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态势及促进就业的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态势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促进就业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关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也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关注的一个话题。研究劳动力市场形势，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于估计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基本态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这是制定促进就业政策，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此外，这也是制定以低通胀条件下充分就业为最终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文首先给出对于城镇每年需要解决就业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一种估计，并指出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供给总量呈现递减趋势；第二部分指出就业统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纳近些年来中国就业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中国近几年对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及相关特征；第四部分指出中小企业的稳步成长是未来中国就业增长的强劲动力；第五部分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现象给出一种解释，指出改变中国经济粗放经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未来数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幅度将趋于下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格局也将进一步多元化，工资将趋于上升，因此，企业转变经营策略，摆脱单纯依靠低廉劳动成本的生产模式，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将是面对未来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当务之急。
一、关于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估计
研究就业促进政策首先需要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态势和特征。在一般意义上，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在于城镇，因此对城镇每年需要解决就业人数的估算就成为思考就业问题的一个基本步骤。
城镇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人数，大体上可以分解成三部分，一是每年新增劳动力，二是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 注：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已经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已转入户口所在街道、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而后者虽然无业，但未和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关系仍在原企业。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5年6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2005年底要基本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通知具体指出，2005年底，原则上停止执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企业按规定关闭再就业服务中心。并轨人员和企业新裁减人员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没有实现再就业的，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因此，从2006年起，下岗人员已经很少，统计数据以失业人员为主。）三是转移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1.每年新增劳动力
每年新增劳动力可以理解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相邻年度差额。从劳动年龄和解决就业的角度来看，由于每年都会有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也会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年度差额实际上就是每年预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的数量。
估计劳动年龄人口有不同的口径，最常用的是采用15-64岁以及15-59岁这两种标准，也有用16-64岁以及把男女分别按不同年龄段计算的标准。图1给出了按几种不同标准估计的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需要指出的是，在估算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每年年龄段的死亡率等影响实际劳动力资源的因素，但由于我们更关注于劳动力资源的变化，故而可以假设这些影响因素在年度之间保持稳定，从而估算出人口增量。从图1中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种统计口径，中国新增劳动力在2006年之前一直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2007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将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就业压力也会逐步趋于缓和。综合各种估算标准来看，2007年新增劳动人口约1000万。
图1 2001-2010年中国每年新成长劳动力基本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0%长表数据估算，即以200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进而推算其余各年的人口年龄构成。
注：图1中计算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未考虑各年龄的死亡率），并不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假设劳动参与率基本保持不变（事实上有下降的趋势），假设其他影响劳动能力的因素（例如死亡率等）在年度之间基本保持不变，则劳动年龄人口的相邻年度之间的差额就是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
从图1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受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几年时间里，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趋于下降，尽管总量上依然很可观。
2.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
综合现有各种研究来看，对于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总数的估计约为1000万。这部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的减员增效举措，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职工转为下岗和失业，加上以前的存量，构成每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人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最新的统计摘要数据，2006年城镇失业人数为847万，失业率为4.1%，根据这两个数据可以推算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约为20658.54万。众所周知，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最近一些研究的估算，近几年的调查失业率约为6.1%，另一种算法得出的估算失业率为7.2%（蔡昉、王美艳，2004），由此，分别估算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260.2万人和1508.1万人。而根据小普查数据估算的调查失业率约为5.2%，（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副研究员根据2005年小普查数据计算。）据此估算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074.2万人。
3.转移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两个高潮期，一是1984-1988年，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平均每年达到1100万人，年均增长23%；二是1992-1996年，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超过800万，年均增长8%。1997-2003年期间，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转移5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约4%。（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4。）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资料，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总量是逐年上升的，但增幅趋于平稳。2001-2003年，经济增长加快带来了外出增量上升，年平均在405万人左右。不过自2004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有加快增长的趋势，2004-2006年期间，年均转移558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约5.4%，尤其是2005和2006年，年增长数量超过了此前十年间任何一年的增量。
以上的三部分劳动力供给实际上是有重复的，主要是每年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这两部分之间。一个隐含的假设是每年新增劳动力全部进入城镇，从而构成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但新增劳动力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一部分。假设这两部分完全不重复，则每年需要为2600万人提供就业，假如这两部分完全重复，则每年需要为2100万人提供就业。实际的数值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注：劳动部的估计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是2400万，若加上每年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550万，则总数应该是2950万；而中央党校周天勇估计城乡需要就业的人数是3500万。）
因此，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可以大致认为，中国今年需要解决的新增就业人数为2100-2600万人。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将趋于减缓，每年新增劳动力趋于下降，因此就业压力也将趋于缓和。
受年龄结构的影响，未来几年，中国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数将逐年下降。以每年达到15岁的人口作为标准。则前几年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都在2000万以上。不过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这一数量趋于减少。
图2 2000年中国0-17岁人口数量
注释：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0%长表数据估算。
从图2中可以看到，2007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为1800万以上。在2001-2005年期间，这一数量均在2400万以上。我们注意到，年龄较小的人群数量呈现递减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数年新成长劳动力数量会趋于减少。考虑到15岁人口中的大多数依然还在求学阶段，需要延缓几年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是完成学业之后的人，此时他们已经超过15岁。考虑到这种差异，2007年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应该有所增加，不妨以2000万来估算。（注：这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司的估算是一致的，参见《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http://www.molss.gov.cn/gb/news/2007-06/13/content_182044.htm）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每年都有新成长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每年也有劳动力退出，只有考虑这一进一出的综合结果，才能够准确衡量实际劳动力资源。
二、就业统计与就业弹性下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带来相应比例的就业增长，就业弹性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很多，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因此，就业的增长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导致了经济增长未必就会带来就业的显著增长。当经济中的隐性失业较多，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那么即使就业增长较快，但由于隐性失业的显性化，整体而言，就业的增长也表现为缓慢趋势（贾民，2004）。技术的进步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就业弹性不断下降（张车伟、蔡昉，2002），特别是技术进步导致中国边际就业弹性急剧下降，因而就业压力逐渐上升（齐建国，2002）。
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看，企业有较强的有效劳动力需求，但未必表现为计入统计口径的名义劳动力需求。加上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取代原有的城市就业机会也不纳入统计口径，因此从统计数据上看，也就难以反映出实际的就业增长趋势，从而也就有了就业弹性下降的结果（龚玉泉、袁志刚，2002；吴洛宏，2003）。换句话说，由于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下岗人员的大规模集中释放和大量隐性就业的存在，因此就存在着就业弹性低估的可能性（张本波，2002）。
现有关于中国就业弹性趋于下降原因的一些研究，归根结底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就业弹性的下降。首先，由于统计数据只统计正规就业部分的就业增长，并没有考虑到非正规就业，因此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也就不足为怪。其次，由于近几年中国的企业处于人员调整以提高竞争力的转变时期，大量富余或者闲置人员被剥离企业，这就导致了无就业增长或者缓慢就业增长的快速经济增长。
考虑到这两个主要的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单纯从提高经济增长率来带动就业增长，这种思路目前已经有失偏颇。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就业增长，这是事实，但有经济增长，未必会有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也是近些年中国经济中出现的现象。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2002年中国非正规就业规模已经达到1.2亿（吴要武、蔡昉，2006；姚宇，2006），2004年达到1.36亿，近几年平均每年增加约800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随着政府部门和社会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关注，尤其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非正规就业有向正规就业转变的趋势，基于这层考虑，未来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可能会趋于减缓。
三、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劳动力的供给趋于无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当需求的增长远快于供给的增长，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时，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的对比。在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劳动力的供给有可能出现相对不足或者结构性不足，最为典型的现象是民工荒的出现。
根据2005和2006年三次产业就业情况的统计信息，从全国城乡总体来看，二、三产业在过去两年加总新增的就业量分别是1924万和1984万，而在之前的2004年，二、三产业总共新增就业2045万。（注：《中国统计年鉴》，2006，《统计摘要》，2007。）如果单从城镇新增就业的角度来看，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4万人。如果加上近两年每年800万的非正规就业量，那么可以看到，按前面估算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下限来计算的话，劳动力的供求基本上是持平的。但如果按前面估算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上限来计算，则会出现供过于求，过剩的劳动力约为500万～600万。
事实上，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过于迅速，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这表明，企业的用工增长是极为迅速的，企业担心的是招不到人，甚至是普通工人。“民工荒”的表现最早是以“技工荒”的形式发生于沿海，后来发展到全国范围内的“普工荒”，也就是说，至少在农民工这个层面，并不是供过于求，而恰恰是供不应求。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春季用工调查数据表明，从2003年到2006年，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城市，企业用人需求均有了迅速的增长，到2006年，需求增长率是2003年的两倍多，从年增长率7.26%快速上升至17.56%。（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分大中城市企业招用农民工需求调查”，2004,2005,2006,2007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以来，内地城市企业用人需求增长率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已经与沿海城市比较接近。内地城市企业用人需求迅速增长是中西部地区用人需求迅速增长的一个缩影。
从企业的用工需求来看，随着民工荒现象的产生，企业对于新招收员工的要求也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主要是体现在对于文化、技能和熟练程度等各个方面要求的逐年下降。
1.文化要求趋于弱化
调查数据表明，对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员工要求在2004年迅速下降，2006年有所回升，而对于初中和没有文化要求的劳动力需求则趋于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企业对于劳动市场变化的无奈，在招收不到较高文化程度的员工前提下，只能进一步降低文化要求，甚至不对员工作文化上的要求。这一点最直接的体现是无文化要求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城市对于新员工文化的要求普遍要低于内地城市。2003年要求员工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比例，沿海城市为29.35%，而内地城市为58.09%；2004年，同一指标，沿海城市为22.08%，而内地城市为35.65%。这种情形在2006年有所改变，沿海城市对于高中以上文化要求的比例要高于内地城市。
内地城市对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比例的迅速下降（从58.09%下降至22.68%），表明内地城市也面临着与沿海城市同样的用工短缺问题，而从内地城市企业对新招收员工无要求比例远低于沿海城市这一信息来看，内地城市面临的招工困难程度要小于沿海城市。
进入到2007年，87.7%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的人员，其中23.8%的岗位要求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53.9%的岗位要求初中文化程度。与2006年相比，岗位要求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下降了4.7个百分点，无要求的比例上升了5.2个百分点。（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分大中城市企业招用农民工需求调查”，2007年。）
2.技能要求标准降低
与企业对新员工文化要求的变化相似，迫于招工困难的形势，企业对于技术的要求也在逐年下降。总体而言，在所有企业新增劳动力需求中，对新员工不作技术要求的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41.35%上升至2006年的46.5%，相反，中级工以上技术要求的比例则从2003年的16.7%下降至11.66%。如果分沿海和内地城市来看，这种反差更加鲜明。内地城市中级工以上技术要求占全部新增劳动力需求的比例从2003年的39.27%速下降至2006年的10.49%。沿海城市对中级工以上的员工要求所占比例也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但减少的幅度要小得多，从2003年的15.27%下降至2006年的11.75%。与企业对员工文化的要求在沿海和内地城市之间的差异趋势一致，内地城市对于员工的技术要求普遍要高于沿海城市。对比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可以注意到，沿海城市比内地城市更加缺工，或者说更难以招收到所需的员工，从而使得沿海城市对于新员工无技术等级要求的比例要远高于内地城市。
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不同城市对于中级工以上的员工需求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对于无技能等级要求的新员工需求在稳步增加。同样是沿海城市，我们注意到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长江三角洲无技术要求的比例是最低的，反应了这一地区缺工现象相对不那么严重，而京津塘和珠三角则呈现较为严重的缺工现象。
分行业来看，情况也很类似。由于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一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急剧增长，面临着有限的劳动供给，对于新员工的技术等级要求不得不下调，2004年无技术等级要求的招工比例为18.1%，到2006年，这一比例已经迅速上升至45.31%，类似地，机械制造业无技术等级要求的招工比例也从2004年的21.91%急剧上升至2006年的50.46%。其他行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新招收员工技术等级要求下降的趋势。
2007年企业用工调查数据表明，37.3%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其中，9.2%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28.1%的岗位要求初级工。与2006年相比，对新员工技能无要求的比重上升了15.3个百分点，要求初级工、中级工及以上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3.1和2.2个百分点。
3.熟练程度要求逐步放松
类似地，随着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缺乏，企业也放松了对新招收员工熟练程度的要求。各个行业对于熟练工的要求不得不逐渐放松，因为招收不到充分满足企业所需熟练程度的员工。
不难看出，企业对于招收新员工的愿望非常迫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生产的扩张，需要更多的人去完成生产。但面临一个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供给，企业只能够降低要求，甚至是无要求，同时还要提高待遇，才有可能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已经受到了来自中西部企业的严峻挑战。如果东部地区的用工工资水平不提高，那么劳动力的流动模式就有可能改变，即东部地区对于农村劳动力而不再富有吸引力，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到中西部地区去寻找更合适的就业机会。
四、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亟待改善
就政策层面而言，如果要扩大就业，应该更多地关注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型企业的成长，它们是未来就业需求增长的潜在积极动力。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同样的资本量中小企业吸纳的就业量远大于大企业。根据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针对2004年和2005年北京市城镇单位用人需求的调查结果表明，若是按所有被调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来加以五等分的话，就会注意到，随着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每万元吸纳的就业数量呈现递减的现象。具体而言，当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在267.4万元以下时，每万元资本形成的就业数量为1.78人，而当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在9226.2万元以上时，每万元资本形成的就业数量为迅速下降为0.04人。这表明，同样数量的资本，若是用于小企业的发展，显然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
然而，如果按企业就业量来加以五等分的话，我们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规模越小的企业，就业增长越慢，甚至为负增长。也就是说，按企业的就业规模来衡量，规模越小的企业，负的就业净增长，或者就业净减员的效果就越显著。相反，规模较大的企业呈现出较快的就业净增长趋势，这种趋势无论是从所有行业还是单从制造业来看，都是如此。以2004年的调查数据为例，就业量在32人以下的的企业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实际上净减员了6.56%，而就业量在167.2人～358人之间的企业则实际净增员了2.16%，而且随着就业量的递增，企业的实际就业增长由负转正，即由净减员变成净增员。如果按企业总产值来加以五等分的话，我们注意到类似的现象，即规模较小的企业，净减员效果越显著，但规模较大的企业减员效果并不显著。
从每个企业2005年就业净变化数量来看，也有同样的趋势，即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多地发生了净减员现象，而规模较大的企业，不仅较少地发生净减员现象，而且更多地发生净增员的现象。或者说，就业的增长，更多地归功于较大规模的企业，而不是规模较小的企业。
考虑到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绝大多数，而且也成为吸纳就业的骨干力量，但根据2004和2005这两年的企业调查数据来看，我们注意到，规模越小的企业，它们实际吸纳就业的能力越弱，相反，规模较大的企业，却具有较为突出的就业吸纳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与小企业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生存环境差，小企业家底薄，信誉不足，难以获得政府和银行的资金和贷款支持，也就很难获得较好的发展，甚至于只能够苦苦支撑，对于吸收新劳动力就显得力不从心。相反，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家底较厚实，信誉较高，容易获得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故而能够有较好的发展前景，随着自身的发展，对于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地增加。
如果通过企业对自身经营状况的评价来获得不同规模企业生存环境的信息，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的，通常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规模较小的企业，他们目前的经营状况往往不佳。根据调查，企业对于2005年全年的经营状况的评估，情形同样也是如此，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往往越是看好，相反，规模越小的企业，越不看好当年的经营状况。这说明，小企业的生存条件很不乐观。
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数据资料也同样表明了规模较小企业生存条件的恶劣。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到2006年年底，个体工商户增加到2576.2万户，但相比于1999年的数字，依然还是少了583.8万户。个体工商户数量的减少和微小型企业生存艰难的状况表明，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它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要比规模较大的企业恶劣得多，正因为如此，它们很难成长起来，甚至不得不退出市场。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即，规模较小的企业，尽管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但由于自身生存环境恶劣，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吸纳就业的作用。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起着吸纳就业主导作用的，实际上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尽管他们的就业弹性较小。换一种说法，包括微小型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如果自身有较好的发展，那么它们对于劳动力的增长幅度要显著大于同样处于较好发展形势之下的大企业对于劳动力的增长幅度。由于微小型企业所需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都较少，故容易进入市场。因此，当政策积极支持这部分微小型企业的创建与发展时，那么不但会涌现许多的新兴微小型企业，而且已经进入市场的微小型企业必定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空间，从而它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都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对缓解就业压力就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这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失衡，也反映出中国现有企业的整体低技术性和国民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和自主创新的成分太少。企业依靠资金和简单劳动力就能够促成生产的扩张。技术和学历在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并不起着主导作用。企业更迫切需要的是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够上岗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相比于大学生，农民工更加容易管理，劳动成本更加低廉，也不用过多考虑户口和相应的社会福利等现实问题，同时也能够顺利完成企业所需的生产劳动。这种对比的结果，结合许多企业生产经营的现实情况，很显然，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农民工而不是大学毕业生，尽管对于后者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需求。
可以说，民工荒问题也与高校扩招有着一定的关系。高校扩招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能够顺利进入高校继续求学，从而增加未来这些学生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进入农民工队伍的高中毕业生逐年减少，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出现增幅减缓的趋势，在农民工需求强劲增长而农村劳动力供给增长缓慢的情形下，供需失衡的结果便是民工荒。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增长减缓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年转移的结果已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化一空，高中毕业生农民工队伍的缩减只是进一步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的供给。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发生于企业。企业更愿意提高工资扩招农民工，却不愿意或者无力接收大学生，这说明企业更加注重劳动力的实用性，注重节约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内容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大学毕业生期望充分融入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农民工的期望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增加收入，从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按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程度，农民工并不敢奢望能够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融入城市生活。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共存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和城乡隔离体制依然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难想象，如果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极大地得到缓解，而且民工荒现象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六、结论
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尽管依然还是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增加的幅度却在逐步降低，这就意味着未来数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失衡的态势会有所改变，逐步向供求平衡方面发展。就业压力也随之趋于缓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总量失衡，而在于结构失衡。民工荒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许多企业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来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随着工资的上涨，企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要改变这一局面，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进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逐步摆脱对于低廉劳动力的依赖，重新建立符合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
从促进就业政策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非正规就业，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促进微小型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促成它们的成长，从而有力地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应该着手解决依附于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促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