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源于财政刺激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能过剩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5)06-0147-10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体现出愈加鲜明的全局性特征。产能过剩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和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电解铝、船舶、汽车、机械、氮肥、电石、氯碱、甲醇和塑料等众多产业，甚至波及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李晓华，2013)。产能过剩折射出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尖锐挑战，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等都与产能过剩密切相连。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产能过剩局面高度关注，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化解产能过剩。 有效应对产能过剩的前提是对其成因的基本认知，这一领域也正是学术研究的焦点所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能过剩成因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其一，产能过剩源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经济行为主体可能为应对需求不确定性而进行理性的低产能利用选择(Abel，1981；Calvo & Thoumi，1984；Paraskevopoulos & Rustem，1991；徐朝阳、周念利，2015)，或者在金融不确定性下为平滑产出而选择过剩产能(Wang，2001)。其二，产能过剩源于投资决策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试图进入某行业的企业可能盲目地模仿在位企业的决策，导致“羊群效应”(Banerjee，1992)，或者企业对行业前景形成共识从而导致投资出现“潮涌现象”(林毅夫等，2010)。其三，产能过剩源于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企业在竞争中可能将过剩生产能力作为阻止对手进入的可置信威胁策略，或者将其作为对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显示自身实力的承诺策略(Spence，1977；Fudenburg & Tirole，1983；Allen et al.，2000)。其四，产能过剩源于体制性因素。较早研究大多强调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容易诱使经营者违背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过度投资(张维迎、马捷，1999)，近期研究则更多强调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扭曲(周黎安，2004；江飞涛等，2012)。 国内学者对产能过剩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上述第4种观点。其中，不少研究都指出，在中国特殊的政商体制下，面临激烈竞争的地方政府有激励对企业投资进行或明或暗的财政补贴，使得企业由于成本降低而过度投资并进而导致产能过剩(耿强等，2011；王立国等，2011；江飞涛等，2012)。然而，这些研究要么限于定性分析，要么对于从财政刺激到产能过剩的传导机制的刻画尚不完整，其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引入产能利用率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细致分析财政刺激对产能利用的作用机制。产能过剩的全局性特征意味着，针对特定行业的案例分析或基于局部均衡的成因分析固然有助于理解产能过剩形成的细节，但不足以揭示其与固定资产投资、资本折旧等重要经济指标的交互作用机制，从而也不足以刻画其形成机制。将产能过剩置于其之所以产生的中国经济波动环境中基于宏观尺度予以考察，则可以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的天然优势，较为准确地研判财政刺激对于企业产能选择决策的一般均衡效应。类似的框架被广泛用于分析经济波动成因、政府消费作用以及税收政策福利效应等问题(Greenwood et al.，1988；陈昆亭、龚六堂，2004；陈晓光、张宇麟，2010；黄赜琳和朱保华，2015)。与上述模型不同的是，本文还引入了KM(Kiyotaki & Moore，1997)形式的信贷约束，以刻画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进程中的金融市场不完全。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刺激本身并非产能过剩的诱因。其基本逻辑是，给定财政刺激，即使它是专用性投资补贴，企业也会在资本回报、新增投资成本、资本折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只要财政刺激提高资本回报率，企业就会在追加投资的同时提高产能利用率。因此，“财政刺激→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逻辑链条并不成立。 本文的模型经济包含五类行为主体，分别为家庭、资本生产者、最终产品生产者、企业家和政府。家庭进行消费、生产和存款决策，并缴纳总量税；最终产品生产者向企业家租赁资本，向家庭雇佣劳动，并生产最终产品；资本生产者向企业家购买折旧后资本、向最终产品生产者购买投资品以生产新资本，并将其卖给企业家；企业家主要从事资本管理，将折旧后的资本卖给资本生产者，从资本生产者手中购买新资本并将其租赁给最终产品生产者，且选择最优的资本利用率；政府从家庭征税，并对企业家进行补贴。 模型的基本结构如下： (一)家庭
引入资本调整成本，除了为避免资本生产者科研瞬时调整资本存量外，更主要是为了得到可变的资本价格。资本利用率的选择与资本投资决策相关，而投资多少取决资本价格，不引入资本调整成本相当于隐含地假设资本价格始终为1。假设资本调整成本函数采取以下形式：
其中，κ表示资本调整成本系数。(9)式表明，资本调整成本函数为净投资率的增函数。
其中，ψ为贷款量与资本价值的比率。 企业家的最优化条件为：
四、参数校准、估计和政策模拟 (一)参数校准和估计 模型共涉及14个参数，其中｛
｝采用校准方法确定取值。参照耿强等(2011)，资本收入份额α的取值设定为0.5。根据克里斯蒂亚诺等(Christiano et al.，2005)的研究，家庭主观贴现因子
的取值设定为0.985，这一取值接近于马文涛和魏福成(2011)的估计。鉴于企业家的主观贴现因子
，因而将
设定为0.975。参照黄赜琳和朱保华(2015)，家庭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σ设定为0.7。稳态折旧率δ的取值为0.025，与克里斯蒂亚诺等(Christiano et a1.，2005)、黄赜琳和朱保华(2015)的设定一致。参照阿尔瓦雷茨—洛伊斯(Alvarez-Lois，2006)的研究，资本利用率对资本折旧的弹性φ设定为1。 模型中的其他参数｛
｝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其中，贷款量与资本价值比率ψ的先验分布被设定为先验均值为0.5，方差为0.01的Beta分布，其余参数的先验分布参考斯麦茨和沃特斯(Smets & Wouters，2007)的研究得到。根据参数的先验分布和模型的整个状态空间，利用MH算法(Metropolis-Hastings Algorithm)生成马尔科夫链，结合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观测值和生成的马尔科夫链，通过MCMC模拟(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Simulation)生成参数的经验分布，此时经验分布近似为参数的后验分布。 本文利用1994年1季度到2014年2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分别作为模型中产出、家庭消费和投资的观察值，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上述数据均使用消费物价指数(CPI)进行平减。由于CPI月度环比数据在2001年1月开始公布，因此本文根据2001年的环比数据和同比数据倒推出1994年1月～2000年12月的环比数据。根据模型估计需要，本文进而对实际产出、消费和投资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利用X-12方法对数据做季节调整；其次，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最后，利用HP滤波方法对数据进行去势处理。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二)政策模拟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经济波动是由多个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建立DSGE模型的意义在于，由于假定各外生冲击相互独立，因此可以将不同的冲击分离，以考察每种冲击的单独作用下经济的反应。基于上述校准和估计结果，模拟在财政刺激(政府补贴冲击)下各变量的脉冲响应，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主要经济变量对政府补贴冲击的脉冲响应 由图1可知，财政刺激提高了投资、就业和产出，同时降低了居民消费。尽管投资增加，但产能利用率并未下降，而是同时提高。其中的逻辑是，当政府补贴增加时，出于财政收支平衡要求，对家庭部门的征税增加。税收增加，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一方面激励家庭增加劳动供给增加，另一方面减少了家庭的贷款供给。劳动供给增加使得资本回报率提高，从而激励企业家增加资本需求，并提高资本利用率。资本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资本价格上升，而资本利用率上升带来了资本折旧率上升。贷款供给减少则导致实际利率提高。与此同时，政府补贴的增加使得企业家的可支配收入直接增加，并由此激励企业家进一步增加资本需求，带动资本价格更大幅度上升。 在之后各期，各变量逐渐恢复到稳态值。这是因为资本价格的上升使得雇佣资本的回报率降低，从而资本利用率下、实际利率下降，企业家贷款需求增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增加，劳动供给减少。 上述政策实验的一个关键结论是，财政刺激并未导致产能利用率降低。企业家的产能利用选择是其复杂权衡的结果。如果财政刺激提高了资本回报率，那么产能利用率就会提高。 五、不同财政刺激方式是否会导致不同的产能利用结果？ (一)补贴额正相关于投资额 上面的基准模型将财政刺激刻画为对企业家的总量补贴，而在中国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以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首要激励是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因此更倾向于采取税收减免和返还等投资专项补贴政策。那么，这种补贴方式是否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造成企业投资过度和产能利用率下降？ 为分析这一问题，对基本模型的设定进行修改，假设政府补贴面向资本生产者，且补贴为投资的增函数。具体而言，资本生产者的利润函数改变为：
图2表明，当投资补贴增加时，资本回报率和产能利用率均会提高。其作用机制是，投资补贴直接使得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家的资本需求增加，同时贷款需求减少。由于补贴会增加，因此对家庭的征税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家庭因此增加劳动供给。劳动供给增加使得资本边际回报率提高，企业家进一步增加资本需求并提高资本利用率。实际利率、居民消费、劳动供给和工资在第二期急剧变化，是因为贷款需求增加导致实际利率骤增居民消费急剧减少、劳动供给增加和工资的下降。之后，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家的贷款需求减少，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居民消费增加。同时，资本回报率增加使得劳动需求增加和工资上涨。 由于在这种补贴形式下，资本回报率同样上升，因此产能利用率也会上升。 (二)补贴进入生产函数 补贴还可能采取暗补方式，即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此时，可以将补贴视为最终生产者的一种生产要素，则其生产函数可以重新表示为：
设定a=0.5，b=0.18，则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所示。
图2：资本回报率和产能利用率对投资补贴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3：资本回报率和产能利用率对生产性补贴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3表明，生产性补贴增加同样会提高资本回报率和产能利用率。首先，该补贴直接使得资本边际回报率上升，因此，资本需求增加，资本利用率上升。同时，补贴增加也意味着对家庭的征税增加，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劳动供给增加。劳动供给增加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使得企业家增加资本需求，从而资本价格上升，资本利用率上升。在之后，各变量逐渐恢复到稳态值。在此情形下，核心的结论仍然是财政刺激会提高产能利用率。 通过构建一个引入产能利用率和信贷约束的RBC模型，本文分析了财政刺激对于企业产能选择决策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无论补贴采取何种形式(对企业家的总量补贴，或者针对投资的专用性补贴，或者直接影响企业产出的生产性补贴)，这些补贴均会提高产能利用率。 上述研究结论对财政刺激会使得企业进行过度投资并进而导致产能过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的分析意味着，该观点的得出遗漏了财政刺激的一般均衡效应。其中有两个渠道发挥重要作用。其一，财政刺激会影响资本的相对价格，而资本相对价格的上升(下降)会进而放松(紧缩)企业家的信贷约束，从而影响企业家的跨期融资选择。其二，财政刺激的另一面是税收，税收的增加(减少)会激励家庭增加(减少)劳动供给，从而影响资本回报率。将财政刺激的一般均衡效应纳入考虑，则财政刺激会通过提高资本回报率来增加企业的资本需求。企业应对资本需求增加的方式是既增加投资，又提高产能利用率。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较通常理解更为复杂。虽然财政刺激确实会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但财政刺激本身并非产能过剩的诱因，更清晰理解中国的产能过剩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能方向是探讨在负向需求冲击下，财政刺激是否会加剧产能过剩，这需要基于DSGE框架展开反事实分析；另一个可能方向是将货币政策和价格粘性引入上述模型，探讨货币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信贷扩张对企业的产能利用和投资决策的影响。 ①在此仅报告资本回报率和产能利用率对投资补贴冲击的脉冲响应。如读者对其他结果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联系邮箱为：qiyingfei@d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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