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行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教养论文,职业生涯论文,地位论文,父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13)05-0500-506 中图分类号：B844.3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
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在一定态度和认知的引导下，通过对自我和环境进行探索，形成探索技能，明确职业生涯目标，并进而实现自我发展和整合的过程。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不仅有助于个体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Gushue，Clarke，Pantzer，& Scanlan，2006)，而且能够有效地预测其未来的职业发展成就与工作满意度(Werbel，2000)。
以往研究表明，与学校和同伴相比，家庭对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更大(Schulenberg，Vondracek，& Crouter，198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amily's 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家庭SES)是职业生涯发展研究中较关注的变量之一。SES是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一般通过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进行测量。首先，父母受教育水平与个体职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家庭资本理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指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还包括相应的能力和技能，及融入到父母教养行为之中的自我效能信念等，这些都影响子女对其未来职业成功需求技能的掌握(李宏利，张雷，2005)。Hill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职业抱负与父母受教育水平正相关，原因在于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高期望，这种期望又内化到父母教养行为之中，进而主动参与到儿童的学业活动中，促进其教育成就和职业发展(Bryant，2006；Lancee，2010)。其次，家庭收入也作用于个体的职业发展(Schr
der，Schmitt-Rodermund，& Arnaud，2011)。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及财富状况直接影响子女对自己职业选择意向的认知。高收入家庭中的青少年有更高的职业抱负、追求有威望的职业(Fouad & Brown，2000)，并且职业预期很高(Rojewski & Kim，2003)。反之，低家庭收入的青少年表现出较低的学业预期、职业抱负及职业成就(Harvey，1999)。最后，父母职业也影响青少年的职业发展。父母的工作模式影响子女成年后的职业目标和期望(Lindstrom，Benz，& Doren，2004)。父亲失业不仅降低了其子女的工作安全感，也影响子女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成功预期(Cinamon，2001)。另外，父母工作状态还通过对儿童活动的参与及学业的指导，而间接地影响其未来的职业活动。具有良好的职业环境的父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之中，并且因为所具有的职业技能和资源而教给子女更多与职业相关的知识，促进其子女在未来表现出更好的职业成就(Newman & Chin，2003)。
其次，父母教养行为也是以往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个变量。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教养类型间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差异。例如，有研究者(Kracke，1997；Tracey，Lent，Brown，Soresi，& Nota，2006)发现，权威型教养类型正向预测青少年职业生涯探索，父母采用权威型教养类型时，其子女在青少年后期表现出更好的职业探索水平。Vignoli，Croity-Belz，Chapeland，Fillipis和Garcia等人(2005)的研究也表明，父母采取忽视型教养类型时，子女的职业探索行为在频率和广度上都较低，但其未发现权威型教养类型与探索活动之间的显著相关。此外，Lease和Dhalbeck(2009)及Koumoundourou，Tsaousis和Kounenou(2011)也发现，权威型教养类型正向预测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其职业决策困难，即在权威型父母教养类型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其在职业探索过程中会有更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更低的决策困难。
综上，以往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关注教养类型而忽视教养行为。父母教养类型是各种教养行为的组合，代表了父母对子女进行教养时的整体特点。然而，若单纯考察教养类型，并不能帮助研究者认识到哪些教养行为是影响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二，虽然以往研究分别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养行为的作用，但鲜有人同时探讨两者在个体职业生涯探索中的影响。如前所述，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养行为作为该系统中的两个重要变量，其关系不应被割裂地看待(Mistry，Biesanz，Taylor，Burchinal，& Cox，2004；Keller & Whiston，2008；Chiu，2007；蒋逸民，2007；曲可佳，邹泓，2009)。家庭资本理论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等因素与父母的教养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例如，Hill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所以与个体的教育成就密切相关，是因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其教养行为，而教养行为又直接促进其学业活动。这一结果为我们思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职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启示：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可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也可能通过父母教养行为间接作用于这一过程。基于此，文章拟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教养行为在职业生涯探索中的作用，以期了解影响个体职业发展的关键性的教养行为，为职业生涯探索的家庭影响机制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也为个体职业发展的早期家庭干预提供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选取北京市四所高校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其中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各两所，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各两所。施测被试764名，有效被试676名。其中，重点校239名(35.4%)，非重点校学生437名(64.6%)，综合性大学280人(41.4%)，专业性大学396人(58.6%)，大一311名(46%)，大二171名(25%)，大三89名(13%)，大四105名(16%)；女生429名(63%)，男生247名(37%)。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问卷
由曲可佳、邹泓编制(2010)，用于测量大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探索行为和态度。问卷包括自我探索、环境探索、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探索信念和探索意向5个维度。其中，自我探索指个体对于自我内部特征，如人格特征、价值观、兴趣和能力的了解和评价，典型题目如“我会分析自己有哪些方面的优势”。环境探索指个体对不同职业的性质、内容和前景等各方面职业信息的了解和认识，如“我会去了解自己想从事的职业的发展前景”。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指个体在了解自我特征的基础上，寻找与自我特征、需要和能力相匹配的职业发展方向，如“我加强与理想职业相关内容的学习”。探索信念指个体对职业生涯探索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如“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探索，是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探索意向指个体对职业生涯探索所持有的态度中具有主动倾向的动机，如“我主动寻找各种机会去锻炼自己的能力”。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为1～5分。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84，0.83，0.91，0.79，分半系数为0.74，0.83，0.80，0.86，0.8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全部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51～0.80之间。
/df=2.11，RMSEA=0.06、NFI=0.95，NNFI=0.97、CFI=0.97。
2.2.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量表于1980年由Perris等人编制，由岳东梅(1993)修订为中文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对问卷题目进行核对后，发现过分干涉维度的题目更类似于父母的监管，如“父母关心我晚上干什么”、“父母关注我交什么样的朋友”等，故重新命名该维度为“父亲监控(母亲监控与保护)”。父亲量表包括6个维度，为情感温暖和理解、惩罚严厉、父亲监控、偏爱被试、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本次施测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50～0.85之间，由于“过度保护”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低于0.60，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就不再涉及该维度；母亲量表由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和偏爱被试5个维度组成，本次施测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0～0.88之间。
2.2.3 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一般包括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但由于收入一项的测量较为困难，因此常被建议取消(孙中欣，1999)。研究参考师保国和中继亮(2007)的研究，由被试报告其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并依照有关职业分类的标准对其进行编码。研究中的职业分类包括8种，分别赋予1～8的分值：①临时工、无工作或待业中；②个体经营者；③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④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⑤商业、服务业人员；⑥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⑦专业技术人员；⑧国家机关、军队、公司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父母受教育程度按照“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及以上”3个类别排列，分别赋予1～3的分值。最后，把职业等级和受教育程度所得的值加起来，总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值，其分布范围在4～22之间。
2.3 研究程序
进行团体施测，主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各年级班主任担任，施测时间大约为35分钟。
2.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SPSS16.0和AMOS7.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采取Harman单因素事后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所有变量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进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析出6个因子，并非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由此可判定该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是特别显著(周浩，龙立荣，2004；潘孝富，秦启文，张永红，谭小宏，2012)。此外，采用如下方法检测多种共线性问题(程玉洁，邹泓，2011)：在回归分析中，分别以职业生涯探索的5个维度为结果变量，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养行为各维度作为预测变量纳入分析。结果发现，除父亲偏爱与母亲偏爱维度外，其他预测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0.20～0.72之间(＞0.1)，方差膨胀因子(VIF)取值在1.40～5.70之间(＜10.00)，表明这些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父亲偏爱与母亲偏爱”维度，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不再涉及。
3 结果分析
3.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相关分析
计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相关。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探索、环境探索、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探索意向间均显著正相关。
3.2 父母教养行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计算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的相关。结果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和理解与这5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父母惩罚严厉、父母拒绝和否认与这5个维度间显著负相关；父亲监控与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环境探索以及自我探索间显著正相关。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分别以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父母教养行为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Stepweise)。结果发现(见表2)，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惩罚严厉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探索，父亲惩罚严厉负向预测自我探索；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监控正向预测环境探索，父亲惩罚严厉负向预测这一维度；父母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监控正向预测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正向预测探索信念，父亲惩罚严厉负向预测这一维度；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监控正向预测探索意向。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总解释率在7%～10%之间，其中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对于探索意向的解释率最高，而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对其他四个维度的解释率最高。
3.3 父母教养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间的中介效应
以职业生涯探索(潜变量)为因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养行为的整合作用。所谓潜变量，是指不能被直接精确观测的指标。用结构方程来确定潜变量已被证明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结果发现，教养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生涯探索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良好，=7877.33，df=3976，p＜0.001，/df=1.98，RMSEA=0.04，NFI=0.92，CFI=0.90。图中显示的每一条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生涯探索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总解释率为18%，其中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及母亲监控与保护维度的直接效应分别是0.33和0.1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是0.17、0.06和0.23。
图1 父母教养行为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生涯探索间的中介作用
注：图中所标注的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括号中为未加入中介变量时，SES预测职业生涯探索的标准回归系数。
4 讨论
4.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探索、环境探索、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探索意向间显著正相关。首先，该结果反映了父母职业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具体来看，在父母职业类型的划分中，分数的高低与社会地位、家庭资源等因素相关。分数越高，表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越高的职业地位和声望，相对应的，其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也越高，反之亦然。以往研究表明，父母职业类型对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社会关系上，这种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获得相关信息，减少工作寻求资本，成功就业的几率更大(郑洁，2004)。Lindstrom等人(2007)也发现，父母的职业类型会影响青少年职业兴趣的选择。可见，父母职业对子女职业探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职业选择内容和信息广度上，当父母能够为子女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支持时，其子女也会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职业探索行为和意向。
此外，该结果也反映了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职业发展间的关系，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表现出越高的探索行为和探索意向，反之亦然。Hill等人(2004)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抱负随着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而变化，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其子女比那些低教育水平父母的子女有更高的学业及职业追求。究其原因，Bryant，Zvonkovic和Reynolds(2006)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来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望，且能够更好地帮助子女达到进入大学的条件，这也表现在父母的具体支持行动上。
4.2 父母教养行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父母教养行为显著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其中，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父亲监控维度为正向预测，而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是负向预测。本研究更关注父母教养行为，而非教养类型。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Vignoli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忽视型教养类型与子女的职业探索行为间显著负相关。其中，忽视型教养类型是多种教养行为的结合，如低情感温暖和理解、较少的监控与保护和较多的放任等。然而，具体哪种教养行为的影响最大，从教养类型的研究中无法看到。反之，本研究的结果则更清晰地揭示了影响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具体教养行为。
从结果可见，个体在家庭中获得越多的父母理解和情感交流及关注，其在青年后期越重视职业生涯探索的积极作用，并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探索活动之中。这一结果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Schmitt-Rodermund和Vondracek(1999)发现，温暖和指导性的父母教养行为以及父母对亲子活动的参与鼓励了子女对各种兴趣都持开放的态度，这种探索兴趣的广度，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少年后期的职业探索和职业规划。同样，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控制了父母教育背景和青少年的性别后，父母提供的温暖和情感支持、对青少年事务的关注与其子女的职业探索有显著正相关。父母的情感支持和表达能够显著预测其子女的职业决策和职业自我效能感(Kracke，1997；Hargrove，Creagh，& Burgess，2002)。
此外，在我国一直有“严父慈母”的说法，但“严父”中的“严”并不是严厉的惩罚，而是父亲的监控，即有规则的管教。前者是消极的教养行为，而后者则更为积极。适度的管教有助于子女获得正确的社会规则，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并且这种监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亲对子女的关注及对其成长过程的参与。这种关注使青少年在与职业相关的社会情境中更有信心和胜任力，主动地参与到职业发展相关的活动中去。研究发现，父亲监控与子女职业决策效能感及职业定位显著正相关，父亲监控能够预测其子女在成年后的职业活动，在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在成人之后能够更好地制定职业规划活动，并通常能够获得清晰而稳定的职业目标(Hargrove，Creagh，& Burgess，2002)。
4.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行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职业生涯探索有着独特的正向预测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好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反之亦然。这一影响可能主要通过个体在教育资源的享受和发展机会的获得等途径而实现(Seibert，Kraimer，& Liden，2001)，也就是说，即使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来说，如果能够在许可的范围内为子女的教育及职业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平衡这种由家庭经济条件给子女发展带来的限制。
其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教养行为，尤其是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母亲的教养观念和行为，进而影响到其子女对于未来职业的关注、探索和寻求。具体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母亲，在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会表现出更多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支持，但同时也会有适当的监控与保护，使得子女在职业探索时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因而表现出更主动积极的职业寻求和探索。反之，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则较少地对子女的职业发展提供情感温暖、理解和支持，也缺乏一定的监控和保护，由此导致这些学生因缺乏家庭的帮助与关怀，而出现较低水平的探索。可以说，母亲的职业、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间关系密切，而这种关系主要通过其内化为具体的母亲教养行为而得以体现。该结果得到了家庭资本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等因素不仅表现为自身的能力和技能，也表现为为人父母过程中所持的教养信念(Ketterson & Blustein，1997)。这种教养信念和行为给儿童提供了兴趣、能力发展及职业选择的机会和重要的支持，是个体学业和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源。但另一方面，研究未发现父亲教养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亲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影响可能并未通过其教养行为起作用，而更多的是直接作用于其子女的职业探索之中。以往有研究发现，母亲在家庭之中为表达性角色，即养育子女、照顾家庭，而父亲则是工具性角色，主要是保护家庭、提供经济来源(Shaffer & Kipp，2009)。这可能导致了母亲在子女职业发展中有更多的情感沟通与交流，而父亲则更多表现为提供物质帮助、信息来源和职业建议等实际的支持。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结论为：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探索、环境探索、自我—环境匹配度探索、探索意向间显著正相关。
(2)父母教养行为显著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其中，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父亲监控维度为正向预测，而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是负向预测。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有独立的预测作用，还通过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监控与保护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这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