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与十六国政局对文人和宗教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赵论文,政局论文,文人论文,宗教论文,十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0）04-0130-05
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凭借军事力量，割据称王，不断混战。也为此，历来的文学史家基本上都认为其文学处于一种停滞、荒芜的状态。初唐修撰的《周书·庾信王褒传论》就说：“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于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这种识见确实有道理，但又不尽然。在干戈频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往往反而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作品，北宋末年产生了辛弃疾、陆游等一流作家，就是一个例证。社会的变乱并非直接对应着文学的衰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后赵政权的特殊性，也使得它能成为一个较好的考察范本。
一
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羯族人，不过，石勒并没有固守民族的偏见，而是特别厚待衣冠士族：“永兴元年（304），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1](p2711)“太兴二年（319），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1](p2735)又“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岁名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名一人。”[1](p2735)“清定五品”的直接结果，就是石虎时“势门幼童多为美官”，这与魏、西晋时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一样。这不能不说是石勒对衣冠的最高优待。但石勒这样做，固然有其一己的喜好及谋士张宾、徐光等汉人推波助澜等原因，更多的却是乱离时代的产物。
据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惠、怀之乱前后，人们纷纷逃离战争之地，当时迁徙的方向大致有四个：1.逃奔江南：“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以是足知此次民族播徙，其主要目的地乃在江域下游，而与中上游关系较浅。”[2](p220)逃奔江左的以京口为中心聚居，这也即后来谢玄训练、组建北府兵的基地。2.流徙湖北北部，即襄阳一带。这里后来成为梁武帝夺权、梁元帝灭侯景的兵力根基。3.西走凉州： “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p2225)挚虞见天下方乱，想逃奔凉州就是一个例证。4.北走前燕： “永嘉初……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1](p2805)“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1](p2806)整体上，逃往江南的人最多，东北的次之，西北的又次之。对逃往江南的人，谭其骧做过大致的统计：“若即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则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即永嘉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2](p219-220)这样，不愿迁徙，或因某种原因来不及逃离而滞留在北方的，如范阳卢氏、杜陵杜氏等，人数还是相当多的。一定程度上，这些留下来的高门，在后赵渐趋扫平幽冀的时候，就成了石勒争取、礼遇的对象： “（卢）谌名家子（范阳卢氏）……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1](p1259)
崔氏、荀氏、裴氏、傅氏等都是不折不扣的魏晋以来的高门；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如《晋书·石勒载记》中所载被重用的一些人，“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睿为史学祭酒”，[1](]2735)从姓氏判定，也多为高门。石勒所收聚的高门子弟，一时间确实称得上彬彬之盛。也正是因士人之多，而促使了石勒执政时的文教之盛。这种情况，前秦以后就不多见了。这是石勒遭逢的机遇。
二
石勒是羯人，不识书，但在建兴元年（313）司、冀渐平之后，石勒就特别兴崇文教，即推崇汉文化： “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史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1](p2720)“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1](p2729)“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1](2751)此后，石勒又“清定五品”，而此措施显然是对魏晋九品中正制的仿效；不仅如此，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作为羯人后裔，石勒表现出了十六国时期少有的气度和文治。猛一看，这似乎是石勒一己的私好，因为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甚至“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1](p2741)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简单。据《晋书·石勒载记》所附《张宾传》，约在永兴元年（304）刘渊称帝，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时，张宾就投奔了石勒，起初，石勒“未之奇”；之后，因“渐进规谟，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而受到石勒的礼遇、器重，尊称其“右侯”。而张宾正是典型的汉人儒生， “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石勒兴教的措施都在建兴元年以后，而此前张宾早已受石勒器重，甚至言听计从，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因为作为文士，本就熟习当代的典章制度，自然也想把这种愿望凭借政权的力量而变成现实。毫无疑问，“清定五品”是符合这些“高门”执政者的利益的，一旦实施，他们就更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也有一个佐证：由“清定五品”时以“张宾领选”，可知在这项政策实施时，张宾肯定出过力；而张宾的背后，则是投奔石勒的各地高门子弟——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足以共同支撑石勒兴崇文教、“清定五品”等制度的实施。从上面所引的裴宪、傅畅、杜嘏领经学祭酒，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中，能明显地看出，重用的就是这些高门子弟；原因很简单，非此而不能承担教化的重任。
后赵存在的时间，是东晋的初期和中期。即便是东晋，要兴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建武元年（317）王导、戴邈都上疏兴学，但因王敦之难，未能施行。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又上疏，但“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而“穆帝永和八年（352），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3](p363)国学一直处于废止的状态，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甚至还不如石勒的兴学举措。
三
可以设想，这种情形假如能延续下去，那北地的文化、人才的培养，都能渐次恢复，而不逊色于西晋（西晋也仅存在52年）；但历史不容许这种假设。咸和八年（333），石勒死后，子石弘继位，但旋即就被羽翼业已丰满的石虎篡夺。石虎性格残暴，执政伊始，即杀掉了石勒时推行汉化的重要谋士程遐、徐光。据《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国》（即康国）载：“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这确实称得上早期游牧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但这一点有时却不免陷于嗜杀、屠城，就《石季龙载记》来看，石虎这种早期的遗留更明显，“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侔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1](p2761)这至少能说明两点：其一，能“勇干策略与己侔者”，自然是文臣谋士，即文人；由此，文人难逃厄运；其二，“不复断别善恶”，一律坑杀，自然又有文人充当了冤死鬼。这样只能导致文人的迅速减少。因此，虽然石虎偶尔还有“颇慕经学”的举措，但石勒时浓烈的文化、学术氛围已明显散去，无以为继了。石勒期间的儒生，要么已死，如张宾；要么被杀，如程遐、徐光，已明显出现了断层，这也即前秦时博士王寔所说的：“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1](p2888)而且，即便是国子学中还留存有士人，面对石虎的残暴，也大都噤若寒蝉，而不敢提什么建议。在《石季龙载记》中我们也找不到这种记载。本来，士人团体在战乱中就留存不易，而石虎的残暴无疑大大加剧了士人的衰落、凋零。而这种衰落是不能仅以战乱来解释的。石虎之后，虽然冉闵曾一度“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甚至“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1](p2794)颇有张大、复兴之势，但仅三年，即永和八年（352），便又被慕容儁所灭——再一次被外力强行中断。
追本溯源，十六国时期的战乱，根子上还是习俗与制度的问题，北方游牧民族，多逐水草而居，也为此而争战，相沿成习。制度上，汉族政权的传统礼法——嫡长子继承制，最大可能地避免了一些非分的觊觎。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政权有先天的不足。我们看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建立伊始，往往能励精图治，但大都败毁在政权交接时的篡夺和血雨腥风。这一时期，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能存在76年，远多于少数民族政权存在的时间，就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战乱频仍，也最终摧毁了文学蕴育所需求的和平环境，人才出现了断层。如果说，肉体消灭给文人带来了“雪”，那从制度上导致的篡夺、变乱、战争足以称得上“雪上加霜”，因为它足以从根子上彻底摧毁文学存在的氛围——让文学的幼苗在干涸中枯竭。
封建时代，文学与统治者的提倡密不可分。就最高统治者君主来说，前赵刘氏、前燕慕容氏因较早接触汉文化，就多有文学才华横溢的君主，如刘聪、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等。前秦的苻坚也“博学多才艺”，[1](p2884)但前秦与前赵、前燕有所不同，前赵、前燕的君主虽爱好文学，境内也多有永嘉乱离以来投奔的士人，但因政策、措施的不力，这些士人并没有怎么发挥作用，又因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前赵26年，前燕19年），就更不理想了。前秦的苻坚却不一样，史载：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对曰：“……陛下神武拔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1](p2888)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兴崇儒学方面，苻坚确实称得上不遗余力，这也即《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文教之兴，苻姚而已”。十六国时期，也只有后赵石氏、前凉张氏（汉人）、后秦姚氏差可比拟。但两者也有不同，前赵、后赵、前燕、前凉的文人，多有魏晋时的留存；而前秦统治中原的时期略晚一些，经历过前、后赵的戕杀，前秦时已所剩无几了。但因前秦统治的时间长（共44年，其中苻坚在位28年），汉人王猛执政时又大力抑制氐人的势力，所以又渐趋培育出新的文人，如朱肜、梁谠、梁熙等（不过，在废墟上重建也显然并非易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勒所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世人论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往往归其发轫之功；其实这之前，如上述后赵石氏、前秦苻氏等，已多有汉化政策的实施。不过，就政策本身来说，石勒所为，也有其不彻底性，石勒和前赵刘氏一样，实行的是胡、汉分治，表面的尊崇仍不能弃绝胡人对汉人的掠夺，如樊坦被劫掠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p2741)毕竟，根深蒂固的民族观念还在时时制约着政策的实施。
四
对十六国文学，曹道衡先生曾撰有《十六国文学家考略》，[4]今据此进行统计：
此外，另有南凉、成、夏的文学家各1人。由此，大致可以前秦灭亡的晋太元十一年（394）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前期的作家较多一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士人的滞留，以及统治者有意的笼络。从前文能看出，大多数士人还是滞留在北方。之后，因政权纷争和互相残杀（重要的是缺乏成长的土壤），而造成作家日益枯竭。尽管后燕、北凉政权存在的时间并不少于前赵、后秦，但作家急剧减少，就是这个道理。而石氏政权的情形，正好让我们看到，这些残存的士人是如何因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被一步步吞噬掉的。
当然，这一时期的作品，因连续的战争而未能保存下来，或乡堡坞壁之作未能进入国家藏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五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后赵政权所为，却为以后佛教文学的蕴育甚至兴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后秦时期僧肇的《肇论》、东魏时期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并不是凌空横出，而是十六国以来佛教文化蕴育的结晶。其中缘由，当以后赵统治者对佛图澄的尊奉为发端。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来到洛阳，“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于是，凭借自己的道术——“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5](p345)而让石勒深为倾倒、信服，尊称为“大和尚”，甚至“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石勒死后，石虎立，其对佛图澄的敬奉甚于石勒，“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5](p349)由此，“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5](p352)但这么多民众信奉，一时间也未免泥沙俱下，“真伪混杂，多生愆过”。对此，汉人中书著作郎王度上书：“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最后石虎裁定：“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5](p352)显然，身为汉人的王度强调夷夏之别来排斥佛教，这与东晋以来南方借此以排挤佛教是同一论调；但在羌人石虎看来，恰好颠了个个儿，“佛是戎神”，即是羌人的保护神，“正所应奉”；不仅如此，民众有甘愿放弃淫祀，转而向佛，悉加听从。重要的是，假如夷赵百蛮都乐于事佛，则足以陶化民众而国家大安——这不正是一个统治者所乐意看到的一种图景；或者说，石虎因一己出自夷戎之族而如此裁决，正是基于国家的整体考虑。
与此一脉相承，这种尊奉佛教的举措，到前、后秦时愈益炽盛。前秦国主苻坚非常钦重道安，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派兵取得后，苻坚不无自豪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其中，“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5](p181)而后秦姚兴时甚至一度达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1](p1985)石勒、石虎统治时期在328—348年，苻坚统治时期在357—384年，姚兴统治时期在394—415年，即是说，经过石勒、石虎、苻坚时期60年的蕴育，佛教已在北方深入广大地域；而且，如果说早期佛图澄传教更多的是凭借预言、道术；那么到姚兴时，我们能明显地看到统治者并不是因道术而崇信佛教，苻坚钦重的道安，姚兴钦重的鸠摩罗什等都不是以道术闻名，这是因为苻坚、姚兴等人的文化程度较高，较为欣赏以玄学、义理见长的僧人的缘故。这当然说明了文化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道安的文学造诣：“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5](p181)衣冠子弟竞为诗赋，固然不无附庸风雅之意；但时人喜爱诗赋的社会氛围却可油然而见。正是这种文化、文学水平的提高，而在十六国末期出现了文采惊众的僧肇。据《高僧传》卷六《僧肇传》，其“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僧肇能以佣书为业养家糊口，则其时必有其需求而书籍又比较易得；由此方能“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此固然是一己努力的结果，却也不妨说是整个佛教盛行下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结果。僧肇曾与庐山刘遗民有书信往来求教方等精旨，从僧肇的答书看，如“不面在昔，伫想用劳。得前疏并问，披寻反覆，欣若暂对，凉风戒节，顷常何如……君既遂喜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叹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秦主道性自然，天机迈俗，城堑三宝，弘道是务。由使异典胜僧，自远而至，灵鹫之风，萃乎兹土，领公远举，乃是千载之津梁”（《肇论》）。性灵抒写自然，确实可以媲美于东晋孙绰、王羲之等人清幽、淡雅的书札。而其《鸠摩罗什法师诔》更堪叹服：
公以宗匠不重，则其道不尊，故蕴怀神宝，感而后动。自公形应秦川，若烛龙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冶常道，尽重玄之妙；闲邪悟俗，穷名教之美……斯乃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矣……公之云亡，时唯百六。道匠韬斤，梵轮摧轴。朝阳颓景，琼岳颠覆。予宙昼昏，时丧道目。哀哀苍生，谁抚谁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呜呼哀哉！
滔滔感情一任流淌，不竭悲绪缤纷而来；千载之后，仍能感受到其浓烈的近于绝望的情感。因此，从这一点上说，尽管整体上十六国时期文学成就不高，但其能蕴育出僧肇这样出众的佛教作家，其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确实不应小觑，而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9-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