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和论文,为例论文,性格论文,道光帝论文,咸丰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5)04-0081-08
道光帝、咸丰帝是平庸之君，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里不是要发出什么异议，而是希望通过他们召见官员的史实来认识他们的理政能力和个性。从这种侧面来了解皇帝似乎还没有，本文仅就他们多次召见张集馨、段光清的并不多的史事，希望从召见史的视角与史料研究帝王史和政治史开个头。
一、道、咸召见张、段及其史书
清制，中下级的地方文武官员、进士举人上任、调动新职，都要由他的主管部门长官带领面见皇帝，聆听训示，然后赴任，这一活动叫做“引见”；若是地方高级官员的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的履新，则应请求皇帝给予当面指示的机会，皇帝同意了，则进京面君，是为“召见”。引见由堂官带领，往往是多人共同进行的，只见一面，而召见则多属个人行为，系皇帝与被召见人单独交谈，即是密谈，且可能多次见面。
张集馨（1800-1878年），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引见，咸丰九年(1859)召见。每回召见，非仅一次，多的达五次。
召见关乎君臣双方的历史，本文则将关注点放在君主方面，从他的提问、指令、表情，来看他关心的事情，对臣下的态度，他的处置政务的能力，他的为人与智慧程度，以及制约他施政的社会客观条件。至于臣下的应对能力、是否欺君，回话中反映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情实际情况如何则不是本文的着眼点。
张、段二人在官场均不得意，然皆有著述遗世，记录他们的经历与观念。张集馨有自订年谱，杜春和、张秀清予以整理，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梓刻行世。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亦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二书均比较详细地披露他们被召见的情形。本文主要依据这两部著作的资料草成。
二、道、咸关注的政事与吏治民情
道光帝、咸丰帝的召见张集馨、段光清，谈论中说到大政方针，但更多的是了解从封疆大吏到民间情况，太平军、捻军及少数民族战争情形，大员察吏的职责和方法，施政的细微原则，以及被召见人的家庭与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现在区分其内容，介绍如次：
1.安内攘夷的战略性思考
咸丰九年(1859)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在第五天咸丰帝问段光清：“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势，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
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
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
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
他的看法很明确，第一先处理太平军之乱，办法就是用兵，武力消灭对方；第二才是对付洋人，一则平定了太平天国，夷人见中国没有内乱就会老实一些，再则盛极则衰，夷人必然会败落，所以可以放到第二步来料理。咸丰帝当时没有表态，会见后就把段光清的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得到他们的赞同，九门提督穆某当面赞扬段光清“所言甚善”（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重重，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清朝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八年四月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五月清朝被迫先后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十月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半年前的四月还同俄国订立了《瑷珲条约》，清朝政府实际上采取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可是外国侵略者咄咄进逼，九年正月英国使臣坚决要求进京，朝廷一面下令严防海口，一面令海运漕船躲避夷轮。三月，俄国强行在乌苏里江、绥芬河建造房屋的奏报到京；英使兵船北上，不理睬直隶官员的阻止。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
2.有限度地更新
“整顿”，是道光帝的施政方针，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即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要求他“诸事整顿”，他怕对方不能理解，特意说明：
譬如人家有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徒薪之论也，汝当思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为了不使房屋倒塌，要随时修葺，这种生活常识的道理人们容易懂，可是国家要保持兴旺不灭、王朝长期延续，应当怎么办呢？大范围、大规模的革新，小范围、小规模的整顿，都不失为可以选择的方针与方法。道光帝即位之初，颇有采用前一种方针的愿望，下令整肃吏治，清厘陋规，但是没有成功，现在看到国家政权如同房屋一样，年头久了不会没有损坏，房子要修缮，朝政也应当改善，避免事情积累多了，无法修补。所以他订下随时整顿修理的方针，至于能否如愿，他就无能为力了。道光帝与张集馨说这番话时已是鸦片战争的前夜，不过当时谁也不会认识得到。道光帝的小修小补的方针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他的整顿根本就无人实行，也无法实现。不过由这个整顿指令，倒不难看出道光帝总有一种危机感，不敢懈怠。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危机感，迟早总会在危机面前吃苦头的。
3.多方考察疆吏和领兵大员
道、咸二帝在召见官员时，常常询问他们的上司——疆吏的优劣，因为那时战事多，也问及在地方上的领兵将帅。
张集馨将由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接受召见，道光帝问他近年来四川总督谁最优秀？张集馨一时不便回奏，道光帝就说琦善办事老练，又问裕成如何？张集馨奏称他“中正和平”，道光帝则说“嫌他太软”，不过无人可用，还是派他去做川督，并预料他，“大约整顿未能，亦未必敢坏地方公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第二天再见时，道光帝查问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情，起因是什么，用了多少兵饷，谁承办粮台？（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这是从具体事务考察琦善了。咸丰帝于九年(1859)询问受召见的张集馨：潘锋“在河南，能办事不能办事？肯办事不肯办事”？河南巡抚瑛棨“能办事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265页。）
咸丰九年三月，皇帝召见浙江臬司段光清，问他历任浙江巡抚谁最好？段光清对原任吴文鎔、黄宗汉等四位巡抚一一作出评论，又为现任胡兴仁说了好话，但是咸丰帝仍然追问：“胡兴仁倒底何如”？这就使得段光清预感到胡兴仁将会碰到麻烦（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果然，九月胡兴仁就离职了。道、咸二帝通过属员了解其主官，是皇帝的惯常手法。
久于官场、经历丰富的张集馨，在咸丰六年、九年两度召见时，要求他报告在直隶和江苏领兵大臣和将领的情况，其中有胜保、僧格林沁、向荣、张国梁、福兴、李鼎泰、托明阿、德顺、李若珠用兵情况，能否身先士卒，谋略如何，互相间的协调如何？甚至问到远在新疆的伊犁将军松筠杀降的事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4.施政指示
皇帝对召见的官员，总要根据他的职务给予一些既原则又具体的教导和指令，详细地说有下述诸方面：
(1)用人原则。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对布政使张集馨说，用人不要有成见，做官的人不外来源于科举、捐班、满、汉四个方面，哪一方面都有人才！当然，捐班的人将本求利，操守难求，让人不放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不预存偏见，就要根据属员的实际表现来使用，避免委屈优秀人才。
(2)胸中有数，全盘料理。咸丰帝于九年训饬行将就任闽省藩司的张集馨：“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就是到任不要急急忙忙，还不了解多少情况，就拿主意，处理事情，而应对所有的事务有个通盘的认识，明了原委，有计划地去做，就不会受下属的蒙骗，把事情办理妥善。
(3)考察属吏、不可徇情废法。这就涉及到明确各种官职的职责、考查方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参劾。道光帝于十六年(1836)告诫即将上任的知府张集馨，知府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要能够查察所属的州县官，办法是“明查暗访”（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二十七年(1847)训饬川臬张集馨：桌司专管刑事案件，难免要判死刑，不要存怜悯之心，或杀人报应之惧，为情实罪犯减刑。又以自身为例，每年勾决人犯，并不惑于生死之说。又说桌司管理驿站，马匹紧要，可是盘查马匹时，州县官彼此挪借，查不出毛病，因此不必去查点，只看公文递送，如有迟缓的，即行参奏，就会收到实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二十九年，道光帝对即将出任布政使的张集馨说：“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道、咸二帝告诫长吏要善于御下，警惕被僚属欺蔽，故而道光帝对张集馨说，“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咸丰帝告诉张集馨，“无为州县蒙蔽”（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4)自行办理的托付。咸丰六年(1856)，甘肃布政使张集馨在召见临别之际，请求皇帝教训，咸丰帝说：“汝随时斟酌办理，我亦没有得什么教训你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页。）。事情不能完全按规制去做，要依据实际情形自行处断，咸丰帝既希望张集馨将事务料理得好，又表示对这个资深官员的信任。
(5)兢兢业业理政，要坚持不懈。俗谚“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是有一番作为，而后就疲沓了。咸丰帝深知官员有这种毛病，对新任闽藩张集馨说：“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要求他勤劳办事，持之以恒。
张集馨、段光清身任藩、臬，系地方高级官员，各司民政钱粮、司法治安之职，道、咸二帝对他们的要求，在本职的主导方面之外，重在他们的任用和考核属员，以及始终勤勉供职。履新的召见，主要起着这种教导作用，此外还有对官员修养教育的功能。
5.关注官员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
召见中，皇帝为有的放矢，要阅视召见官员的履历，并询问他个人或家庭的情形，就中对官员提出一些个人修养处世的要求。
(1)重经世之学。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翰林张集馨，告诫他“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又勉励他：“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有用之书”、“经世之书”之说，表明道光帝希望词臣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诗词歌赋应放在次要地位。
(2)人臣为国分谤。为君父分忧、分谤是做臣子的本分，然而臣下难于实践，君主就提醒臣工了。捐纳盛行的朝政为人议论，道光帝于二十七年召见藩司张集馨，要他注意考察捐班出身的官员，对不肖之徒严加参劾，怕他有顾忌，特加开导：“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又表示为敢于严格要求下属的主官撑腰：“汝等一经奏到，或勒休，或送部引见，我断没有不依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3)勿自暴自弃与励晚节。道光十六年新放外任知府的张集馨，道光帝教导他：“慎无自暴自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历时将近十年，张集馨升任道员，道光帝褒奖他操守甚好，但“此去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十九年张集馨就藩司任，道光帝以升迁开导他勤奋任职：“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4)表示对臣下的关怀。翰林张集馨外放知府，道光帝召见中特意告诉他：“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张集馨因而磕头谢恩：“此皇上格外天恩”（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另一次召见时，道光帝问张集馨，汝升道员也是特旨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令张集馨更增知遇之恩的感情。所以后来听到道光帝晏驾的消息，伤心得“五中摧裂”（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咸丰帝于六年十月召见张集馨，因张的属籍仪征县城一度被太平军占据，遂问他有没有家人受伤；在京城有无住房，在什么胡同；有几个儿子，多大了，是否当差；有几个妾？这回召见共见面五次，均在圆明园进行，其中一次间隔了几天，再见时咸丰帝问张这几天是不是回城里了，今天是从城内赶来的，还是昨天到的？（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页。）咸丰九年(1859)六十岁的张集馨被召见，皇帝问他还能不能写小楷，又问：“想汝在外多年，诗赋亦不如从前”？（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这两次谈话，体现咸丰帝对张集馨家庭生活的关怀。段光清安徽老家亦为太平军所占据，咸丰帝召见他时问他家中情形，段光清回奏先父坟茔被太平军挖掘，棺骸暴露，咸丰帝听到这，急忙问“尔家中人现在何处安顿”？回奏亲兄弟们逃到臣浙江衙门居住，堂兄弟们无力照顾，仍在故乡，咸丰帝又追问：“同支眷属大约不少，到底作何安顿？”段光清再次作出回答，并说天下苍生遭此战祸，哪里能够安顿。咸丰帝颇为伤感，良久说不出话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一般地说皇帝教导臣下做人，是希望臣工提高素质，能够恪尽职守为皇上尽忠尽职；关怀他们，是使他们感恩图报，自觉地尽忠尽职。这是君主驾御臣下的常用而有效的方法。不过也应看到君主对臣下的关心，确有真诚的一面，从段光清的记载中透露出这种信息。
6.获取知识，了解民情
在召见当中，道咸二帝会因着被召见人的经历、知识询问想知道的各种事情，有不懂得的也不隐讳，照问求知。这是私下会见，不是坐朝，不必显出天纵圣聪、无所不知的样子，所以交谈中，无论是职官制度，人丁钱粮，交通道路，水利水患，收成口粮，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少数民族，以及历史往事，皇帝表现出兴趣，臣下就尽心回答。下面逐项交待张集馨、段光清的有关记录。
(1)职官制度。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那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地方官聘请幕宾，是清代职官制度的一种补充。张集馨将赴福建布政使任，咸丰帝问他，你上任是带幕友去，还是到任再聘请；又问你过去在各省请几个幕友，他们每人每年要给多少束修？（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人丁钱粮。人丁掌握，钱粮征收，是政府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
(3)道路交通。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页。）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4)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南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5)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又问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6)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游民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19页。）。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267页。）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才缓和下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7)少数民族战事。甘肃、青海的藏人与农耕的汉人、游牧的蒙古人多有纠纷，咸丰五年(1855)甘肃方面发兵征讨，青海办事大臣反对，形成案件。次年，咸丰帝询问张集馨到底该不该打，并问该案的审判经过。三年后，咸丰帝再次询问甘肃藏人的事，他们的投诚是否靠得住。前面说过道光帝向张集馨查问四川总督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咸丰帝又问道：“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犹在追询历史往事，增长知识。
三、道咸的勤政图治、性格与清朝家法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的官员很多，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二人的大体情形，已见于上面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视道、咸勤政与施政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性格才能某一个方面，以及清朝皇家家法的积极影响。
1.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坛求雨，未能正常办公。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的召见，系在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的召见，分别在五月十九日、六月初九日、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五次完成。同年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侯，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页。）。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官，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注：赵翼：《簷曝杂记》卷1《圣躬勤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在召见过程中，如前所述，道光帝、咸丰帝获得很多政治、军事、吏治、民风的信息，关于官员优劣的情报，为他们的施政决策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所以我们说召见是皇帝信息来源的一种渠道，是理政所不可或缺。但是这仅是召见的表面效果，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其他来源的资料相结合，被综合利用，能发挥更大的效用。皇帝的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以公文书来说，有秘密的奏折，公开的题本，以及官员的请安折等。面谈，有大臣的，召见、引见官员的，身边太监、宫女的。皇帝将各种途径所得到的信息，常常进行联想，作出综合的考虑。道光帝根据河道总督的报告，就问张集馨水患的事情，听取他的意见，张集馨夏汛、秋汛的辨析，对河督奏报水涨心理状态的明察秋毫，使忧心于水灾的道光帝明了怎样正确对待那些奏报，这大约也是道光帝欣赏张集馨的原因，所以对他屡屡加官，若不是他的驾崩，张集馨的仕宦之途一定会进至封疆大吏，而不会终老于藩司之任。咸丰帝根据浙江巡抚的报告，担心地方治安，太平军、捻军的长期战争，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将他弄得焦头烂额，地方上再出事，安内攘夷的战争还怎么打下去！当然一听说有民变就心急火燎的，段光清凭着自家平服土匪的经验，告诉皇帝不要紧，有法可治，咸丰帝就像吃了定心丸——安下心来。咸丰朝的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正在进行中，但皇帝在英法联军咄咄进逼的状况下，对这种方针不能不进行再思考，听了段光清的意见，他和朝臣心情就平静一些了。这种将各种信息资源调动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作出政令的判决，是图治精神的体现。
2.道光帝是有见识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慕恒义等人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注：慕恒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旻宁》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注：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道光朝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459页。）。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
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前已说过，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要求张集馨留心经世之学，二十一年(1841)他在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统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而之所以显得主见不足，除了本身的主观成分，还受着客观因素的制约，令他无法坚持固有的识见。
3.咸丰帝的好学与不成熟
《清史稿》对咸丰帝的评价是相当不错的，谓之“任贤擢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注：《清史稿》卷20《文宗本纪》。）。似是睿智善断之君，然而有的当代史家颇为恭亲王奕鸣不平，认为若他登极要比咸丰帝好，则是看不上咸丰帝了。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二十岁（实岁十八）登基，应当说他具有有为的年轻人的好学精神。他希望得到的知识和兴趣不妨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大政方针。如征求段光清对安内攘夷的意见；问张集馨接受甘肃藏人投诚能否保持安定。二是战争与战术。询问张集馨贼军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兵技艺如何，敌军木寨是怎么回事？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优劣如何，胜保打仗真是勇敢吗？张国梁战功多，必有用兵奇异之处，是个粗人，能懂兵法指挥调度吗？哪一省的营兵最为精锐？齐二寡妇以妇女而能御众打仗，过人处何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184页。）三是官员相见礼仪。询问张集馨，两司见督抚是何仪注，督抚在什么情形下坐大堂，坐大堂时两司又如何相见，什么是庭参礼，督抚要站起来回礼吗？琦善见属员，必然是倨傲的？胜保是否待人傲慢，连提督、总兵、都统都不让坐？（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260页。）四是官员相貌与官兵是否接近女色、男色。问张集馨，胜保帐篷内是否“娇童林立”？向荣是否赳赳之气，是何相貌，是否在战斗中被削去半边脸？知道不知道江北兵勇私养女人，不肯打仗？（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前面两点的咨询是完全必要的，对处理政务、战事必然有益。后面两点不能说全然没有价值，而咸丰帝的发问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试想向荣、张国梁那样勇敢善战，是什么模样，也许有种想象，不如问一问。作为皇帝，自家坐朝的仪式当然清楚，督抚坐大堂与天子不能比拟，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好奇心驱使他发问了。如果有机会谈到知县坐堂审案，咸丰帝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听下去。人云咸丰帝好色，他问将领和军士是否好女色、男色，也许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的事情是无须提出的。
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的谈话，到九年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坠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时伤亡，张集馨在向荣江南大营是否管粮台、写奏折，张在北京有无住房，福兴表现如何。皇帝日理万机，那些琐事不会记得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咸丰帝丧失的记忆太多了，不便承认他是聪睿之人。说他洞察力很强，似乎根据并不充足。
4.道咸之勤政渊源于清朝家法
道光帝、咸丰帝之勤于政事，其主观条件是具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官员的觐见、召见、引见活动中，能够向臣工发问，咨询政事，寻求治理之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继承了先人的传统，接受并实践爱新觉罗氏家法。清朝皇家家法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勤政，形成若干具体制度，如奏折制、召见引见制。皇帝要批阅密折，通过它了解下情，商讨政务，这种制度为历朝所未有；召见引见制也是清朝创立，以前王朝皇帝若接见几个地方中下级官员（太守县令），被视为贤明之君的盛事，而在清朝府州县官上任都要引见，皇帝面谈，派遣赴任，为往代所不可思议，所以王庆云说，前代“以天子临轩策遣为非常旷典，以今视之，何如哉”（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附纪引见召见守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这种家法促使道光帝、咸丰帝勤理政事，不敢懈怠。从咸丰帝对张集馨召见的时辰来看，六年是辰时，九年推迟了一个时辰，到了巳时，表明他上朝晚了，不知是否为身体的原因，但是坚持召见制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皇家家法在持续执行。
5.君主在客观环境制约下不可能任意行动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其实不然，他不仅要受皇帝规范约束，更受着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主观意志去行动，他也要违心地改变主意，或去做一些事情。下述三事，即为显例。
(1)大肆捐纳。清朝的捐纳制，在道咸时期，由于军费比任何时期都多，田赋不可能多收，只有在两个方面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商税方面增收厘金，再有即为大行捐纳。捐纳得官者，如同道光帝所说，他们是将本求利，哪里谈得上廉洁奉公，不过以贪赃枉法为能事，道光帝明知其弊，可是政府需要额外的金钱，不得不使用捐纳之法，所以他叹息地说：“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捐纳官员）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他深知这是饮鸩止渴，然而世事如此，不这么做也不行！咸丰帝对张集馨说，“州县亲民，最是要紧”，张集馨则云：“近来经费支绌，皇上准予捐输，流品纷杂，无非得本求利，又未便严加淘汰，以阻其输将之意。将来南服军务廓清，经费有着，皇上亦必澄叙官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道、咸二帝为扩充经费来源，不得不开捐任用非人，内心并不安宁，还要听舆论的“闲话”。
(2)羁縻政策。对于甘肃藏人的投诚，咸丰帝心存疑虑，怕他们伪降，仍将作乱，故问张集馨：“甘肃野番情形如何？”“投诚靠得住么？”张集馨回奏：因为投诚，给予水草美好的牧地，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他们好斗成性，将来也可能叛变，目前只好实行羁縻之策。咸丰帝边听边点头，同意他的见解（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页。）。此时哪里有力量开辟西北战场，不羁縻，也别无良策。
(3)军人跋扈。太平天国战争中，浙江要向南京和安徽徽州驻军提供军饷，可是太平军进攻浙江，他们不一定出兵援助浙江，因此段光清对咸丰帝说：“浙江但有筹饷之贵，略无调兵之权。”咸丰帝感到奇怪，严肃地问“巡抚不能调兵乎”？段光清吓得叩头回奏：“巡抚之权原可调兵，特目前浙省境内无兵可调，督兵防守徽州者，乃京堂张芾，督兵防守宁国者乃金陵大营调来总兵郑士魁，俱非浙江巡抚所得而调也。或浙江有警，以信商之，犹可以委员带兵来援，若以扎调之，则断不应调也”。咸丰帝对这种状况，毫无解决的能力，只是“秋然不语者久之”，然后改变话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鸦片战争、太平军之役以来，皇帝在盲民中、官员在百姓中的权威大为下降。龚自珍就禁烟失败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人笺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段光清则说：“夷扰以来，民不畏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客观形势造成皇帝权威下降，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实，于是不得不羁縻叛服不常的少数民族，自我破坏形象的大开捐纳，以维持其政权。
四、余论
道光十六年(1836)，皇帝召见知府张集馨，告诫他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川臬张集馨，要他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道光帝一口一声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人民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道光帝遗诏：“仰为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道光帝是遵循皇家家法的，咸丰帝也是如此。清朝的“勤政爱民”家法，确是代代相传。这是将皇帝对国家臣民的责任心具体化了，应有可以称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