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与制度化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生态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的衰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据Dun & Brandstreet对美国1920—1982年间失败企业的统计，在大多数时间内，美国企业的死亡率都维持在1％左右的高水平。[1](P51) 对企业衰亡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是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Hannan,1977）。彭璧玉[2](p21—26) （2005）分析了组织生态学对企业衰亡问题的理解，概括了影响企业衰亡的若干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经验和生存学习、企业年龄、管理连续性、企业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企业群落的内部调整和企业入侵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企业衰亡的生态学机理。
一、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
生态化过程强调企业种群动态对企业衰亡的影响。影响企业种群动态的关键因素是种群的内部竞争，而决定种群内部竞争程度的关键因素则是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程度。此外，企业种群的空间特性也对企业的衰亡机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企业种群的种内竞争
种内竞争是指同一区域内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组织生态学认为，企业竞争是由企业资源需求的相似性引起的，企业间所需的资源越相似，则竞争程度就越高。因此，企业之间的潜在竞争程度与其所需资源的重叠度紧密度相关。种群中一个地方企业与它的竞争对手越相似，则它所面临的竞争就越激烈。但随着企业规模和企业类型的不同，竞争对企业衰亡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差异。
1.本地化竞争模型（Iocalized competition model）。 在生态位重叠模型（niche-overlap model）中，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它们资源基础重叠的程度成正比：当两个企业对资源有着类似的需求时，彼此竞争的压力将会十分巨大；而当两个企业之间的功能互补时，它们之间相互扶助的效果也就越强。这一概念衍生出了本地化竞争理论（Iocalized competition theory），即当两个企业间在专长领域、能力、价格、坐落位置等维度上的距离越接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激烈。同一产业在同一空间上的群聚，会增加竞争压力，进而导致群体内的企业衰亡率也随之上升。
Hannan和Freeman（1977）建立的规模性本地化竞争模型说明三点。（1）规模性的本地竞争会降低企业的存活比率。（2）不同规模的企业， 其相互竞争的程度是不同的。相似规模的企业，竞争最为激烈。种群中一个企业面对的竞争程度不仅取决于种群中企业的数量，还取决于其他企业的规模。（3）大规模的企业会对中等规模的企业产生威胁，但不会威胁小规模的企业；中等规模的企业在与大规模的企业竞争的同时，还容易受到小规模企业的攻击。大规模企业出现的同时，中等规模的企业会衰落，而小规模企业则蓬勃发展。[3](P580—605)
Silverman[4](P31—52) 等（1997）研究了美国汽车运输业小公司的发展对大公司死亡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小公司与大公司之间存在竞争效应，小公司数量的增长会提高大公司的死亡率。因此，小公司的种群密度与大公司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由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存在，小公司种群密度的提高开始会降低大公司的死亡率。但随着竞争效应的加强，小公司种群密度的进一步提高就会提高大公司的死亡率。
2.资源分割模型。企业种群内组织专业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种内竞争的主要因素，Carroll（1985）为此建立了资源分割模型。 模型假定种群中大型通用性企业间的竞争大都发生在市场的中心业务地带，这样就可能把市场外围的资源留给了小型专业性企业去自由使用。它意味着随着少数大型通用性企业市场竞争的集中，小型专业性企业可能会挖掘更多的外围可用资源而不必参与到直接的聚集竞争中。这种获取资源过程的差异被称为资源分割。资源分割模型说明，大型通用性企业市场竞争的集中会提高它们破产的比率，但会为小型专业性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型通用性企业会保持通用化优势，小型专业性企业容易得到专门化优势。他们以美国报社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范围的集中，大型通用性企业的破产比率提升，而小型专业化企业的破产比率下降。
3.社会区分模型。Hawley（1950）建立的社会区分模型说明，为了有限资源，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会导致生存环境的分化。随着竞争的演进，选择机制使一些不适应的竞争者退出市场，促使失败的企业去寻找适合其生存的特殊环境。在描述竞争的社会过程方面，本地化竞争模型和资源分割模型与社会区分模型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种都认为失败的企业会走向衰亡。而社会区分模型则认为，失败的企业可以通过地域和功能区分而得以转型，从而有机会获得新生。
（二）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程度
企业生态位（enterprise niche）分为微观生态位和宏观生态位两个层面。 微观生态位是指在个体企业层次的资源需求及生产能力的变异，而宏观生态位则涵盖多重的微观生态位，亦即使企业种群的成长率不为负的环境条件（Hannan 和Freeman,1989）。环境对企业种群具有特定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所谓承载力是指环境对某一种群所能承载的最大数量（Hannan和Freeman,1989 ）。新的宏观生态位出现后，种群密度就会增加，当种群密度逐渐接近承载力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加剧，种群内的企业死亡率会增加（Petersen和Koput,1991）。所以，宏观生态位的出现、萎缩、扩大或消逝，对种群内的企业竞争及企业死亡具有重大影响。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种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密度主要由资源需求的相似性决定。企业种群中任何两个企业之间生态位的竞争程度与其对资源需求的重叠程度成比例。既然企业种群内部企业生态位重叠密度越大，企业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就越大，而竞争强度又影响企业衰亡，因此，重叠密度与企业死亡率负相关。非重叠密度反映了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导致非重叠生态位企业之间的互惠性相互依赖。处在非重叠密度生态位上的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的能力，从而可导致企业之间的直接合作。非重叠密度还反映了合法性和组织制度植根性的信息（Baum和Oliver,1992; Hannan和Freeman,1989）。因此，非重叠密度与企业死亡率负相关。[5](346—358)
（三）企业种群的空间特性
企业种群具有时间和空间特性。对企业空间种群的研究包括空间种群密度、数量动态等种群自我调节规律和动态过程及其对空间个体的影响，并分析空间种群（如住宅群、商店群、工厂群）的增长率、种内关系和空间分布格局等。这方面的工作有Kirschenmann对居住区与住宅群的研究、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Losch的景观理论、Allen的城镇空间自组织模型、Zeenlan的形态发生学等。
部分具有地理空间敏感度的社会地理学家已开始探索企业密度对于企业种群出生及衰亡率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地理分析层次的高低而有所差异。Carroll和Wade （1991）在全国、大的地理区域、州和市这几个层次研究了美国酿酒业企业的设立率和衰亡率。Swaminat和Wiedemayer（1991）在邦、区及市的层次对德国Bavaria 地区的酿酒业做了相似的研究。
随着产业组织演化程度的加深，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相关产业在特定地区集结成产业群落，在这些产业群落里，专长互补的企业通过协作网络彼此连结起来，形成在生产层面上分散，但在社会层面上凝聚的产业体系，这一区域即被称为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陈明祺（2002）认为，产业区对企业存活机率的影响取决于地域内企业之间的行动方式。如果一个产业群落能同时鼓励身处其中的企业深化其技术能力、促进企业之间的水平合作，则该产业区将能够支持更多的企业；相反，如果一个产业群落里的企业都没有意愿对其他的企业采取开放的态度，强调自给自足及企业秘密，那么企业将会倾向与其它同处一个地区的企业竞争有限的地方资源及市场。[6](P1—6)产业区的重要性并不只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产社会组织。他以社会地理学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自行车制造商1980-1996年的存活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
1.产业区内的企业比地域外的企业有较低的死亡率。位于中国台湾自行车地域内的企业比非地域企业在存活机率上有显著的优势。地域企业的衰亡率比非地域企业低50％左右。地域企业比非地域企业在企业衰亡比（企业衰亡率／企业存活率）上低约30％。
2.随着产业区里企业密度的增加，企业衰亡率将会降低，但是递减的幅度也会逐步缩小；而坐落在非产业区的企业则无法从其它邻近的企业那里得到类似的相互扶持的好处。在非产业区的县市，地方层次的企业密度对企业的衰亡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而非地方性的企业密度对企业存活的影响，则和企业密度理论的预测一致。
3.在产业区内，专才企业通才企业有更好的存活机会；但在非产业区的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差别。在台湾中部的自行车产业区里，通才企业的衰亡率比专才企业高98％。相对地，在非产业区的县市里，这个数字是10％，而且没有达到统计的显著水平。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没有以协作网络为基础的区域产业体系的支持，专才企业并不具有显著的存活优势。
4.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产业区内的企业与地域外的企业之间的存活机率的差异也会随之变大。对地域企业而言，每增加一位员工，企业衰亡比大约下降0.4％，而对非地域企业而言，每增加一位员工，企业衰亡比大约只下降0.22％左右。
二、企业死亡的制度化过程
制度化过程强调组织合法性和制度镶嵌性等因素对企业衰亡的影响。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变革、制度环境等因素具有明显的制度特性。新企业、小规模企业、变革的企业在维持组织合法性和制度镶嵌性方面面临较多的障碍，具有较高的衰亡风险。
（一）新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存活不利性
1.新企业的存活不利性（liability to newness）。Stinchcombe（1965）提出了新企业的存活不利性论点。他认为新企业比老企业有更高的衰亡风险，其原因在于：（1）新企业意味着企业与其成员都扮演社会行动者的新角色，在此期间，新企业较易犯下重大错误。（2）调整和学习新企业的角色需要许多时间与努力，会影响新企业表现的稳定性。（3）新企业的成员主要由新人组成， 成员之间薄弱的互信基础会影响社会化的过程。（4）新企业不易与已拥有固定客户群的既存企业展开竞争。
此外，新企业缺乏影响力基础、正当性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稳定关系（Baum,1996），而且新企业在可靠性（reliability）及解释性（accountability ）方面的能力较差。可靠性指企业能重复产生特定水平的产品的能力，而解释性则指企业可对资源配置及组织行动提出说明的能力。可靠性和解释性要求企业结构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由于内部的学习、协调功能的强化和外部合法性的强化，企业结构的可复制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因为环境倾向于选择具有高度可靠性及解释性的企业，企业的衰亡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就是所谓的年龄依赖（agedependence）。
2.小规模企业的存活不利性（lianility of smallness）。组织生态理论将企业规模与企业衰亡率之间的反向关系称为小规模企业的存活不利性（Wholey和Brittain,1986）。造成此种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小规模企业为遵循政府规章而产生的行政成本过于沉重、小规模企业在筹集资本方面较困难、税法不利小规模企业的生存、小规模企业较缺乏工作保障及生涯规划的能力（Aldrich和Auster,1986）。此外，在面临经济衰退时，大型企业可以藉由缩小经营规模来应对；而小型企业则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缩减，因此会被较快地淘汰出局。除此之外，大型企业较有能力去发掘和维系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时间、资金、订单和人力等组织资源，有能力去维修关系网络。
（二）企业变革的生存不利性：结构惰性理论
传统的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认为，组织变革会随时发生。而且，实施重大变革的组织，其绩效比没有进行变革的组织要好，因此更不易衰亡（Tushman 和Romanelli,1985）。但组织生态学却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Hannan和Freeman,1989）。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相类似，组织生态学认为，由于组织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的存在，种群层次的变革伴随着不适应环境的企业的衰亡。
企业结构惰性的形成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1）企业在设备、厂房、人员等方面的投资不易转移，变成沉没成本；（2）企业决策所依赖的组织内部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不完备性；（3）企业结构的调整会造成企业内部角色和资源的再分配，容易产生内部政治性对抗，阻碍变革的进行或降低变革的效力；（4）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和历史，在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许多的共识、规范和惯例。结构惰性形成的外部因素包括：（1）由法律或政策形成的进入或离开壁垒；（2）企业外部有效信息的取得与信息渠道建立的困难；（3）企业面对的环境与社会合法性影响组织资源的正常流动和获取。Dobrev, Kim和Carroll[7](p1-12)（2001）指出，企业之所以不离开竞争激烈的区域，原因在于竞争激烈往往代表该群企业的定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企业之间可共享合法性，并建立相互连结关系。
Hannan和Freeman（1984）提出的结构惰性理论认为， 企业的核心改变降低了企业的结构性再生能力，因此降低了企业实体的可信赖性和责任性，提高了企业的衰亡风险。与此相反，持续地复制其结构和惯例（routines）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存活机率。同时，越能复制惯例的企业，其惰性也就越大。
企业变革会引发企业内部重组和外部合法性问题。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大和复制惯例能力的增强，其惰性也越来越大，变革的成本也越来越大（Amburge,1993）。对于Stinchcombe（1965）提出的新组织的生存不利性，Hannan和Freeman（1984）认为，是企业变革产生了新企业的生存不利性，新企业高的失败率或许该称为变化的生存不利性（liability of change）（Amburge等，1993）。因为企业变革会产生新的角色和新的关系。Amburge等对芬兰报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变革提高了企业的失败风险，但这种风险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降低。Hannan和Carroll（2002）的最新研究认为，企业变革程度越大；企业衰亡的可能性越大； 企业变革越复杂（complexity）、越不透明（Opacity），企业衰亡的可能性越大。核心改变提高企业衰亡概率的实证研究还包括报业组织种群（Carroll,1984; Mine,1990; Dobrev,1999）、电话公司（Barnett,1994）、社会服务志愿者协会（Singh等，1986）、社会运动组织（Minkoff,1999）、银行（Han,1998 ）和电影制作商（Kim,2000）。
（三）制度环境对组织衰亡的影响
制度环境由社会规则、社会信仰及社会关系网络所组成（Meyer和Scott,1983），它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环境等层面（Carroll,1988）。组织生态学认为，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塑造出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及组织关系，影响企业组织存活的机率（Hannan和Freeman,1989）。
1.政治动乱对企业衰亡具有正向的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会干扰企业与社会的历史连结关系，并释放资源给其它组织（Baum,1996），此种环境的冲击将会造成企业种群衰亡率的提高（Amburger,1990）。换言之，企业较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前瞻性的行动（Aldrich,1979），因为政治动乱会扰乱既有的社会配置，改变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连结（Carroll和Delacroix,1982）。因此，政治动乱会使企业的衰亡率增加。
2.经济条件对企业衰亡具有反向的影响。很多研究曾以经济成长率、经济发展阶段、通膨率、失业率、出口成长率、进口成长率等指标为基础，探讨经济条件对企业衰亡的影响。Carroll和Delacroix（1982）认为，企业所面对的经济条件越好，则衰亡的可能性越低。因为经济水平越高，意味着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愈充裕（Stinchcombe,1965），而且企业之间的网络具有较高的整合性，彼此较能保持共生（symbiotic）的关系（Hawley,1978）。因此，经济水平愈高，企业存活的机会愈高。
3.政府解除管制或放宽法令对企业衰亡具有反向的影响。政府政策可通过增加公平性、刺激需求、提供补助、管制竞争等措施，达到影响企业创建与衰亡的效果（Baum,1996），换言之，法规的变动会使企业所受到的限制产生改变，并使企业种群所赖以兴起的生态位亦随之扩大或萎缩，进而影响企业的存活机会。
4.前一年同业企业的衰亡数量对当年的企业死亡具有正向的影响。同业企业的衰亡对尚存企业的影响取决于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类型及其竞争—合作程度。如果同业企业之间缺乏合作，则前一年同业企业的衰亡能减少竞争者数量，降低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利于尚存企业的生存。但随着生产外包形式的不断普及，企业之间基于合同制造的网络生产方式逐渐流行，各种协作网络随即出现。虽然协作网络可协助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取得关键资源、进行资源交换、取得合法性，并使企业与其它成员达到互补互惠的作用，但网络对企业存活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网络的连结程度越高，网络成员在资金、加工、原料调度等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越强，成员的衰亡连带造成企业衰亡的可能性就越大。[8](P32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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