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在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书》完整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对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学术思想，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社会生活与风俗，地理环境及变迁等皆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是中外学者研究汉代史的重要文献。西方学者对《汉书》的译介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73年，大英博物馆汉文藏书部专家道格拉斯(R.K.Douglas，1838-1913)即做过关于《汉书》的演讲，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展开，成果日益丰富。大体而言，西方的《汉书》研究可划分欧洲与美国两大版图。关于《汉书》在欧美国家的译介和研究情况，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1928-1985)曾以《班固及近期的〈汉书〉翻译》(Pan Ku and Recent Translations from the Han Shu)为题(《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8年第98卷第4期)专门介绍过。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的《古代中国典籍导读》(李学勤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汉书》导读部分由荷兰莱顿大学教授何四维(Anthony Frangois Paulus Hulsewé，1910-1993)撰写，罗列了西方、日本和中国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对于欧美《汉书》研究的成果介绍不多，仅在几部介绍海外汉学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如马祖毅、任荣珍合著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刘正的两部著作《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所见唯一专门介绍西方《汉书》研究成果的论文，是由李秀英、温柔新合撰的《〈汉书〉在西方：译介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文章介绍了《汉书》的主要英文译本和西方对班固与《汉书》的一些研究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在上述成果基础上，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汉书》在欧美的传播、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重点介绍和评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一、《汉书》的主要译本
早期的《汉书》单篇译作大多散见于报纸杂志上。1860-1862年，奥地利的皮菲麦尔博士先后将《汉书》的《匈奴传》和《董仲舒传》翻译成德语出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亦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圣经所载诸国见于〈汉书〉考》一文(《万国公报》1882年7月8日)。荷兰汉学家哥罗特(Johan Jac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是欧洲较早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学者，在他的德文版著作《中国文献中的亚洲史》中，第一卷《公元前的匈奴人》和第二卷《公元前的西域诸国》，即出自《汉书》卷94《匈奴传》和卷96《西域传》的译文，由柏林沃尔特格律特公司先后在1921、1926年出版。20世纪50—60年代，以撰写书评见长的美籍华裔史学家杨联升十分关注《史记》、《汉书》的翻译，不仅及时地发表书评，且就翻译内容及其准确性提出了看法和商榷意见。另一美籍华裔汉学家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也在其著作《中国之侠》中节译了《汉书·游侠传》(中译本，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在此，笔者将着重介绍欧美汉学界三位重要的《汉书》翻译及研究者。
1.卫礼及其对《汉书》的翻译。《汉书》最早的英译本出自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卫礼(亦译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出于对汉代民族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关注，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汉书》的民族传，包括《匈奴传》、《西南夷传》、《朝鲜传》和《西域传》。第一篇译文《汉匈关系史：〈前汉书〉卷94英译》(Courier 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Book 94)，连载于1873年5—9月的《上海晚邮》(1873年5月21日，6月10日，7月31日，8月12、15、25、29日，9月4、13、14日)上，和同年出版的《上海汇编》上，稍后又在《皇家人类学院院刊》1874年第3卷上发表。1874年，他编译的《〈汉书〉中的民族信息》(Ethnological Data from the Annals of the Elder Han)一书，由伦敦人类学会出版。
1878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四届东方学家大会上，卫礼代表皇家亚洲文会理事会宣读了论文《朝鲜的征服：译自〈汉书〉卷95》(The Subjugation of Chaou-Seen：Translated from the 95th Book of the Ts'een Han Shoo)，该论文后收录于《第四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集刊》1881年第2卷，并于次年转载于《中国研究录》第2部分“历史卷”。1880年，《皇家人类学院院刊》第9卷又发表了他的两篇译文：《西南夷与朝鲜的历史：译自〈汉书〉卷95》(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ou-Sen：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h Shoo，Book 95)，和《严助传：译自〈汉书〉卷64》(Memoir of Yen Tsoo：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Book LXIV)。此后两年，该刊物又陆续刊登了卫氏的《汉书·西域传》第一、二部分的译文《西域注：译自〈汉书〉卷96》(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Book 96，1881年第10卷、1882年第11卷)。
卫礼是西方最早对《汉书》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的汉学家之一。虽然由于语言限制和文化差异，他对《汉书》的研究尚停留在初步译介的基础上，且范围也仅局限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这些地区和民族自身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他的研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推进了欧美《汉书》研究的深入发展。
2.德效骞的《汉书》翻译和研究。移居美国的英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所注译的三卷《前汉史注译》(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是西方汉学家治秦汉史必读的经典之作和基本参考书。该书是由1919年成立的纽约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组织，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翻译工程，也是选译《汉书》篇目较多的英文译本，由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韦弗利出版社历时近二十年才将三卷全部出版。第1卷《帝王本纪：〈汉书〉卷1—5》(The Imperial Annals，Chapter 1—5，Vol.1，1938)，包括《汉书》第1卷至第5卷的译文，并附有中文原文及一张地图。第2卷《帝王本纪：〈汉书〉卷6—10》(The Imperial Annals，Chapters 6—10，Vol.2，1944)。第3卷《帝王本纪：〈汉书〉卷11—12及〈王莽传〉》(The Imperial Annals，Chapters 11—12 and the Memoir of Wang Mang，Vol.3，1955)，包括《汉书》卷11、卷12及卷99的译文，另有8个附录，含《公元3年以前的悼念习俗》、《食货志》节译、《王莽及其经济改革》、《刚卯护身符及日食》等4篇。德氏的《汉书》注译综合了西方汉学注重译注基本汉籍的传统，他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为底本，大量参考中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并由两位中国学者任泰、潘乐知协助翻译，最后再请荷兰的两位汉史专家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和范德隆(Piet van der Loon)予以校正。译本采用中国传统注疏的方式，以“纪年”为主干，加入其它相关史事史料，并辅以“书志”作背景资料。每卷各章的“本文”为《汉书》各“帝纪”的英译并附有中文本文，再注入相关史事史料，下分数十节，每节中再逐日、逐月、逐年纪事。译注者尤其注重对所译、所注史事的精研与综合讨论，并将心得作为“导论”列于每章之首，对西汉诸帝之朝政大事及其史料应特别予以注意的地方加以分析；又于每章之末，列“附论”对该朝若干重要事项进行专题分析。其译风严谨，注释与考证力求精当、详细，堪称学术研究型的典范译本。译本前两卷于1947年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金石文艺院颁发的“儒莲奖”，该奖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由此可见译注者投入之巨、钻研之深，及其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之尊崇。不足之处在于因德氏过分注重直译，使得整体文风显得不够流畅、自然。
此外，德效骞对儒学在西汉社会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所进行的探讨，以及对西汉皇朝盛衰兴亡的历史趋势的把握，都是较为准确、深刻而精辟的。陈启云教授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在论文《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中，他称自己的研究深受德效骞影响，并坦承自己对西汉儒学的研著，正是建立在德氏研究的基础之上。
3.华兹生及其《汉书》翻译。1925年出生于纽约的著名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于1974年出版了他的《汉书》选译本《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庶民：班固〈汉书〉选译》(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华氏译本包括《汉书》卷54、卷63、卷65、卷67、卷68、卷71、卷74、卷78、卷92和卷97。其底本亦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译著，以及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有关《汉书》的注释。
华氏译著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院的资助，其所选译的《汉书》列传基本为首译，选译章节主要涉及汉武帝统治前后的史实。除部分章节进行了删减外，多数章节较为完整，每章开头均以《汉书·叙传》中的相关论述为序言。与德效骞带有典型学术特征的译著风格不同，华氏译本旨在展示班固特有的史料采撰和编撰方式，突出其叙述风格及讽刺手法的多样性，并以此显示《汉书》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于译本主要面向普通读者，因此译者并未采用直译方式，而是注重文字的简洁、优美，且很少加注，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及可读性，为《汉书》在西方读者中的普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欧美《汉书》研究概述
上述西文译本为欧美汉学界进行《汉书》和西汉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欧美学者的《汉书》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发展，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就发展阶段而言，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汉书》研究仍以文本译注为主，研究为辅。作者往往会翻译《汉书》中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将所研究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加以考虑的批判性导言。20世纪后半期，随着欧美学界西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汉书》版本考证、专题研究、编撰成就以及班固的生平学术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在《史记》、《汉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作者不仅对于研究课题进行分析性的阐述，且在探究时还注重对原始材料进行意译。
1.对班固生平家世、学术思想及《汉书》编撰成就的研究。20世纪以来，在一些欧美学者介绍中国史学史的通史性论著中，均涉及《汉书》研究，其中尤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哈佛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1955)，和杨联陞的论文《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和《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伦敦大学的毕斯利教授(William G.Beasley)与剑桥大学的浦立本教授(Edwin G.Pulleyblank)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该书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史学的必读书，其中收录了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格雷(B.Gray)与荷兰汉学家何四维的论文(崔氏的《中国的传记》、格雷的《中国20世纪前的史学著作》、何氏的《汉代历史编纂学简论》)，均对《汉书》进行了专门论述。他们从探讨班固史学观的角度研究了《汉书》的编撰方法，就其继承《史记》体例、完善纪传体断代史的成就予以了肯定。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对班固的生平家世与《汉书》编撰方法、成就进行了多方面探索。1931年，法国华裔汉学家罗振英(Lo Tchen-ying)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史学的程序和方法：一个史学世家及其著作》，从班氏家族的史学编撰方法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撰史方式。该论文后被列入里昂大学法汉研究所出版的研究论著第9号，由巴黎保尔·古特纳出版社于1931年出版。1944年，美国汉学家萨金特(Clyde Bailey Sargent)撰写了《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Subsidized History：Pan Ku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Former Han，《远东季刊》第3卷第3期)一文，对《汉书》的组织结构、编撰体例、记载范围、史料来源以及班固撰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分析。1964年，斯普里克(Otto B.Van der Sprenkel)在专著《班彪、班固和汉代史学》(Pan Piao，Pan Ku，and the Han History)中，介绍了班氏家族、班彪、班固的生活经历和《汉书》编撰的几个阶段，考证了《汉书》的版本。通过对《史记》纪传体通史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两种体例之间的比较，作者分析了司马迁与班固从个人学识素养到历史编纂方法的异同，得出了“班固堪称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的结论。该书被列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不定期论文1964年第3号，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蒂罗斯(Pantelis Ellis Tinios)的博士学位论文《班固、匈奴及〈汉书〉卷94〈匈奴传〉》(Pan Ku，the Hsiung-nu and Han Shu.94)。作者以《匈奴传》为例，研究了班固的撰史方法及宗旨。
亦有学者关注班固的学术思想和撰史旨趣。1939年，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59卷第2期发表了论文《中国范畴思想的类型》(Types of Chinese Categorical Thinking)。作者以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用九类标准将古人划分为“圣人”、“仁人”、“智人”、“中人”、“愚人”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范畴分类的特点，由此论证了中国人崇尚秩序与平衡的思想渊源。美国学者克拉克(Anthony E.Clark)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兰台中的历史学家：班固〈汉书〉中的辩论术》(Historian of the Orchid Terrace：Partisan Polemics in Ban Gu's Han Shu，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基础上出版的著作《班固的中国早期历史》(Ban Gu's History of Early China，纽约坎布里亚出版社，2008年版)，是迄今为止欧美学者研究班固与《汉书》较为深入、详尽的一部专著。作者在充分利用中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日益增长的研究兴趣，把对《汉书》的文本分析与班固的生平学术及其家族在两汉兴衰之际的活动结合起来，并将“逐鹿”、“斩蛇”、高祖与宣帝身上的“异兆”等印证汉王朝“天命所归”的神话与班固的历史编纂联系起来，进而得出结论：《汉书》不仅是一部客观、真实记载汉代历史的著作，更是一部贯穿着班固个人理念、抱负和学术旨趣所“创造”、“想象”出的历史。作者对于后世将《汉书》的编撰成就仅视为史家在史书结构、体例和历史记录方面的贡献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指出班固以“宣汉”和“断汉为史”为理论指导著《汉书》，其目的在于歌颂东汉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相较于司马迁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史诗风格不同，班固简洁、文雅、冷静的叙事风格被后世多数史家所效仿，并对后世的史学、诗歌、叙事文学作品影响深远。这些论述均是有见地的。然而，他认为《汉书》是一部建构在班固的“自我认同”之上、体现着作者的存在、类似于“自传”的著作，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将个人意志与荷马的尤利西斯贯穿到自己的作品《尤利西斯》之中一样，这一论断则显然混淆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显示出作者对于汉代历史文化背景、班固的撰史宗旨，以及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隔膜乃至误读。
还有学者从文学角度对班固进行研究。美国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在其遗作《两位中国诗人：汉代社会生活与思潮简述》(Two Chinese Poets：vignettes of Han Life and Thought)一书中，对班固和张衡的代表作《两都赋》和《二京赋》所描述的汉代东、西两都的生活场景与社会思潮进行了分析比较。他去世后，该著作经其学生整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后经格林伍德出版社1977年再版)。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的论文《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彭行译，《文史哲》1990年第5期)，深入探讨了班固的《东都赋》及其影响，他强调班固“以狂热的激情描绘东汉统治者尤其是明帝的道德优越感”，其“基本目的是要证明东汉优越于西汉，因为东汉坚守儒教礼仪纲常”，亦是言之有据的。
此外，对于班固家世和《汉书》的研究还扩展到其妹班昭。鲍德温(S.L.Baldwin)曾出版译作《班昭〈女诫〉：〈曹大家文征〉导言》(The Chines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onduct for Women and Girls,Pan Chao,ca.49-ca.120 CE,Entitled,Instruction for Chinese Women and Girls,By Lady Tsao，纽约 Eaton & Mains出版社1900年版)。1932年，李斯万(Nancy Lee Swann)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班昭：公元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女学者、女作家：其背景、祖先、生平及作品》(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First Century A.D.:Background,Ancestry ,Life,and Writing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Chinese Woman of Letters)。该书当年被列入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论丛之五，由纽约世纪出版公司出版，后于1968年和2001年再版。是美国学者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女性的早期著作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西方学者介绍、研究班昭的代表作。作者概述了班昭生活、著述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家学渊源，翻译了班昭在文坛活跃十多年间存留的作品，认为其文采主要体现在《女诫》这部影响中国后世女性观的作品上，就这位中国古代正史修撰中绝无仅有的女史学家对《汉书》的补撰进行了详细考证。
2.对《汉书》的专题研究。有关《汉书》的专题研究，是伴随着欧美学界对于汉代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法制史等研究的深入而逐步深化的，主要集中在“十志”上，其中尤以《食货志》和《刑法志》为最多，《礼乐志》、《艺文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亦有所涉猎，内容包括西汉的政治制度、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等等。
1948年，伯儒(Rhea C.Blue)撰写了《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Shih-huo-chih：Chapters of the Han，Wei，and Sui Dynasties)一文(《哈佛亚洲研究》卷11第1-2期)，其中第二部分对《汉书》卷24《食货志》及卷91《货殖传》进行了部分译注。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斯万的专著《古代中国的食货：公元25年前中国最早的经济史——〈汉书〉卷24以及相关卷91和〈史记〉卷129》(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The Earliest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to A.D.25：Han-shu 24，with Related Texts，Han-shu 91 and Shih-chi 129)。作者深入研究了汉朝人口和当时盛行的社会学说，汉代的行政系统和国家经济基础，政府对农业、税收、劳役、垄断、物价控制和货币等方面的政策，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有较为准确、全面的把握，使读者在理解该文的基础上进而对班固的史书编撰有新的认识。1967年，泰(C.Tay)在《华裔学志》第26卷上发表《钱币学与历史：关于〈汉书〉中一些汉字的研究》(Numismatics and History：A Study of Some Characters in the Han-shu)一文，分析了汉代钱币发行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920年，汉堡弗里德里希父子出版公司出版了德国汉学界元老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专著《儒道与中国国教史研究：〈春秋〉问题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节译了《汉书》卷23《刑法志》。何四维自20世纪50年代即从事汉简研究，先后发表了简牍论文十余篇。他撰写的《汉律拾零·〈汉书〉卷22、23注译与研究》(Remnants of Han Law，Vol.Ⅰ：Introductory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22 and 23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一书，节译了《汉书》卷22《礼乐志》和卷23《刑法志》。该书被列入“莱顿汉学丛书”第九卷，1955年由莱顿布雷尔出版社出版。与《汉书》早期简略、粗糙的译文相比，何氏大量参考了中国古代学者对《汉书》的注释，以及现代(主要是日本)的文献研究成果，对其中晦涩难懂的段落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解读，其注释内容是译文的两倍，集中体现了西方汉学界过去数十年在《汉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0年，美国汉学家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出版了专著《〈前汉书〉关于灾异的解释》(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rtents in the Tsien Han Shu，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卷22)。作为西方汉学界研究汉代史的代表学者，毕氏在分析灾异学说在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中的意义时，肯定了史学理论和当时哲学思想的一致化倾向。对毕汉思的《汉书》研究成果，中国学者陈启云、刘正均有介绍，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详见陈启云：《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9-71页；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18页)。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在其论文《西汉时代征兆阐释中的宗教忧虑和政治利益——以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87年)为例》(《中国史学》2000年第10卷)中，指出《五行志》所反映的内容并不仅局限于西汉，当这些篇章最终被作为《汉书》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时，它所反映的内容便延续到了东汉时代。
德裔美籍汉学家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是研究汉代天文学、尤其是汉代宇宙观的重要学者，曾撰写《汉代中国人宇宙观思辨》一文，节译了《汉书》卷26《天文志》，并对古代中国的星相学和宇宙论进行了阐述。该文上篇收入柏林《巴塞勒档案》总第16卷1933年第1至2期，下篇于1933年收入柏林《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亦见于其论文集《古代中国的星相学和宇宙论》(台北：中国资料与研究辅助服务中心，1970年)。此后，他又发表了《中国汉代天文学和天文学家的政治功能》一文，刊载于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欧美学界对于《汉书·地理志》的关注不多。萨金特所编《〈汉书·地理志〉索引》(袁金泉、李昭和译，《四川文物》1997年第2期)，列出了前汉末年所认可的郡县名称一览表，并简要介绍和叙述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的开发和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在《汉书》版本考证和注本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鲁惟一是较早对《汉书》版本进行考证的学者。1963年，他在《亚洲专刊·泰东》总第10卷上发表了《前汉书的几个近期版本》(Some Recent Editions of the Chien Han Shu)一文，分析了《汉书》各版本及其脉络关系，指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和差异。此后，在他的著作《汉代的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中，记录了《汉书》收录诏令的木简抄本残片的信息，该书第一、二卷分别于1967、197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汉书》历史人物进行专题研究，也是欧美《汉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以王莽研究为最多，试举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下：德国汉学家斯坦杰(Hans Otto H.Stange)先后发表了两篇《汉书·王莽传》的德文译本和评述，一篇由柏林克拉尔出版社1934年出版，另一篇被收入《东方文化论丛》第23号，由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938年出版(1966年再版)。丹麦西方经典研究教授汤姆逊(R.Thomsen)的专著(《理想与儒学：王莽传》(Ambition and Confucianism：A Biography of Wang Mang)，1988年由丹麦奥胡斯大学出版。美国学者研究王莽的成果较多，如萨金特的《王莽传》译本("Wang Mang:A Translation of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His Rise to Power as Giv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上海绘画艺术图书公司1947年版，美国康涅狄格州海波瑞安出版社1977年再版)。毕汉思对王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译本，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研究两汉历史的专著《汉室复辟》(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Ⅰ—Ⅲ)之中，该著作三册先后于1954、1959和1967年载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第26、31、39卷。毕氏对王莽的评价和新莽史事的叙述，颠覆了自《汉书》以来中国传统史书和多数现当代中国学者的论述与评价，引发了中外学界较多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欧美学者在《汉书》研究方面所存在的不足，陈启云对此曾专门进行过评述(《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出处同前)。
此外，还有美国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对韩信的研究(《淮阴侯列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7年第10卷)，德国学者坎德尔(B.Kandel)对刘安的研究(《一次政治复辟的企图——淮南王刘安》，《东亚自然和民族学协会通讯》第113卷)，法国学者吴德明(Yves Hervouet)对司马相如的研究(《汉朝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Bauer Wolfgang，1930-1997)对张良和陈平的研究，参见其博士学位论文《张良与陈平——汉代开国时期的两位政治家》(1953)和论文《留侯传》(1956)。瑞典汉学家琼塞尔(Aavid Jongchell)和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学者华道安(D.B.Wagner)翻译了《汉书》卷68《霍光传》，前者著作《霍光与汉帝：班固〈前汉书〉选译》1930年由瑞典哥德堡爱兰德出版社出版，后者著作《中国古典文学阅读：〈汉书·霍光传〉》(A Classical Chinese Reader：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Huo Guang，with Notes and Glosses for Student)1998年由英国柯曾出版社出版。对于扬雄的研究，有巴内特(M.K.Barnett)的论文《乖戾时代对和谐的吁求：汉代哲学家扬雄》(1983)，康达维的《汉书·扬雄传》译本(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53 B.C.—A.D.18，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不定期论文第14号)，在此基础上他还出版了专著《汉代辞赋：扬雄赋研究》(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3.《汉书》与《史记》的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1979年，何四维出版了著作《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汉书〉卷61、卷96译注》(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125B.C.A.D.23：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莱顿汉学丛书》第14卷，莱顿布雷尔出版社，1979年版)。在书中他还译注了《史记·大宛列传》，并对其中史料提出了质疑。鲁惟一为该书作序，在序言中论及著作中相关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以及何氏所译章节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汉代的中亚历史及汉朝对外关系，他的论述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关注与争议。浦立本在《国际史评论》1981年第3期上发表了论文《汉朝在中亚》(Han China in Central Asia)，论述了《汉书》与《史记》的关系，就《史记》、《汉书》记载西域问题孰先孰后，对何四维和鲁惟一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鲍则岳(William G..Boltz)也在《亚非学院院刊》总卷44第2期上发表书评，认为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何四维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而非证据。次年，达费纳(P.Daffinà)又在《通报》1982年第68卷上发表《〈汉书·西域传〉重译述评》(The Han Shu Hsi Yü Chuan Retranslated.A Review Article)一文，也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不同见解。
此后，上述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更为深入，并集中在两部著作的版本和记载何者更真实、可靠的问题上。1989年，何四维发表了《被遗忘的立国元雄：〈史记〉〈汉书〉贵族年表再考察》(Founding Fathers and Yet Forgotten Men：A Closer Look at the Table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Shih Chi and the Han Shu，《通报》1989年第75期)一文，将《史记》卷18与《汉书》卷16进行了比较。次年，他又发表《〈史记〉与〈汉书〉间的惊人差异》，指出《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与《汉书·王子侯表》有明显矛盾之处，二者年限相差竟有6年之久，并认定《汉书》中的记载更为可信。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韩大伟(David B.Honey)于1999年在《中国文学》上发表《〈汉书〉原稿证据以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通过对《史记》、《汉书》中关于《匈奴列传》的文本分析，借助信息传播理论中文本与版本间的差异区分，他指出《史记》中各章节的版本可能是单独流传的，并以《匈奴列传》为例比较了两部史书中的相关记录，认定《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比《史记》保存得更为原始，同时得出《汉书》比《史记》现存版本的相关记录更为可靠的结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叶翰(Hans Van Ess)在“史汉比较”方面亦有建树。在《〈史记〉〈汉书〉中的“黄老”之意》(《中国研究》，1993年)一文中，他指出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中所提及的“黄老”既非哲学思想、也非宗教思想，而是对于当时具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重臣的一种分类标准。2008年，在台湾佛光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叶翰提交论文《〈史记〉篇章中次序的连贯性》(On the Relevance of the Sequence of Some Chapters in the “SHIJI”)。对《史记》、《汉书》的篇章次序进行比较与区分异同后，他指出《司马相如传》在《史记》中列于第一一七篇，而在《汉书》中则列于第五十七篇，二者都有“七”这个数字，而列在《汉书》第87篇的《扬雄传》，笔法亦与此相同。原因在于：司马相如与扬雄同是蜀籍诗人，司马相如与谈、迁是同姓，扬雄也是班家的知心好友，因此其间应有所关联。此外，《史》、《汉》中的另一数字“十二”也饶富神奇色彩。叶文以此推论《史》、《汉》篇次的模型，用以勾沈史书的编撰之意，是否合乎史家本意，尚待探讨，但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
柯马丁长期从事先秦两汉的文学研究。在《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林日波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一文中，他以《史记》、《汉书》中所引用的诗歌、谣谚，以及《汉书·艺文志》、《礼乐志》中保存的诗歌目录为对象，探讨了汉代诗学的基本思维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并就汉代乐府采诗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史记》行文恣肆、疏荡而有奇气，《汉书》结构宏伟、叙事庄严信美，二者均可称为兼有诗之意蕴与史之深邃的“咏歌之史”，这一结论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史学编撰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4.《剑桥中国秦汉史》对于班固和《汉书》的论述。《剑桥中国秦汉史》集中了许多西方秦汉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是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最权威、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可视为欧美学者对于班固和《汉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全书分16章，其中第二章“前汉”(鲁惟一撰)和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毕汉思撰)均取材于《汉书》。在“导言”中，编者肯定了《汉书》的史料价值、语言风格和叙事成就，主要体现在：一、对于《史记》、《汉书》两部正史中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往往优先采用《汉书》，原因在于《汉书》各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的相应篇章更加完整和明确，且集中使用《汉书》更利于根据同一种史料贯穿整个前汉史研究。二、编者意识到《史》、《汉》语言风格的差异，认为《史记》反映的是当时使用的语言，而《汉书》作者则更喜爱古文字，并常用一些古词。三、《史记》、《汉书》“对中国的历史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不但是因为“它们为以后的历史树立了结构形式”，而且作者的优美文笔也成为后世“鲜明有力的文章样板”，一直被人们所钦佩和模仿。在每卷卷末作者加进了自己的议论和评价，以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现行制度、实践的批评，“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上述论述，说明该书的编者对于《汉书》在继承《史记》编撰成就的基础上并有所发展、创新，使其体例更完整、结构更严密、记载更完备详尽，且文体风格更受古文影响从而显得博雅弘丽等特点，是有着较为清楚的理解的。
然而，由于对《汉书》的成书背景、编撰宗旨、叙事成就和西汉历史文化的认知与把握尚存在不足，该书编者同时对《汉书》史料来源的可靠性、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历史评价的客观性提出了多方质疑乃至否定，认为《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缺乏因果意识”和“外部材料的制约”，“且不够完整”，因此研究者“在批判性地处理材料时要求持谨慎的态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皇帝、诸王和显贵人物等家族的家谱中所收的妇女的参考材料没有男人们那样完整；二、对于京师政治事务的报道占绝对大的比重，而对于地方性事件的叙述则比较少；三、计量材料只是偶尔散见于各处(且不够精确)，却大量收录了来自官方或皇帝决定的枯燥的声明或严肃的公告，以及国家文献的提要；四、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材料都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而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详见该书“导言”)。五、对于王莽的评价和新莽历史的叙述，编者认为班固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撰写《汉书》的，《汉书》“没有把新莽王朝当作一段应该同样享受一个虽然短命、却被视为合法的王朝尊重的完整时期”，是由于“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因此“古代的历史学家引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它对公正地评价像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于是，“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虽然当了15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其所占有的篇幅只是《汉书》之末(卷99上、中、下)的一篇传记，“文中对他的为人和他的统治进行了连续的批判”，且“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而“《后汉书》对他的垮台的细节补充得很少”，“对王莽只能在这样贫困的材料基础上进行评价”。这些论述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
三、结论
《汉书》是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典范，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创立有着重大贡献，并对后世正史修撰具有深远影响。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学者对于《汉书》的译介与研究日渐深入，出现了一些卓有建树的专家和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在充分肯定欧美《汉书》研究总体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汉书》在欧美(乃至整个海外)的传播与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尚无《汉书》的全译本。据前介绍，《汉书》目前仅出版过一些节译本，且大多为英译本，其他语种如德语、法语等，仅有一些单篇译注，这对于《汉书》的海外传播、普及与研究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与此相反，《史记》在海外的学术命运则有着天壤之别。迄今为止，《史记》不仅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语等多种译本出版，且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完整英译版本，海外“史记学”的发展日益繁荣、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视阈不断扩展。因此，尽快出版一部完整、高水平的《汉书》全译本，正是当前《汉书》研究亟须完成的重大课题，此正有赖于中外学者的精诚合作与积极交流。
二是中国学界对于欧美《汉书》研究的成果关注不够、利用不足。其中原因其一，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使得中国学者在利用海外、特别是欧美学者的《汉书》研究成果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其二，由于国内“汉书学”的整体发展较“史记学”而言显得低迷、冷落，中国学者对于本国自古至今的《汉书》研究成果梳理尚存在较大不足，因此对于海外《汉书》研究成果也不够关注。
三是欧美学者在对于班固和《汉书》的论述与评价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在缺乏对第一手资料全面把握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先入为主、预设前提，在微观上可能有所建树，但从整体上来看却存在着诸多偏见与误读，此确为欧美，乃至海外《汉书》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随着中西史学界对于《汉书》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更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评价该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推进各方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合作，从而使21世纪的《汉书》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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