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_中日关系论文

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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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4)06-0001-13

       什么因素在主导中日关系的走向?这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论”——“中国扩张论”、“日本右翼论”和“美国阴谋论”。国际东亚研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日本对华战略焦虑的上升,进而日本不得不调整其外交、安全与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的急速上升与中日关系的恶化同时存在,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中国国内学术界更多的把中日关系的恶化,视为日本右翼势力在后冷战时代逐步成为日本政治主流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利用美日同盟对日本的施压、利用和怂恿,也是日本对华逐步采取对抗政策的重要原因。①然而,这三种观点都忽视了中日关系在当代亚洲政治中的特殊性。

       中日关系是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中一种非常具有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特殊意义在于,从这一关系中可以寻找到国际体系中导致大国对抗的几乎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的相邻与彼此的大国意识而必然产生的地缘政治竞争,未能解决的领土争议,权力变更后深化的安全困境,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相互排斥,历史问题争议所引发的认同对立,国民情绪的相互嫌弃,结盟政治所深化的威胁意识,以及国际关系历史上常常出现的“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之间的对立,等等。②

       然而,从1972年到后冷战时代的友好关系的延续,直到2012年9月因为野田政府钓鱼岛“国有化”所引发的中日钓鱼岛海域安全危机,中日关系从“大国友好”转向“大国对抗”,其根本原因并非上述因素在某个环节或者某个层面恶化的产物。更准确地来说,中日关系的下滑,除日本右倾化的重大因素,是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中日关系本身互动的结果,也是中日两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格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如此深刻、全面地影响到了两国的国内政治和各自的政策,使得隐藏在两国关系背后的诸多冲突因素不是受到应该有的抑制,而是要么没有得到抑制,要么以泛滥的形式发作了。其结果是,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在面对其贸易依存度不断飙升的同时越发紧张和脆弱。改变中日关系的当前局面,更多需要的是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对管控两国争议、防止危机升级以及重塑中日友好合作表现出足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

       一 国际战略格局与中日关系的相互影响

       中日两国都曾是深受二战后国际体系影响的国家,都曾是冷战时期亚洲地缘政治分裂所形成的对抗阵营的重要国家。不同的阵营选择,开启了战后时代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但共同点是,从二战结束到今天,两国都从一度国际体系的“边缘”,先后走到了国际体系的“中心”。不管我们曾经用什么样的定义来描述日本,经历了战败到战后复兴成功的日本,都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国”。③中日关系今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到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关系”,并且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而“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标准定义,是具有“体系性影响能力”的国家。④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不同点是,中美关系具有全球体系的影响能力,而中日关系更可能影响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

       (一)中日关系的演变曾深受二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受到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变迁的深刻影响。二战结束之后,中日关系很快被在亚太地区的美苏冷战所绑架。美国为了在亚洲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围堵社会主义势力的扩张,不仅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战争罪犯的惩罚,甚至有意保留天皇制来扶持战后日本迅速成为其在远东新的战略盟友。⑤朝鲜战争在给战后日本经济输血打气的同时,让中美、中日关系迅速变成敌对关系。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会,新中国没有收到邀请,重建战后东亚秩序的“旧金山体系”既忽视了新中国的利益和声音,也将遏制新中国的发展作为这一体系的目标之一。

       二战后的中日交往,深受亚洲冷战秩序的影响。中日关系中的“以民促官”、“以经促政”,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期只是维持了中日之间低水平的经贸关系,而对改变两国政治关系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签约的《日美行政协定》和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东亚持续的冷战状态,让中国无法在对日条约安排中拥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声音。1971年美国在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刻意模糊了本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的公正立场,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治权。这是今天钓鱼岛领土争议始终在中日之间无法得以解决的国际根源之一。

       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大幅度地调整其亚洲战略,寻求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转而重视因为中苏对立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而游离出来的“中国角色”,利用中国因素来牵制与制衡苏联。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了历史性的接近历程。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时代性转变,让日本也转而追求“联华反苏”的安保政策。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而摒弃前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客观上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亚洲战略格局变化的产物。即便如此,70年代中日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主导性因素,并非只是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是新中国的发展让日本意识到了承认新中国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倾向,推动日本外交要为降低冷战的对峙做出努力。⑥中日关系随后的发展,则是70年代末中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日学习”问题上的真诚,以及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引入“日本贡献”的战略眼光,使得中日关系的国内政治因素对两国关系及时做出时代性调整,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动力。

       20世纪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中日关系开始具有推动亚洲合作和走出冷战阴影的战略内涵。其中的原因,不仅是两国经贸合作的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两国高层比较顺畅的沟通、两国人民的亲近感以及中国政府与社会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的务实和冷静立场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1989年政治风波和冷战结束给中日关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但后冷战初期的中日关系依然维持了友好合作的基调,日本是西方国家中最早走出对华制裁的国家。中日在细川—村山时代实现了两国关系向后冷战时代的平稳过渡。后冷战时代的前十年,中日关系并没有被亚洲战略格局的演变所左右。当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替代原苏联成为最主要的战略盯防对象时,日本的政策仍然在有意拉开和美国的距离,中日关系在90年代依然保持比较好的一种状态。⑦

       1996年《桥本—克林顿宣言》,结束了日美同盟后冷战时代的“漂流”,日美安保同盟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台湾问题有可能将中美两国拖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日本的战略选择是,在依靠日美同盟防范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亚太安全挑战的同时,依然保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一定程度的战略平衡,1997年的《周边事态法》强调周边的定义不是“地理概念”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9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一路下滑,从2001年小泉上台后的“政冷经热”到今天甚至可能出现“政冷经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不是亚洲地缘战略环境在主导,而是随着中国崛起、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历史性进程出现的同时,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深刻变化的结果。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力上升和“走向世界”热潮的启动,必然导致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中国需要在新的力量发展和国家意识的高度上重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许多问题,民族意识和国家情结都比70年代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是一种随着中国开放和发展程度的提升,必然出现的更加深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虽然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本质上是中国和世界关系深刻改变必然带来的民族主义觉醒进程加速的结果,然而,中国80年代以来加剧的社会转型又必然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添加政治动员的重大源泉。⑧

       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的日本,也不断走出冷战时期被压抑的国家意识,寻求在“和平主义”和“正常国家化”之间有新选择,这同样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苏醒并迅速变得炙热的时代。正如万民教授所言,中日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后冷战时代转型进程,将彼此的相互埋怨、嫌弃与敌对的互动进程,变成各自的认知逻辑的过程。这种埋怨、嫌弃和在价值观以及行为上的敌对,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忧虑,使得任何军事能力的变化甚至政治性的声明,都可能被解读为威胁。中日的“对手关系”(rivaling relations)开始形成。⑨

       (二)中日关系的演变正在成为改变亚太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时至今日,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继续减弱,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并不必然影响到中日关系。相反,中日关系的演变却正在成为改变亚太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日本都不再是冷战时代的中国和日本。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活跃的外交、军事与安全角色的发展,中日未来的互动进程本身可能将导致国际战略格局和地区秩序的深刻变化。冷战时代,中日两国关系之所以会不断受到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是因为两国在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和苏联相比,都只能算作是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的“从属性角色”或者“次级角色”。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安倍主政下的日本也在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同时正在经历着国内经济、外交和安保战略的深刻变化。中日两国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今天东亚区域战略格局中最重要的变量关系之一。未来对东亚安全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预测与分析,必须走出中日关系在权力结构中依然是从属性次要关系的认识。未来究竟是世界战略格局在影响中日关系,还是中日关系正在重新塑造和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战略迫切性,已经前所未有地摆到了人们面前。未来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世界战略格局影响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同时又在重新塑造和改变国际战略格局。这更可能是两个并行不悖、互相影响的进程。⑩

       指出东亚政治新的历史事实,并非为了削弱我们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争议、亚太区域安全以及未来两国经贸联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利益与立场的追求。恰恰相反,认识到中日关系的未来有可能独立塑造东亚区域安全与经济秩序,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面对中国今天正在面对的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来自日本的战略压力。这种压力是综合的、多样化的和长远的。2011年11月,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那时以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大收益,正是2012年12月26日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日本经济、外交和安全战略所出现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振兴战略,有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时公然强调“制衡中国”的露骨挑衅,也有日本2013年12月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所打造的新安全战略理念,更有通过“重新解释”获取部分战争权利时的日本政治决心。“安倍时代”的日本这些变化,不仅实质性地拓展了美国在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时的亚太战略空间,同时也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竞争增加了众多可选择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手段。

       我们传统认识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安全利益的时候,总是将对美、对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中美、中俄关系似乎总是比中日关系具有更为深远和全局性的战略含义。今天,我们已经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日本”——一个以国内社会动员为基础、以经济和军事能力升级为导向、以强化日美同盟合作为基础、以牺牲宪政主义为代价的日本。

       许多亚洲问题的观察者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将决定中日关系。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轻视中日关系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今天。然而,未来我们很可能已经经不起这种“轻视”,更不能简单地认为“搞定美国”就能“搞定日本”。今后,我们可能长期面临的局面是,中日关系不能稳定与缓解,中美关系同样不能稳定与缓和。“日本因素”很可能正在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战略走向的重要变量。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正在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的对日政策视为测试和挑战美国在亚太战略意志和战略能力的“关键”。面对中国不断崛起的势头,美日同盟的战略关联性是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原因之二,则是美国和许多区域国家,正在有意地放纵日本的“重新武装”。国际体系对日本的制衡因素降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日本的大国转型和军事发展正在享有重要的“中国红利”。

       二 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个因素

       中日关系已经成为塑造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变量之一。要稳定、改善和缓和中日关系,更多地不是依赖地区安全秩序的调整和变化,而是需要更多地依赖从改善两国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

       国际关系中的体系因素或者结构因素的作用,说到底,是通过国内政治变量的发酵来影响外交政策的思考和制定的。无法准确了解和把握国内政治层面变量关系对中日关系的作用,单纯从国际战略格局层面审视中日关系,难以寻找到真正可靠的解释。诚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主席哈斯(Richard N.Haass)所言:“外交政策都是从国内开始的。”(11)中日关系中的领土争议、历史问题、竞争性的价值观、安全困境的作用等因素,都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不能稳定和改善。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日关系,有三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中日之间的话语因素

       中日双方在看待对方时所使用的话语体系(discourse)存在对立,缺乏更新和发展。其结果,中日双方对思考自己的国际利益和希望实现这些利益的规则、秩序和价值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深刻的冲突。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一直在努力寻求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也曾经做出了诸多努力。为什么中日之间还是难以挽回似的陷入了冲突的边缘?究其原因,首先不是两国的大战略或者两国的安全政策出现了难以避免的敌意和冲突,而是两国之间的观念与话语体系出现了直接的、不更新就难以调和的对抗。其结果,两国要么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打转”、忽视彼此变化的现实,要么受制于话语体系的传统逻辑,面对新的变化缺乏探讨新的解决方式应有的战略敏锐。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往往同特定的话语体系结合在一起。话语体系不更新,就不能真正减少相互认知中的情绪化甚至错觉。(12)

       过去20年中,中日两国都有了很大发展。日本经济遭遇“失去的20年”,GDP增长乏力,但日本的国民财富却依然稳定上升。中国也越来越走向世界,经济生活有了重大突破。但不幸的是,两国的观念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却越来越对立。日本的问题是不愿承认、不能面对中国的崛起,总是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自以为是、依然充满日本优越论的“日本式判断”。中国对日本右倾化保持警惕,但日本国内的防务和政治动向常常被解读成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过去有一个时期就曾判断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且不说日本今天的政治体制和依然强大的社会“良心资源”不会允许军国主义复活,即便日本今后想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不足以对中国构成重大的战略威胁。军国主义复活苗头出现的日本,也将激发国际社会共同的警惕和反对。(13)客观来说,一个坚持奉行和平主义、继续展示成熟社会与发达经济的日本,才是对发展中的中国重大的战略挑战。

       安倍政府是在竭力利用“中国威胁”作为改变日本外交和防务政策、呼喊“日本回来了”的政治资源。即便如此,安倍想要利用“中国威胁论”同时推行“防务修正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这样的日本真的对中国很可怕吗?无论是安倍政府还是未来的日本,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同时推行这两种政策的。中国不需要单方面陷入对日本未来的过分解读。同样,日本政府和社会如果总是自以为是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变化,其结果是危险的。因为日本这样的“中国观”不仅过于黑暗,同样也过于消极,甚至让人觉得日本面对中国崛起内心的虚弱和阴暗。目前,不少日本学者把今天的中国视为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认为中国将可能重蹈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这种“日本式”的自以为是,是束缚日本积极看待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样也是中日关系恶化背后的话语因素之一。因此,中日两国在如何建设基调积极、真正面向未来而不是拘泥于陈旧的话语体系和观念系统上,应进行反思和改进。

       (二)中日之间的沟通因素

       在中国对日外交中,最难沟通的对象或许永远是日本政治家。日本政治人物则也常常埋怨和中国对话的艰难。双方对话所使用的观点、想表达的意思及各自政治话语背后的合理性,都在变得越来越难以产生交集和共鸣。今天中日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缺乏共同语言、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和交集的结果。这其中的原因同样是多样化的。例如,日本媒体对中国大量的负面报道,右翼势力对中国的刻意指责和中伤及中日关系中常常出现的争议和煽动性事件。其结果,对华政策强硬、对中国坚持说“不”,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竭力争取的政治资本和政治资源。卜睿哲(Richard C.Bush)尖锐地指出,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对立,使得两国关系的政治交往和沟通方式常常变得十分脆弱。(14)

       然而,无论两国之间的沟通多么不易,事实是中日之间仍然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伴随着中国崛起、全球化进程深化以及21世纪技术手段的新飞跃而正在变得更加宽广和深厚。在这个事实面前,两国的沟通也有务实和积极的一面。安倍尽管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保守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倍就一定不是一个务实主义者。2006~2007年安倍第一任期内中日关系的改善,说明安倍在国际社会四处挑衅中国时,仍然是一个可以变化的对象。

       中日两国为什么不能拥有“共同语言”?这是一个中日双方需要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总是用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习惯了的对中国的认识来“要求中国”、“衡量中国”。这些认识,让日本主流意识宁愿选择对中国未来的悲观论,宁愿相信中国今天的繁荣难以为继,宁愿自以为是地认为日本的民主和法治体制不仅比中国有更大的价值和制度的“优越感”,缺乏出现“日本式变化”的中国仍然并永远“比不上日本”。(15)而中国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和两国的巨大差距而很难客观对待日本,今天崛起的中国又有些情绪化地看待日本。这难以避免地在日本社会和政治中产生反弹甚至逆反。中日两国都需要促进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需要彼此重视各自的利益,关注背后的合理性。

       (三)中日之间的战略因素

       中日两国在思考和处理相互关系时,似乎都不缺乏彼此的战略警觉和战略意志,却缺乏足够的战略重视和战略投入。

       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两国间的“战略对抗”局面已然形成。承认和接受这个现实,不是惧怕日本或者一味口号式地警惕日本。在一个战略武器和快速精确打击力量主导大国军事力量对比的时代,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日本,想要重新构成对中国实质性威胁甚至侵略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接受中日“战略对抗”的事实,说到底,是要让中国有决心、有准备地在未来长期的中日战略博弈中减少日本牵制中国、伤害中国的机会。在观念上、战略上“矮化日本”的做法,很可能会让我们付出难以承受的战略代价。从近代以来,日本已经证明了其超越于许多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进程中的敏捷、坚韧和内在的凝聚性。(16)

       从东亚战略格局未来演变和能否持续坚持和平发展的“双重角度”来看,中日两国能否管控争议和危机,已经前所未有地变得真实而又迫切。然而,即便中日关系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战略的对手关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日两国已经成为“敌人”。北京和东京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国和两个社会都想让中日关系由“战略对手”变成“战略敌对”?两国人民是否真的从这样一种战略对抗中感到内心舒服?觉得这样的关系才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日友好2l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唐家璇指出,“改善两国关系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频发,绝非偶然。深层次原因是彼此认知和定位出了问题”。(17)具体来说,日本从小泉内阁起,就开始公开将中国崛起视为战略威胁,但又在观念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面对安倍政府领导下日本所出现的咄咄逼人的势头,中国需要实时的战略警醒。但由于日本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频繁挑衅,中国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国内在对日关系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以至很难“正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倘若日本政客坚持认为,只有美化侵略历史、只有将二战时期的日本侵略军视作为国捐躯的“烈士”来纪念才能让今天的日本重新获得所谓对抗中国的民族意志,这样的日本不仅无法得到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尊重,即便欧美国家也会增加对日本的忌惮。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恰恰不值得我们在战略上担心和忧虑。

       三 管控争议和危机,建设“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尽管今天已经降到1972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但寄希望于安倍的政策调整就能带来中日关系的迅速升温,给两国关系戏剧性地带来“利好”,是不现实的。由于缺乏国内政治竞争对手,安倍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尽管在日本国内遭受诸多批评,2014年10月末安倍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了九个百分点(18),但安倍政府长期执政几乎已成定局。稳定和管控中日关系,需要的是战略意志和政治智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月25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所指出的,“中日两国领导人要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19)

       未来要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一)客观、理性、真实地探讨和定位中日关系

       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和真实地探讨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在探索解决之道的同时,展示出管控危机和缓和紧张关系的决心与勇气。中日两国都需要认真研究彼此的关切,而不是简单地抱怨和指责。面对钓鱼岛领土争议,安倍政府曾一味拒绝承认争议存在,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也构成了自2012年9月日本“国有化”错误做法以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公务船对峙局面迟迟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安倍政府拒绝承认中国2013年11月23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顽固做法,也无助于缓和东海紧张局势。中日双方需要摸索在东海争议海域和空域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出现事故性的撞船或者撞机事件不测事态。在目前两国国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心态存在情绪化的现实面前,中日东海海域或者空域出现的事故性冲突,都可能引发两国的军事冲突。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军事性流血事件,或者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将使得两国关系的伤口进一步撕裂。这一伤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间都难以弥合。2014年9月末,中日两国已经恢复了海上沟通机制谈判,两国政府部门之间的海上事务级磋商也得到了重新启动,二轨对话也渐趋活跃。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首脑进行了会晤。这些积极态势应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恰恰由于巨大分歧和争议而需要继续发展、提升对话和沟通的管道。

       (二)重建支持和承纳两国关系未来稳定的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

       我们需要重建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有责任、有意识、有步骤和有计划地开展接触与交流,重新培养国民之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中日两国历史上有过两千年的交流史,两国的文化曾经相互浸润。更重要的是,这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历史,共同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进步、繁荣和发展。中日历史有着巨大伤痛,而中日文化互惠也有悠久的渊源。中日两国社会必须培育起共同的信念,不是简单的“永不再战”,而是中日的合作将决定亚洲的未来。如果中日走向冲突,则将是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无法承受的灾难。

       (三)调整观念和心态,积极、务实地直面两国新变化

       我们要调整观念和心态,升级政策话语体系,更加积极和务实地“研究日本”。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造成最大伤痛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情绪性的爱国主义只会误导和坏事。只有积极、务实地正视日本的存在和关切,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地认识日本,才能真正做到在战略上重视日本。

       中日两国的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必须从观念到心态进行调整,从容和谦虚地直面两国内部所出现的诸多新变化。从经济上来讲,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年就会收回,今天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这是中国的市场发展决定的,不能简单说两国的政治关系恶化而经济关系受影响。当然,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讲中日“政经分离”,可以“政冷经热”,但今天需要一系列新的概念。今天中日“政冷经热”,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政治和安全的紧张,还有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市场分化和竞争的上升,最近中国对12家日本企业的反垄断罚款(20),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行为。深入把握中日关系,需要我们在东亚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新趋势、新变化的准确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得到。

       未来若干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不会一帆风顺,将在合作和斗争中前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日两国作为战略对手的特点也将难以改变。但是,中日关系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客观认识和冷静应对的时候。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政治正在进入新一波战略性大调整的时代,区域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已经真正到了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但要走出历史”、“面向未来,更需要主动塑造未来”的时刻。

       注释:

       ①有关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变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参见:Bong Youngshik and T.J.Pempel,eds.,Japan in Crisis:What Will It Takes for Japan to Rise Again?,Seoul: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11; Richard C.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 Christopher W.Hughes,Japan’s Remilitarization,London: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9; Ming Wan,Sino-Japanese Relations:Interaction,Logic and Transformation,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6; Gerald L Curtis,ed.,New Perspectives on U.S.-Japan Relations,Tokyo: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0。

       ②有关国家间安全关系紧张的深入分析,参见:Ken Booth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06.

       ③后冷战时代,日本曾被普遍称为“民事强国”(civilian power),或者“和平主义强国”(pacifist power),但日本具备标准意义上突出军事能力的“强国”的潜质。

       ④David A.Baldwin,“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p.178.

       ⑤有关美国战后保留天皇制的政治与战略目的的研究,参见:John W.Dower,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9,pp.319-45。

       ⑥参见保阪正康:《田中角荣的昭和时代》,林祥瑜、汪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5~136页。

       ⑦William W.Grimes,“Japan,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and the Stability of East Asia”,Ashley J.Tellis,Andrew Marble,and Travis Tanner,eds.,Strategic Asia:Economic Meltdown and Geopolitical Stability,2009-2010,Seattle and 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1,pp.105-30.

       ⑧Peter H.Gries,China’s New Nationalism:Pride,Politics,and Diplom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⑨Ming Wan,Sino-Japanese Relations:Interaction,Logic,and Transformation,Chapter 13.

       ⑩有关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大国关系之间的互动过程的近期理论解释,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Update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14; Aaron Friedbery,Contest for the Supremacy:China,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2。

       (11)Richard N.Haass,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New York:Basic Books,2013.

       (12)有关话语体系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参见:Chengxin Pan,Knowledge,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2; J.J.Suh,Perter J.Katzenstein,and Allen Charlson,eds.,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Identity,Power,and Efficiency,Singapore:NUS Press,2008。

       (13)有关中国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对日政策和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分析,参见:Zheng Wang,Never Forget Historic Humiliation: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14)Richard C.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1,p.211.

       (15)有关日本战后对亚洲社会性认识演变进程的分析,参见:John W.Dower,Ways of Forgetting,Ways of Remembering,New York:the New Press,2012; Karel van Wolferen,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Tokyo: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93。

       (16)David Pilling,Bending Adversity:Japan and the Art of Survival,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4.

       (17)参见唐家璇:《正本清源 标本兼治 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在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关系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新华网,2014年6月5日,http://news.sina.com.cn/c/2014-06-05/225330302094.shtml。

       (18)参见《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降》,光明网,2014年10月29日,http://economy.gmw.cn/newspaper/2014-10/29/content_101710357.htm。

       (19)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人民日报》2013年1月26日。

       (20)《十二家日企因价格垄断被罚款12.35亿元》,新华网,2014年8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8/20/c_11121506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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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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