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与碳生产率——基于收敛及脱钩指数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区域论文,指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3)05-0018-1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低碳经济开始取代传统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潮流。研究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之一。2008年，麦肯锡在《碳生产率挑战：遏制全球变化、保持经济增长》报告中明确指出：任何成功的气候变化减缓技术必须支持两个目标——既能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又能保持经济的增长，而能将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的正是“碳生产率”。虽然碳生产率的构成简单，为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Kaya，Yokobori，1997; Beinhocker et al.，2008)，但却是从投入要素角度给出了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约束条件，将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碳剥离出来，从而成为能够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及资本生产率相比较的新指标(潘家华，张丽峰，2011)。
与碳生产率重要地位不符的是，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碳生产率问题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内容主要涉及：碳生产率的国别比较研究(何建坤，苏明山，2009)、碳排放总量和碳生产率的关系探究(谌伟等，2010)、碳生产率的区域差异性探讨(潘家华，张丽峰，2011)、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考察(张永军，2011)、碳生产率的增长问题研究(王永龙，2011)、碳生产率的差异与低碳经济结构调整分析(徐大丰，2012)等。
为了完成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要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可求得碳生产率约提升67%—82%)的郑重承诺，以及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即碳生产率约提升20%)的约束目标，须将碳生产率目标在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进行合理分解，但目前有限的碳生产率研究是难以为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的。通过考察中国各省份的碳生产率水平，发现在截面和时间维度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不同的假设，二氧化碳可以被作为一种“坏”产出或要素投入，如果将二氧化碳理解成类似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那么，在技术外部性和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碳生产率是否会像资本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一样也存在一种内在收敛趋势①呢？如果存在，是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还是收敛至各自的稳态水平？经济增长和碳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动态关系②，各省份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实现了碳生产率的同速增长？各省份在向模范省缩小经济水平的差距时，是否也在缩小其与模范省在碳生产率上的差距？这些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均鲜有涉及，但又是合理制定各项减排政策的理论基础，而本文的研究则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二、验证方法
1.收敛分析
在文献中常出现的收敛分析为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Sala-I-Martin，1996)。其中，σ收敛主要关注截面上人均GDP差异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下降。绝对β收敛则认为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落后地区会比发达地区拥有更快的增长率，从而使前者的人均GDP水平向后者收敛。但是，现实中各经济体的技术偏好、制度安排等因素存在差异，使得不同经济体的稳态水平不尽相同，这也就是条件β收敛的蕴意所在。借鉴已有文献，可将收敛模型设定如下：
(1)σ收敛。本文采用泰尔指数(Theil，1972)作为衡量σ收敛的方法，主要是因为泰尔指数不仅能够反映出整体的差异程度，还可以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以便更为全面地考察差异程度。若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及分解指标趋于下降，则表明存在σ收敛。
(2)β收敛。根据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Miller and Upadhyay(2002)等学者使用的方法，我们将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为了控制现实中各个经济体的差异性，在式(1)和(2)的基础上各自添加了必要的控制变量，可以得到对应的条件β收敛回归模型。具体控制变量的添加与构造可见下文。
2.脱钩指数分析
(1)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Tapio脱钩指数模型。Tapio脱钩指数模型是Tapio(2005)在研究欧洲经济发展、交通容量和
之间关系时构建的一种弹性系数分析方法，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于该方法，我们构建了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Tapio脱钩指数模型，但本文认为Tapio在研究中将脱钩状态分为弱脱钩和强脱钩，并未考虑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问题，也并未对强脱钩做进一步分类。因此，本文做出相应调整，如将Tapio的弱脱钩变更为相对脱钩，将强脱钩变成弱绝对脱钩和强绝对脱钩，从而将传统的八个类别的分类变更拓展为以下十个分类：扩张强绝对脱钩、扩张弱绝对脱钩、扩张相对脱钩、扩张连接、扩张相对负脱钩、衰退强绝对负脱钩、衰退弱绝对负脱钩、衰退相对负脱钩、衰退连接和衰退相对脱钩。具体每类的划分标准可见图1。
(2)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追赶脱钩指数模型。Tapio脱钩指数模型刻画的是随着各省份在实现人均GDP增长时，碳生产率呈现了何种增速，是一种相对于自身的速度比较。我们知道，碳生产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健康，通过比较，发现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5个省份在碳生产率和人均GDP指标上基本均处于领先水平，将5省份的相关值取逐年平均数，就构建成了一个“经济水平和增长模式”双优的模范省份。若收敛理论发生作用，其他省份的经济水平必将越发接近模范省份，但他们提升经济水平的过程是建立在保护环境基础之上，还是走牺牲环境换增长的道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前者意味着其他省份在逐渐缩小与模范省份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时，也在逐步缩小其与模范省在碳生产率上的差距，这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后者意味着虽然在人均GDP上，追赶省份缩小了与模范省份之间的差距，但是并未把保护环境放到应有的重视高度，未能有效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为了刻画出24个省份向模范省份追赶的动态历程，本文构建了如下追赶脱钩指数模型。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29个省份④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剔除了对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考虑，并将重庆并入四川来考量)，所用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分省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而得。
我们选取各省份人均GDP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该指标是通过人均GDP指数将人均GDP变换成1990年价格水平；选取单位二氧化碳的GDP产量作为碳生产率的指标，二氧化碳的计算公式见杜立民(2010)。通过绘制2011年中国分省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颜色图，可以直观地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具备更高的人均GDP和碳生产率水平，但各省份在两指标上的位次并不一致，如内蒙古的人均GDP高于吉林，但吉林的碳生产率则高于内蒙古，限于篇幅，未呈现中国分省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颜色图。
考虑到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本文在开展条件β收敛时，添加了一些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①全要素生产率(TFP)：选择基于数据包络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计算中国29个省份1994—2011年的TFP值，在数据选取上，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选取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选取资本存量⑤作为资本投入；②FDI比重(FDI)：用FDI实际利用额与总GDP的比值来衡量；③国际竞争程度(IMPORT)：选用进出口总额与总GDP的比值来度量；④人均资本存量(lnK/L)：选用资本存量与年末从业人员数比值的对数度量；⑤经济干预程度(CONTROL)：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合计与总资产合计的比值来衡量；⑥工业化比重(INDUSTRY)：用工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表示；⑦城镇化率(URBAN)：用年底非农业人口数除以总人口数来度量城镇化率；⑧煤炭能源结构比重(ENERGY)：用煤炭发热总值与各种能源发热总值的比值衡量；⑨添加了人均GDP的水平项和平方项，以此来刻画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对他们取对数值，分别记为lnY和ln
。
四、经验分析
1.σ收敛分析
图2显示了全国、组内(东中西)和组间在人均GDP上的收敛情况。从总体趋势上看，全国和东部、组间的差异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的弱收敛趋势，拐点为2002年。中部组内差距呈现“W”型弱收敛趋势，拐点分别位于1998、2000和2004年；西部组内差距在1995—2000年期间呈现振荡的弱收敛趋势，但之后则呈现不断上升的发散趋势。总体来看，人均GDP总体差距主要由组间差距引致，样本年间贡献率大致保持在66.0%。在组内差距中，东部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30.3%上升至2002年的31.3%又降低至2011年的24.2%；中部和西部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其中，中部的贡献率维持在0.9%—1.6%之间振荡波动，西部的贡献率则由1995年的2.5%振荡至2000年的2.1%后不断攀升至2011年的9.0%。
类似地，我们考察了碳生产率的σ收敛情况。图3展示了全国及分组在碳生产率上的差异程度变化趋势。总体上，全国和组间的差异程度呈现锯齿样的“U”型收敛趋势，分别由1995年的0.183和0.066收敛至2011年的0.133和0.063，拐点分别大致位于2004年和2002年。东部组内差距呈现“U”型的收敛趋势，由1995年的0.083收敛至2011年的0.030,中部组内差距呈现倒“U”型趋势，1995年和2011年恰好均为0.014，拐点则位于2000年，西部组内差距总体呈现了振荡上升的趋势，由0.020上升至0.027。通过考察碳生产率组内和组间对全国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发现碳生产率总体差距主要由东部和组间差距引致，其中东部贡献率由1995年的45.5%降至2011年的22.6%，而组间贡献率则从36.1%升至47.3%；中部和西部的贡献率在样本年间呈现倒“U”型上升趋势，分别由最初的7.4%和11.1%升至10.1%和20.0%，拐点分别位于2002年和2003年。
2.绝对β收敛分析
3.条件β收敛分析
在分析了中国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绝对β收敛后，我们添加了一些控制变量，并将T取1，即使用两年之间的变动率作为因变量，从而得到表2的回归结果。在具体拟合时，考虑到回归方程核心自变量分别是lnY和lnP的滞后一阶，核心自变量、部分控制变量及因变量会受到一些地区异质性因素和共同冲击的影响，再或者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都会引致内生性问题，此时，无论用OLS、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得到的结果都是有偏的。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运用了系统GMM方法进行估算，即不仅把内生变量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同时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由Arellano-Bond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可以看出表2中的四个模型均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并且结合Hansen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可以判断表2中的模型设定是合理有效的。
模型3-1和3-3为全国的拟合结果，模型3-2和3-4为分组后的相关结果。可以看出，全国组的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条件β收敛中的L.lnY和L.lnP系数均显著地为负，表明中国整体上存在条件β收敛的特征，收敛速度分别是2.39%和13.57%。但分地区检验结果则有所差异，东部显著地存在着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条件β收敛，且两变量的收敛速度均快于全国，分别为3.37%和14.34%；中部也显著地存在着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条件β收敛，其中，人均GDP的收敛速度为3.25%，快于全国，但碳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为7.89%，慢于全国；西部的L.lnY和L.lnP系数均为负，但L.lnY前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速度仅为0.65%，说明本次实证分析中未能在西部存在人均GDP条件β收敛的假设上找到足够证据，不过西部碳生产率显著地存在着速度为16.75%的条件β收敛。总的来说，在人均GDP指标上，东部的收敛速度快于中部和西部，但在碳生产率指标上，西部的收敛速度快于东部和中部。
通过联合分析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绝对β和条件β收敛结果，发现在人均GDP指标上，除东部外，中国整体和中西地区不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但存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条件β收敛，说明中国并没有向一个共同的人均GDP水平上收敛，而是由于生产技术、产业结构偏好等原因分别趋向各自的稳态水平⑥。至于西部为何不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一方面可能是现有的控制变量未能抓住西部地区的关键异质性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西部地区的资本相对稀缺，尚未能充分显现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特性。在碳生产率指标上，全国不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但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东部同时存在着绝对和条件β收敛⑦，说明东部向着一个共同的碳生产率水平上收敛，中部在2002年之前仅存在着条件β收敛但不存在绝对β收敛，2002年之后则同时存在显著的绝对和条件β收敛，西部全时间段上仅存在着显著的条件β收敛，说明西部各省在诸多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导致碳生产率趋于收敛的因素不足以超越异质性因素带来的扰动，只有通过添加控制变量才能抓住这些地区间的异质性因素来凸显碳生产率的条件β收敛趋势。
接着通过考察人均GDP条件β收敛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FDI比重、国际竞争程度、工业化比重和城镇化率能够显著地提升人均GDP的增长率；但人均资本存量、经济干预程度(国有企业比重)则会降低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从提高人均GDP增长率这个角度上来看，国有企业的能力明显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绝不是盲目推行私有化的充分理由，合理的做法应当着眼于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而不是简单地盲目否定，至于人均资本存量在本模型中的角色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该结果从直观上来看是和传统理论相悖，这一结果与应向阳和张捷(2010)的结果一致，可能的两个解释是：中国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低利用率现象；因变量是人均GDP的增长率。该变量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由于边际效率趋于降低，因此会对增长率带来负向影响。
至于碳生产率条件β收敛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结果，经济干预程度的提高能显著提升碳生产率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更能有效执行国家的环境规制政策；工业化比重和城镇化率对碳生产率产生了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实际上，工业化比重和城镇化率的提高一方面提升了人均GDP，这会对碳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又会对碳生产率带来负向影响，因此，最终的影响取决于正负影响的综合比较，相对来说，负影响更胜一筹，不过可能由于这种优势并非绝对性的，从而导致综合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煤炭能源结构比重会对碳生产率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煤炭能源相对于其他能源来说单位发热值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同时，我们还发现人均GDP会对碳生产率带来“U”型的非线性影响，从而突出了拐点的存在性，此时的“U”型轨迹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轨迹是对应的，非线性的影响轨迹取决于非一致性变化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比较。
4.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脱钩指数模型结果
上文分别验证了中国人均GDP和碳生产率σ收敛、绝对β和条件β收敛的情况，得到了或收敛或发散或趋势不显著的结论。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多种模式，集约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引致不同的碳生产率水平。那么，各省份在实现GDP增长时，碳生产率是随之同向或反向变化，及变化时的同比例和非同比例问题，均会导致人均GDP和碳生产率之间呈现不同的动态关系。
(1)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Tapio脱钩指数模型结果。表3给出了29个省份在样本年间基于Tapio方法的脱钩指数结果。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样本省份和自身的一种比较，以此来刻画随着各省份在样本年间实现人均GDP变化时，自身的碳生产率呈现了何种变化幅度。本表中所有省份在样本年间的△Y＞0，表明为扩张式的，针对全时间段而言，北京实现了扩张连接，海南和宁夏为扩张弱绝对脱钩，其余省份为扩张相对脱钩。具体到分时间段及每年的结果，各省份的状态形态各异。如北京虽然在全时间段上为扩张连接，但在1996、1998、2003和2004四个年份里为扩张相对脱钩，在1997、1999—2002、2008—2010八年里实现了扩张相对负脱钩，在2011年呈现了扩张强绝对脱钩，仅在2005—2007三个年份里实现了扩张连接。即便是全时间段处于扩张弱绝对脱钩的宁夏和海南，在部分年份里也有扩张相对负脱钩状态。各省份逐年的Tapio脱钩状态结果可对照表3中的历年状态分类栏和图1得出。我们构建了相关模型来研究什么因素影响了碳生产率和人均GDP之间的Tapio脱钩状态。具体的回归模型设定如式(5)所示。其中，TDI为Tapio脱钩指数，EG为新添加的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变量，我们用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衡量。其余控制变量和上文对应控制变量符号的涵义与前文一致。同时，L表示滞后一阶，D.ln表示用控制变量的变化率形式参与回归。
在回归时，首先采用OLS和固定效应的模型设定形式，考虑到由于因变量滞后一阶的引入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便采用了系统GMM进行估算。并且由Arellano-Bond一阶、二阶自相关检验和Hansen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可以判断系统GMM的模型设定总体较好，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结果。通过对比三种拟合形式的结果，发现他们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上基本保持了一致性。其中，L.TDI前的符号全部为正，表明上一期的Tapio脱钩状态会对下一期的脱钩状态带来正向影响，且该变量在系统GMM中的系数为0.2154，处于OLS和固定效应估算结果之间，符合Bond(2002)在内生性变量取值区间上的假设。总的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率、国际竞争程度变化率、FDI比重变化率、经济干预程度变化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变化率前的系数为正，表明随着变化率的提高，是有利于提升Tapio脱钩指数值的，不过这一正向促进作用只有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变化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业化比重变化率、城镇化率变化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和煤炭能源结构比重变化率前的系数为负，表明和因变量之间具备负相关关系，但仅有煤炭能源结构比重变化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2)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追赶脱钩指数模型结果。我们还研究了碳生产率和人均GDP的追赶脱钩指数模型，以此来刻画追赶省份在向模范省份追赶人均GDP时，碳生产率差距呈现了何种动态变化趋势。具体研究时，将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5个省份的年均值构建成一个“经济水平和增长模式”双优的模范省份，并分析其他省份在力图缩小人均GDP差距时，究竟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模式还是粗放式发展模式。具体结果见表4。
由于表4中19个省份在样本年间和模范省份之间的△Y＜0,表明为衰退式的，即追赶省份和模范省份在人均GDP上的差距越发明显。据全时间段的结果显示，只有内蒙古为衰退连接，即该省份和模范省份在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差距基本维持同比例扩大趋势，其余省份的状态均为衰退相对负脱钩，表明他们在碳生产率上的差距扩大速度慢于人均GDP的差距扩大速度。进一步考察分时间段和逐年的结果，可得到更为详细的结果。大部分省份在2011年呈现了衰退强绝对负脱钩，这是衰退时最优的状态，但该状态的稳定性有待后期数据的验证。同时，除了山西以外的所有省份在部分年间均呈现了衰退相对脱钩，这是衰退时最差的状态。另外，我们关注到内蒙古和辽宁在2011年分别呈现了扩张连接和扩张相对负脱钩，说明不仅取得了人均GDP差距的缩小，碳生产率还呈现了差距同速和加速缩小的趋势。总体来说，追赶省份在人均GDP和碳生产率指标上均在逐步扩大和模范省份之间的差距，但相对来说，碳生产率差距的扩大速度慢于人均GDP差距的扩大速度。
五、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1995—2011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通过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考察了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趋同问题，然后通过Tapio脱钩指数模型和追赶脱钩指数模型分析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动态演化轨迹。得到如下结论：①在用泰尔指数考察σ收敛时，发现在人均GDP指标上，全国、东部和组间呈现倒“U”型弱收敛趋势，中部呈现“W”型略收敛趋势，西部在振动式弱收敛后呈现了显著发散趋势。在碳生产率指标上，全国和组间呈现了锯齿状“U”型收敛趋势，东部呈现“W”型收敛趋势，中部呈现倒“U”型首尾相等的趋势，西部则呈现振荡上升的发散趋势。同时，东部和组间差距是构成人均GDP和碳生产率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②通过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分析，我们认为在人均GDP指标上，中国不存在全国及东中西地域性的绝对β收敛，但存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条件β收敛；在碳生产率指标上，全国和东中西地区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但他们的绝对β收敛结果形态各异，只有东部在全时间段上和中部在2002年之后存在着绝对β收敛。从而表明，由于各省份在技术进步率、国际竞争程度、产业结构偏好和能源结构等因素上的差异，导致两变量更多地呈现条件β收敛而非绝对β收敛趋势，即向各自的稳态水平而非统一水平趋近。③刻画各省份碳生产率和人均GDP自身变化率相对速度的Tapio脱钩指数结果显示：在全时间段上，北京实现了扩张连接(相对较优)，海南和宁夏为扩张弱绝对脱钩(相对较差)，其余省份为扩张相对脱钩。但度量各追赶省份和模范省份在碳生产率和人均GDP指标上相对变化率的追赶脱钩指数结果则显示：在全时间段上，只有内蒙古为衰退连接(相对较差)，其余省份的状态均为衰退相对负脱钩(相对较优)。环境规制强度和人均资本存量对两种脱钩指数起到显著正向影响，煤炭能源结构比重则显著起到负向作用。
2.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全国整体上在实现人均GDP的不断增长，但碳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相对滞后，未能很好地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虽然，全国存在着人均GDP和碳生产率的条件β收敛，但结合脱钩指数的结果，可以判断出全国碳生产率水平在向着一个相对较低的各自稳态水平趋近，特别要注意Tapio脱钩指数中处于扩张绝对脱钩的省份和追赶脱钩指数中位于衰退相对脱钩的省份，谨防他们在发展模式上的进一步恶化。如何提高人均GDP和碳生产率内生的稳态水平，在未来实现既要经济有增长又要环境有改善的双赢格局，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
(1)积极探索工业和服务业的最优比值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和已有结论类似，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工业化比重的提高是不利于碳生产率改进的，一是由于现有工业结构偏向于污染密集型，二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限制了其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使整体GDP增速呈现放缓趋势。鉴于此，一方面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提升金融、物流、研发、信息服务、文化创新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在获取服务业增长的同时，能够反哺制造业，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助推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黄永春等，2013)，实现积极的“去工业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服务业的盲目推进，应要吸取国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发生美国当前“过度去工业化”后的“再工业化”进程，提前确立工业和服务业的最优比值关系，全局规划逐步推进。另一方面，在工业内部，中国要坚决关停并转一批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设备落后、产能低下的企业和产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提升工业增加值率，降低碳排放，实现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共生发展及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2)注重FDI国别属性和地区特征的结合性，实现趋利避害。外资的注入对于中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缓解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并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市场窃取”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难题。在本文中,FDI总体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碳生产率和人均GDP之间Tapio脱钩状态的改进作用并不显著，但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不同来源国FDI的溢出效应有较大差异，这主要受FDI生产导向、产业偏好、技术水平及技术差距等因素影响，相对而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FDI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内资企业的碳生产率水平，而美国和加拿大的FDI虽能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水平，但对碳减排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从而导致对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至于港澳台地区FDI对内资碳生产率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负向影响上。鉴于此，中国各省份在引进外资时，应杜绝盲目追求FDI的数量，应注重FDI的国别属性、产业偏好等内在特征，因地制宜地引入更能促进当地内资企业生产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外资。
(3)努力降低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力发展新能源。中国“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格局，决定了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而煤炭单位热值的碳含量远高于其他能源，从而导致既定能源热值下的碳排放量相对较高。鉴于传统能源格局的局限性，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逐步加大新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以此来实现高碳能源向低碳、无碳能源的转变，这是调节中国能源供需矛盾和有效降低碳排放的根本手段。中国应当确立以水能、太阳能为核心，核能、风能、生物质能为重点，地热能、氢能、海洋能等协调发展的新能源格局，通过财税、价格等政策培育发展新能源市场，凭借市场需求来拉动新能源产业的设计、研发、制造与运营，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脱离对国外核心技术的依赖来降低成本，增强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政府在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要避免遍地开花、普遍水平低下的现象，同时各部门应增强合作协调，深化电力企业改革，全面实现输配分离，剥离电网的配电、售电功能，突破电网瓶颈，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新能源产业的阶段性和瓶颈性产能过剩问题，抢占全球新能源发展的制高点。
(4)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艺术。“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出“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环境规制引致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就是该环境规制政策必须是合理的，这就必须努力做好两个方面：一是确立最优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激发出企业的创新效应，但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又会导致很多企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只有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有效地激发出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和治污技术进步，中国应当根据各地区和行业的现实特点进一步细化碳排放标准，实现节能减排的合理约束。二是要注重环境规制的艺术，目前中国采取的是有限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应当尽快完成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广州和深圳的碳交易试点，调整政府部门“一家管碳，一家管能源”的低效格局，积极构建全国统一、国际接轨的碳交易市场，赋予企业足够的灵活性来实现碳减排，实现碳生产率的有效改进。
注释：
①从已有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学者们未能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收敛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虽然结合环境或能源问题开展收敛等经验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少见有学者直接对碳生产率开展系统的收敛分析。
②脱钩指数法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关系上，但将脱钩指数引入到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却少之又少。为此，本文使用脱钩指数分析方法来探讨经济增长和碳生产率之间的动态关系。
④文中将29个省份分成东、中、西三个组别，划分标准与潘家华和张丽峰(2011)一致。
⑤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主要采用张军等(2004)的方法并略作调整。
⑥仅存在条件β收敛，但不存在绝对β收敛，说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不足以显著到引致地区经济收敛，需要添加控制变量来去除异质性因素。
⑦更为细致的绝对β收敛显示，东部在2002年之前存在着显著的绝对β收敛，2002年之后不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但全时间段则又显示存在着显著的绝对β收敛，之所以全时间段呈现显著性是因为2002年之前的绝对β收敛过于强势，提升了全时间段的显著性结果。
⑧最初，我们打算分析影响追赶脱钩指数的因素，不过拟合效果并不理想。但根据前文结果可知：一般来说，追赶省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人均资本存量上的值越接近甚至超过模范省份越有利于追赶省实现经济水平和增长模式的双赢，过分追求现有工业化产业模式的比重和过分依赖煤炭能源结构的发展虽能实现人均GDP的增长，但对于碳生产率的提高于事无补。
标签：生产率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江苏gdp论文; 绝对收敛论文; 条件收敛论文; 辽宁gdp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