去干，不仅扰乱了教材市场、影响了教材的质量，而且出版单位也陷入了恶性竞争，用不正当的手段，这不叫改革开放，而是混乱，要研究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提高我们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政府管理的水平。
（本文为10月23日柳斌杰副署长在全国出版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