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习、发挥优势、努力提高政策咨询工作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努力提高论文,优势论文,水平论文,政策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96年以来全国政策咨询工作的主要成果
两年来，全国各地的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数量增多，水平提高，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下，抓住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难点课题以及关系长远、关系全局的课题，采取专题研究，跟踪研究，同社会有关方面合作、同社会实践结合进行“开放型研究”等多种方法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例如天津市市委、市府领导亲自动手抓课题，把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得咨询研究工作紧密联系决策、联系实际。湖北省责成研究中心组织社会力量成立咨询委员会，为党政领导决策提供经常性的咨询和建议。云南省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有90%对政府决策发挥了参考作用。辽宁省的咨询研究工作强调“结合实际，针对特点，紧贴决策，突出可操作性”。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政策咨询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1.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民经济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把稳定和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早在199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结合农业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提出“关于增加农业投入的紧急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根据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1996年以来，我们又深入开展了农村金融合作体系研究、农村保险体制研究、农村信用社发展研究、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再就业问题研究等。这些研究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很多建议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对于稳定农村经济、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研究了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关键性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关键环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1996年，我们就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国有控股公司的组建、国有资产存量结构调整等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1997年集中力量，组成跨部门课题组，就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认为：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体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由于后者的制约，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很难取得突破。国有经济布局不够合理的症结在于有限的国有资金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为此，我们提出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改组的建议，即：依托在改革中诞生和将要陆续诞生的优势企业，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实现国有资本从分散的中小企业向大型和超大型企业集团发展；促使低效劣势企业向高效优势企业转化；引导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同时，在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所需的配套政策等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3.对国际性热点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1997年上半年从东南亚国家开始的货币危机，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了强烈冲击，并迅速影响到韩国等几乎所有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场危机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又一次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敲响的改革金融体制、防范金融风险的警钟。遵照中央关于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指示精神，我们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日本等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等问题及时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组成了金融跟踪研究小组，利用因特网等先进手段，对国际金融形势进行追踪分析，及时提交研究报告。上述工作为中央的金融改革决策和判断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提供了信息。
4.定期对国民经济综合性问题进行阶段性分析研究。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断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强烈反差以及产业和地区经济结构发展失衡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此，我们按照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需要，组织力量对各个阶段的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定期分析和研究，针对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提出了见解和建议，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送分析报告，积极主动地发挥咨询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研究部门还根据各自专业的实际情况，完成了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地区发展、宏观调控体制、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市场培育和发展等重要课题在内的大量研究工作，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效果追踪分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配合研究任务，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参加了各种多边和双边的国际会议和专题考察。接待了许多重要团组，在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当前政策咨询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的分析。李鹏总理对1998年全国经济工作方针、任务进行了总体部署，朱镕基副总理在总结中提出了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央确定的今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为我们认清形势，确定政策咨询工作的任务指明了方向。
199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的第一年，根据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工作任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1998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中所反映出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1998年应当把完成以下研究作为政策咨询工作的主要任务。
1.深化企业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两个根本转变的对策研究。1997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处在适度范围内，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合理性是多年来宏观调控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与此同时，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加强，企业产销率上升，效益状况有一定好转，我们应当充分看到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积极变化，这些进展是来之不易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国内经济总量矛盾的不断缓解，长期以来累积的体制和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无论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还是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都还存在着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困难的制约。有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焦点：如部分国有企业困难加大，下岗职工增多；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的非规模性经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等，亟需抓紧予以解决。从国际上来看，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为了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需要，正在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和重组。改革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普遍趋势。因此，在目前形势下，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重要任务。为了积极配合经济工作的这种需要，我们应当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就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对策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重点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第二，发展资本市场、推动国有企业改组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第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及有关的配套政策；第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的对策。各省、市国有经济的比重，大中小企业的构成，企业经营的效益等差别较大，改革的进展也不一样。因此，各地应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使我们的改革充分发挥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效果。要有重点地制定研究工作计划。要密切关注结构调整、企业改革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研究。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剧，国际金融活动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由此而诱发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影响力也有所扩大。1997年7 月以后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并未造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运行并不是与国际经济状况、金融状况绝缘的。随着对外开放的规模逐步扩大，中国经济同国际经济交往与联系日趋广泛、复杂，因而受国际金融风险的影响也加大了。目前，我国的货币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证券化程度虽然较低，但提高较快，以证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不仅对资源配置，而且对宏观经济流程开始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在经济转轨中形成的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下，银行在发挥动员、分配资金作用的同时，也使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和风险向自己集中。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国有经济的欠帐亏损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某些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直接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一方面，过度依赖银行的融资体系在结构上不易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在金融多元化的改革和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也在增加。这就使得金融改革常常处于进退维谷之间，金融监管的难度随之增大。因此，如何汲取国际经验、充分认识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及时消除金融隐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应当是今后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为此，我们应当在东亚金融风潮的动向跟踪、东亚金融风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以及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加强对策研究，而且还应该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经常性、长期性的研究课题，研究金融危机发生、发展的内部、外部因素及其规律。今后的几年中，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将迈出更大的步伐，与地方相关联的内容不少，各地应在中央的总体改革框架下，选择与地方关联密切的问题积极开展研究，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等。
3.进一步加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对策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与合作不断扩大，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外经济对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日趋扩大。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将日益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
1998年对外开放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受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以及我国同美国等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影响，继续实现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难度加大；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外资政策调整的影响，1997年外资协议额下降幅度较大，将给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密切关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动态，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加以处理，对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十分重要。我们认为：这项研究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东亚一些国家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第二，国内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与跟踪研究；第三，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保持实际利用外资稳定增长的对策研究。对外开放问题是一个共性较强的问题，以上几个问题都可积极开展研究。
4.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搞活农村市场的政策研究。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方针，也是1998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农业稳定是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是搞活市场，搞活流通，促进买方市场条件下总量平衡的重要条件。因此，千方百计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生产力水平，保证农民稳定增加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主要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促进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和稳定发展，是解决近期农村工作主要矛盾的必要措施。关于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如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方案研究及影响分析；农业产业化的方向与政策研究；加快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乡镇企业结构升级与组织优化的对策研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以及开拓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研究等等。
5.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长期以来以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著称的东亚地区，今年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这引起了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对“东亚模式”的质疑，许多人认为这场危机实际上表明了“东亚模式”的脆弱性。那么，如何看待日本等东亚国家（地区）发展历史上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赶超战略，如何认识以银行为主的融资体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何评价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利弊等等。这场危机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涉及理论和政策模式的重要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构筑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研究中，应结合全国和各省市的实际，回顾和总结20年的经验教训，就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建议。
三、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充分发挥咨询工作的作用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经济生活中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如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问题，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改变和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急剧流动等。这些都使得决策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决策部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亟需发挥政策咨询研究机构的特点和优势，为政府的决策服务。
政策咨询机构的工作，具有其一定的优势和特点，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超脱性。“超脱”就是不受局部地方和某个行业利害关系的约束和影响，能够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考虑和研究问题。对地方研究中心来说，虽然涉及层次有所不同，但在超脱性上也具有同样的特点。铁映同志曾经明确指出：“这种超越部门和行业局限的政策咨询研究，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各个专业主管部门所能替代的。”确实如此，因为超脱于局部的、行业的利益约束和思维局限，对于国民经济全局的宏观性、综合性问题可能会研究得深入、全面一些，权衡利弊得失也可能周到一些。我们长期强调超脱性，但是现在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认识。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界定，为了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综合效率的目的，必须建立一种反映充分竞争机制的科学的政策体系，非常明显，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策体系所要求的正是超脱性的咨询研究工作。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将为政策咨询机构发挥优势提供更多的机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决策程序、方法已经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各级政府的职能必将会作适应性的调整，这对政策咨询也会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2.综合性。综合性就是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避免政策咨询过程中的片面性。从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机构设置来说，基本上包括了与政府经济管理的所有主要职能相对应的各种研究部门，这些部门虽然各有侧重，分别承担着相应领域的政策研究任务，但是由于我们所建立的行之有效的报告审查和成果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各种建议的片面性。同时，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总是从各个研究部门抽调人员，集中力量攻关，既保证了研究问题的深度，又保证了能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中心完成的某些重大课题，之所以能够有较大的可操作性，能够为宏观决策提供参考，就是因为能够较好地做到从整体利益出发，而又能集思广益，考虑到各有关方面。
3.超前性。超前就是要有预见性，先想一步；就是在研究具体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时，要探索其规律性。这样，就可能赢得主动。同时，看问题要立足于长期的观点，长短结合。长期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承担国家一些中长期研究项目方面积累了一点经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也汇集了一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我们认为创造这些条件和经验，是及时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和趋势，为提出符合长远利益的政策建议，为研究和制定有关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规划和设想所必需的。
这些优势是政策咨询机构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工作的实践积累形成的，有利于发挥咨询研究工作的作用，在改革和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多了，而不是少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加大了，而不是减小了，而且不少问题是新的，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所以，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来看，政策咨询工作的任务比过去更重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咨询研究工作的要求更高、更复杂了。作为政策咨询研究机构，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是要适应新的形势，努力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充分发挥咨询研究工作的积极作用。
四、关于加强1998年政策咨询工作的几点意见
为了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圆满完成咨询研究的艰巨任务，我们全国政策咨询机构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高咨询研究的理论水平。江泽民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理论在今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提出了跨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宏伟目标，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我们要深入、系统、认真地学习，自觉地用于指导我们的政策咨询研究工作。
2.坚持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坚持政策咨询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极吸取国际国内先进经验。我们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贴近党和政府的决策，从实际出发选择研究课题和计划。注意将战略性研究与一般性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既要紧紧把握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改革开放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又要深入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对策。在研究组织过程中，应当提倡将当前和长远研究，战略性和策略性研究，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正确把握为领导决策服务和保证研究客观性、科学性的关系。
3.加强咨询研究机构建设，培养咨询研究人才，强化咨询研究手段。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方的咨询研究机构不够稳定，对正常的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咨询研究机构的组织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是关键，政策咨询机构积极主动地做好自身工作是根本。只要把我们的工作紧密同政府的决策联系在一起，出好主意，当好参谋，就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此，我们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做好工作，发挥作用。咨询研究工作要上新的台阶，上新水平，研究人才和研究手段十分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虽然也曾经存在人员不够稳定的问题，但是经过努力，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支由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和资深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工作队伍，最近几年我们还吸收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层次人才和国内的年轻研究人员，为咨询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息。1997年我们建立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并进入国际互联网，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最近，我们在国际国内许多重大问题研究上，选准题目，集中力量，迅速完成的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人才结构和技术手段的更新。
4.加强政策咨询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句话我们讲了很多年，过去我们在很多涉及中长期规划和发展问题研究方面也形成了相互合作和联系的传统，目前除了在一些和地区发展有关的问题之外这种合作有所减少。最近几年，我们中心同国外的交流和联系比较多，并通过因特网和国外的信息网接通了，今后我们也可以和国内各咨询研究机构通过网络加强交流和联系。当然，这只是合作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在其他更多的方面探索加强合作的方式。
新的时期、新的形势，向政策咨询工作提出了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也将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中央的部署，奋发有为，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为中央、国务院，为省市区党委、政府提供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和经济决策的参考意见、建议，为深化改革、持续稳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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