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春甫的考证_李纯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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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补证

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是金代后期文坛的风去人物。《中州集》卷四、《归潜志》卷一、《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有其传记,其中《金史·李纯甫传》几乎全抄自《归潜志》卷一,仅多出“擢承安二年(1197)进士”等数句。二者都说李纯甫卒于正大末年(1231),享年47岁,清人施国祁《归潜志跋》已指出刘祁所说的“正大末”是“元光末”(1223)之误,可惜他没有论证,今人周惠泉先生利用史料进一步考定了李纯甫的生卒年(周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此外,李纯甫的生平中还有一些可考之事, 散见于《归潜志》和其他典籍中。现就翻检所及,胪列于下。

1.担任蓟州军事判官及淮上军参谋。各家传记未言李纯甫早年担任何职,《归潜志》卷一曰:“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之志。泰和南征,两上书策其胜负。章宗咨异,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又说他“由小官上万言书”,卷十二说其事在泰和年间。今考《元好问全集》卷二十一《雷希颜墓铭》云:“之纯以蓟州军事判官,上书论天下事,道陵奇之,诏参淮上军,仍驿遣之。泰和中,朝庭无事,士大夫以宴饮为常。之纯于朋会中,或坚坐深念,咄咄嗟唶,若有旦夕忧者。或问之故,之纯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帐所在,吾见华人为所鱼肉去矣。’闻者讪笑之曰:‘四方承平馀五六十年,百岁无狗吠之警,渠不以时自娱乐,乃妖言耶?’未几,北方兵动。之纯从军还,知大事已去,无复仕进意,荡然一放于酒,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谈笑此世若不足玩者。”据此,任蓟州军事判官事和淮上军参谋当在承安二年考中进士至泰和六年之间(1197——1206),因为泰和六年之前,他已担任尚书省令吏(详下)。

2.担任省掾一职。各家传记失载。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十三《屏山居士金刚经别解序》曰:“昔予与屏山同为省掾,时同僚讥此书,以为饵馂馅之具。”而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曰:“年十七,书无所不读,为文有作者气。金制,宰相子得试补省掾,公不就。”二者相矛盾,当以耶律楚材自言为是,可能耶律楚材先有辞省掾之举,然后又就任此职。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失载。 耶律楚材(1190——1244)十七岁是金泰和六年(1206),当时李纯甫正好三十岁,正是热衷佛学的时期。《中州集》卷四说他“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金刚经别解》即作于省掾任上。也就是说,三十岁前后,李纯甫曾任省掾一职。省掾即尚书省令史。

3.学佛经过。学佛是李纯甫平生之大节,各家传记都有所涉及,但对其学佛过程皆语焉不详。据《湛然居士集》卷十三《楞严外解序》和《书金刚经别解后》,李纯甫经历了由童年信佛、青年排佛再到中晚信佛的转变,前两阶段现已不可详考。在学佛过程中,有两个人比较重要。第一位是史肃。《中州集·卷五·史肃小传》曰:“舜元(史肃字)素尚理性之学,屏山学佛,自舜元发之,晚年颇喜养生。”史肃生卒年不详,据《金史·章宗本纪二》,明昌五年(1194)前曾任南皮县令,据《金史·刑志》,泰和二年(1202)曾任监察御史,又据《金史·章宗本纪四》,泰和八年(1208),任通州刺史的史肃因大中党祸而受牵连,被贬为静难军节度副使。李纯甫与他交往,当在泰和年间同事于京城时。第二位是行秀。行秀(1166—1246)(注:此据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九,中华书局1964年版。)号万松野老。赵秉文曾说:“谈禅吾敬万松秀、王泉政”(《闲闲老人滏水集》卷十九《答麻知几书》),可知他是当时第一流的高僧。据《湛然居士集》卷十三《释氏新闻序》,泰和年间行秀为仰峤从林住持,因章宗秋猎幸寺时献佛偈一章而大受称赏,声名大振。就在这时,李纯甫慕名拜访。《湛然居士集》卷十四《屏山居士鸣道集序》曰:“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阅《复性书》,知李习之亦二十有九,参药山而退著书,大发感叹,日抵万松老师,深攻亟击。”(注:行秀《湛然居士集序》有相同的记载。)《楞严外解序》亦曰:“泰和中,屏山作《释迦文佛赞》,不远千里以序见托于万松老师。”李纯甫不仅在佛理方面受到行秀的影响,而且在谈辩方面可能也得益于他。行秀“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参学之际,机锋罔测,变化无穷,巍巍然若万仞峰莫可攀仰,滔滔然若万顷波莫或涯际”(注:《湛然居士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这对李纯甫的良好口才具有促进作用。

4.担任尚书省右司都事。《归潜志》卷一曰:“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时丞相术虎高琪擅权,擢为左司都事。公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但是,《中州集》卷四云“仕至尚书右司都事”,卷六冯璧小传也称“李右司之纯”,元好问《雷希颜墓铭》说得更明确:“贞祐末,尝召为右司都事。”贞祐(1213—1216)末这一时间与《归潜志》相合,当以元好问所说为是。

5.典贡举时间。《归潜志》卷一及《金史·李纯甫传》皆云,高琪被诛后,“再入翰林,连知贡举”。考《金史·术虎高琪传》,术虎高琪死于兴定三年(1219)十二月。又考《归潜志》卷二曰:麻九畴(字知几)“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乙,经义魁……先子初摄令郾城,日与唱酬为友。后知几试开封,先子为御史,监试,而王翰林从之、李翰林之纯为有司,因相与读举子文。”可见兴定(1217—1222)末年即兴定五年(1221)前后,李纯甫知贡举。

6.临终情景及身后祭悼之作。《归潜志》卷九载其病情,曰:“及其属疾,盖酒后伤寒,至六七日发黄,遍身如金,迄卒,色不变,医所谓酒疸者。交游因戏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为丈六金身矣。’”《湛然居士集》卷十四《屏山居士鸣道集序》云:“屏山临终,出此书(指《鸣道集说》)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后把交之作也。’”屏山去逝后,“诸公祭文、挽诗数十篇”(《归潜志》卷十),数量之多,非同寻常,现可考的有以下诸篇:《归潜志》卷二载史学《哭之纯》:“张侯新作九原人,梁子今为战血尘。四海交游零落尽,白头扶杖哭之纯。”卷四载刘祖谦“迨屏山殁,公以文祭,有曰:‘凤不足以言瑞,龟不足以效灵,吾视其犹龙也。’”卷五载马天采“当屏山殁,为写真,且题以赞,皆怪语,末曰:‘若到黄泉见鲁仲连、蔺相如,道余传示。’”卷九载赵秉文《和刘云卿诗》曰:“屏山殁后使人悲,此外交亲我与雷。千里老怀何日写?一生笑口几回开?心知契阔留陈土,时复登临上吹台。目极天低雁回处,西风忽送好诗来。”(该诗又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七)卷九又载张介夫祭文曰:“公不必乘云气,骑日月,为汗漫之游,不然,则西方之金仙矣。”卷十载“屏山之殁,雷希颜志其墓,赵闲闲表焉。”《元好问全集》卷八《李屏山挽章二首》之一曰:“世法拘人虱处裈,忽惊龙跳九天门!牧之宏放见文笔,白也风流余酒尊。落落久知难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其二曰:“谈尘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禅。诸儒久已同坚白,博士真堪补《太玄》。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二、交游考

《归潜志》卷一称李纯甫“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志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卷八又云:“李屏山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然颇轻许可,故赵闲闲尝曰:‘被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后雷希颜亦颇接引士流,赵云:‘雷希颜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时才士皆趋向之。至于赵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贡举时,得李钦叔献能,后尝以文章荐麻知几九畴入仕,至今士论止归屏山也。”可见,李纯甫实际上是当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团结和带动了一批人的创作。他的交游中有些人与他虽然关系密切但分歧较多,如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有些则是他的同调,直接受他的影响,现就后者略考于下,以见出“当世龙门”的中心地位以及其为人为文的特点。

1.雷渊。雷渊(1184—1231)字希颜,十四五岁时入太学,至宁元年(1213)进士。在考中进士之前,就与李纯甫有交往。《归潜志》卷一说他“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第”,又说他“初善李屏山,后善冯公叔献、后善高公献臣,最后善赵公周臣、陈公正叔”,卷十还说:“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见后进中异常者,必摩抚之。雷公希颜本其门下士,后见其锋芒气势,恐其害己,甚惮之。尝为檄以疏其过,已而焚之。”似乎雷李关系有先近后远的变化,但总体上二人关系是持久的、友好的。元好问《雷希颜墓铭》说他们俩与赵庭玉被天下公认为“宏杰之士”,“凡此三人,行辈相及,交甚欢,气质亦略相同。”李纯甫死后,雷渊为之作墓志,内有数处微言,如“浮湛于酒,其性厌怠,有不屑为”(《归潜志》卷八)之语。

2.宋九嘉。宋九嘉(1184?—1233)字飞卿,至宁元年与雷渊同年进士。也是在中进士之前,就与李纯甫有交往,《归潜志》卷一曰:“少游太学,有词赋声,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也……文辞简古,法宋祁《新唐书》,惜乎为吏事所夺,不多著。性不喜佛,虽从屏山游,常与争辩。”可见其文风与雷渊、李纯甫相类。

3.李经。《归潜志》卷二曰:“李经天英,锦州人。少有异才,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称诸公间,由是名大震。”李纯甫还说李经的诗是“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赵秉文《答李天英书》引)。后来李经举进士不第,离京回乡,李纯甫作《送李经》诗,说:“阿经瑰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人憎鬼妒愁天公,径夺吾弟还辽东。”

4.张瑴。《归潜志》卷二曰:“张瑴伯玉,许州人,伯英运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髯齐于腹。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初入太学,有声。从屏山游,与雷、李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气任侠,不肯下人……少时与屏山饮燕市,有诗曰:‘日日饮燕市,人人识张胡。西山晚来好,饮酒不下驴。’又云:‘昨日上高楼,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楼,西山如死灰。想见屏山老,疗饥西山隈。餐尽西山色,高楼空崔嵬。”《中州集》卷八张彀小传曰:“弟瑴,字伯玉,美风仪,善谈论,气质豪爽,在之纯、希颜伯仲间。”

5.周嗣明。周嗣明(?—1211)字晦之,周昂之侄。《归潜志》卷二曰:“晦之为人有学,长于议论,自号放翁。屏山尝与作《真赞》,与雷、宋、张、李辈颉颃。……屏山《赘谈》,晦之序也。”《中州集》卷四周昂小传说,周嗣明“短小精悍,有古侠士风,年末三十,交游半天下,识高而志大,善谈论而中节,作诗喜简澹,乐府尤温丽,最长于义理之学。”李纯甫曾与他一起送李经回乡,其《送李经》诗云:“更著短周时缓颊,智囊无底眼如月。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

6.王权。王权又名之奇,字士衡,号狂生,大安元年(1209)进士。《归潜志》卷二曰:“从屏山游,屏山称之。为人跌荡不羁,喜功名,博学,无所不览。酣饮放歌,人以为狂。屏山为作《狂真赞》。”《中州集》卷九高永小传曰:“真定王之奇士衡,攻杂学,屏山目为怪魁。王从之内翰为赋善哭诗。”“善哭诗”即《赠王士衡》。《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另有《士衡真赞》。

7.赵元。赵元(1182—?)一名宜禄,字宜之,中年失明,号愚轩居士。《中州集》卷四赵元小传曰:“泰和之后,有诗名,河东李屏山为赋愚轩。”李纯甫《赵宜之愚轩》今存《中州集》卷四。赵元对李纯甫评价也很高,有“李白久矣骑长鲸,后五百年之纯生”(《送辛敬之》)之语。

8.刘昂霄。刘昂霄字景贤(一作景玄)。《归潜志》卷三云:“博学能文,从屏山游,又与雷希颜、辛敬之、元裕之善。”《中州集》卷七刘昂霄小传曰:“大率景玄之学,无所不窥,六经百氏外,世谱官制,与兵家所以成败者为详。为人细瘦,似不能胜衣,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四座耸听,噤不得语,故评者谓承平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号称独步。景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叩而愈无穷,不知去古谈士为远近,余子不论也。”

9.李遹。李遹字平甫,《归潜志》卷四曰:“工诗能画,与屏山诸公游,自号寄庵老人。”屏山曾赠诗云:“寄庵丈人眼如月,墨妙诗工兼画绝。儒术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许拙。”《元好问全集》卷十七有《寄庵先生墓碑》。

10.刘祖谦。《归潜志》卷四曰:“公博学,兼通佛老百家言, 从赵闲闲、李屏山游,甚为所重。谈论亹亹不穷,援笔为文,奇士也。”

11.张榖英。《归潜志》卷四曰:“张司直榖英, 字仲杰,赵州人。擢经义高第。从屏山诸公游,为文以多为胜。”

12.马天采。马天采(1172 —1232 )字云章或元章, 至宁元年(1213)进士。《归潜志》卷四云:“为人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颇善李屏山,当屏山殁,为写真,且题以赞,皆怪语。”《中州集》卷七曰:“博学多技能,画入神品,百年以来无出其右者。屏山常言天下辩士有三,王仲泽、马元章、纯甫其一也……元章多作诗,欲别出卢仝、马异之外,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

13.梁询谊。《归潜志》卷五曰:“为人多膂力,尚气节, 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诸公皆壮之,尤与雷希颜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风。”

14.王特起。王特起字正之,泰和三年(1203)进士, 《中州集》卷五曰:“(王特起)智识精深,好学善议论,音乐技艺,无所不能……在张代州(张大节)门下,与屏山为忘年交。”

15.高永。高永(1187—1232)字信卿,“南渡居嵩州, 出入屏山之门,其学遂进”,“其诗豪宕谲怪,不为法度所容,有《冰柱》、《雪车》风调”(《中州集》卷九)。

三、著述考

李纯甫一生著述甚丰,《归潜志》等书有所记载,但百不存一。新编《全金诗》卷八十七收其诗三十三首,《金文最》仅收其文七篇,即《李翰林自赞》、《鸣道集说》、《司马温公不喜佛辨》、《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栖霞县建庙学碑》、《重修面壁庵碑》、《新修雪庭西舍碑》。现将有关材料汇集起来,对其著述的种类、性质、时间等情况作番考察,以窥其一斑。

1.《矮柏赋》。《归潜志》卷一曰:“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王景略(325—375)即王猛,东晋十六国前秦人,好兵书,后苻坚任之为中书侍郎,权倾内外。李纯甫身材短小,形象不伟,故以矮柏自喻。

2.上万言书。《归潜志》卷一曰:“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为迂阔见抑。”卷十二又曰:“尝记泰和间有云中李纯甫,由小官上书万言,大略以为此政当有为日,而当路以为迂阔,笑之,宴安自处,以至土崩瓦解。”《元好问全集》卷二十一《雷希颜墓铭》云:“之纯以蓟州军事判官,上书论天下事,道陵奇之,诏参淮上军,仍驿遣之。”此事当在泰和南征之前。

3.三次上疏。《归潜志》一曰:“泰和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论事,不报。”

4.《屏山居士传》。《归潜志》卷一曰:“尝自作《屏山居士传》,末云:‘雅喜推借后进。’……其自赞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

5.《金刚经别解》。《湛然居士集》卷十三《屏山居士金刚经别解序》曰:“屏山居士取儒、道两家之书,会运、奘二师之论,牵引杂说,错综诸经,著为《别解》一编。”此书作于三十岁前,见上文有关其生平方面的论述。

6.《楞严外解》。《湛然居士集》卷十三《楞严外解序》,曰:“余故人屏山居士牵引《易》、《论语》、《老氏》、《庄》、《列》之书,与此经相合者,辑成一编,谓之外解,实渐诱吾儒不信佛书者之饵也。”又曰:“古昔以来,笃信佛书之君子,未有如我屏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而已。”卷一《和同质张学士敏之见赠七首》之四题作《楞严别解》,且曰:“屏山居士李之纯尝作《楞严别解》,为禅客所重。”疑是。卷十三《书金刚经别解后》曰:“屏山居士幼年排佛,殆不忍闻,未几翻然而改,火其书作二解心涤其非。”所谓二解,即《金刚经别解》和《楞严外解》,写作时间当相隔不远。

7.《释迦文佛赞》。《湛然居士集》卷十三《楞严外解序》曰:“泰和中,屏山作《释迦文佛赞》,不远千里以序见托于万松老师。”卷十四《屏山居士鸣道集序》作《赞释迦文》,《归潜志》卷九作《释迦赞》,并征引其中四句:“窃吾糟粕,贷吾粃糠。粉泽丘轲,刻画老庄。”此语又见于《重修面壁庵记》中的赞辞部分。

8.《鸣道集说》。《鸣道集》本是宋代程颐、程颢、司马光、张载等十余人的《诸儒鸣道集》,共七十四卷。李纯甫作《鸣道集说》,“尊孔圣与释老鼎峙”(耶律楚材《屏山居士鸣道集序》),其自序曰:“小生何幸,见诸先生之议论,心知古圣人之不死,大道之将合也。恐将合而又离,笺其未合于古圣人曰《鸣道集说》云。”此书作于三十岁后,《中州集》卷四曰:“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所说即是《鸣道集说》。《归潜志》卷一作《鸣道集解》,当误。《鸣道集说》现存于世。

9.《达摩祖师梦语》。见《湛然居士集》卷十四《屏山先生鸣道集序》。

10.《赘谈》。见上引《屏山居士鸣道集序》。 应是李纯甫杂谈集,其中《交说》一篇见引于《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复之纯交说》。又据《归潜志》卷二,周嗣明为《赘谈》作序。

11.《交说》。 《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复之纯交说》曰:“之纯尝为《交说》以见讥,今《赘谈》中以若虚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为一首,盖其辞气意旨出于庄列,可谓奇作。”

12.《屏山翰墨佛事》。当时僧人所编, 收录李纯甫有关佛教方面的碑记传赞。《归潜志》卷十言李纯甫“多为浮屠作碑记传赞,往往诋訾吾徒,诸僧翕然归向,因集以板之,号《屏山翰墨佛事》,传至京师,士大夫览之多愠怒。”耶律楚材《屏山居士鸣道集序》题作《翰墨佛事》。

13.《辅教编序》。 《湛然居士集》卷十三《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曰:“昔屏山居士序《辅教编》有云:儒者尝为佛者害,佛者未尝为儒者害。诚哉是言也!”

14.《老子别解》。

15.《庄子别解》。

16.《中庸集解》。《归潜志》卷一曰:“又解《楞严》、 《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

17.《无著道人梦记》。 《归潜志》卷四曰:“张司直榖英……自号无著道人。屏山为作《梦记》。”

18.《胡公去狐碑记》。 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载即墨县令胡颜高除去妖狐之事,当地百姓为之立《胡公去狐碑》,李纯甫作记。

19.《放翁真赞》。《归潜志》卷二言周嗣明“自号放翁, 屏山尝与作《真赞》,与雷、宋、张、李辈颉颃。”

20.《狂真赞》。《归潜志》卷二言王权“饮酒放歌,人以为狂, 屏山为作《狂真赞》。”

21.《西岩集序》。《西岩集》是金代诗人刘汲所著, 李纯甫的《西岩集序》为《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引用。

22.《闲闲集序》。 《归潜志》卷八曰:“赵(秉文)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序今不存。

23.《赵氏墓志》。 《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考讳某,赠中奉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李右司志其墓,述先世以来详矣。”

24.《虚明墓志》。 《元好问全集》卷三十七《太原昭禅师语录引》:“屏山为虚明作墓志。”

25.《刘东轩墓志铭辞》。 《归潜志》卷四言刘祖谦“尝请屏山志其父墓,屏山以事废,命余代焉,铭辞屏山笔也。”刘祖谦父名东轩,见《中州集》卷五。

26.《过贾侯故居》。

27.《上贾明府求易说》。 《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某以贾宗名德相望,奕叶公辅,宋以来文士极口称道,如蔡内翰君谟,王临川学易,刘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纯《故人外传》、《过贾侯故居》及《上贾明府求易说》等诗具在,尚待不腆之文?”

28.《送杨叔能往关中》。 《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及将往关中,张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纯、冯内翰子骏,皆以长诗赠别。”

29.《屏山故人外传》。除上文提到的贾氏之外, 现可考的还有王庭筠、周昂、刘昂、刘中、史肃、高宪、吕子羽、卢元等人的传记,其片断散见《中州集》各卷中,内容如下:

卷三王庭筠小传曰:“《屏山故人外传》云:子端世家子,风流蕴藉,冠冕一时,为人眉目如画,美谈笑,俯仰可观。外视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一见之后,和气津津,溢于衡宇间。又其折节下士,如恐不及,苟有所取,极口称道之,故人人恨相见之晚也。子万庆,字禧伯,诗笔字画,俱有父风,仕为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犹子明伯,幼岁学书,书家即称赏之,倜傥无机,膂力绝人,曾有诗云:‘钓鳌公子铁心胸,兴在三山碧海中。千尺云帆已高揭,不知何日得秋风。’死于邓州,年未四十也。”

卷四周昂小传曰:“《屏山故人外传》云:德卿以孝友闻,又喜名节,蔼然仁义人也。学术醇正,文笔高雅,以杜子美、韩退之为法,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从宗室承裕军,承裕失利,跳走上谷,众欲径归,德卿独不可。城陷,与其从子嗣明同死于难。嗣明字晦之,短小精悍,有古侠士风。年未三十,交游半天下,识高而志大,善谈论而中节,作诗喜简澹,乐府尤温丽,最长于义理之学,下笔数千言,初不见其所自来,试于府于礼部,俱第一擢第,主涞水薄,从其叔北征得还,而不忍去。使晦之不死,文字不及其叔,而理性当过之。尝谓学不至邵康节、程伊川,非儒者也。其说类此,而天不假其年,悲夫!”

卷四刘昂小传曰:“《屏山故人外传》记之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省掾考满,授平凉路转运副使,人谓卿相可坐致矣。术士有言之昂止五品者,之昂自望者甚厚,不信也。俄丁母忧,为当涂者所忌,连蹇十年,卜居洛阳,有终焉之志。有荐其才于道陵者,泰和初,自国子司业擢左司郎中,将大用矣。会辽阳人大中欲执政贾铉,为言者劾,辞连之昂,道陵震怒。一时闻人如史肃、李著、王宇、宗室从郁皆谴逐之。铉寻亦罢政,之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术者所言。”

卷四刘中小传曰:“《屏山故人外传》云:正夫为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明昌五年词赋经义第。诗清便可喜,赋甚得《楚辞》句法,尤长于古文,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教授弟子王若虚、高法飏、张履、张云卿皆擢高第,学古文者翕然宗之曰刘先生。以省掾从军南下,改授应奉翰林文字,为主帅所重,常预秘谋,书檄露布,皆出其手。军还,授右司都事,将大用矣,会卒。有文集藏于家。”

卷五史肃小传曰:“其平生则见之《屏山故人外传》云。”

卷五高宪小传曰:“《屏山故人外传》说仲常年未三十,作诗已数千首矣。释褐博州防御判官。辽阳破,没于兵间。”

卷八吕子羽小传曰:“《屏山故人外传》:吕氏自国朝以来,父子昆弟凡中第者六人,以六桂名其堂。贞干字周卿,尤自刻苦,酷嗜文书,著碣石志数十万言,皆近代以来事迹,幽隐谲怪,诙谐嘲评,无所不有。在史馆论正统,独异众人,谓国朝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意,谪西京运幕,量移北京,致仕。自号虎谷道人,晚年感末疾,又号吕跛子,自作传以见其志。”

卷八卢元小传曰:“二兄长、庸,弟会,名进士,又俱擢高第,时人以燕山窦氏比之。《屏山故人外传》云尔。”

30.《哭高庭玉》。《归潜志》卷四言高庭玉“为奸人怕害, 屏山以诗哭之甚哀。”

31.《和吕唐卿海藏斋诗舟字韵》。吕唐卿即吕子羽, 《归潜志》卷八曰:“(先子)尝在史院,与屏山诸公唱和李唐卿《海藏斋诗》舟字韵。”其中李字当是吕字之误。《归潜志》卷五言王彪“尝赋《吕唐卿海藏斋诗》”,可证吕字为是。

32.《屏山内稿》。

33.《屏山外稿》。二者都是李纯甫晚年自编的文集。 《归潜志》卷一曰:“晚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稿》,盖拟《庄子》内外篇。”

四、创作论

李纯甫当时被公认为天下首屈一指的豪杰之士。李纯甫去世十多年后,元好问仍说,“迄今论天下士,至之纯与雷御史希颜,则以中州豪杰数之”(《中州集》卷四),刘祁也感叹李纯甫之后,“世岂复有此俊杰人哉”(《归潜志》卷一)!他的豪杰个性不仅充分表现在使酒玩世、谈玄论道、出入三教、辩锋四起等行为方面,还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

理论上,李纯甫力破前人日积月累的陈见,截断众流,从《诗经》中寻找理论支撑,主张诗歌就应像《诗经》那样,诗无定体,“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也就是“各言其志”而已。他批评后代规矩日多,议论日繁,禁锢了诗歌的发展。他着重批评后代三种可笑的、不公的议论:

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蹊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则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邪?(《西岩集序》)

声律的意义诚然重大,但若是以此来要求所有的诗歌,甚至以此讥讽起屈原的诗歌,那么无疑是忽视诗歌本质的可笑之事;西昆体隶事用典,繁富华丽,而以此讥笑杜甫“村夫子”,就显得可笑不自量;江西诗派学习黄庭坚,以致否定韩愈、白居易,就非常偏颇不当了。李纯甫此论的中心是破除诗歌声律、典事、样式、风格等方面的束缚,使诗歌保有自由率真的特性,能让诗人发挥各自的个性。这种不拘一格的理论实际上是为他那恣肆狂怪的诗歌寻找诗学依据。

在李纯甫看似开放的诗歌理论中,身为豪杰的刚强豪迈的个性规定了他特定的诗学取向。他提倡创新出奇,“以心为师”(《为蝉解嘲》),自成一家。《归潜志》卷八记载他“教后学作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他追求奇古硬峭、狂放不羁的风格,赵秉文说他“文字最硬,可伤”(同上)。他最有代表性的七言古诗都有这一特点,如《雪后》诗:

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黄云幂幂翳晴空,屋顶唧唧鸣寒虫。天符夜下扶桑宫,玄冥震怒鞭鱼龙。鱼龙飞出沧海底,咄嗟如律愁神工。急北斗卷云汉,凌凘卷入天瓢中。椎璋碎璧纷破碎,六华剪出寒珑璁。翩翾作穗大如手,千奇万巧难形容。恍如堕我银沙界,清光缟夜寒朣胧。肝肠作崇耿无寐,试把往事闲穷追。男儿生须衔枚卷甲臂雕弓,径投虎穴策奇功。不然羊羔酒涨玻璃钟,侍儿醉脸潮春红。谁能蹇驴拖着灞陵东,骨相酸寒愁煞侬。屏山正吐黄荠气,笑倒从间亡是公。

古来描写雪景的诗歌有很多,但都没有这么奇古怪异。诗的前半部分摹拟雪景,用“屋顶唧唧鸣寒虫”比喻暴风雪声,设喻新奇,造语奇峭,随后渐入诞幻,纷飞的雪片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符,像是从海底被水神鞭赶出来的鱼龙,像是用北斗从银河舀出挥洒而下,像是用天瓢泼出的冰凌,像是椎碎的玉屑……这一切都是非现实的意象。后半部分感慨身世,认为男子汉要么立功沙场,要么纵情酒色,怎能甘心作个穷酸的诗人?其立意与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相似,但用语狠重,感情兀傲不平,豪狂放诞。他的其他诗歌如《送李经》、《为蝉解嘲》、《赵宜之愚轩》、《怪松谣》都与此相近。

除豪杰的个性之外,李纯甫的佛学嗜好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趣味。伴随他那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是那种游戏三昧的文学观念。游戏三昧本是禅宗话语,是指“自在无碍而心中不失正定意”,“也指达到超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它是禅宗重要的宗教解脱法门。文学创作有时也具有类似宗教解脱的意义。“如果是随意的、戏谑的、轻松自如的闲吟、漫兴、戏作,那么艺术就具有缓和紧张、消弥分裂的作用,从而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与宗教解脱相通”(注:周裕锴《游戏三昧:从宗教解脱到艺术创造》,载《文学评论丛刊》第2卷第1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版。)。李纯甫中年理想受挫之后,“与禅僧、 士子游,惟以文酒为事”(《归潜志》卷一),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解脱。他声称,“翰墨文章,亦游戏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萨道场”(《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辩》)。他那些有关宗教方面的著述以及诗歌中的葛藤文字,都应该作这种理解。刘祁说,“屏山南渡后,文字多杂禅语葛藤,或太鄙俚不文”(《归潜志》卷十),如解释“道生一”,有“一二三四五,虾蟆打杖鼓”之类葛藤,又如讥讽长辈赵秉文之婢,有“一婢丑如鬼,老脚不作温”之类戏谑,都是一种文字游戏。即使是那些标新立异的险句怪语,何尝不具有游戏意味?试看他的《赤壁风月笛图》:

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书生那得麾白羽,谁识潭潭盖世雄。裕陵果用轼为将,黄河倒卷湔西戎。却教载酒月明中,船尾呜呜一笛风。九原唤起周公瑾,笑煞儋州秃鬓翁。

这首诗就东坡泛舟赤壁而发,中心是议论苏轼的军事才能,主题应该是严肃的,但笔调却是诙谐戏谑的。他将曹操赤壁战败称为“老狐胆落武昌东”,尤其是将贬官黄州的苏轼称为“儋州秃鬓翁”,真是匪夷所思的戏言。

李纯甫的佛教信仰还使得他喜欢杨万里的诗歌。《归潜志》卷八说他晚年“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他欣赏的是杨万里诗的活泼幽默,而杨诗的这一特点直接受到禅宗的影响。李纯甫好谈禅,诗中也有禅宗的机锋和活泼。上引《雪后》和《赤壁风月笛图》的结尾都是“打猛诨出”的方式。

总的来看,李纯甫的诗歌最终未能自成一家。他的嗜酒狂放固然令人想起李白,生前即有“李白久矣骑长鲸,后五百年之纯生”(赵元《送辛敬之》)之誉,身后也有“白也风流余酒尊”(元好问《李屏山挽章》)之评,但无论如何其才气、成就都远不能与李白相提并论。他的诗实际上与韩孟诗派相近,刘祁说他的“诗未出卢仝、李贺”(《归潜志》卷八),是基本正确的。值得肯定的是,他毕竟摆脱了浮艳浅弱的文风,相当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北方豪杰的性格,因此得到了雷渊、李经等一批豪杰之士的响应。可以说,他成功地为许多诗人找到了一条较合适的诗歌之路,为金末文学的振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对于诗歌而言,李纯甫的散文数量更多、成就更高,代表当时最高成就。这从他现存的篇章中也能看出大概。上文所辑《屏山故人外传》的片断,雄奇简古,生动可读。他的宗教论著(除佛经注释外)不仅不是抽象枯燥的高头讲章,反而更能体现头头是道、横竖烂漫、倾江倒河的论辩特色。如《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先揭出程颢异端害教论,随后表明自己的观点,“吾读《周易》知异端之不足怪,读《庄子》知异端之皆可喜,读《维摩经》知其非异端也,读《华严经》始知无异端也。”进而引经据典,逐次论列,步步推进,由异端之不足怪到异端之可喜再到否定异端的存在,最后论述三教异同,认为程颢的学术本身“出于佛书”,反而攻击佛教,此乃自欺欺人的愚狂之举。全文骈散相间,颇有《庄子》汪洋恣肆的气势。再如《栖霞县建庙学碑》中一段论述“儒者之言与方士之说”的文字:

儒者之言与方士之说,不两立久矣,请以近喻。诸君尝见夫海乎?汪洋澄渟,浩无涯涘。际空如碧,白波不兴。鱼龙鸿洞,不水其水。此儒者之所谓日用而不知者。隐然而风雷震,划然而蛟龙鸣,非不砰轰可喜,大抵索隐行怪,君子不为。彼方士之所慕,吾儒之所羞也。

同是海水,儒者之论如平静的海面,而方士之言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水,本质相同,形式不一。这个比喻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儒释的联系与区别。刘祁说,李纯甫“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归潜志》卷一),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多少能想见他当日的风采。

金代散文远比诗歌平淡,没有出现散文大家。萧贡所谓的国朝文派,以蔡珪、党怀英、赵秉文为正宗(见《中州集》卷一),但赵秉文一再表示自己的“散文不及李之纯”(《答麻知几书》),“散文许李之纯”(《归潜志》卷八),主动让位于李纯甫,这表明李纯甫的散文成就在赵秉文之上。他之所以没有获得国朝文派的正宗名位,大概是因为他有许多宣扬佛教意旨的文章,不符合儒家正统。但是,如果排除其宗教内涵,仅就文章而言,他不愧为金代第一流的散文作家,影响了金末一代文风,推动了金代的散文创作。“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馀习。”(《归潜志》卷八)。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所夸大,李纯甫改变了金末的文风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要之,李纯甫的诗文对金代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论金代文学,不能不重视李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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