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观念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时代的产物，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动和发展总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制约。鸦片战争后日益呈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激化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使东方中国文化几近衰亡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又向她提供了一线生机，中国文化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觉醒过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希望，西学成了改造传统文化的契机和利刃。
西学的传播介绍，使中国史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史学自身意义的认识。而且还引起了一系列具体史学实践的变化。
（一）历史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
中国传统史学，只“是偏重于政治”、“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①a]。有关各个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只是作为政治的陪衬物出现的。为了建立中国新史学，新史家们首先批判了旧史学研究“范围至为狭小”[②a]，“自古迄今，人类值得纪念称述的事业、岂仅‘政治’一端？如海上的探险，商业的开拓，城市的建筑，大学的设立，种种惊人的发明，文艺的创作……那样不应该包括在历史的范围里？但可怪的是，就是到现在，‘政治史’还是保存它唯我独尊的地位，”[③a]应该让“新史学为之开拓是也”[④a]。“至于新史学之范围，则凡一切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胥为其所应注意之点……尽力建设一完全而合理之过去全景，且又侧重各时代之特著精神而已”。“新历史范围推广之范围有三：所述人类之意趣与活动加广，一也；上及吾人关于人类行为起始之时代之知识，二也；旁及全世界，使近代史渐成为世界之事业史，三也；有此三者，而新历史之范围，遂非昔人之史所能企及矣。”[⑤a]
史学研究者们还特别提出应“注意经济社会关系尤为新历史特点。”因为“经济为文明之一重要基础”[⑥a]，“经济受科学之支配，尤足使一时代之社会制度无不受其影响，故人类发达中之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部分，即今后新史学所欲加以注意者也。”[⑦a]萧一山在出版《清代通史》时，对书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安排作了说明：“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通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铨叙之。”[①b]
近代科学发现也促进了历史学范围的扩大。人类“昔述史迹，不过数千年，今则由地质学、人类学之研究，知人类初生至今已七十五万年。”历史时间的拓展，历史学范围随之得以扩大。旧史学家“规于民族之分”，而今日因交通、运输的发展形成的“空间之统一……吾人愈成为世界全机体中不可解脱之一分子。”史家不但须研习中国社会之发展变化，更须“明人类文化之共轨。”[②b]
将历史研究从集中于少数人扩大到全体人民的生活，是历史学范围扩大的另一表证。历史学家应研究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将成为史著记载的重要内容。梁启超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③b]新史学在注重宏事伟业的同时，“又异常注意微小的、普遍的、同隐僻的重要”、“所以科学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专门注意英雄的、可标的、奇怪的事情了，只承认无论那种制度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④b]治史标准的这些变化，乃是“现代史学观念进步之结果。”[⑤b]
（二）史料范围的重新认识
近代社会的进步与史学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方法的局限，建立广阔的史料观念，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历史学研究范围从单一的政治史扩展到典制、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生活，也必然要求历史学家既要注重所研究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史料，又要注重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史料，促使他们不断地发现新史料，采用新史料。其它学科的材料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运用于史学研究。正如陈寅恪言：“一时代之学术，必然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⑥b]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有了提高，判断史料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人们可以进一步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鉴别史料的真伪。许多过去被人们忽视而认为没有史料价值的材料，这一时期被当作史料而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从西方学者利用神话资料研究各民族早期思想与宗教观念中受到启发，主张从神话中寻找地方风俗和社会心理资料，从《山海经》中观察古人的某些思想，从讳书中考察古人的宇宙观，从传统节日和地方节日中寻找民俗史料。顾颉刚首倡将戏剧、歌谣、神道等人们所熟悉的民俗材料作为史料，引入历史研究。陈寅恪留学国外十几年，又精通十几种外国和少数民族语言，这种得天独厚的学养功底常常能得到常人难以想像、掌握的史料。他在清华研究院时对研究生指导的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经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文和满文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课程，均可说明其研究之深，运用史料之广。他还将小说、诗文作为史料，引入历史研究，产生了著名的“以诗证史”研究法。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c]更是将史料范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研究法的最高水平。[②c]
学贯中西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家们，以进化论和其它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作为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以一种广阔的、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突破历史沿袭的保守的、封闭的、狭隘的思维模式，把外来观念、异族故书、域外文献等作史料引入历史研究。他们认为，“史料范围的扩张却是‘近代史学’和‘昔日史学’最大的分野。我们现在从事历史的人，最重紧的工作便是能利用直接的材料，大如地方志，小如私人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或某个报馆目下所发行的新闻纸。”[③c]来作一番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
二十世纪初期，发现、整理了震惊国际史坛的各种史料和遗址。它们是：河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汉晋简牍和敦煌文献的发现，史前遗址的发现，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各地金石古铜器的出土等。这些史料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史料范围。学者们纷纷转向新史料的研究，由此形成了新的学科，如甲骨文学、敦煌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史料发现必然带来史学的发展，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后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④c]历史观、史料观的巨大变化和大量史料的发现，必然会带来史学的蓬勃发展。
（三）历史表述方法的更新
我国古代史著体裁大致有三种：按时间顺序的编年体，按人物事迹的纪传体，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虽然史著汗牛充栋，烟波浩淼，却没有能揭示事物发生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随着中国新史学的创建，历史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目的，必然引起历史表述方法的更新。新史学家认为旧的记述方法“以事系月，以月系年，年经事纬，固然是一目了然，可是我们要作历史是专为时代而作呢？还是为着叙述社会的进化，阐明事物的因果……若是为叙述进化，阐明因果，恐怕这编年法，是不甚完全。”[⑤c]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就提出，新的中国通史应“旨在独裁”。陈介石也在《新世界学报》上撰文提倡“据我中国古史，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⑥c]
当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运用章节体形式来编纂的史学著作已陆续介绍到我国。如1899年樊炳清译桑原骘藏的《东洋中要》，那坷通世的《支那通史》，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的市村瓒次郎的《支那要史》等。新史学家经过反复选筛，最终大都采用了能较好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而又叙事清晰的章节体。较早利用这种方法的有普通书室编的《普遍新历史》（1901年），陈庆年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年），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上卷1903年，中卷1904年），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储丙鹑《掌故时务教科书》（1904年）等。
随着五四时期民主、平民思潮的进一步深化，文学革命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也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变革，史学为“国民”服务已是时代的需要。梁启超不少史著，便是以浅显的文言文写成，明白易懂，朗朗上口。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在反对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口号感召下，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数量激增，如观我斋主人的《鹦粟花》（一作《通商原委》，内容有关鸦片战争），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两晋演义》和《云南野乘》，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应使用语体文。由此又出现了一大批白话历史教材，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金兆梓的《新中华初级本国历史》，顾颉刚、王钟麒的《初中本国史》、《新中学教科书世界历史》，其中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则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通史。[①d]
为了认真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夏曾佑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期：自草昧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季古之世，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衰时代；唐为复盛时代；五季宋元为退化时代；清为更化时代。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也根据社会进化史观，把中国历史分为六个时期：秦以前称“上古”；秦到唐朝全盛时期称为“中古”；唐代安史之乱到南宋称“近古”；元明到清代中期称“近世”；从“西学东渐”到清亡称“最近世”；辛亥革命以后称“现代”。顾颉刚评价：“《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纪元。”[②d]
（四）历史功能的重新认识
传统史学是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垂训”和“资治”方面。这一陈旧的史学模式，已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借助西方史学的新观念和科学方法，新史学家对历史功能进行了再认识。何炳松在阐述鲁滨逊的思想时指出：“历史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就个人而论，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记忆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就是我们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现在社会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们要想有点贡献，必先明白现在的状况，要明白现在的状况，必先知道他们的来历。”[③d]陈训慈还介绍了鲁滨逊的弟子巴恩斯的观点，认为“新史学家言史之目的，为与现今人类以过去之完全而可靠之写真，使吾人于文化之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得有极真实之了解也。”新史学的目的“在于改良现在与规划将来。”[①e]
新史家首先将历史研究当作认识现在，预测未来的工具。“现代与过去相衔接，明古代过去这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②e]“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极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③e]衡如认为：“历史之目的，在使现代之人对于过去之事实有精确可据之了解，俾知现在文明状态之所由来及其原故。”[④e]新史学“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应该根据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⑤e]
再者，历史研究必须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沿革、变迁的因果内在联系。“历史者，宇宙现象之叙录，”[⑥e]历史学乃“研究人类进化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⑦e]“历史学者，人类因保生乐生之心理的需要，循时间之进化，托空间之迹象，所发生各方面成绩的活动之系统的记载与阐释，冀以实揭过去，……而促成人之幸福与发展。”[⑧e]从“人类社会赓绩活动之体相，”[⑨e]“以阐明其承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互相之关系者也。”[⑩e]
其三，历史还负有培养人民爱国心的责任。“所谓国民意识者，即谓全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已往、现在、及未来之地位，有〈1〉共同的认识，〈2〉共同的了解，〈3〉共同的希望，是也。历史所以必求正确者，即因其负以重大责任之故。历史是持着开拓诊断国运的使命的。”(11)e
（五）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主要表现在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和吸收其他学科方法，这与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绩和唯科学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中自然科学之发展，一日千里，举世震惊，一切思想文物悉为改变，而历史亦不能不拜其佳
。”(12e)新史学家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已任。“我们的新历史观，应该象照像的对光一样，对于所看的应该清楚、正确，不能支离恍惚，把一桩事情看得畸经畸重，都是不当。历史上的事实各有比较的关联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用主观的、神学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观察去研究历史。我们要采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虑历史的真象。”(13e)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
在西方史学理论和观点的影响下，新史家们不再满足于那种“供文学家炫示舞文弄墨的伎俩，所记的都是耸人听闻的琐碎事，或撼动天地的大变乱，或是记帝王卿相的行为和政治事迹”[①f]的旧史，“即是念完了亦不过号称‘博闻强记’，增加一点助谈和作文的材料罢了，而于国家的盛衰，文化的变迁，政治的沿革，社会的情状……，恐仍茫然毫不知道哩！”[②f]新史学必须为人们提供了解社会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新史学家不能只注意历史事实的堆积排列，而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不但须究其然，并应究其所以然，”[③f]“不仅是社会现象之平面的比较研究，并且要研究社会进步、发达的过程——变迁、进化的径路，追求他发达的顺序。”[④f]
怎样才能研究出历史的“所以然”呢？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福”[⑤f]。“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⑥f]这一时期有关历史研究法的专著从无到有，骤然大增，较著名的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姚永朴的《史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再版），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出版），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等。
现代史学家将乾嘉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科学治史方法相融合，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开始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加速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
新史学观念的拓展，史料范围的扩大，历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要求历史研究者具备多种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完成研究任务。他们已认识到，“历史本身的范围既广且博，而与之有关联之学科亦复不少”[⑦f]“历史发展之状态，繁复无常，无所不在，故必受多方面的影响，而继非任务单纯原因所能解决者。”[⑧f]“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而“所谓新科学，即人类考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例如“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类学、古物学、抑或动物学为之基础，必致茫然无所措手，此则显而易见之理矣。”[⑨f]
“实则其他科学的新方法，无论为经济学或政治学所创获，抑物理学或化学所创获，皆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体，可为史学用。任何科学法之用，在于分解该科对象的诸种因素，求出其间不可移易的关系或因果定律。”[⑩f]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则把与史学相关的社会科学统称为“历史的新同盟”。他认为“因为利用进化原理的缘故，所以进步得异常的快，而且能够改正一般历史家所下的断语，解除许多历史家的误会。”如果能利用人类学、古物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去“研究人类的各方面”，就能“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所不能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①g]
1920年夏，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读了德国史学家郎普勒西特的《近代历史学》一书，颇有启发。朗氏认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朱希祖根据朗氏的观点，对北大史学系进行了改革。他将课程分为六类：〈一〉史学的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都定为必修科目；〈二〉史学的辅助科学，如目录学、沿革地理、人文地理、地史学、金石学、小学定为选修科；〈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如历史学、历史哲学、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思想，也定为必修课；〈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也是必修课；〈五〉专门史，如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学史、美术史、版本史、西洋文化史、制图学、专题研究之类定为选修课，〈六〉第一、二外国语是必修科。制度在北大实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竞相效仿，一致采用。“从此以后，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林，而史学家培养渐多。”[②g]
（六）历史哲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我国传统历史学注重史论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遗产，但迟至20世纪，历史哲学在我国仍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发端兴起于18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而中国历史哲学却兴起于二百年后的20世纪初期。
在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激励下，一批受过西方文化熏陶有志于改革的有识之士，深切感到：“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③g]各地大学历史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课程。仅以北京大学为例，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贯彻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一方面请李大钊在课堂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和“史学要论”；一方面也聘请刚从美国回来的何炳松以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这样的改革，突破了旧式学府“国学门”的狭隘范围，扩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时，有关历史哲学的译著也骤然增多，较知名的有：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导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美国班兹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法国施享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天灵臬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梁启超、胡适还邀请了美国杜威、英国罗素、德国杜里舒、印度泰戈尔等人来华讲学游说，传播历史哲学观点。
历史哲学是历史学科学化的关键，它的建立是中国新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既具有学科诞生时期的进取性，又不得不受着各种现实流派的影响。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有唯物史观，代表是李大钊等；有杜威的实验主义，就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史观，代表是胡适；有杜里舒的生机论，就有生机史观，代表是朱谦之；有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就有生物史观，代表是常乃德；有斯宾格勒的文化周期论，就有文化形态史观，代表是雷海宗、林同济；有兰克的客观主义论，就有“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史料观，代表是傅斯年，……还有进化史观，疑古史观、英雄史观、人种史观，真是“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①h]
史料史观：是中国新史学历史上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历史哲学观点。指导思想是把史料当作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②h]在治学方法上，则遵循傅斯年“考史而不著史”和陈寅恪“喜聚异同宁繁毋简”的原理，认为须要将各种性质、形式、来源与出现先后不同的史料进行比较，得出“近真”的历史事实。所坚持的正是下列四点原理：〈一〉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学，跟着材料走，“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四〉史学的起点在保存、收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求新材料，利用新工具。
文化形态史观：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实则是把生物界的发展规律搬进历史学领域。在西方，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多种自成体系的文化所组成的，文化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各种文化都要经历发生、生长、崩溃和死亡四个阶段。既然各种文明具有共时性，那么哲学上、历史上则具有同等价值。
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雷海宗和林同济。他们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讲演宣传文化形态学，并将这些文章辑录为《文化形态史观》一书（大东书局1946年7月出版）。雷海宗还进一步将“文化形态史观”运用于自己的具体史学实践，写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等著作。林同济认为一切文明都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大一统时代。雷海宗则把历史上的文化形态定为五个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并由此创出中华文化的两周论。无论是林的三段论或是雷的五段论，都是文化形态学的翻版而已。
疑古史观：以顾颉刚等史学家为代表。它既接受了西方进化史观和实证史观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疑古思想，大胆怀疑古史神话传说，认为只有经过审查之后，有了可信史料，方能正确“释古”。它的基本理论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对于古史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经过不懈的辩伪与考证，表明诸如“三皇”、“五帝”等名词多有伪造，并非信史，盘古、天皇、地皇亦无其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至多也是社会进化的代表符号。打破了神话传说古史系统，在全面考证古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进化史观：是中国史学界较早介绍，并且运用较为普遍的历史哲学观点。最早介绍西方进化论观点的是严复；梁启超则是最早用进化论来研究历史的。他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都系统地论述过进化论历史观。其基本理论是：一、历史是进化的，历史是人类思想行为活动的记载，人类思想的活动日渐进化，那么历史亦随之进化；二、历史进化不是突然的，而是连续而进的；三、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当依进化律，观察历史进化的况象，发现其进化的途径及要素；当依连续律，注意历史进化的联贯，历史的进化是承上启下的，历史的分期仅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当依据因果律，去研究历史发展变化的真相，寻找出历史进化的前因后果。
考据史观：是在继承乾嘉朴学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使两者融化无碍地结合起来，并成功地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本理论是：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相辩证；二、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代表以古史可考、可证的治学宗旨和信念，又以征实求真的新考据方法，达到了新史学在考据方面的最高水平，代表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
生机史观：是在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影响下，把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归于人的“本能”，盛言生命的自主性，人类的自由意志与文明进化的目的性，以为只有与生俱来的“生机力”才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的最终的基础。“历史上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支配历史行为。”[①i]还认为观察历史演化须兼顾物理、心理两方面，且须以心理为主。因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会愈大。历史学家如不重视“心理法则”，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高度文明的社会，更不可能直接体验历史生命的活跃。代表人物朱谦之运用这些观点于史学实践，写出了《历史哲学》（泰东图书馆1926年出版）和《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出版）。
生物史观：是在社会达尔主义指导下，运用生物学原理论述、分析社会进化的历史理论，产生于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加重的三十年代。旨在讲求社会进化由生物法则支配的学理，阐释国族兴衰取决于集团竞争成败之道，以唤起国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爱国意识。代表人物是常乃德，著作有《生物史观与社会》（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出版），《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成都国魂书店1940年出版）。
它认为人类社会乃一有机实体，其结合中心是生物的血缘关系。前进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生物求生存的本性、人类社会进化的轨式莫不受生物法则的支配。生物史观将社会进化分为家族、部族、民族和国家四阶段，认为驱使其升进不已的主要原动力，实来自有机实体的社会自身。入民族阶段以后，规范整个社会组织和型态的原动力，则在由历史文化长期熏习而成的民族性与国民性。相反的，社会的衰亡乱死，则源于社会环境与社会动势矛盾所导致的动势萎缩。所谓动势，即一社会向四周环境发展的主动倾势，亦即该社会集体生命力的表现。
注释：
①a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出版，17、22页。
②a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
③a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④a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
⑤a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1924年。
⑥a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1924年。
⑦a 陈训慈译：Dr Harry E Barnes《史之过去与将来》，《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4月。
①b 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
②b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24年。
③b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23年。
④b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⑤b 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
⑥b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①c 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c 参见杜蒸民：《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概论》，《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③c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④c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⑤c 梁绳筠：《历史谈》，《史地丛刊》第1卷第2期，1921年2月
⑥c 陈介石：《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①d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352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9月版。
②d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85页，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
③d 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9月。
①e 陈训慈译：H·E·巴恩斯：《史之过去与将来》，《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5月。
②e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③e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转引自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④e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11号，1922年6月10日。
⑤e 《本刊发刊词》，《现代史学》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0日。
⑥e 萧一山观点，转引自杨鸿烈《史学通论》，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⑦e 吕端庭：《新体中国历史》，转引自杨鸿烈《史学通论》，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⑧e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学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
⑨e 梁启超：《中国史》，转引自杨鸿烈《史学通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⑩e 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言》，转引自杨鸿烈《史学原论》，第8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1)e 萧桑：《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创刊号，1933年1月25日。
(12)e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10日。
(13)e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①f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②f 黄伯珣：《研究本国史的指导》，《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③f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50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④f 君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21期，1921年11月10日。
⑤f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势》，《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
⑥f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3页，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
⑦f 谷凤池：《历史研究方法之管见》，《史地丛刊》第1卷第3期，1922年2月。
⑧f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
⑨f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⑩f 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第332页，《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47年生活书店初版。
①g 鲁滨逊：《新史学》第84—85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7月版。
②g 朱希祖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③g 朱希祖：《新史学·序》，1921年。
①h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②h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初版，中华书局1987年5月再版。
①i 朱谦之：《历史哲学》，第38页，泰东图书馆192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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