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耕者有其利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关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论文,关键论文,我国论文,其利论文,耕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粮食农组织（FAO）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由现在的58亿上升为90亿，粮食生产必须增加75%，即总产量达到33亿吨以上，才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由此不难看出，粮食问题不仅在本世纪末，而且在下个世纪，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与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贫困问题等合在一起，始终是各国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以极大精力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
全球粮食问题严峻，我国与世界相比情况好于世界。
由于粮食形势严峻，各国政府都在研究和调整对策，这里列举一些主要国家的情况：
美国是粮食主要出口大国，过去长时间以来，为了提高粮食的效益，一方面扩大农场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提高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政府采取“出口补贴”的政策。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又实行“休闲补贴”的政策，鼓励农场休耕。最近，由于粮食供给出现短缺，粮价大幅度上升，正在采取启动耕地的政策，扩大粮食的播种面积，增加粮食的总产量和出口量。
欧洲联盟一直实行统一的农业政策，对粮食出口也实行补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以后，逐步取消补贴，同时也适度启动休耕地，休耕地由原来占耕地总面积的15%下降到10%；由于库存量急骤下降，1995年由上年的3200万吨下降为500万吨，正在采取对粮食出口征税的政策，一方面稳定粮食价格；另一方面减少从美国进口大量饲料，降低生产成本，以保证畜牧业的发展和畜产品的出口。
日本是粮食进口国，但对稻米一直实行高额补贴的政策，以保持稻米的自给。1994年由于减产，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适度开放稻米市场，进口稻米。在乌拉圭回合之后，日本政府拟将现在进口量占消费量的4%提高到8%，同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以及通过低息信贷办法鼓励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稻米产量，减少进口，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俄罗斯1995年的粮食产量仅为6000万吨，是近3年歉收最多的一年，预计进口食品的依赖程度将增加50%以上。粮食产量下降除了气候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生产效率下降。俄国的农业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农业经营体制与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成了形成世界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
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FAO）的资料，对中国粮食与世界粮食在收获面积、每公顷产量和总产量三个项目作个比较分析，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5年（世界粮食危机）、1984年（中国粮食丰收）、1988年（中国粮食歉收）四个不同年份，呈现出很大的变化。
中国粮食收获面积1988年与1949年基本相同，中国粮食收获面积占世界粮食收获面积的比重，由1949年的18.6%下降到1988年16%，而中国粮食总产量1988年比1949年增长2.48倍，中国粮食总产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1949年的17%上升到1988年的23%。这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每公顷产量1988年比1949年增长2.48倍，与总产量增长幅度相同，1949年中国每公顷粮食产量相当于世界每公顷粮食产量的91.5%，而1988年则为143.5%。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靠科学技术和物质投入，这与在60年代以后全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90%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完全一致的，符合粮食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基数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一度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造成人口的急骤增长，然而由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上升，做到了粮食的增长高于人口的增长。基本上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这就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在对华白皮书中声称中国政府解决不了如此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了最有力的回答。
近10年来，在世界粮食出现新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粮食增长缓慢，粮价大幅度上升，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中国10年来粮食增长缓慢的直接原因，一是在调整种植业结构中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二是单位面积产量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1995年以来，由于中央和地方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有不少省、自治区在国家定购价之外实行加价和以平价化肥与定购粮食挂钩的政策，播种面积恢复到16.5亿亩，增加了投入，在灾害较多的情况下，粮食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粮食总产量达到46500万吨，比1994年增长4.5%，高于人口增长率（1.25%）；每公顷产量4208公斤（每亩280公斤），比上年增长3.6%；1996年，我国粮食再次增产，人均占有虽然仍未达到1984年的最高水平，而由于停止出口，增加进口，粮食供需矛盾有所缓和，市场粮价也开始趋于稳定。
因此，中国与世界相比，总的情况中国好于世界。以1995年为例，世界粮食产量为18.9亿吨，比上年减产3%，人均粮食产量为326公斤，比中国少58公斤。因此可以看出世界粮食形势的严峻程度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粮食生产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正确与否，其核心在于能否真正地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耕者有其利。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看粮食生产，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或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粮食生产的波动，除了气候的原因外，主要取决于政策正确于否。实践证明，凡是实行正确的政策，能够调动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就发展，就能比较好的保证需求；反之，凡是实行错误的政策，挫伤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就滑坡，粮食的供需关系就比较紧张。一句话，要保证粮食供给，必须做到让耕者有其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84年，粮食生产呈上升趋势，粮食供给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粮食产量是上升的，这个时期，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在曾经发生过人口政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个全局性的失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高于人口增长幅度，高于世界粮食增长幅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9年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79—1984年粮食生产高速增长，是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全面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有五条：一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实行超购加价的办法，同时对农用生产资料实行补贴，从而大大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获得了经营的自主权，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原则下，农民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三是大幅度增加投入。四是科学技术的作用，特别是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矮旱小麦等优良品种，对大幅度增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五是不可否认的是多年来积攒起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全面高速增长是综合因素，既有人的因素，也有物的因素，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就会产生片面的认识，甚至形成不正确的决策。
从1985年起，我国粮食生产处于徘徊状态。1985年的减产，并不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主要是由于在1984年粮食大丰收之后农民出现卖粮难，而财政补贴大幅度增加难以为继的背景下，采取了抑制生产的政策。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改革粮食的统购制度，由超购加价变为合同定购。实行“双轨制”，是推进市场化的重大举措，然而合同定购的价格是“倒三七”价格，减少了超购加价，这样就使一些新商品粮地区，原来基数很低，主要靠超购加价增加收入，在实行“倒三七”价格以后减少了收入；再加上取消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自然要增加成本。“一减一增”导致种粮食的效益下降，必然影响和挫伤农民投入的积极性。这是粮食生产出现徘徊的基本根源。这同1979年—1984的粮食形势形成鲜明的反差。1986—1987年调整了政策措施，提高了粮食定购价，粮食生产得到恢复性增长，但到1988年又出现减产。经过1989—1991年的调整，粮食生产有所增长，接着而来的又是农民卖粮难，市场价格疲软，收购粮食打白条，大搞开发区，耕地大量流失，农民负担加重，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导致粮食的比较效益下降。
1991和1992年两次提高了城市粮食销售价格，从而达到购销同价，结束了自1965年以来26年之久的由于销售价格不动，每提高收购价格就要增加财政补贴的局面，这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重大举措，各地纷纷放开粮价，粮票自然消失，农民欢呼放开粮价是“第三次解放”（第一次是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家庭承包）。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第四季度在全国物价，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连续5年价格大幅度上升超过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的拉动下，市场粮价开始反弹，矫正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以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抛售储备粮和限价措施，一些城市又恢复定量平价供应粮食的办法，粮食形势又出现了严峻的局面。
中国粮食生产潜力大，制约因素也多。研究粮食问题要与整个农业、农村经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寻求对策。
从上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制约我国粮食供给从而影响供求平衡的主导因素是对形势的判断和宏观决策。核心是能否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农民得到应有的效益。应该看到，我国粮食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现有耕地中，中产田和低产田占2/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速中低产田的改造，单位面积产量就会大幅度提高。二是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是按统计面积计算的，每亩250多公斤，但按实际面积计算，又低于这个水平，除稻谷外，同世界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我国是多熟制国家，从寒温带到赤道热带，目前的复种指数为155%，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增加1500万亩的播种面积，复种指数全国平均可以达到160%。四是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只有30—40%，特别在推广优良品种，病虫害防治，合理平衡施肥等主面，可以大幅度增加科技因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是目前的灌溉面积只有50%左右，农业的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如果能够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就能大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抗御自然灾害和综合生产能力，也就能够大幅度增加粮食的供给，基本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此外，我国还有大量的非耕地资源尚处于未开发状态，在这些资源开发以后，对增加粮食和其他农畜水产品产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来源。
当前，在粮食生产方面有以下几个制约因素：一是由于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即使经过努力，做到耕地总量不再减少，而人占耕地面积还是要继续下降的，在减少的耕地中大部分是高产田；在现有耕地中，中低田的比例很大（2/3），既说明有生产潜力，又说明需要巨大的投入，才能提高生产能力。二是农村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过多，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形成了“超小型”的农户经营，劳动生产率很低，很难有竞争能力，加上多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难以向分散的农户提供有效的服务。三是我国的农业资源虽然是丰富的，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利用和保护的不好，农业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继续恶化。四是由于投入不足，农业的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目前仍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抗灾能力严重下降。五是农民不仅数量大，而且文化素质比较低。六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粮食目前仍实行“双轨制”，国家定购价低于市场价，加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升，粮食的比较效益下降，影响农民和粮食生产区的积极性。
对于如何实现我国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农民是粮食生产的直接承担者，解决粮食问题的基础是增加粮食供给，增加粮食供给的关键是调动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并保护他们应得的利益。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其他措施都难以落实。研究粮食问题，不能就粮食论粮食，需要与整个农业、农村经济、国民经济的全局以及世界粮食形势联系起来。我们对有关粮食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以供讨论。
处理好工农关系，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解决“口号农业”的问题。
多年来，中央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粮食的重要性，但又总是落实不好，农民对此称之谓“口号农业”。究其成因在各级党政领导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落实农业的基础地位，需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处理好工农关系，也就是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稍不警觉，很容易滑向“重工轻农”的轨道上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三次发生全局性的工农业比例失调的问题，不得不被迫实行调整（1963、1979、1989），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延误了时间。1992年以来，各地片面地追求工业高速增长，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随之而来的大量圈地、集资摊派以及收购农产品打白条等，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工农业发展出现新的失调，并引发了通货膨胀。工农业的增长比例，1992年为4.3∶1，1993年为5.1∶1，1994年为5.2∶1。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要重视工农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使这种势头有所缓解。1995年工农业增长的比例下降为3∶1（工业为13.6%，农业为4.5%），恢复到正常状态，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求矛盾有所缓和，通货膨胀有所抑制（商品零售价格上升14.8%），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有所缩小（城市增4.9%，农民增5.3%，二者之间的比例为2.46∶1），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从反复多次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也就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投资饥饿症，始终是困扰农业发展，从而使农业基础地位难以落实的重要根源。在实践中充分证明，凡是农业出现问题时，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或下降，立即影响到工业品的消费市场；而且在中国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大，社会商品零售中，农村占一半以上，农村市场的相对萎缩，对工业的影响至大，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处理好在财政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我们认为在今后应做到“予取相当”实行“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农业”的方针，即从农民上交的税金中切出一块返还给农业。由于造成农业投资比重低的原因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重工轻农的投资结构未有根本性的变动，每年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些微调；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本上维持了这种“基数法”，加上“工业利润”的驱动，许多党政领导不愿把投资转向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低、回收慢的农业上来。这就要求通过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国家财政预算中，不仅要看绝对数量是否有所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提高用于农业的比重。
面向整个国土，实施大农业和大食品发展战略，确立大农业体系。
实施大农业和大食品的发展战略，对农业资源实行全方位的开发。我国的耕地面积为一亿公顷，仅占国土面积的10%左右，而大量的非耕地资源大部分处于未开发状态，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因此应面向整个国土，实施大农业和大食品的发展战略，确立大农业体系。这个体系大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耕地农业，是指种好现有耕地的农业。对现有耕地，首先要保护好，对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不得“农转非”；大力改造中低产田，逐步把中产田改造为高产田，把低产田改造为中产田，提高中产田和高产田的比重；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提高复种指数；实行科学种田，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大幅度提高科技含量；调整种植业的结构，由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转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实行农林牧副渔结合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特别要重视发展牛羊等草食动物，走“过腹还田”的路子，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强地力和后劲；推行包括推广优良品种、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平衡施肥、综合防治病虫害、地膜覆盖、雨养农业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在内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技术，使农业走上稳定增长和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是山地农业，这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农业。近些年来，在开发和建设山区、发展山地农业方面出现了一些很好的典型。如陕北的延安地区、山西的吕梁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农民长期贫困，近几年以小流域为单元，对“四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采取拍卖的方式，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50年、70年、90年不变，引进了区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实施坡地改梯田的工程措施，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的路子，并发展以林果业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作为兴办乡镇企业的突破口，实行产业一体化，既使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又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也使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就地消化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抑制了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减轻了旱涝灾害，农业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三是草地农业，也就是牧区农业。我国草原面积有45亿亩，其中可利用面积为35亿亩，南方的草山草坡面积有7亿亩，相当于两个新西兰的草场面积，也有发展畜牧业的巨大潜力。草地产牧业发展起来，增加草食畜产品的供给，对改善我国人民的膳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发展毛、皮、羽绒工业，缓解对粮食和棉花需求的压力，增加出口创汇，都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绒山羊，经过精加工出口，有很好的市场。
四是水体农业，也就是水产业。我国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水产品得到长足的发展，水产品的高速增长也说明，现行水产品的购销体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水产品是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最早的产品；又一直实行供、产、销一体化的渔工商综合经营，捕捞与养殖并举以养殖为主的方针，是很成功的。目前水产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工业对水域的污染。因此应把发展水体农业作为农业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并把发展水产品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
五是庭院农业，也就是农户的家庭农业。庭院农业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组成部分，在农村的大部分村庄庭院农业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在当前对缓解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也有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实现粮食商品化，用市场经济规律引导粮食生产。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和风险基金制度。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农村经过18年的改革与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已经形成，从农户来说，目前已有2.2亿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户经济是在土地保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由农民承包经营，承包期由过去的15年改为30年。这是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党的国家在农村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基础上，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自治组织的统一经营相结合，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则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点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动摇，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动荡。即使在具备条件实行规模经营的地方也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那种以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强制农民放弃承包田，强制实行规模经营，行重新剥夺农民承包权之实，是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坚决制止。此外，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除了国家依法征地外，在发展乡镇企业中也有个占地问题，其中也涉及土地产权问题，必须慎重处理，切不能损害农民利益，伤害农民感情。在这个问题上，各级党政领导应当充分理解中国农民惜地的心情，切忌历史上多次剥夺农民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深刻教训。有些地方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办法，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入股，所谓“二次分离”（经营权与使用权），既保留了农民的承包权，又解决了企业用地问题，农民在成了企业的职工以后，形成二重身份，既是企业的股东，又是企业的劳动者；既有按股分红，又有按劳分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制度。
二是解决好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问题，特别是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广大中西部地区，难以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农户缺乏依托，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应提倡和鼓励建立各种专业技术协会，把农民和市场连结起来，把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好。
三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应通过税制改革，从农民上交税金中分流一部分返还给乡（镇），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在建立市场体系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是使粮食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
在价格放开以后，政府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供大于求市场价格下跌时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以及如何控制由于价格下跌引起粮食供给下降；二是在求大于供市场价上升时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如何防止由于价格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这是粮价难以放开的两个极端重要的因素。为此，就需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粮食储备体系和风险基金制度，即在价格下跌到农民难以承受的时候，政府就要以保护价收购，使农民不发生“卖粮难”和经济上不受损失，以保持种粮的积极性，保护价以完全成本加上15—20%的利润作为标准确定，保护价定低了，不起作用；在价格上升到消费者难以承受的时候，政府就要抛售粮食，以稳定市场价格，同时辅以对低收入居民实行定向补贴的办法。
从实际出发，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粮食生产稳定持续地增长。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使粮食生产稳定持续增长，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做到供求基本平衡，还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实行粮食管理的分层负责制，实现区域和品种的平衡。农村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粮食的区域和品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由过去的南粮北运变为北粮南运，调出省和调出数量减少，调入省和调进数量增加，有些调入省做到了基本自给。由于我国幅员广阔，交通运输线长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不同，对稻米实行“南进北出”的方针，即南方适当进口籼米，北方适当出口粳米（主要对日本与韩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二是主动地参与国际贸易，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品种和丰欠余缺。随着贸易国际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有进有出的贸易必然会扩大，国际市场价格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由于我国是个大国，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应参加国际粮食的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套期保值，避免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发现未来价格，决定粮食的进出口贸易，既为调节国内市场服务，又能为稳定世界粮食市场，做出自己的贡献。即把买卖粮食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
三是保证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粮食的物质投入是粮食增产的基础。研究表明，化肥的投入产出率有所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粮食成本上升从而拉动粮价。因此，研究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如何增加数量、调整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则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四是落实科教兴农的战略，实行农科教三结合。我国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体系，拥有百万人的科技队伍，在推进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还比较低，因此，加强农业科技、教育与推广工作，实为粮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五是进一步加强重点商品粮基地的建设，保证商品粮的供应。我国从1983年起，采取中央与地方联合投资的办法，建设商品粮基地。实践证明，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有利于发挥产粮区的优势，合理布局，实现区域平衡，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经营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比较高。因此，对这些垦区应予重点扶持。
六是加强管理，减少损失浪费，节约粮食的消耗。在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都要节约资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七是加强农业法制建设，实现以法治农，为农业稳定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