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资本形成的经济民主和未来策略——以德国和瑞典为例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典论文,德国论文,为例论文,民主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511(2015)03-0062-11 一、说明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包括正在发生的欧债危机，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产生影响，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缺陷，现在我们有必要强调经济实力和财富分配的基本问题，并重新审视对现状的选择。本次危机是由非民主、反社会的生产、投资和融资体系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这种生产、投资和融资体系由未经选举产生的、不负责任的企业和金融寡头控制，它们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同时，全球资本流动产生的全球化的过程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这加快了整个社会中劳动者和整体居民的权力丧失。 因此，是时候将经济体系的民主问题搬上欧洲和国际日程了。工人和居民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控制由经济民主问题产生的资本和财富？经济民主作为一个显著的问题已经多次发生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左翼和欧洲劳动运动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国家和传统下经济民主问题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可以说经济民主包括两个核心角度：总体结构角度(包括所有权和生产方式的控制)以及民主组织、自治和影响力的加强角度(扬松等，2002年)。 为了实现经济民主，欧洲劳动运动从历史角度考虑了两种途径：平等原则和所有权原则，或者共同决策路径和所有权路径(尼德霍夫，1979)。共同决策路径在社会民主中占主导地位，与经典改良主义一致，旨在限制由资本所有权产生的职责和权利，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自身基本的所有权条件。 在左翼和劳动运动中，这种战略性路径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批判。如果一个人想在经济由民主控制、工人拥有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地方，以及利润分配公平的地方去实现经济民主，不挑战资本主义神圣的核心——生产方式私有制是不可能的。所有权路径有时表现在社会民主中，(西)德和瑞典就是例子，20世纪70年代集体资本形成的形式和工薪阶层建立的基金旨在实现经济民主。本文拟分析德国和瑞典这些经验，总结集体资本形成②的模式和战略，为继续努力推动经济民主提供重要依据。 二、德国的集体资本形成 20世纪50年代，工会联合会(DGB)和社民党(SPD)的理论家第一次讨论工薪阶层的集体资本形成，以此来改变实现经济民主的基本力量和所有权状况。这些观点成为工会联合会和社民党在20世纪70年代初具体决策的思想，后来在瑞典也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建立集体资金战略的先驱者是工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布鲁诺·格利兹。他的观点以历史的社会经济——西德战后的具体情况为背景。战后，政府的经济政策支持私人资本积累，这导致了资本和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在20世纪60年代初，1.7％的人口占有70％的生产资料(《拿走》，1988)。 1957年，格利兹计划被首次提出(格利兹，1969)。格利兹质疑，源于工业部门私人融资的财富增长流向了资本家手里。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阻止了工薪阶层建立他们自己的资本和财富。格利兹认为这个问题无法通过积极的工资和税收政策解决。他建议，建立由工会控制的“社会基金”来进行社会资本积累，将大公司部分利润转移到社会基金中。通过这部分基金，工薪阶层得到了大工业的部分资本。基金体系只包括大公司，因为资本和力量都集中在它们手中。工薪阶层获得了基金的个人份额，为了防止资本再次集中，这部分份额不能被卖掉。 这一建议开启了德国、瑞典关于集体资本形成和建立基金的热烈讨论(参见《参与对话》，1972；艾德姆和斯库格，1980；耶特马尔，1980；雷登，1976)。20世纪60年代，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一个工作组(包括布特内尔计划)和理论家(维尔弗里德·胡尼和格哈德·雷米尼奇等)阐述了格利兹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初。社民党和工会联合会准备决定一些重要的决策。1970年，在萨尔布吕肯举行的社民党会议通过了执行委员会关于集体资本形成的提案，该提案讨论了公共控制下分散的投资基金。公共控制可以为工薪阶层带来一部分资本增长份额，以此来改变不平等的资本和所有权结构(哈尔巴赫，1973)。 1971年，在波恩召开的一次大型社民党会议选举出了资本委员会。这个部门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确保工薪阶层获得资本加速增长中的份额。1972年6月，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声明，“共同决策的措施并不能消除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因此，这不能代替员工参与生产性资产分配的需求”(哈尔巴赫，1973)。由工薪阶层控制的分散资金再次被提及。同年，在多特蒙德召开的社民党会议的一项决议表明。三分之一的资本形成法律有利于工薪阶层，但是“生产方式的所有权仍然集中于少数集团手中”(哈尔巴赫，1973)。 1972年6月，在柏林召开的工会联合会会议通过了几项关于集体资本形成的提案。其中一项认为“应该通过工业广泛的利润共享体系给予所有部门的员工适当的生产性资产份额”，另外，“这项工会资本政策旨在消除联邦共和国过于集中的财富，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结构”(德国工会联合会协议，1972)。 为工薪阶层争取公司资本增长份额的议会通过了工会联合会国家执行部门的一项提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围绕两个基本目标建立资本形成基金：(1)再分配目标，整改不平等财富分配的补充工资政策；(2)社会—政治目标，防止权利、所有权和财富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 大公司每年利润的一部分(4％～15％)会以股票的形式转移到区域基金。受到质疑的是，如果不是以现金形式而是以股票的形式转移利润份额，公司的流动性是否会受到伤害。工人股东选举产生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又任命了监督委员会，三分之一的监督委员会成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工人股东收到了证明他们份额的凭证。委员会指出可以用两种方式处理这些凭证：(1)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赎回；(2)10年后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出售。第一种选择受到欢迎，因为“资本政策分配的和社会的政策目标只能通过锁定永久期实现”(德国工会联合会协议，1972)。 目前，工会联合会支持基金形式的原则性的决策，同时呼吁社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立场。1973年，在汉诺威召开的社民党会议的立场与1972年工会联合会会议的决策非常接近，会议通过了一份基于工会联合会资本委员会报告的详细的基金提案。它表明，在经济中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仍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社会主义民主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给予员工经济生产资本增长的份额，这种方式也可以促进经济民主(《资本形成》，1973)。 基于提案，大公司需要将利润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心资金，然后再转移到区域基金。资本供给不能以现金的形式，因为资本供给的目的不是为了产生新的税收而是为了给工薪阶层一部分生产资本的份额。作为股东，工薪阶层应选举出议会，也要任命管理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成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基金的所有者会收到凭证，7年后股票可以变现。基金资本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个决策意味着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派进行联合，它们的联合遵循工薪阶层控制集体基金体系的原则。同时，社会民主的每一个影响因素(例如工会和党派)内部都发生了分裂。 在工会联合会内部有一部分强大的少数人反对资本基金，金属工业工会发出了主要反对的声音。金属工业工会认为，通过利润共享的集体资本的形成不利于争取实现高工资和共同决策的斗争。对于金属工业工会来说，积极的工资和税收政策以及共同决策的斗争能够更好地实现集体资本形成的提案目标(富斯特、海默尔和斯特拉瑟，1997)。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立场也不同，青年社会学者在1970年的国会上声称，“资本政策、税收政策和共同决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可耻的财富分配变化只能通过工业领域的利润分享完成”(富斯特、海默尔和斯特拉瑟，1997)。因此，他们建议集体基金体系不包括个人凭证。 社民党目前正面临处理社会民主的各种批评，同时又面临与自民党(FDP)在联合政府中一起工作的任务。自民党对集体资本形成的定位是基金的设立应该以现金的方式，包括三年后可出售的个人股，同时该基金应当纳入到金融市场中去。同时，自民党也提到了私有财产和旧资本所有者的安全保障问题。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也建议集体资本形成以“个人可使用的共同财产的形式，反对集体所有权”(富斯特、海默尔和斯特拉瑟，1997)，这意味着个别的工薪阶层占有利润和资本的份额。德国雇主协会同盟是批评集体资本形成的主要行为主体，同时他们还攻击“德国工会联合会对整合经济的努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通过这样的强制转让这些资金甚至会变成大股东”(哈尔巴赫，1973)。 1972-1973年，工会联合会和社民党提案期间，集体资本形成基金遭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行为主体和社会民主自身行为主体的批评。与自民党联合的社民党领导层，不得不提出困难平衡法案。1974年，联合政府决定支持一项与工会联合会和社民党的提案有着根本区别的计划，该计划更符合自民党的弗莱堡规划。这一提案表明，社民党内部由金属工业工会支持的反对派已经更为强大。1974年，新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宣布，这项自民党导向的计划不会实施(哈尔巴赫，1977)。 此后，德国关于经济民主化的集体资本形成基金的讨论销声匿迹了，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流传到了瑞典，在一位名叫鲁道夫·迈德纳的德国犹太人的带动下引起了瑞典人的讨论。鲁道夫·迈德纳是在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后逃到瑞典的，之后成了瑞典工会联盟的重要的理论家和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瑞典代表。 三、瑞典的工薪阶层基金 持续大约十年的工薪阶层基金的讨论，为瑞典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舍贝里，2003，2004)。社民党(SAP)从1932年一直执政到1976年。瑞典福利模式的基石之一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劳动市场政策，这一政策是以充分就业的积极措施和所谓的团结工资政策③为基础的。这一政策背后的主要设计师就是约斯塔·雷恩和鲁道夫·迈德纳，他们二位都在瑞典工会联盟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团结工资政策也给劳动者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在利润高的部门，这意味着资本家得到更高的利润——这被称为“超额利润”。尽管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本打算迅速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但结果是集中到大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所有权和权力资本增加了。20世纪60年代末，瑞典出现了一波超出了瑞典工会联盟控制的自发罢工，这些罢工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提高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等并不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影响力和权力在工作场所民主化。 瑞典工会联盟只好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状况。1971年的瑞典工会联盟大会决定，联盟董事会成立一个工作组，任命迈德纳为主席。1975年8月，工作组提出了第一个报告(迈德纳、海德伯格和丰德，1975)。该报告重点关注现有的权力和所有权状况，致力于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它们。迈德纳计划要求确立部门型的工薪阶层基金，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使瑞典企业的所有权民主化，这些基金可以拥有大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分红模型将会在不影响流动性的前提下转变公司的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工会联合会关于集体资本形成的讨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迈德纳计划中，大公司年利润的一定份额(工作组定为20％)将作为公司新发行的股票转换成工薪阶层基金。利润没有离开公司，成为活跃的资本。将计算出的利润份额与公司股份总额相加，可以确定新的股份规模。由于个人凭证(如在德国提案中提到的)会被消费掉而不会引起基本权力和所有权关系变化，个人凭证将会被放弃。由于权力和所有权都集中在大公司手中，因此这个基金体系只包括那些至少拥有50～100名员工的公司。 有人建议工薪阶层基金应当由员工通过工会控制，工会任命基金的董事会成员。基金在不同经济部门中建立起来，包括所有大公司的每个部门。基金董事会的成员一半是由相关部门的员工组成的工会任命的，另一半是由其他代表公共利益的部门联盟任命的。每个公司董事会的基金代表也连带由基金董事会和当地工会任命。更确切地说，基金董事会将任命代表，同时工会有提名和否决(代表)候选人的权力。但是，在工薪阶层基金超过所有权份额20％之前，工会可以自行任命工薪阶层基金代表(迈德纳，1978)。在基层，更深层的自主决策的设想是对1976年共同决策法案的补充而不是反对。 这一原始的工薪阶层基金模式意味着与私有份额相比，大公司的集体基金份额在逐渐地增长。工作组预计，在未来的20到40年内，瑞典多数大公司将由工薪阶层基金拥有和控制(迈德纳、海德伯格和丰德，1975)。 1976年6月，这一提案的详尽版——“集体资本形成工薪阶级基金”被瑞典工会联盟大会采纳。强有力的工会联盟组织了大约90％的蓝领阶层。这些蓝领阶层是工薪阶层基金的后盾，旨在建立经济民主，整个组织从上到下充满激情。你可以在瑞典工会联盟的新闻上读到诸如此类的头条：《有了基金，我们接管!》，《我们就这样从资本家手中夺权!》(舍贝里，2003)。在工会出版社的一次采访中，迈德纳指出，从马克思和威格弗斯的角度讲，不改变基本所有权和财产状况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工会运动》，1975)。 1976年9月，社民党的支持率低于上届0.8％，在选举中落选。这次失利意味着社民党失去其稳固长达44年的执政地位。在该党内部充斥着大量的对工薪阶层基金的质疑，尤其是领导层。质疑者认为工薪阶层基金脱离了古典改良主义。社民党领袖奥洛夫·帕尔梅关于整个工薪阶层基金的想法似乎非常矛盾，因此，很多人认为社民党落选是基金问题造成的。然而，事实证明，竞选失败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原子能问题，而不是基金问题。 同时，一开始处于局外人地位的瑞典主要的共产党左翼党(VPK)也从左派角度加入批评行列，社民党拒绝左翼党加入政府。左翼党的批评类似于德国金属工会，即建议直接的国有化、积极的工资竞争和彻底的共同决策。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白领联盟(TCO)，该组织在最初曾接纳工薪阶层基金的观点，但是后来由于内部矛盾瘫痪了。 1975年到1976年瑞典工会联盟的原始工薪阶层提案震惊了资产阶级活动家和出版社。1975年8月28日，《每日新闻》的头条是：“瑞典革命!”《每日新闻》甚至《瑞典快报》都在1976年8月17日刊登了题为《那不是瑞典最危险的人吗？》的头条新闻(标题下方便是迈德纳的照片)。起初，保守党对所有形式的集体基金的设立说“不”，同时他们认为最初的提案是瑞典企业的“社会主义化”。自由党派、人民党和农业导向的中间党在起初关于集体基金的讨论是持开放态度的。内部动员之后，雇主联盟(SAF)和其他组织在意识形态抗争中部署了大量资源，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基金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的资产阶级活动家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基金”。 1976年大选失败后，瑞典工会联盟和社民党组成联合工作组来重估工薪阶层基金。1983年，社民党重回政府，最终提出一项关于工薪阶层基金的议案并得到国会的通过(政府议案，1983)。 然而，实际实施的工薪阶层基金提案和工会原本的提案大不相同。经济民主问题和转变权力和财产状况的主旨也被淡化了。该基金再也不能取得公司的过半控股权，最多只能够取得一家公司40％的股份。利润分红再也不能转换成股票，但是可以提现并在行业内投资。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以投资资本的形式支持公司。1991年，非社会主义联盟再次执政，第一项法案就是分解已经积累起来的工薪阶层基金，利用他们的金融资源，同工薪阶层共同建立侧重于调研的基金会。 四、生产模式转变中的领导权问题 瑞典工薪阶层基金斗争从葛兰西学派的角度来说就是一场争取领导权的权力之争，它涵盖了社会构成的各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葛兰西，1975)。在这场领导权之争中，不同力量和权力资源的活动分子互相对垒，资产阶级及时地团结在一起，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工人运动从未形成这种力量。这一领导权进程与潜在的社会因素、权力和所有权状况，以及集体主义制度形式下的阶级关系有关。从广泛意义上讲，资本阶级力量捍卫了主导的“节点”(拉克劳和墨菲，1996)，将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合法化。该“节点”受到了工人运动和(原始)工薪阶层基金议案的威胁。财产状况和资本私有制的核心问题以及大型公司和生产方式，被置于“历史阶层的妥协”之外。原始工薪阶层基金议案被部分工人运动提上议程，但是没有成功。在工薪阶层基金斗争期间，关于财产状况的不同意识形态彼此矛盾、对抗，最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赢得了这一节点。 由于分裂的工人运动不能形成一个领导权联合体，广义上的资产阶级集团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权力量。在国际撒切尔—里根右翼浪潮的推动下，中间偏右阵营的观点和立场得到巩固，工薪阶层基金遭到的攻击愈演愈烈，已经分裂的工人运动更多地处于防守状态，它的呼声也就变得越来越弱了。工人无法承受冲击，这就是为什么基金内容逐步改变和资本家最后取得胜利的原因。1975年到1976年，原始的瑞典工会联盟提案的实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结构向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在这个系统中所有权是公有制，大型公司归公共所有。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一个领导权联合体被号召起来反抗工人。战后，工薪阶层的基金斗争从头到尾都是瑞典领导权的转折点。 在理解这些变化和结果的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瑞典和国际上经济形势的变化。像德国一样，瑞典战后的经济足以既能提高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又能增加企业主的资本，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足以让人自傲。这就是代表员工利益的集体资本形成问题产生的背景。然而，当瑞典工薪阶层基金最终实施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世界经济和在很大程度上的出口依赖型的瑞典经济，已经遭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因此再也不是“超额利润”增长的时期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工薪阶层基金的核心在实施时遭到扭曲。我们发现，经济因素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德国和瑞典关于基金的争论开始到如今的局面，发展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过程的复杂结果(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1975；查斯，1975年)。德国和瑞典关于集体资本形成的提案是以调节学派的理论为框架提出的(如阿利叶特，1979；博耶，1990；利皮耶茨，1988)，调节学派的特点是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在这一制度下，国家进行着大批量的生产，就业水平接近充分就业，注重技术和工作流程的创新，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利润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同时也导致资本集中。与积累制度相适应的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特点是国家层面的官僚主义福利国家，社会立法、改良主义的多党派，国家作为制度化冲突的协调人达成了工人和资本家的“福特主义妥协”(豪斯勒和赫希，1987)。凯恩斯主义作为与这一调节模式相一致的理论，起到了减轻危机和冲突、稳定阶级妥协作用，同时保持了财产和资本集中的状况不变。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导致了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危机和凯恩斯主义调节模式的崩溃。不断增长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和“跨国高技术资本”(豪格，2001)涌现出来。这一资本积累模式从其发展运行的社会调节模式中脱颖而出(豪斯勒和赫希，1987)。积累制度的结构性危机是指社会和政治冲突、社会变迁以及寻找新的积累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过程。根据这一思路，后福特主义体制发展起来，其特点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分配和管理的合理化和自动化，“后泰勒制”工作流程具有灵活化、专业化、碎片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同时也提高了失业率。这导致后福特主义调节模式具有了国际工业和金融资本的新组织形式，企业集聚过程的国际化新形式、劳资关系全球化新形式、资本流动自由化及放松管制新形式，以及国家福特团体主义的解体新形式(豪斯勒和赫希，1987)。 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不断加强的经济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导致了整体福特主义的妥协和领导权主义结构的解体，这意味着福利国家的根本改变，即提供的社会保险减少、分散，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从理论上说，从福特主义变化为后福特主义，实施积累体制和监管模式的过程中也隐含着危机，甚至群众型政党的解体和美国化政党制度的兴起也隐含着危机(豪格，2001)。我们将在后文讨论长期的政治影响。 长期以来，福特主义积累制度加速了经济增长，同时管理的妥协导致了资本和财富集中的快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德国和瑞典的集体基金提案就是制度危机时期出现的经济民主化的战略。20世纪70年代，福特领导权主义结构开始清晰起来，阶级妥协是为了稳定福特领导权主义结构并将未解决的矛盾隐藏起来。基金战略是对生产方式变化的一个回应，旨在超越福特主义体制和社团妥协。 从马克思的视角来讲，在后福特主义积累制中，资本变得越来越社会化，比如各种形式的退休金和保险基金的制度化，同时其所有权和控制权依然具有私有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预言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矛盾。然而，发展不单纯是经济在生产方式上变化的结果，还是有组织的领导权力量与对立力量的联系和矛盾的结果。集体资本形成的目标是改变生产方式，要想成功还需要统一的领导权力量推动。 德国和瑞典的基金战略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但是工人运动从来没有成功组成过领导权联合体。我们可以找到德国和瑞典工人运动参与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他们根本的区别是德国社民党和自民党达成妥协，而瑞典社民党“只”得到了左翼共产党的被动支持。在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集体资本形成基金分红持股的决议，而瑞典社民党也以改良的形式通过了此类决议，但更多的是为了克服党派和工会之间历史上的极端分化。 瑞典社民党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原始的激进的工薪阶层基金提案，而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不同的是，德国工会联合会一开始就倾向于没有私人凭证的集体方案。德国工会联合会和社民党在组成共同平台上要比瑞典工会和社民党成功得多。德国工会联合会内部分裂，德国金属工会强烈反对集体资本形成基金。瑞典的情况正好相反，金属工会支持原始的工薪阶层基金提案。看起来很有必要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德国金属工会支持共同决策路径，赞成功能性的社会主义，而瑞典金属工会提出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所有权路径，即致力于资本所有权基本结构的直接改变。瑞典金属工会意识到原始的工会提案的核心是制度变革，而德国金属工会担心相对较弱的社民党不能实施这样的提案，这样的提案如果实施将会伤害到工人斗争的积极性。 德国金属工会和瑞典金属工会地位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德国金属工会不同于瑞典金属工会，它没有将团结工资政策列为相同等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意味着瑞典金属工会认为工薪阶层基金有利于巩固瑞典工会基金，这正是工作组的工作方针之一，而德国金属工会认为工薪阶层基金破坏了自身成员的工资斗争。 从德国和瑞典的集体资本形成基金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要实施此类的体制改革战略，工人运动和广义上的左派应当起到领导力量的作用。工人一旦提出要彻底改革权力和财产状况，他们将会面临资本家的反对。 为了能够再次将集体资本形成和基金设立问题以及拓宽经济民主化问题提上日程，左派需要向社会民主工人运动施加压力。为了这么做，“旧”左派政党只有改进和加强他们和新社会运动的关系，并提出另一种秩序的问题。左派有责任对新社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化提出新的战略选择。这将是一条加强以社会民主带动经济民主的途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济民主问题曾经沉寂下来，甚至在工人运动中也是如此。然而鉴于如今全球性危机已经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薪阶层和公民产生负面影响，这一问题在如今显得非常重要。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相关的经济力量仍然集中在财富所有者、投资者和金融家的寡头手中。使这一权力民主化是左派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制定经济民主的新战略中，可以确定德国和瑞典基金战略中的原理是有用的、重要的。集体资本形成战略是区别于古典社会民主改革④的结构化改革⑤，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这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化改革并不会立即发生，而是一个深远的“改革过程”(该概念详尽论述见布里、查尔帕和克莱因，2002；布里和克莱因，2004；克莱因，2004)。 五、工会养老基金：未来战略？ 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引入的新的养老基金制度是在私有和个人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公共和集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引起了围绕着集体资本形成基金的又一轮讨论，到目前为止，这些讨论只在左派知识分子和一定程度上在工会之间进行。这一轮关于用渐进的方式使用集体养老基金可能性的讨论，英国理论家诸如罗宾·布莱克本(2002)和理查德·明斯(1996)为此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布莱克本和明斯认为工人积累的大量养老金资本对促进经济民主化基金战略是有潜在贡献的。我们再次观察到日益增长的资本的社会特征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人主张工会自身应当建立集体养老基金，这样成员可以选择投资他们自己的退休金资本而不是将其送给私人控制的机构和投资者。 一种类似于迈德纳计划的模式，其基金董事会由工会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基金会将集体资本投资于各部门的公司中。与迈德纳模式类似，基金会和当地工会联合任命公司董事会基金代表来代表公司员工。作为股东的工会基金会可以运用权力和影响力，例如，阻止盈利公司倒闭，或者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基金的收益经过民主决定可以用于各种目的，而不是被私人股东用于追逐私人利益。 工会成员可以将退休金资本放在工会的退休金基金里，这样工人通过工会可以拥有数额惊人的集体资本。工人的潜在权力和影响力能够获得大型公司的所有权，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从内部”⑥。 认识到这种基金战略的缺点也很重要。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用基金购买股票有利于公司盈利的同时也导致了市场投机。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工会基金只有在对私有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时才会终止，而不能真正获得过半控股权、真正的工人民主权力和影响力。罗宾·布莱克本认为基金投资公债也是一种选择。这将限制风险，非常有利于必要的公共投资，如基础设施、保障、教育等投资。然而要想使基金彻底改变权力和财产关系，改变企业所有权结构同样是必要的。 关于工会退休基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实际例子，就是将退休基金投资于公司，来增强地方经济、减少失业，同时确保公司达到高水平的社会劳动标准。这就是魁北克工人联盟的互助基金，该基金将魁北克工人的退休金投资到加拿大省的中小型公司。该基金拥有600000位股东(工会会员和在基金中拥有退休金的其他公民)，掌握了2400多家公司的普通股，增加并保障了近170000个工作岗位[魁北克工人的互助基金(FTQ)，2014b]。不同于迈德纳计划，该基金的目标不是建立多数工人对企业的所有权，按照惯例，其目标只是它投资的企业的少数股权，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确实拥有过半控股权(FTQ，2014a)。 基金董事会由魁北克10个大工会首脑组成(他们都是由其普通成员选举出来的)，2个成员由基金股东直接选举，4个成员来自于商业、金融和社会团体，董事长由这些不同群体⑦出。这样的管理结构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民主，工会成员、股东和其他投资群体均列席董事会。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捍卫和重建公共退休金制度以及其他的公共部门结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长期需要稳定的多数的左派的支持。但是在缺少公共退休金计划的国家，退休金资本被私有资本市场的参加者所控制。工会是否应当承担冒着资本价值缩水的风险来投资成员的退休金储蓄的责任，这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六、社会基金：公共资本形成战略 除了使用退休金资本，旨在经济民主的集体资本形成还有其他的选择。迈德纳关于工薪阶层基金的提案受到批评，一方面因为其片面地偏袒工会，另一方面由于其赋予工会两个潜在的矛盾角色——既是工人的捍卫者又凭借公司的所有权是雇主。避免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社会基金”(舍贝里，2002、2004)。在此模式下，可以在工人利益和社会广泛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利益通常是一致的，有时是矛盾的。创造这样的平衡是“吉尔特社会主义”的中心内容。“吉尔特社会主义”是由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家G.D.H.科尔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科尔，1917、1920)。他试图设计一个能够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平衡的模型。科尔设想国家拥有的生产方式，但是工人控制的工会拥有生产过程的自主决策权。受到吉尔特社会主义的启发，“社会基金”的理念是结合了社会所有权和工薪阶层影响力的迈德纳计划的变形⑧。 社会基金将以公共名义所有，同时建立起以国家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由全国基金来抵消区域不平等。相关地区立法机关管理每个基金，包括国会、工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任命的董事会成员。前文已提到，每个基金的资本供给依据迈德纳的独创原理设立，大型公司年利润的一定份额(比如20％)将转化成基金，不是以现金形式，而是以相关公司新股的形式。这样，利润不会从公司中流出并且仍作为流动资本。将计算出的年利润分红加到公司股票总额中，可以确定新股份的数量。因此，公司的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将在不影响流动性的前提下发生改变。 当社会基金达到公司股权水平时，公司的董事会就开始有代表，包括由员工选出的那些(代表)。当基金掌握过半控股权时，就可以任命董事会主席，同时工人就可以选出总经理和其他日常事务的高管。这样，在社会利益和员工利益之间就有了一个平衡。在几十年里，通过这一政策资本主义私有权力和财产将逐渐转变为民主的公共的所有权、权力和影响力。就原始工薪阶层基金提案来说，社会基金掌握某个公司的过半控股权大概需要20～40年的时间，具体年限取决于年利润水平和股份份额。 这一经济民主的基金战略将会达成公共权力同工人权力之间的平衡，即宏观上财产状况同微观上工人状况和共同决策的平衡。这一权力共享模式可以防止成功的公司中的小团体主义⑨。社会资金模式已经包含了所需的社会体系的基本结构。这将是结构化改革的一种形式，新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核心，并从内部将其转换。 上述两种模式都有一定的缺点。除了已经提到的问题外，工会基金的做法有一个假设，即国家的私有部门高度工会化，对大公司有影响的集体工会公共支持高水平化。而事实上，在欧盟，私有部门工会化(“工会密度”)水平差异很大：在瑞典为67％，而在英国只有14％，在法国和波兰甚至只有5％和3％[商业创新和技术部(BIS)，英国政府，2012；欧洲产业关系观察部(EIRO)，2008；欧洲工会研究院(ETUI)，2013；民意研究中心(CBOS)，2006]。但是瑞典迈德纳计划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在工会高密度的国家，公众支持也只会不冷不热地接受工会作为工人的捍卫者，而不是大型公司的所有者。魁北克的工会密度大、友好，团结基金得到了大量的公共支持，但是该基金并不是为了获得半数控股权(迪克米尔，2005)。 根据迈德纳工薪阶层基金原理，社会基金有着同样的基本缺点：基金取得公司的过半控股权可能会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这同时会发生很多事情，比如公司倒闭、工作岗位外包到低工资国家。另一个存在于所有权结构的问题就是在社会基金计划下，尽管他们确实拥有生产自我管理权，但工人没有自己的集体所有权。这正好和我们在工薪阶层基金中遇到的问题相反，在工薪阶层基金中，工人没有对公司的社会所有权却有对公司的社会控制权，而不是工会控制权。我们不能假设社会和工会的利益是永远一致的。 七、公民投资基金及公民—工人混合所有权：未来的备选战略 为了避免缺点，可以考虑另一个选择，即将社会所有权和工人所有权结合起来并利用一条捷径，充分地缩短建立社会和工人所有权所需的时间。这一选择和其他选择一样，适用于一定规模的大型(按营业额或雇员人数来算)股份制公司。在这个计划下，欧盟的每个成员国以国家为基础可以设立公民投资基金，并且这些公民投资基金可以联合起来建立欧洲公民投资基金(ECIF)。公民投资基金将获得公司高达三分之一的直接所有权。根据迈德纳计划，通过工薪阶层基金，当公民投资基金—工薪阶层基金组合的股权达到51％以上时，集体工人便会在每个公司中逐步建立权益⑩。 公民投资基金理念建立于现存的已经被提议的体系之上。第一，通过基金会它拓展到大型企业规模的公司的所有权，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种例子很多(包括知名厂商，如博世)(11)。第二，我们已经检验过，这个模式以不同的方式适用于由魁北克互助基金提供的众多企业。第三，“公共信托”理念是由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佩罗维茨提出的、对公众负责的全国性机构，它掌握大公司的股权。公民投资基金基于这一理念建立。第四，它还从“国家信用所有权”理念获得了灵感。“国家信用所有权”由英国政治社会学家卢克·马爹利提出，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非国家社会所有权”(马爹利，1990)。 这些公司的大股份的直接转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一种选择就是以公共投资为目标，投资购买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基础行业的股票。另一种选择也许更有争议，即转换成全国公民投资基金的股票将简单地通过取消相关公司的所得税来支付。将税收转换成股东权益的想法是由高瞻远瞩的德裔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12)。每个国家的基金所有权比例等于该国企业的所得税(13)。平均股东权益取代了之前的税收，通过公民投资基金来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和税收不同的是它不能规避公民投资基金所有权，任何扣除额也不能被占用。关于工薪阶层基金的分配，根据原始迈德纳计划或者社会基金计划，它们可以以一种财产税的形式运行，这对大股东冲击最大(布莱克本，2005)。但是，由于这些利润仍然作为流动资本存在，因此不会影响到相关公司的流动性(14)。 例如，如果一个公司的年平均利润率是5％，公民投资基金—工薪阶层基金的联合控股权将会在20年内达到(而不是迈德纳计划的75年)，如果是10％的利润率的话，就会是10年。但是在那之前，公民投资基金—工薪阶层基金联合股权将取得公司的控股权。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剩余股票分散地分布在众多股东手中的时候，多数股权便足以对公司进行有效控制。如果工人的共同决策能够加入到蓝图中，按照德国的平等原则路径，公司的公民—工人联合控制权将会在公民投资基金所有权实施的时候立刻确认下来(15)。或许有人会反对说，取消对于服从公民投资基金所有权的所有大股份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将会减少用于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事实上，企业所得税在欧洲国家并不是主要的税源，例如，它仅占英国税收的7.4％，瑞典税收的6％(财政研究所，2012；瑞典税务局，2011)。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公民投资基金从股东权益里取得的大部分收入将以税收的形式流到公共部门，并且公民投资基金—工薪阶层基金的联合收入将超过此前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因为没有税收减免条款可用，无偷税漏税是有可能的。 公民投资基金将会成为受国会监督的自主公共团体。其理事会组成有多种方式。一种可能性就是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会选出，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公民经济大会”选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民间社会团体选出(16)。 这样一个三重结构将确保公民能够通过他们的政治代表。通过“雅典式”的由下而上的民主(17)，以及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对出现在公民中的各种公共利益和团体利益的倡导，控制公民投资基金。公民投资基金可以确保真正的社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行使，在保证公司作为独立的实体进行普通运营的同时，它们的行为能够广泛地符合公众利益。这种布置和工薪阶层基金工人代表机制以及共同决策机制一起，将考虑到马爹利(1990)所说的“所有受影响的利益”(所有受到企业决策和行为影响的利益的代表)。欧洲公民投资基金(ECIF)的理事会类似于各国的公民投资基金的结构，其成员三分之一由欧洲议会选定，三分之一由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选定，其余三分之一由国家公民经济大会选定(18)。 分析完所有权分配及其结构，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公民投资基金的运行情况。公民投资基金引导公司制定决策，执行社会责任，为工人、消费者以及公民的利益服务，同时仍然通过为市场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营利(19)。更具体地说，公民投资基金将会：(1)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公司投资和雇佣来保持低失业率；(2)引导企业投资重点地区和重点经济部门；(3)监督工资标准，保证不同公司间的公平；(4)遵守劳动、生产和环境标准(20)；(5)保证公司决策消耗最低的社会成本；(6)最大限度地使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资源；(7)实施设定的其他任何民主目标。 公民投资基金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将从股权中的所得投资公共产品。这些收入将构成大量的可以用于造福全体劳动人民和团体大众的集体资本形成。国会将通过一些基本法规，规定如何运用公民投资基金。理想的情况是，大量的公民投资基金分配在次国家层面，应该根据地区和当地的轻重缓急分权。引导一部分基金到传统公共花费中，包括基础设施、卫生保健等；另一部分基金以补助和贷款的形式支持小企业的工人买断工龄，并推出一些能够降低失业、满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公司。公民投资基金保留了相当大的股权，工作人员也有股份。并参与管理(21)。 此外，公民投资基金也可以拥有它们自己的大众银行网络，以优惠条件向对社会负责的但是不符合公民投资基金—工薪阶层基金混合结构的工人所有企业、合作企业等提供贷款。工人合作社和其他工人所有企业通过传统的银行获得资金往往会有困难。这就是迈克尔·凯力特克、大卫·施威卡特等人提议的变革，这些人提倡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投资基金以贷款和补贴的形式由大众银行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公司(22)(凯力特克，2008；施威卡特，2002)。 八、集体基金和跨国公司 上述集体基金所有权的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就是跨国公司。如何将社会和工人影响力带入充满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外国公司完全所有或大部分所有的企业。集体基金的任何制度都必须同这种现象达成一致。 我们必须正视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本国没有集体基金所有权的公司在他国拥有一个有集体基金所有权的子公司；另一种是正好与之相反的情况。当然，无论基金所有权设立的门槛有多少，我们交叉运用基金应该是合适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子公司受制于基金所有权，就像是一个国内公司，实际上国外母公司和国内集体基金是联合所有者，基金的影响力取决于所有权份额(23)。在第二种情况下，当地集体资本可以根据其所有权份额和企业结构集中的程度，对国外子公司产生一定影响力。基金可以促进子公司提高劳动和环境标准。总而言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的集体基金所有权可以对提高全世界公司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如欧盟(24)。 九、经济民主的路径 上文我们分析了欧洲两种发起集体资本形成的情况，以及尝试逐步将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向工人转变的细节，其中包括各种参加者的争论和可以在未来继续发展集体资本形成的备选方案。现在我们有必要考虑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状况，从而进一步推动以基金为基础的经济民主的实现。 很明显，我们早已远离20世纪70年代那个社民党和左翼政党及其工会联盟认真地提出激进措施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之不同的世界，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范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总的来说，社民党可以被看做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力量，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力量。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激进主义在70年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社民党的少壮派依然继续实施激进政策。工会联盟的各大主要部门号召加快步伐改变经济权力结构，特别是在德国和瑞典。在社民党内部，更高程度的经济民主的呼声也十分强烈。 然而，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民党和工会运动的分歧，社民党执政的政府也很难通过集体资本形成的议案，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联合政府的实际情况，比如德国。 那么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会出现什么希望呢？2008年到2009年发生的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在大程度上源于早期意识形态浪潮。全球经济危机对于左派来说本该是天赐良机，是其数十年难逢的好机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各种各样的新左派以反对全球化运动的形式复兴起来。的确，在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多数地区，反对运动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焕发了第二春(25)。然而，面对大危机主流左派却瘫痪了，没能给予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它仍然漂浮不定，没有新的想法，缺乏远见。当代的社会民主主要还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自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民主只是起到对资本主义经济非民主的平衡甚至补充的作用。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崛起，这一角色也变得难以为继。社会民主在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下衰退下来(杜布，2012)。在扭转经济结构失败的几十年之后，它不知不觉地为新自由主义取得支配地位和寡头政治的壮大铺平了道路，结果是社会民主的成就、工人运动以及工人权利统统遭到破坏。 虽然欧洲的大量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工人政党及工会势力单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参加者，经济民主仍然不能提到欧洲和国际日程上来。同时，如果他(它)们就真的想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强势状况，在大危机下他(它)们必须解决提升经济权力结构和适应民主化需求的所有问题。的确，经济权力民主化应当是左派的核心任务。欧洲的主流左翼政党和工会必须将经济民主作为其日程和计划的中心环节，这是它们获得新意义和进发新活力所需要的。 这表明左翼政党和大工会建立经济民主“滩头堡”的必要性，建立经济民主能够取得更深远的进步。应当建立一个拥护经济民主的网络。包括前文提到的集体基金设立方案。这一网络应当囊括来自其他团体的人群，比如进步基金会、协会、网络里的进步经济学家，以及各种基层活跃分子。 在欧洲，由于其历史上曾有过强大的工人和左翼运动，要促进经济民主，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欧范围内的战略。为了应对欧洲寡头政治的中心力量及为其服务的政客、媒体、智囊团等，左派必须多方面行动，组成包括左派、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派在内的全欧范围的领导权集团。从分析瑞典工薪阶层基金问题和领导权转折点中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这一势力必须足够强大来应对潜在的、瑞典式的由商业势力掀起的对抗力量。基于共同的意愿和战略，我们与左派团结，在一条系统的坚定的道路上将理想变成现实。虽然将理想转化成现实还很远，但是要想打败新自由主义并将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导向的更加民主的经济体系，这些就必须去实行。 考虑到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国际性，资本的民主必须国际化。更确切地说，必须使资本结构化以面对无国界的、高度投机的资本：任何工人和公民控制的基金体系必须包含很高程度的国际联系。否则，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提出强硬措施时，国内基金体系将受到伤害。任何类型的集体基金体系的基金都必须跨国联合在一起。 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金融部门的作用表明，有必要对这个部门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不局限于近年来出台或正在酝酿的各种类型的金融法规，以及专家、组织和政府提议的交易税(“托宾税”)。因此，除企业所有权民主化、通过集体基金投资和其他措施之外，还需要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化。 如今为了促进经济民主，应当吸取德国和瑞典关于设立集体基金和企业所有权民主化的讨论的政治教训。我们在文中论述的包括德国和瑞典集体基金的战略以及未来的新想法，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推翻当前制度的革命蓝图，它们更多的是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企业股权制度来转变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将经济民主提上日程，我们提出了一些集体资本形成的具体模式，经济民主不是一个口号或者模糊的目标，而是一系列经过深入讨论的、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提议。 总之，我们确信各种形式的经济民主是左派能做的唯一最重要的事情。这可能是使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核心地位的企业权力民主化，创造绿色经济、有凝聚力的经济和社会公平经济最好的方法，集体资本形成战略将在经济民主进程中占据中心地位。 收稿日期：2015-02-05 注释： ①原文载于英文杂志《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年第4期，由瑞典耶夫勒大学健康与职业研究院社会学高级讲师斯特凡·舍贝里与波兰学者尼古斯·杜贝合著。 ②本文中，我们可以将“集体资本形成”定义为以集体利润为目的，在地区、区域、国家以及国际范围内，既定的工人群体或既定公民团体作为资本接受者通过不断接受的基金在大公司逐步进行资本积累，逐步取得相关企业的所有权。 ③团结工资政策，是指利润水平高的公司或部门的工人和工会限制工资要求，利润水平低的公司或部门的工人和工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这个政策是工会和资本家达成的妥协和协议，有利于减少工人阶级的不平等(译者注)。 ④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贡纳尔·阿德勒—卡尔松(1970)将其称为“功能社会主义”，它是一种追求资本权力和福利改革之前的平衡而不改变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主义。 ⑤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概念，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阐述。 ⑥这个可能性实际上是被新古典主义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承认的：我经常推测一种方法，社会主义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将会……通过购买国内公司的股本权益来投资于资本市场上的积累储备金……回到我的幻想上来，完全提存准备制度需要很长时间带来完整的社会主义(布莱克本，2002)。 ⑦这一信息来自魁北克互助基金(FTQ)的媒体通信关系的高级顾问帕特里·克麦魁肯2012年11月12日的私人电子邮件，其中包括在1983年由魁北克国民议会一致通过的建立互助基金法案的引用。网址为http：//www.fondsftq.com//n/a-propos/centrede-documentation.aspx。 ⑧瑞典在工薪阶层基金讨论期间，也曾提出过某种形式的“公民基金”的建议，例如科皮(1982)。瑞典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部长恩斯特·维格福斯(1959)也曾有过含糊的“无所有者的社会企业”的想法，该想法提议建立集体基金。 ⑨前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观点之一。 ⑩这一思想的最初版本是由尼更斯·杜布(2012)提出的。 (11)哥本哈根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传统经济学的预期相反，追求慈善目标的非营利组织的公司和传统企业一样也是营利的。 (12)正如舒马赫说的那样，“这一转可以明确识别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即在任何情况下‘私有’经济财富创新的主要任务就是掌握在公众手中”(舒马赫，1973)。 (13)在欧洲，从10％变动到35％，西欧平均是27％，在中欧和东欧是18％(毕马威会计事务所，2014)。另一个选择就是根据平均水平，将27％设定为西欧的比率，18％作为中欧和东欧的比率。在欧洲公民投资基金(ECIF)中，某个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份额将等于公司所在国企业所得税的加权平均比例。 (14)以法国为例，其企业所得税率是33.33％。这意味着法国的工薪阶层基金将自动获得法国大型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因此，为使社会—工人联合股权达到51％，工薪阶层基金只需取得某个公司18％的所有权即可。毫无疑问，法国大公司的所有权需要大众化。200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98人掌握公司43％的股权，包括CAC 40指数(克拉姆利，2010)。 (15)在德国，所有超过500名员工的公司都要求建立共同决策制度，工人拥有监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2000人以上的公司是二分之一。 (16)我们再从以下三个级别设想一下公民经济大会：国家、省或地区、县或公社(或者包括之下的任何单位)。例如，县级公民经济大会可以拥有60名成员。这些成员是由在该县选举注册的公民民主选举出来的。所有的县级公民经济大会成员将成为省级公民经济大会的候选人，省级公民经济大会成员将成为全国公民经济大会的候选人。全国公民经济大会将选出公民投资基金的成员。公民经济大会将确保公民的意愿从县级向上传达，确保公民参与设立目标和制定政策。通过类似的方法，公民社会组织也可以按照公民经济大会的多层次结构来构建。 (17)根据古雅典民主选举的详细讨论，民主选举是“准确得到个人偏好的过程”，详见翠迪·马斯(2011)。 (18)如果欧盟国家公司的欧盟员工低于总员工的50％，欧洲公民经济大会可以取代任何欧盟国家的国家公民投资基金会，欧盟议会对此进行监督。 (19)因此，公民投资基金—工薪阶层基金计划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产品在大体上受市场机制的指导，但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甚至是社会民主类型的)相反，市场将在一个框架内运行，在该框架内社会优先的事项将优先进行，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投资计划。 (20)和互助基金提出的标准类似[国际劳工组织(ILO)，2004]。 (21)卢克·马爹利(1990)为一个类似于公民投资基金的机构提出以下功能的建议：“在民主所有制下，社会化的基金持有的资本积累可以成立民主的公司和企业。进而扩大经济中民主决策的、社会意识活动的作用。” (22)很大程度上，工薪阶层基金和公民投资基金追求相同，但前者更多地致力于企业工人的特殊利益。工薪阶层基金的收入可以分配到各种用途中去，以使掌握公司股权的工人获益。 (23)鲁道夫·迈德纳在关于工薪阶层基金的书中提到了跨国公司问题，其结构是：关键决策由母公司而不是由子公司做出(迈德纳，1978)。具有集体基金所有权的子公司影响力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当基金取得过半控股权的时候，子公司就可以变为一个独立的公司。 (24)在这些情况中，欧盟提出一个特殊情况。一个拥有集体基金体系的跨国公司在若干成员国运营，无论是不是基于欧盟，该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拥有欧盟级别的联合基金所有权，例如在公民—工人混合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类似于欧洲公民投资基金的机构，或者至少欧洲级别的国家基金进行协调。这种联合的方式将加强集体资金与跨国公司的结合。 (25)详见《全球化抗议运动的对照：占领华尔街以及反全球化运动》。http://owsanalysis.wordpress.com/2012/03/30/a-comparison-of-global-protests-occupy-wall-street-and-the-1990s-anti-globalisation-movement-part-1-similarities/以及http://owsanalysis.wordpress.com/2012/04/05/a-comparison-of-global-protests-occupy-wall-street-and-the-1990s-anti-globalisation-movement-part-2-dif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