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思考（四篇）——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遍性论文,品格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有，那么，它的普遍性具有什么样的品格？这些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自己原生的哲学形态？如果有，那么，这个原生形态是怎样的？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由于忽略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研究，因而始终没有明确地提出来这两个基本问题，更谈不上作深入的理论研究了。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就难以深入。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的分析来解答上述两个基本问题。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自己的原生的哲学形态，是同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哲学不同于经济学、法学、自然科学等具体科学的根本点，就在于它是以普遍为研究对象。巴门尼德区分存在与非存在，就是要明确：哲学是研究普遍学问。哲学的本体论就是研究普遍的学问。在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传统、不同时代的哲学，都是通过对普遍的规定不同而创造出不同的本体论，呈现出不同的哲学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马克思就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哲学品格。这就从本体论层面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进一步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概括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概括表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普遍，是以人类历史规律的揭示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呈现出来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普遍性的完整表达。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本体论研究和对马克思有关人类历史规律探讨、对资本主义现实批判展开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对这两个方面的普遍性的不同说明，而创造出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这一发展特点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传播和它的国际性特征，而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传播和它的国际性特征，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是马克思哲学理论品格的一种呈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因此，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首先应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论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那么，我们的提问就应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的？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说明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哪些特点？这些说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理论品格？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其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的内在根据的发掘，从而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的探讨。因此，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首要的理论课题。
纵观一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建构普遍性，从而呈现出自己的普遍性品格：
第一个层面是在哲学本体论的建构上，建立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融宇宙论和认识论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自己的普遍性品格。在哲学本体论的建构上，有三个人的思想是值得研究的：第一个人是瞿秋白。瞿秋白的主要贡献是把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传入中国，改变了在此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唯物史观的观点。瞿秋白认为，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之上，还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宇宙本体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的意义。瞿秋白在阐发这一观点时，虽然主要讲的是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因此而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和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第二个人是李达。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的唯物论”。在李达看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建立了融本体论与方法论为一体的“实践的唯物论”。第三个人是毛泽东。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辩证法上升为宇宙观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意义是宇宙观，但是，这种宇宙观不是指的自然界的变化，而是指的人们观察问题的辩证方法，是人的认识和行动的能动性。这样，毛泽东就把瞿秋白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宇宙观转化为具有以实践为中心的、具有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一方面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另一方面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本体论。中国人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种哲学的宇宙观，旨在说明中国人如何把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人对自身思维方式的改造，也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独特理解，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格。
第二个层面是在政治哲学的建构上，以世界革命为背景，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提出了建构中国文明的新理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方面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另一个方面是有关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也在这两个方面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探讨方面，毛泽东以世界革命为背景，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这一分析中，毛泽东始终把世界革命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尺度，探讨如何把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内在特性，或者说，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水平。他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就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达到世界历史发展水平的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社会主义的本质为尺度，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问题。中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是有差距的。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因此而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目标，结合世界历史的变化和中国的国情，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在毛泽东那里，还是在邓小平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面对的问题不同而研究的重心不同。毛泽东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问题。当时，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构成了世界革命的背景，在国内，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背景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因素，于是，如何实现人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很自然地把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阶级斗争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系上。与之不同，邓小平是在国际、国内处于相对和平的时代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贫困和需要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把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上。从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到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两个向度上建构自己的政治哲学的普遍性：一个向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尺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探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还是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中国的问题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探讨，力图借助国际力量改变和发展中国；另一个向度是把中国社会的特殊上升为普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中国问题时，虽然强调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但是，他们的目标绝不是中国的特殊，而是世界历史的普遍；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证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性、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确立中国未来文明的理念，都是为了把中国的特殊提升为普遍。这两个向度的普遍性建构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念，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必须以用世界先进的文化改造中国，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而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本体论层面和政治哲学层面上的普遍性建构，创造了中国人自己的、具有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的核心，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本质，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本质为尺度，改造中国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这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是：以现代文明为形式，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与这种观点相反，新儒学的主张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形式，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生命力的、对于中国社会改造最有意义的方面，就是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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